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我记事儿的时候，三叔在我眼里，就像院子里那棵不怎么结果子的核桃树。
直愣愣的，不爱说话，风吹过来，别的树都哗啦啦地响，就它，只是闷闷地晃几下叶子，好像有满肚子的心事，又懒得说出口。
我们家在黄河边上一个挺大的村子里，姓李的占了一大半。我爹是老大，下面还有个二叔，早些年去铁路上当了工人，一年到头见不着面。三叔李卫东，是奶奶最小的儿子。
他跟我们家，或者说，跟整个村子都有点格格不入。
村里人天一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天擦黑才满身泥土地回来，嗓门一个比一个亮。三叔不一样，他白天也下地，挣工分，但他身上那股劲儿，总像是省着用的。别人歇晌的时候，在田埂上抽旱烟，说荤话，他就在树荫底下，从怀里掏出一本卷了角的书看。
那书的封面早就磨没了，纸张黄得像秋天的落叶，被他翻得起了毛边。
那时候我不认字，就觉得那上面密密麻麻的黑点点，像一群蚂蚁，不知道有啥好看的。
我问他：“三叔，你看啥呢？”
他把目光从书上挪开，看着我，那眼神很深，不像是在看我，像是在看我身后的什么地方。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笑笑，摸摸我的头，说：“看故事呢，山外面，很远地方的故事。”
山外面，是多远？我不知道。我们村子四面都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出门就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我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的供销社。
三叔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听我爹说，要不是那几年闹运动，学校停了课，三叔早就考出去了。他念书的时候，年年第一，墙上糊墙的报纸，他都能蹲那儿看半天。
可生不逢时，高中毕业就回村里当了农民，一身的学问，最后都用来算工分了。
村里人背后都悄悄说，读书有啥用？还不是跟我们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同情。
三叔不辩解，只是更沉默了。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两件事上：干活，和看书。
我们家的土坯房，西边那间最小的，就是三叔的屋。屋里除了一张土炕，一个破木箱子，就全是书了。那些书不是从哪儿买的，是“捡”来的。镇上每次批斗什么“毒草”，烧书，三叔就偷偷跟在后头，等火堆快灭了，从里面扒拉出那些没烧透的。
为这事，我爷爷没少用烟杆子敲他，骂他“不知死活”“引火烧身”。
三叔就梗着脖子，一声不吭，等爷爷骂累了，他再偷偷把那些书藏到炕洞里。
那些书，就是他的命。
197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村里的大喇叭响了，一遍又一遍地广播，说国家要恢复高考了，知识青年、社会青年，都可以报名。
整个村子，像一锅温吞水，突然被烧开了。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着炕桌吃饭。桌上一盘酸菜，一盘土豆丝，一碗玉米糊糊。
我爹喝着糊糊，叹了口气，说：“卫东，广播你听见了吧？这是个机会。”
三叔没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筷子在碗里慢慢地搅着。
奶奶停下筷子，看着他，眼睛里是一种很复杂的神情，有期盼，也有担忧。“老三，你想考不？”
三叔这才抬起头，他的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但他的眼睛，亮得吓人，像黑夜里突然被点着了两盏灯。
“想。”他说，声音不大，但一个字一个字，砸在地上，都能听见响儿。
从那天起，三叔就变了。
他好像把那棵沉默的核桃树的外壳给褪了，整个人成了一根绷紧的弦。
白天，他比谁下地都早，比谁干活都卖力，好像要把一天的活在一个时辰里干完。晚上，我们都睡了，他屋里的那盏小煤油灯，却总是亮到后半夜。
那灯光，像一粒黄豆，从门缝里漏出来，照在我去茅房的路上。我好多次半夜醒来，都看见那点光亮，固执地、安静地亮着。
我爹心疼他，偷偷给他煮鸡蛋。奶奶把家里攒着换盐的布票，都拿出来，让爹去镇上给三叔换了几本崭新的复*资料。
那几本书，三叔宝贝得不行，专门用牛皮纸包了书皮，连个折角都舍不得有。
考试那天，是爹用家里的独轮车推着三叔去县城的。
天还没亮，路上结着冰碴子。独轮车在土路上“吱呀吱呀”地响，像在唱歌，又像在哭。
三叔坐在车上，穿着他唯一一件没打补丁的蓝色中山装，怀里紧紧抱着他的书和笔。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停地回头看我们村。
那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一种叫作“告别”的神情。
成绩下来的那天，整个李家庄都轰动了。
邮递员骑着那辆绿色的二八大杠，一边捏着车铃，一边扯着嗓子喊：“李卫东的通知书！李卫东考上啦！”
我们全家，还有半个村子的人，都冲了出去。
我被人流挤在最后面，只看见三叔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一张薄薄的纸，他的手抖得厉害，半天没打开。
我爹抢过来，展开，对着那张纸，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只听见爹的嗓音越来越高，最后都变了调。
“总分……二百六十七！”
人群“嗡”的一声炸开了。
“二百六十七？我的天爷！”
“听说这次全县上二百分的都没几个！”
“卫东这娃，有出息了！这是要飞出咱们这山沟沟，当大官了！”
奶奶捂着嘴，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嘴里不停地念叨：“老天开眼了，老天开眼了……”
三叔站在人群中间，还是那么直愣愣的，像一根木桩。那张成绩单被他攥在手里，攥得发了白。阳光照在他脸上，他却好像没感觉到暖和，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喜还是悲。
我挤到他跟前，拽了拽他的衣角。
他低下头，看着我，忽然笑了。那笑容，像冰河解冻，一下子把他脸上所有的沉郁都冲开了。他一把将我抱起来，举得高高的，在我耳边大声说：“小石头！三叔考上了！三叔考上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那天，我们家院子里的那棵核桃树，好像也跟着高兴，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像在鼓掌。
三叔考了全县前十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天之内就飞遍了周围十里八乡。
我们家的门槛，一下子就被人踩低了半寸。
以前，我们家在村里，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户。爹娘老实本分，我跟姐姐也都还小。三叔虽然是个高中生，但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这身份不但没给他带来光环，反而像个尴尬的标签。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三叔成了“准大学生”，未来的“国家干部”。这个身份，在1977年的冬天，比地主家的粮食还要金贵。
