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佚名
说到“出轨皇后”这四个字，很多人脑海里可能立刻浮现出宫斗剧里的狗血桥段。但历史往往比戏剧更复杂、更沉重。当我们剥开那些香艳的传闻，看到的常常是一个个被时代枷锁困住，在权力、情感与自我之间奋力挣扎的女性身影。她们的故事，从来不是简单的对错二字可以概括。
让我先想起那位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她还是武媚娘，乃至后来的武皇后时，“出轨”这个后世加诸于她的标签，本身就值得玩味。在父权至上的唐朝，男性帝王三宫六院是常态，而一位女性政治家若有过几段情感关系，便成了千年口诛笔伐的罪状。她与李治的结合，从一开始就夹杂着政治与情感的复杂计算。及至后来掌权，她与薛怀义、沈南璆等人的关系，有多少是出于欲望，有多少是出于对绝对权力庇护下那一点可怜温存的索取，又有多少是向男权社会规则的一种刻意反叛？你细想，她的每一次“越轨”，似乎都踩在权力更迭的刀刃上。那不是深宫怨妇的寂寞，而是一个试图在男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登上顶点的女人，所展现出的惊人冷酷与孤独。她砸碎的不只是贞节牌坊，更是那个不允许女性有欲望、有野心的时代铁幕。
再把目光投向欧洲，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涕。这位17世纪欧洲最博学的女性之一，宁愿放弃王位也不愿结婚。她的“出轨”，并非针对某个具体丈夫，而是针对整个社会强加给她的“妻子”与“母亲”的命运。她热爱哲学、艺术，与各国学者亲密交往，情感上与女性挚友埃芭·斯帕尔的关系更是引人猜测。在当时，这种拒绝婚姻、追求精神自由与疑似同性之爱的行为，是比任何婚外情都更严重的“对国家和上帝职责的背叛”。她的退位，是一场惊世骇俗的自我流放。从斯德哥尔摩寒冷的王宫，到罗马温暖的沙龙，她的一生都在逃离枷锁，追寻自我。她的“出轨”，是灵魂对肉体桎梏的叛逃。
你会发现，这些被称为“出轨皇后”的女性，往往有几个共同点：她们都极度聪慧，能力出众，因而无法忍受平庸和被支配的命运；她们都身处于一个女性只能作为附属品存在的系统里；她们的挣扎，无论是通过权力、知识还是情感，最终都指向对自由意志的渴望。那些风流轶事，不过是她们试图在铜墙铁壁上凿出一扇透气窗时，飞溅出的碎石。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而她们的故事，则被那些掌握笔杆的男性史官，简化成了供人猎奇或警示后人的道德污点。
我们看待这些历史人物，或许可以放下一些现代的道德审判。在她们所处的绝境中，爱情或欲望，有时是唯一的匕首，用来刺破令人窒息的命运。那不是浪漫，而是一种近乎悲壮的抵抗。她们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们：当一条路被封死，总会有人，哪怕背负全世界的骂名，也要用尽力气，去撞开另一条路。代价是惨重的，名声是狼藉的，但那瞬间的光亮，却照见了千百年来无数女性沉默的痛苦。这，或许才是“出轨皇后”这个标签背后，最值得深思的真相。
问：武则天养男宠，是不是就证明她私生活混乱，和昏君一样？
这么看就太简单了。首先得把语境摆回古代。男性皇帝拥有后宫三千是制度允许，甚至是彰显权威的一部分，而女性统治者找男宠，则是惊世骇俗的“僭越”。武则天的行为，有个人欲望的成分，但更深层的是政治符号。她是在用这种方式挑战“皇帝”必须是男性的规则，模仿男性君主的特权，以巩固其权力的正当性。这和昏君的纵欲享乐有本质区别，更像一种冷峻的政治表演。当然，这过程里个人的情感与孤独也真实存在，但绝不能用“私生活混乱”来扁平化地概括。
问：欧洲历史上那些有情人而不结婚的女贵族，和“出轨皇后”性质一样吗？
有相似，但内核不同。贵族女性拥有情人，很多时候是包办婚姻制度下的一种情感补偿，是在接受婚姻作为政治经济契约的前提下，私下寻求慰藉，其挑战性是有限的。而如克里斯蒂娜女王这类“出轨”，是公开的、彻底的拒婚，是拒绝成为契约本身。她挑战的不是婚姻内的忠诚，而是“女性必须通过婚姻来定义价值”这个根本社会结构。前者是在规则内偷偷开小差，后者是公然撕毁规则书，后者需要的勇气和承受的压力远非前者可比。
问：从现代视角看，该怎么评价这些女性？是同情还是批判？
或许可以超越单纯的同情或批判。更恰当的方式是“理解”。理解她们所处的极端环境——那是一个没有女性独立人格可言的时代。在这种系统性的压迫下，她们用尽手边能找到的、哪怕是有毒的工具（比如以性作为权力筹码）去反抗，其行为本身必然充满矛盾与代价。我们不必为其中残酷或违背现代伦理的部分辩护，但应看到那背后挣扎的主体性。她们不是道德的典范，而是历史的“困局突围者”。她们的遭遇警示我们：当一个社会无法为才华卓越的女性提供实现价值的正常通道时，会逼迫出怎样扭曲而激烈的悲剧。评价她们，最终是在反思那个塑造了她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