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佚名
巷子口的桂花又开了，香气稠得化不开，粘在傍晚的空气里。张姨摇着蒲扇坐在藤椅上，目光虚虚地落在远处。几个碎嘴的老太太聚在井边，声音时高时低，像夏夜里躁人的蝉鸣。“听说了吗？张姨家那个‘男妾’……”话头到这里便掐断了，只剩下意味深长的眼神和撇着的嘴角。我搬来这条老街不过半年，关于张姨的种种，却像墙角的青苔，悄无声息地浸满了每一道砖缝。
张姨六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常年穿着素净的棉麻衫子，是个极体面的人。她独自住着一栋祖传的老屋，院里种满了花草。而人们口中的“男妾”，是老陈。老陈比张姨小十来岁，住在巷尾，是个沉默寡言的水电工。不知从何时起，他几乎包揽了张姨家里所有的力气活：修屋顶、通水管、搬重物，还在她的小院里搭了个极漂亮的葡萄架。他不收钱，最多只在忙完时，坐在院里的石凳上，喝一碗张姨晾好的凉茶。
流言便是这么起来的。在旁观者看来，这关系暧昧得过了头——非亲非故，凭什么这样付出？有人说老陈觊觎张姨那栋值钱的老屋；有人刻薄地笑谈这是“老牛吃嫩草”；更有人翻出老陈年轻时蹲过几年监狱的旧账，说得有鼻子有眼。每当流言飘到张姨耳边，她只是淡淡地续上杯里的茶，仿佛听到的是别人家的故事。倒是老陈，有次听见几个闲汉在杂货店门口嚼舌根，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走过去，静静地看着他们。他那张被风霜凿得沟壑纵横的脸，没什么表情，却让那几人悻悻地散了。
我和张姨熟络起来，是因为一场暴雨。我租的房子窗户漏雨，急得团团转时，是张姨让老陈过来帮我。忙活完已是夜里，雨还没停，张姨留我们吃饭。简单的三菜一汤，席间话不多，却有一种奇怪的融洽。老陈话少，但手脚麻利，添饭递汤很是自然。饭后，张姨在厨房洗碗，老陈就坐在门槛上，望着雨帘抽烟。我忍不住低声问：“陈叔，您为啥对张姨这么好？”他弹烟灰的手顿了顿，半晌才说：“她是个善人。”再多的，便没有了。
直到那个秋天，张姨急性阑尾炎住院，许多事情才浮出水面。老街坊们象征性地去看了看，放下些水果便走了。只有老陈，每天雷打不动地守在病房，张姨睡着他就在走廊里坐一夜。我去陪床时，见过他给张姨读报纸，声音粗粝却异常轻柔。护士们都以为他是张姨的亲弟弟。出院那天，我帮忙收拾，在张姨的枕头下，无意中看到一张旧得发黄的照片——年轻的张姨抱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笑靥如花。那孩子的眉眼，竟与老陈有几分相似。
我心里咯噔一下，似乎触到了某个秘密的边缘。后来，是从几位最老的原住民那里，才拼凑出故事的轮廓。原来，老陈出狱后回到老街，父母早已不在，孑然一身，遭尽白眼。是张姨，力排众议，让他帮着打理街道居委会的杂事，给了他一份正经收入和做人的尊严。更早以前，老陈的母亲病重时，是张姨默默垫付了医药费，守了最后一夜。那张照片里的孩子，正是老陈姐姐的遗孤，孩子后来被外地亲戚接走，而张姨曾抚养过他一年。这些事，张姨从未对人提过。
流言里的“男妾”，原来是一段跨越了几十年、混杂着恩义、愧疚与守护的复杂情谊。老陈用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方式，在回报一份在他人生至暗时刻未被抛弃的善意。这情谊超越了男女，甚至超越了普通的亲情。它不浪漫，甚至有些沉重，却扎扎实实地生长在两个孤独而善良的灵魂之间。老街坊们后来似乎也明白了什么，闲话渐渐少了。葡萄熟的时候，张姨总会摘下几串，让老陈给左邻右舍都送点去。那葡萄，真甜。
如今我坐在张姨的院子里，看着老陈在修理一把旧藤椅。阳光透过葡萄叶洒下来，光斑在他们身上轻轻摇晃。我突然觉得，语言有时候是多么苍白无力。它轻易就能制造出“男妾”这样充满猎奇与恶意的标签，却无法度量那碗凉茶的温润，那把藤椅上承载的时光，以及那份无需言说、却足以托住一个人一生的静默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