最先闻着味儿找上门来的，是媒婆。
我们村的王媒婆，长着一张能把黑说成白的嘴。她提着一包红糖，满脸堆着笑，一进门就拉着我奶奶的手，亲热得像是失散多年的姐妹。
“哎哟，老嫂子！我给您道喜来了！您家卫东，那可是咱们这片的文曲星下凡啊！祖坟上冒青烟了！”
奶奶被她夸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让座，倒水。
王媒婆坐下，呷了一口水，就开始进入正题：“嫂子，你看啊，卫东这孩子，眼瞅着就要去上大学了。这大学生，以后就是城里人，吃商品粮的。可他年纪也不小了，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人怎么行？”
她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我这儿啊，有个顶好顶好的姑娘。东头赵家庄的，她爹是村支书。那姑娘，长得水葱儿似的，高中毕业，人又能干。他们家说了，只要卫东点头，彩礼一分不要，还陪嫁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
“飞鸽”牌自行车！
我倒吸一口凉气。那时候，这可是跟拖拉机一样稀罕的宝贝。谁家要是有一辆，出门都得把头昂到天上去。
奶奶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她悄悄把我爹拉到一边，商量道：“他爹，你看这事……”
我爹皱着眉头，抽着旱烟，烟雾缭rou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这事，得问卫东自个儿的意思。”
王媒婆走后，奶奶就把三叔叫到了跟前。
“卫东，刚才王媒婆说的事，你听见了没？赵家那姑娘，条件多好啊。你要是点了头，咱家脸上也有光。”
三叔正坐在炕沿上，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书。听到奶奶的话，他连头都没抬，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娘，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事。”
“怎么不想考虑？”奶奶的调门高了八度，“你都二十好几了，村里跟你一般大的，娃都会打酱油了！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你还想啥？”
三叔翻了一页书，说：“我要读书。”
“读书跟娶媳妇有啥冲突？”奶奶急了，“先把亲事定下来，等你大学毕业了，正好成亲！人家姑娘说了，愿意等你！”
三叔终于放下了书。他抬起头，看着奶奶，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疲惫和坚持。
“娘，我的事，您别操心了。”
说完，他拿起书，走回了自己的小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奶奶气得直拍大腿，对着那扇紧闭的门骂：“你这犟驴！死脑筋！好日子送到眼前了都不要！你到底要干啥！”
骂声在院子里回荡，但那扇门，再也没开。
这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家简直成了相亲大会的现场。
张家庄的李裁缝，带着他女儿的“电烫头”照片来了。
西边洼子的王屠夫，提着两条猪后腿来了。
甚至镇上供销社的主任，都托人捎话，说他家有个侄女，在县纺织厂当工人，也是个“吃皇粮”的。
每一个姑娘的条件，都好得让人咋舌。每一个媒人，都把三叔夸得天上有地下无。
奶奶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喜悦，慢慢变成了焦虑和不解。
三叔就像一块石头，油盐不进。
不管你说得天花乱坠，他就是一句话：“我现在只想读书。”
次数多了，奶奶的耐心也耗尽了。
一天晚上，又一个媒人走后，奶奶把饭碗重重地往桌上一放，眼圈红了。
“李卫东，你给我句实话，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天上的仙女吗？这些姑娘，哪一个配不上你？人家图啥？不就图你是个大学生，有前途吗？你怎么就这么不知好歹！”
我爹也看不下去了，劝道：“卫东，你娘也是为你好。先定下来一个，对你对家里，都是好事。”
三叔沉默地扒拉着碗里的饭，一粒一粒，吃得特别慢。
良久，他抬起头，看着我们，说：“哥，娘，我心里有人了。”
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我们家这间小小的土屋里炸响。
奶奶愣住了，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
我爹手里的烟袋锅“啪”地掉在了地上。
“谁？”奶奶的声音都在发抖，“是哪家的姑娘？你怎么不早说！”
三叔的目光，投向了窗外黑漆漆的夜，声音很轻，却很清晰。
“是林家的，林舒。”
林舒。
这个名字一出来，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
如果说，三叔考上大学，是让我们家站到了阳光下。那么，“林舒”这个名字，就是一朵能遮住所有阳光的乌云。
林家，在我们村，是个特殊的存在。
林舒的爷爷，曾经是前清的秀才，后来在县里当过教书先生，家里藏书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出身”，在那几年，他们家被划成了“坏分子”。
林爷爷被拉去游街，戴高帽，家里的书被烧了一大半。林舒的爹，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因为这事，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
林家人，在村里就像是影子一样，走路都贴着墙根，从不敢大声说话。
而林舒，就是这个家庭里，最沉默的那个影子。
她长得很好看，不是那种张扬的好看，是安静的，像一朵开在墙角的小白花。皮肤很白，眼睛很大，总是低着头，长长的睫毛垂下来，遮住了她所有的情绪。
她也读过高中，跟三叔是同学。
我见过她几次。她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旧衣服，抱着一摞书，匆匆地走过，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村里的年轻人，没人敢跟她多说一句话。跟她家沾上关系，就等于给自己找麻烦。
我怎么也想不到，三叔心里的人，竟然是她。
“你……你糊涂啊！”奶奶终于反应过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桌上的碗都跳了起来，“你怎么能跟她家的人搅和在一起！你忘了她家是什么成分吗？你忘了你为了这个大学，吃了多少苦吗？你这是要自毁前程啊！”
“成分怎么了？”三叔的犟脾气也上来了，他站了起来，胸膛剧烈地起伏着，“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国家都说要平反了！她是个好姑娘，她比谁都好！”
“好？她再好，也顶着一顶‘坏分子’的帽子！你是个大学生，以后是要进国家单位的！政审那一关，你过得去吗？人家会要一个跟‘坏分子’家庭有牵连的人吗？”奶奶几乎是在嘶吼。
