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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复礼　儒家的道德原则和修养方法。由孔子首倡。《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感情欲念，“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使思想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克犹约也，复犹反也，言若能自约俭己身，返反于礼中，则为仁也。”后世正统儒家据此发挥，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朱熹以为“克己”即胜自身之私欲、“复礼”在返归天理之节文，称：“为仁者必有于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复全于我矣。”（《论语集注》）

志　中国古代哲学史和伦理学史用语。语出《论语》：“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博学而笃志”（《阳货》）。以“志”为心之所向，有趋向、期必之意。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墨子·鲁问》），以“志”表示人的思想动机，并用“天志”作为衡量万物的规矩和区分是非、善恶的标准。孟子“尚志”，以“志”为其重要的哲学概念：“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孟子·公孙丑上》）要求学者如“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那样“志于道”、“志于仁”。西汉董仲舒主张“重志”：“礼之所重者在其志”（《春秋繁露·玉杯》）。南宋陈淳则对“志”作了概括：“志者，心之所之。之犹向也，谓心之正面全面向那里去。”（《北溪字义》）明王守仁进一步发挥孟子的思想，视“志”为人的一切精神、言行的主宰，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

信　儒家提倡的伦理范畴。本意为诚实不欺、恪守信用。《国语·周语上》：“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信所以守也。”《左传·昭公二年》：“忠、信，礼之器也。”以“信”为行礼的必备品德之一。孔子把“信”视为“仁”的主要德目，“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主张“敬事而信”、“谨而信”（《论语·学而》）。并引作为治民、用人、交友的重要原则。认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又说：“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孟子进而把“朋友有信”纳入“五伦”规范。西汉董仲舒作总结说：“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举贤良对策一》）确立了“信”在儒家道德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释“信”为诚实而不隐瞒其情，“著其情所以为信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并认为不限于“朋友之交”，主要是指臣德，“为人臣者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春秋繁露·离合根》）。南宋朱熹认为“信”与“仁、义、礼、智”四德的关系是：“信”涵盖四德，体现于四德。“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朱子语类》卷六）。又说：“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朱子语类》卷二十）实际上是指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诚实信念。中国古代其他学派对“信”也有所论述。《墨子·经上》：“信，言合于意也。”《管子·小问》：“泽命不渝，信也。”法家则强调“赏罚必信”，同时又主张“固术而不慕信”（《韩非子·五蠹》），以此否定“信”的道德价值。

意　中国古代哲学史用语。指意见，意念，本意。《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主张处事接物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这里的“意”指主观意见。《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意谓要使人的意念真实无妄，必须首先达到“知”的境界。后期墨家把“意”作为认识论中的用语，《墨子·经下》：“意未可知，说在可用，过仵。”“意”是否可达到“知”是有条件的，故“智（知）与意异”（《墨子·大取》）。强调“意”必须经过实际的检验，才能判定正确与否。《墨子·经说上》：“意、规、圆，三也俱，可以为法。”以规、圆喻认识手段和方法，认为人的一种设想应结合和利用“规、圆”之类的工具，通过实际活动使设想成为现实。魏晋时代以“意”为重要的哲学范畴。意谓本意，曾在“言不尽意”和“言尽意”的问题上展开争论。王弼对《周易》所讲的言、象、意的关系作了玄学的解释。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否定图像、语言而求神秘的本“意”。西晋欧阳建《言尽意论》提出：“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肯定语言能表达人的思想本意。宋明时期理学家对“意”作各自解释。南宋朱熹说：“意者，心之所发也。”（《大学章句》）认为意是心上一念之发。陈淳认为：“意者，心之所发也，有思量运用之义。”（《北溪字义》）杨简说：“一则为心，二则为意；直则为心，支则为意；通则为心，阻则为意。”（《绝四记》）将心、意对立，以意作私意来解释。王守仁不仅肯定“心之所发便是意”，而且还认为“意之所在便是物”（《传*录》），以论证其“心外无物”的观点。明末刘宗周却以为意不是心之所发，而是先天蕴藏于心的，“故意蕴于心，非心之所发也”（《刘子全书·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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