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佚名
记得那是个晨雾还没散尽的秋日早晨，我端着搪瓷缸子蹲在门槛上刷牙，满嘴泡沫地望着公用自来水龙头前排起的长队。七十年代的大杂院生活，就像这池子里的肥皂水，看着热闹，底下都是挤挤挨挨的日子。我们家那间朝北的小屋，冬天冷得呵气成霜，夏天热得炕席能烙饼。可奇怪的是，当年谁也不觉得苦，街坊四户共用一个灶披间，张家炖肉全院飘香，李家孩子哭闹全胡同都听得真切。
搬出大杂院是1978年深秋的事。父亲单位终于分了套“统建楼”的两居室，虽说是简子楼，共用厕所都在走廊尽头，可到底有了自家的厨房门。母亲整理行李时，从樟木箱子底翻出个红绸布包，里头是攒了十年的工业券和布票，有些已经泛黄发脆了。“这些都没用了，”她摩挲着票券边缘的齿孔，“听说西单商场来了批不用布票的的确良。”那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要走进的不仅是新楼房，还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新年月。
搬家前夜，隔壁赵奶奶送来一饭盒茴香馅饺子。她粗糙的手掌按着我的手背：“丫头，住楼房可别关着门过日子。咱这大院十四户，哪家孩子不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后来我在阳台上养了盆茉莉，花开时总想起赵奶奶窗台上的那盆——夏夜里，整个中院都浮着她那茉莉混着艾草烟的味道。原来有些东西不是墙能隔开的，它们长在人的鼻息里，长在胃的记忆里。
新家的第一夜安静得让人心慌。没有隔墙传来的收音机样板戏，没有夜归人哗啦啦的自行车链条声，我突然怀念起大杂院每月轮流收水电费时，各家为分摊几毛钱争得面红耳赤的热乎劲儿。原来嘈杂也是一种温度，那种推开门就能借棵葱、转身就能唠家常的亲密，在笔直的楼梯间里忽然成了需要刻意维持的礼节。母亲却说：“好事，人总得往亮堂处走。”她站在阳台上晾晒被褥的背影，被十点钟的太阳拉得很长，像棵终于舒展开的老树。
如今我儿子听着这些往事，总觉得像在听上古传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怀念没有抽水马桶的岁月，就像我当年无法理解外婆念叨土改时分到青砖房的喜悦。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大杂院要走出，每代人都背着不同的行李。那些漏雨的瓦檐、斑驳的影壁墙，其实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化作我们这代人身上某种奇怪的矛盾：既渴望私密的便利，又怀念坦荡的拥挤；既奔向开阔的天地，又频频回望来路上袅袅的炊烟。
前些年旧城改造，原来那片大杂院的位置起了三十层的玻璃幕墙大厦。我站在街对面看了很久，突然在楼体反光里看见那个端着搪瓷缸的瘦小姑娘。她正踮脚够着比自己还高的水泥水池，肥皂泡顺着生锈的水管滴滴答答，砸在地面积水上，漾开一圈圈1975年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