这是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最致命的一刀。
在那个年代，“政审”两个字，就像一座大山，能压垮所有不合时宜的感情。
三叔的脸，一下子白了。
他嘴唇翕动着，想反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是啊，他可以不在乎村里人的眼光，可以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但他不能不在乎自己的前途。那个他用半条命换来的前途。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剩下奶奶沉重的喘息声，和我爹一声接一声的叹气。
我看着三叔，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雷劈中的树，所有的枝叶和生机，瞬间都枯萎了。
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什么叫“成分”，什么叫“政审”。
我只知道，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家的天，就阴了。
三叔不再看书了。
他每天还是早出晚归地去干活，但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他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屋里，一坐就是大半夜，那盏小煤油灯，也不再亮了。
屋子里黑漆漆的，安静得可怕。
奶奶开始变着法地逼他。
她今天说自己心口疼，明天说自己睡不着觉，有时候说着说着，就抹起眼泪来。
“卫东啊，娘知道你委屈。可娘是为了你好啊。咱们家穷了半辈子，好不容易盼到你出人头地，你不能就这么……就这么自己把路给堵死了啊！”
“你要是真跟那林家姑娘好了，你让娘以后在村里怎么做人？你让咱家怎么抬得起头？”
三叔一言不发，只是用一种近乎绝望的眼神看着奶奶。
我爹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劝奶奶：“娘，孩子的事，让他自己拿主意吧。”又劝三叔：“卫东，你再好好想想，这可是一辈子的事。”
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不敢大声说话，连走路都踮着脚。
我开始偷偷观察三叔。
我发现，他有时候会一个人，跑到村东头那条干涸的河沟边上。
那里很偏僻，长满了荒草。
林舒的家，就在河沟的另一头。
三叔不走过去，就站在我们这边的土坡上，远远地望着。
有一次，我悄悄跟在他后面。
我看见林舒也从她家里出来了，她提着一个篮子，像是要去打猪草。
她也看到了三叔。
两个人，隔着一条几十米宽的河沟，就那么站着，望着彼此。
冬天的风，很大，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风吹起林舒的衣角，也吹乱了三叔的头发。
他们谁也没有说话，也没有走近。
那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里面有思念，有委屈，有不舍，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奈。就像两只被无形的笼子关住的鸟，拼命地想飞向对方，却怎么也挣不脱那些看不见的栏杆。
他们就那么站了很久很久，直到天色暗下来，直到林舒的娘在院子里喊她的名字。
林舒才像是从梦里惊醒，最后看了三叔一眼，转身跑回了家。
三叔在原地又站了很久，像**石像。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鼻子很酸。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三叔宁愿得罪全家，也不肯放弃。
那不是简单的“喜欢”，那是一种在黑暗里相互取暖的依靠。
听村里人说，在三叔备考的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是林舒一直在帮他。
林舒的爷爷，偷偷地把家里藏着的那些“禁书”借给三叔看。那些古典文学，那些数理化的旧课本，是三叔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林舒会把自己省下来的口粮，偷偷塞给三叔。有时候是一个窝头，有时候是两个地瓜。
她还会帮三叔抄写复*笔记。她的字，写得娟秀又工整，像印出来的一样。
在那个所有人都躲着他们家的年代，三叔是唯一一个，敢跟他们说话，敢把他们当成普通人看待的人。
而在那个所有人都嘲笑三叔“读书无用”的年代，林舒是唯一一个，相信他一定能考出去，相信他肚子里那些墨水，总有一天会发光的人。
他们的感情，不是风花雪月，是在苦难里，一针一线缝起来的。
那有多珍贵，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可这份珍贵，在现实面前，却脆弱得不堪一击。
转眼，就到了快过年的时候。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寄来了。
是一封来自省城大学的信，牛皮纸的信封，上面盖着红色的邮戳。
当邮递员再次喊出“李卫东”的名字时，我们家却没有了上次的狂喜。
爹接过信，递给三叔。
三叔的手，依然在抖。
他拆开信，里面是一张印着铅字的通知书，和几张需要填写的表格。
其中一张，就是“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登记表。
那张薄薄的纸，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三叔的手一哆嗦。
他看着那张表，看了很久很久。
那天晚上，三叔做了一个决定。
他找到奶奶，跪在了她面前。
“娘，我错了。”
奶奶愣住了。
“我听您的，我去跟赵家说，我同意这门亲事。”
奶奶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扶起三叔，声音哽咽：“好孩子，好孩子，你总算是想通了。娘就知道，你不会让娘失望的。”
我爹也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只有我，看着三叔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心里堵得难受。
他不是想通了，他是放弃了。
他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丢盔弃甲，缴械投降。
第二天，王媒婆就喜气洋洋地上了门。
两家的亲事，很快就定了下来。没有订婚宴，只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了个饭，交换了信物。
赵家那边，送来了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
我们家，回了一对银耳环，是奶奶压箱底的宝贝。
吃饭的时候，三叔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停地喝酒。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喝酒，喝得很猛，一杯接一杯。他的脸，从白到红，又从红到白。
