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他们被赶出百孙院，马上变成市井里的普通人。宫门一关，名册被划掉，粮票作废，昔日的王孙公子转身去挑担、去摆摊、去当雇工。长安街头有人围观；有的人看着看着笑了，有的人看着看着愣了。
那年开元二十五，宗正寺新修的属籍令里就记着一句冷话：出了五服，朝廷连一口粥都不给。不是民间传言，是档案上白纸黑字写着的。记载里有个典型：李秀，出身不差，是河间王后代，在兵部挂着职衔，平日只要到衙门点个名就能领粮。名册一划，公文上只留一句“非五服内，停给”。他把仅有的一枚金鱼袋当了，换了三斗黍米，回到老宅和寡母喝粥。没过多久，他脱了锦袍去西市马行搬豆料。敦煌残卷里还写着“故勋卫李秀，今载春雇于西市，日庸值九文”，这九文钱，连两升酒都买不来。档案把贵族的落脚生涯写得干脆利落，读来让人出神。
把这事儿往前倒推，得说到“五服法”的来头。仪礼里本来是讲丧服亲疏的，后来被当作管理宗室的工具搬上台面。李世民把它定成家法：以当朝皇帝为中心，往上往下推数代，圈定一个亲属圈，圈外就是“远支”。超出圈外的亲戚，名册撕掉、粮票注销、入籍断绝。贞观时，朝堂上有人把宗室的人口和开支算成一笔账，说现在宗室到玄孙之外人数已甚多，继续养下去财政吃不消。政令一出，亲情就成了算术题，大家都明白那味儿。
制度具体又狠。爵位一代代往下降，亲王嫡子降一等为嗣王，嗣王嫡子再降为国公，国公后代几代就归零。庶出的更低四代归平民。有人看着这是把富贵控制在五世以内，是长远的国策；有人看着这是把家族一代代推下云端。开元二十三年一次性清理了两千一百多名远支，长安市场立刻有了波动：绢帛少了买主，酒楼却多了客人。王维的诗里影射过这种景象，那些曾经的门第不再坐在朱门，白发的也落到共同的归宿。
新规压住了武装反叛的势头，但也逼出别的反应。武周末年，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他的檄文里把统治者骂得体无完肤，同时提到自己“宗室近属今为远支，无尺土之封”，于是拔起兵来要个说法。兵败后，他被赐死，子孙并入庶籍，姓也被改。这样的高压让唐两百多年的宗室叛乱次数少，但也把不满压进了别的通道，比如科举。
科举成了远支翻身的路。开元以后，榜单上姓李的很多。但朝廷有一套隐形规则：宗室及第不能直接进翰林，先当县尉，三年考核无过才可能升史官，若在试卷里写自己是王孙立刻被打回。天宝七年，李岘中了状元，却被发配到岭南做尉，路上中暑，到了地方连靴子都破了。他后来上疏写得带刺，字里行间把制度的冷和人的酸都写进去。有人靠书卷走出皇族阴影，有人连书都读不起，只能在市井里挣口饭。
市井里有另一种出路。远支宗室学会在市场里做事，开店、做酱园、买下寺庙产业。他们不敢把“李”字拉得太显眼，招牌上写“陇西旧族”、“旧门第”之类的暗示，既让顾客觉得可信，又不招官府注意。会昌年间武宗禁佛，许多寺庙宅院被拍卖，买主里常见这些“隐形宗室”。他们把等待恩典改成自己谋生，市场成了替代宫廷的现实选择。
还有一些故事在史书里像小插曲一样出现。晚唐咸通年间，洛阳有个卖脱蒸糕的小贩，自称高祖五世孙，被街头起哄嘲笑。那人掏出宗正寺当年的铜鱼符，别人不信他便当场把鱼符扔进洛水。第二天他去投军，后来靠军功被授将，史**下他“既拔卒伍，不复言宗室”。这是个极端的自我抛弃：为了生存，把曾经的身份放到脚下踩过去。
可身份有时候很难彻底甩掉。黄巢起义攻入长安时，城里不少王侯宅第被烧，近支被杀，远支也没能幸免。起义军分得清亲王和郡公，分不清郡公之后和普通人有什么差别，结果是“宗室无少长皆死”。那些曾经被制度推去自力更生的人，遇到大祸时还是被旧名号牵着命走。史料里写的场景简单粗暴：血水里漂着手稿、账本和酱缸，市场和科场都没保他们。
最后一搏是朝代更替。朱温篡位后，把最后一任宗正卿贬为平民，保管黄册的籍坊被拆了，木片当柴卖，皇族档案随风飞散。五服法在历史上完成了任务：它把部分宗室从国家支出里剔除，也把一部分人推向独立生活。大明宫遗址上那块宗正寺界碑还在，碑背的字被苔藓填满。拨开苔藓，刻着的短句冷得让人愣住：宗室者，国家之毒也，恩多怨多，不如法断。站在碑前，看那些被逐出百孙院的人影在脑海里重现，你能感到一种制度的决断和它留给人的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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