最后，他喝醉了，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我爹把他扶回屋里。
我听见他在梦里，一遍一遍地喊着一个名字。
“林舒……林舒……”
声音那么轻，那么痛，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定亲后的第三天，三叔失踪了。
他屋里的东西都还在，那块上海牌手表，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上。
他的人，却不见了。
我们全家都疯了。
爹发动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满村子，满山地找。
奶奶急得晕过去好几次。
赵家那边也听说了消息，派人来问。爹娘只能陪着笑脸，说卫东可能是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过两天就回来了。
可一天，两天，三天……
三叔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信。
就在全家都快绝望的时候，我，找到了三叔。
其实不是我找到的，是我无意中发现的。
那天，我去村后的麦草垛里掏鸟窝，听见里面有奇怪的声音。
我扒开一个草洞，往里一看，就看到了三叔。
他蜷缩在草垛最里面，胡子拉碴，眼睛通红，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看到我，他愣了一下，然后对我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小石头，别出声。”
我钻了进去，坐在他身边。
草垛里很黑，有股发霉的味道。
“三叔，大家都在找你，奶奶都急病了。”
他没说话，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钱，有大团结，也有一些毛票，数了数，一共是五十二块六毛。
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是我们家大半年的收入。
“这是……”我愣住了。
“这是我这些年，偷偷攒下的。”三叔的声音很沙哑，“还有赵家给的彩礼钱，我也放在里面了。”
“你把这个，偷偷交给林舒。告诉她，让她拿着这笔钱，离开这里。”
我看着他，不明白。
“离开？”
“对，离开。”三叔的眼睛，望着草垛的缝隙，那里透进一丝微弱的光。“去哪都行，去县城，去省城，去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地方。告诉她，别回来了。”
“为什么？”
“这里，容不下她。”三叔的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也容不下我。”
他顿了顿，继续说：“你告诉她，让她忘了我。找个好人，嫁了，好好过日子。别等我。”
别等我。
这三个字，他说得特别重。
“那你呢？三叔，你怎么办？”我急了。
“我？”他笑了笑，那笑容里全是苦涩，“我明天就走，去上学。我会给家里寄钱，我会让家里过上好日子。这是我欠家里的。”
“那……那你跟赵家的亲事……”
“黄了。”他淡淡地说，“我这样一走，赵家肯定会退亲的。他们的脸面，比什么都重要。”
我明白了。
他用自己的消失，毁掉了和赵家的婚约。
他又用自己所有的积蓄，想给林舒安排一条退路。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他承担了所有的骂名，背负了所有的责任。
他唯一没有安排的，是他自己。
他把自己的未来，劈成了两半。
一半，给了对家人的责任。
另一半，随着那个叫林舒的姑娘，一起埋葬了。
我拿着那个沉甸甸的手帕包，感觉有千斤重。
“三叔……”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他伸出粗糙的手，擦了擦我的眼泪，说：“小石头，别哭。三叔是大人了，这是三叔自己的选择。”
“记住，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谁也别告诉。”
“你把东西交给她，就快点回家。明天一早，我就去镇上坐车了。”
我点了点头，把手帕包紧紧地攥在手里。
那天晚上，我趁着夜色，溜到了村东头的河沟边。
我把手帕包，放在了我和三叔上次看到林舒站的那个位置，用一块石头压住。
我不敢去找她，我怕被人看见。
我只能用这种最笨的办法。
做完这一切，我跑回了家。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院子里的吵闹声惊醒了。
是赵家的人来了，领头的是赵支书，他的脸黑得像锅底。
他们在院子里，指着我爹娘的鼻子骂，骂我们李家不守信用，骗婚。
我爹娘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奶奶躺在炕上，气若游丝。
赵家的人骂够了，把那对银耳环狠狠地摔在地上，扬长而去。
我们家，成了全村的笑话。
所有人都说，三叔李卫东，考上大学就疯了，放着好好的城里姑娘不要，自己跑了，把家里的脸都丢尽了。
我躲在门后，听着那些刺耳的议论，心里却 strangely 平静。
我知道，三叔走了。
他坐上了那趟开往省城的火车，去奔赴他的前程。
也是在同一天，林舒，也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她家里人对外说，是去投奔远房亲戚了。
但我知道，她一定是拿到了那个手帕包。
她和三叔，用一种最决绝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的告别。
从此，一个天南，一个地北。
三叔走了以后，我们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很难。
退婚的事，让奶奶大病了一场，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
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也变了。以前是羡慕和巴结，现在是鄙夷和嘲笑。走在路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看，那就是李卫东家。出了个大学生，结果是个白眼狼。”
“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作。真是读书读傻了。”
爹娘的腰杆，好像一下子就弯了下去。他们变得更沉默，更小心翼翼。
只有我，心里揣着那个天大的秘密，每天都坐立不安。
一个月后，我们收到了三叔的第一封信，还有他寄来的三十块钱。
信写得很简单，说他到学校了，一切都好，让家里不要挂念。钱是学校发的助学金，他自己留了点生活费，剩下的都寄回来了。
爹拿着那三十块钱，手都在抖。
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活，也就挣几毛钱。三十块钱，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巨款。
奶奶看着那封信，眼泪又下来了。她摸着信纸，一遍一遍地念叨：“这孩子……这孩子心里还是有家的……”
从那以后，每个月，我们都会准时收到三叔的信和汇款。
钱从三十块，到四十块，五十块。
信里的内容，也渐渐多了起来。
他会说学校的伙食很好，顿顿有白面馒头。
他会说学校的图书馆好大，里面的书一辈子都看不完。
他会说他的老师，是北京来的大教授，学问特别好。
他还会问我，学*怎么样了，有没有好好练字。
信的末尾，他总会写上一句：家里一切都好吗？勿念。
他从来不提过去的事，不提赵家，也不提林舒，好像那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们回信，也默契地避开那些话题。只说家里一切都好，庄稼收成不错，奶奶身体也硬朗了。
我们就这样，通过一封封信，维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联系。
三叔寄回来的钱，成了我们家最大的依靠。
我们家翻修了房子，把土坯墙换成了砖墙。
姐姐出嫁的时候，三叔寄钱给她置办了全套的嫁妆，让她在婆家很有面子。
我上学，所有的学费和书本费，都是三叔出的。
我们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也慢慢地从嘲笑，变回了羡慕。
他们说：“李卫东这小子，虽然脑子有点问题，但还算有良心，知道拉扯家里。”
奶奶每次听到这话，都会挺直了腰杆说：“我儿子，是大学生！国家的人才！”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三叔的房间，一直保持着他走时的样子。那张破木箱，那几本包着牛皮纸的书，都原封不动地放着。
奶奶每天都会去打扫，把桌子擦得一尘不染。
每年过年，是三叔最难熬的时候。
按照我们这儿的规矩，三十晚上，全家人要一起守岁，吃团圆饭。
三叔大学四年，一次都没有回来过。
他总是在信里说，学校有研究项目，走不开。或者说，春运的火车票太难买。
我们都知道，他是怕回来。
他怕面对家里的催婚，怕面对村里人的闲言碎语，更怕触景生情，想起那个他亲手送走的姑娘。
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奶奶总会多摆一副碗筷，那是给三叔留的。
吃着吃着，她就会看着那个空座位，开始掉眼泪。
“卫东这孩子，在外面，也不知道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
爹就在一旁唉声叹气。
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而我，作为全家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我有时候会恨三叔，恨他的自私和懦弱。他一走了之，把所有的烂摊子都留给了家里。
但更多的时候，我同情他，理解他。
我知道，他心里的苦，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多。
他用自己的前途，换来了家里的好日子。但他自己的那份幸福，却被他永远地留在了1977年的那个冬天。
关于林舒，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消息。
她就像一颗被风吹走的蒲公英，不知道落在了哪个角落。
林家的人，也变得更加沉默。他们很少出门，也很少跟人说话。
我好几次想去问问，林舒到底去了哪里，过得好不好。
但一想到三叔的嘱托，我就把话咽了回去。
这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秘密，我不应该去打扰。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那个善良的姑娘，能像三叔希望的那样，找个好人，好好地过日子。
忘了我们这个小山村，也忘了那个叫李卫东的，伤她最深的人。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四年就过去了。
1982年的夏天，三叔大学毕业了。
他被分配到了省城一家大型国营机械厂，当了技术员。
从“学生”变成了“干部”，铁饭碗，旱涝保收。
我们全家都为他高兴。奶奶更是逢人就说，我儿子出息了，在省城当大官了。
毕业后，三叔回了家一趟。
那是他离家四年后，第一次回来。
他坐着长途汽车，在镇上下的车。是我和爹，赶着毛驴车去接的他。
四年不见，三叔变了很多。
他不再是那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清瘦青年了。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一条灰色的西装裤，脚上是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戴上了一副金边眼镜。
他身上，有了一种城里人的气质，斯文，干净，但眼神里，却多了一丝藏不住的疲惫和沧桑。
他看到我和爹，笑了笑，喊了一声：“哥，小石头。”
声音还是那么温和，但总觉得，隔着一层什么。
回到家，奶奶拉着他的手，从头看到脚，眼泪就没停过。
“瘦了，瘦了……在外面肯定没吃好。”
三叔笑着说：“娘，我挺好的。城里什么都有，吃得比家里好多了。”
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带了礼物。
给奶奶的，是一件羊毛衫。给爹的，是一条好烟。给姐姐的，是一块时髦的布料。
给我的，是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
他把钢笔放在我手里，说：“小石头，好好学*。以后也考大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握着那支冰凉的钢笔，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三叔离我们好远。
他虽然就坐在我们面前，但他的心，好像留在了那个叫“省城”的，我们谁也没去过的地方。
他在家住了三天。
这三天里，他又成了村里的焦点。
上门提亲的媒人，再次踏破了我们家的门槛。
这一次，姑娘们的条件，比四年前更好了。有城里户口的，有在单位当干部的，甚至还有一个是大学老师的女儿。
奶奶喜笑颜开，挨个跟三叔介绍。
三叔却还是老样子。
他很有礼貌地听着，不反驳，也不答应。等媒人走了，他就对奶奶说：“娘，我工作刚稳定，还不想考虑这事。”
“又不想考虑？”奶奶的脸拉了下来，“你都快三十了！你还想拖到什么时候？”
三叔低着头，说：“等过两年，工作稳定了再说吧。”
他用“工作”当借口，奶奶也没办法再逼他。
但这事，就像一根刺，扎在了奶奶心里。
三叔在家这几天，话很少。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他那间小屋里，整理他那些旧书。
他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擦干净，用新的牛皮纸包好，整整齐齐地码在木箱里。
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正拿着一本泛黄的诗集发呆。
那本书，我认得。是我小时候，看见他跟林舒在河边说话时，林舒递给他的。
他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着书的封面，眼神悠远，好像透过那本书，看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没敢打扰他。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了他屋里。
他从木箱的夹层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用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小石头，三叔要走了。这个东西，你帮我个忙。”
我打开一看，是一支很旧的木头簪子。簪子的顶端，刻着一朵小小的、已经磨得不太清晰的兰花。
“这是……”
“这是林舒当年送给我的。”三叔的声音很低，“我走得匆忙，没来得及还给她。你……你找个机会，帮我还给她家吧。”
我的心，猛地一沉。
“三叔，你……”
“别问了。”他打断了我，“就说，是你在河边捡到的。别提我。”
我拿着那支簪子，手心都在出汗。
我明白了，三叔他，根本没有放下。
四年了，他心里，还装着那个姑娘。
他这次回来，嘴上说着看望家人，其实，是想回来还这个东西，了结这段心事。
但他自己，又不敢去面对。
他只能把这份沉重的念想，托付给我这个当年唯一知情的孩子。
“三叔，林舒她……她已经走了四年了，一直没回来过。”我小声说。
三叔的身体，僵了一下。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
“我知道。”他轻轻地说，“还给她娘也行。就当是……物归原主吧。”
那一刻，我看着他被煤油灯拉长的影子，觉得他好孤独。
就像那棵不结果子的核桃树，在风中，独自站立。
三叔走了。
他又回到了那个属于他的城市，继续当他的工程师。
而我，拿着那支木簪子，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去找林家，我怎么开口？说是在河边捡的？这种谎话，谁会信。
我更怕，我这一去，会勾起林家人的伤心事，给他们本就艰难的生活，再添一道伤疤。
我犹豫了很久，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那支簪子，藏了起来。藏在了我的小木盒里，和那支英雄牌钢笔放在一起。
我想，也许有一天，会有更合适的机会。
或者，就让这个秘密，永远地烂在我心里。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残忍的刽子手。
它能抚平伤痛，也能磨掉思念。
三叔回城后，我们家的生活，彻底走上了正轨。
在他的资助下，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姐姐的孩子，也上了学。
我们家，成了村里第一批买电视机的人家。那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都吸引半个村子的人来我们家看。
爹娘的脸上，笑容也多了起来。
只有一件事，是全家人的心病。
那就是三叔的婚事。
他就像一棵铁了心不开花的树，任凭你怎么浇水施肥，就是不肯吐露半点芬芳。
奶奶从一开始的着急，到后来的气愤，再到最后的无奈。
每年三叔过年回家（他后来终于肯回家过年了），家里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全家总动员，劝他结婚。
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说辞都差不多。
“卫东啊，你看你，工作又好，人又精神，怎么就不成个家呢？”
“男人，总得有个家才算完整。不然你挣再多钱，给谁花去？”
“你再不结婚，你娘眼睛都要闭不上了。”
三叔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地听着。
等大家说累了，他就端起酒杯，说：“来，喝酒，喝酒。”
用一杯酒，堵住所有人的嘴。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去了另一座城市。
和三叔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我们之间的联系，又回到了信件和电话。
我有时候会在电话里，旁敲侧击地问他：“三叔，你厂里那么多女同事，就没一个看上的？”
他总是在电话那头沉默一会儿，然后轻描淡写地说：“缘分没到吧。”
缘分。
多么虚无缥缈的一个词。
我知道，他的缘分，早在十几年前，就被他亲手送走了。
有一年暑假，我去省城看他。
他住在厂里分的单身宿舍里，一间很小的屋子，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
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但却有种说不出的冷清。
书桌上，摆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我们的全家福。那是他有一年回家，我们全家一起去县城照相馆拍的。
照片里的他，站在最后一排，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但眼神，却飘向了很远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们叔侄俩，喝了很多酒。
借着酒劲，我终于问出了那个在我心里埋了很久的问题。
“三叔，这么多年了，你……你后悔过吗？”
他端着酒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窗外，是城市的喧嚣，车水马龙，霓虹闪烁。
屋子里，却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了一丝醉意，也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脆弱。
“后悔？”他喃喃自语，“谈不上后悔。”
他喝了一口酒，说：“小石头，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她。我给了她希望，又亲手把那点希望掐灭了。”
“我让她一个人，去面对那些流言蜚语，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我有什么资格后悔？我只能……只能用我这一辈子，来赎罪。”
赎罪。
我看着他，心如刀割。
原来，他不是在等待，也不是在坚持。
他是在用一种最残酷的方式，惩罚自己。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
“那……你没想过去找她吗？”我问。
他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
“找她？然后呢？告诉她，我老了，我一个人过得很孤独，想让她回来陪我吗？”
“我当年，没能给她一个家。现在，我更不能再去打扰她的生活。也许她已经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过得很幸福。我这一出现，不是又把她拖进泥潭里吗？”
“不找，是对她最后的尊重。”
他说完，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那晚，他喝醉了。
他又一次，在梦里，喊着那个名字。
“林舒……林舒……我对不起你……”
我给他盖上被子，看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这个在我童年里，像山一样高大的男人，原来，心里藏着那么大一个窟窿。
那个窟窿，叫“遗憾”。
一辈子，都填不满了。
日子，就像黄河里的水，不急不缓地流着。
转眼，我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工作，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
爹娘年纪大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奶奶，在三叔四十五岁那年，走了。
临走前，她拉着三叔的手，眼睛一直看着他，嘴里还在念叨：“卫东……成个家……娘就放心了……”
三叔跪在床前，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奶奶的去世，对三叔的打击很大。
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头发白了大半，背也开始有点驼了。
他依然单身，住在那个冷清的宿舍里，每天上班，下班，看书。
我们都劝他，找个老伴儿吧，身边也好有个人说话。
他总是摇摇头，说：“一个人，*惯了。”
我明白，他不是*惯了孤独。
他是把孤独，当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就在我们都以为，三叔这辈子，就要这样一个人过下去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一年，是2005年。
村里搞土地改革，重新丈量土地，核对户籍。
我在帮村干部整理旧档案的时候，无意中，翻到了一本八十年代初的户籍迁移记录。
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那些年，从我们村迁出去的人口。
我鬼使神差地，一页一页地翻着。
突然，一个名字，跳进了我的眼睛。
林舒。
我心里一紧，连忙仔细看下去。
后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迁往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
青海，格尔木。
一个我只在地理课本上见过的地方。那么远，那么陌生。
我的心，狂跳不止。
我不知道，这个发现，对三叔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又一次的伤痛，还是……一丝渺茫的希望？
我犹豫了很久。
我怕，这个消息，会打破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平静。
但看着他日渐苍老、孤独的背影，我又觉得，我应该告诉他。
哪怕，只是一点点念想。
我找了个周末，回了老家，把三叔也叫了回来。
我把他拉到他那间小屋里，关上门。
我把那本户籍记录，翻到那一页，递给他。
“三叔，你看。”
他戴上老花镜，凑近了看。
当他看到“林舒”和“格尔木”那几个字时，他的手，猛地一抖。
那本陈旧的册子，掉在了地上。
他没有去捡，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像**石像。
他的嘴唇，哆嗦着，眼睛里，瞬间涌上了泪水。
那是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在他清醒的时候，看到他流泪。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无声的，一滴一滴，从他那布满皱纹的眼角，滚落下来，砸在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上。
“青海……格尔木……”他喃喃自语，“那么远……”
是啊，那么远。
一个在东部沿海的省城，一个在西北高原的戈壁。
隔着千山万水。
我不知道，当年那个柔弱的姑娘，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去了那样一个遥远而艰苦的地方。
她是不是，也想用距离，来埋葬那段过去？
“三叔，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他摆了摆手，示意我别说话。
他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很久。
最后，他停下来，看着我，眼神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决绝的光芒。
“小石头，帮三叔一个忙。”
“帮我，买一张去格尔木的火车票。”
去格尔木的火车，要坐两天两夜。
三叔已经快五十岁了，身体也不如从前。我们全家都劝他，不要去了。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去那儿，能找到人吗？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爹说。
“是啊，三叔。万一人家已经……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呢？”我也劝他。
三叔却异常地固执。
“我就是想去看看。看一眼，我就放心了。”
他说，如果她过得好，他就在远处看一眼，绝不打扰。
如果她过得不好……
他没说下去。
但我们都懂了。
他要去还债。
还他欠了二十多年的，那笔感情的债。
我们拗不过他，只能帮他准备行囊。
我给他买了车票，给他准备了路上吃的，喝的，还有各种常备药。
出发那天，我送他去火车站。
他背着一个简单的帆布包，穿着一身干净的旧衣服，站在月台上，显得那么瘦小，又那么坚定。
火车的汽笛，长长地鸣叫着。
他回头，对我笑了笑，说：“小石头，别担心。三叔心里有数。”
我看着他走上火车，找到自己的座位，然后，把头转向了窗外。
火车缓缓开动，载着他，奔向那个未知的远方。
我站在月台上，直到火车的影子，消失在天际。
心里，既有担忧，又有一丝隐秘的期盼。
我不知道，三叔这一去，会是什么结果。
我只知道，他心里那棵枯了二十多年的核桃树，好像，有了一点点，要重新发芽的迹象。
三叔走了以后，我的心，就一直悬着。
那个年代，通讯远没有现在发达。没有手机，没有微信。长途电话，又贵又难打。
我每天都在等他的消息，度日如年。
一个星期后，我终于收到了三叔的电报。
电报上只有四个字：
“人已找到。”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找到了？然后呢？
他怎么样了？她又怎么样了？
电报上，什么都没说。
接下来，又是漫长的，没有任何消息的一个星期。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甚至都想请假，买票去格尔木了。
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我接到了三叔打来的长途电话。
电话里的声音，嘈杂，断断续续，但确实是三叔的声音。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又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小石头，是我。”
“三叔！你怎么样了？你见到她了？”我急切地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见到了。”他说。
“她……她过得好吗？”
“不好。”三叔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很沉重，“她一个人，一直没嫁人。”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没嫁人。
这个结果，既在我的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她当年，拿着我给的钱，本来是想去投奔一个远房亲戚的。但到了那儿才发现，亲戚早就搬走了。”
“她一个女孩子，举目无亲，钱也快花光了。后来，正好赶上支援大西北的招工，她就报名，跟着车队，来了格尔木。”
“她在这里，进了一家盐厂，当了工人。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三叔的声音，断断续续地，拼凑出了林舒这二十多年的生活轨迹。
我无法想象，一个江南水乡一样温柔的姑娘，在那个风沙漫天的戈壁小城，是怎么一个人，度过那上万个日日夜夜的。
“她身体不好，有很严重的风湿病。前几年，厂子效益不好，她就提前内退了。现在，就靠着一点微薄的退休金过日子。”
“我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准备把住的房子卖了，回老家。”
“她说，她想落叶归根。”
我听着，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三叔，那你……”
“我跟她说了，让她跟我一起回来。”三叔的语气，变得异常坚定，“我要娶她。”
我要娶她。
这四个字，他等了二十五年。
她，也等了二十五年。
“她……她同意了吗？”
“她没说话，就是哭。”三叔的声音，也哽咽了，“小石头，我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事。这次，你得帮三叔。”
“你说，三叔！”
“你跟家里说，就说，我在这边，找了个老伴儿，也是咱们老家的人。我们过两天，就一起回去了。”
“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
“还有……把我的那间屋子，好好收拾一下。要喜庆一点。”
我握着电话，用力地点头，即使他看不见。
“好！三-叔，你放心！我马上去办！”
挂了电话，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爹。
爹听完，愣了很久，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孽缘啊……”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家里那挂放了很久的鞭炮，找了出来。
我连夜赶回了老家。
我把三叔和林舒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家里的亲戚们。
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些曾经劝三叔结婚的七大姑八大姨，此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良久，大姑才开口，眼圈红红的。
“这孩子……太苦了。”
“是啊，等了半辈子了。该给人家一个名分了。”
没有人反对。
所有人的脸上，都是一种复杂的，混杂着同情、惋惜和祝福的神情。
我们开始，着手准备这场迟到了二十五年的婚礼。
虽然，新郎新娘，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我们把三叔那间小屋，重新粉刷了一遍。
贴上了大红的喜字。
换上了崭新的被褥。
爹把那挂鞭炮，挂在了院子里的核桃树上。
那棵树，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了，竟然开始结果了。虽然果子不大，但每年都能结一些。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我们在等他们回来。
一个星期后，三叔和林舒，回来了。
他们坐着火车，在县城下的车。
是我和爹，开着借来的拖拉机，去接的他们。
在出站口，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三叔。
他还是那么瘦，但精神，却好了很多。他的背，好像都挺直了一些。
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女人。
那就是林舒。
二十多年的风霜，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她的头发，也已经花白。常年的风湿病，让她的腿脚，有些不便，走路一瘸一拐的。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清秀如水的姑娘了。
但她的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那么清澈。
她看到我们，有些局促，下意识地，往三叔身后躲了躲。
三叔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把她拉到身前，对我们说：“哥，小石头，这是林舒。”
然后，他又转头，对林舒温柔地说：“林舒，这是我大哥，这是我侄子，小石头。”
林舒抬起头，对我们，露出了一个腼腆的，又带着点羞涩的笑容。
“大哥好，小石头好。”
声音，还是那么轻柔。
爹看着他们，眼圈红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回家的路上，拖拉机“突突突”地响着。
三叔和林舒，并排坐在后面。
三叔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了林舒的腿上。
林舒看着他，没说话，只是悄悄地，把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他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
没有大操大办，只是请了最亲的几家亲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那天，三叔穿上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
林舒，也穿上了一件红色的新衣服。虽然样式很普通，但穿在她身上，显得她气色好了很多。
吃饭的时候，三叔端起酒杯，站了起来。
他看着林舒，眼睛里，是化不开的深情和愧疚。
“林舒，”他说，“这么多年，委屈你了。”
“从今天起，我李卫东，一定好好待你。用我的下半辈子，补偿你。”
说完，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林舒看着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
她没有说一句“不委屈”，也没有说一句“我愿意”。
她只是伸出手，用她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轻轻地，擦去了三叔嘴角的酒渍。
所有的等待和心酸，所有的委屈和思念，都在这一个动作里，烟消云散。
在座的我们，看着这一幕，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婚后，三叔没有带林舒回省城。
他向厂里申请了提前退休，留在了老家。
他说，城里的空气不好，对林舒的身体不好。老家的土，养人。
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在村子东头，盖了一座新院子。就在那条干涸的河沟旁边。
院子里，他种满了花草。
他还专门，从外地，移栽来一棵兰花。
他说，林舒喜欢兰花。
他们俩，就在那个小院里，过起了最平淡的日子。
三叔每天，都会陪着林舒，在田埂上散步。
林舒腿脚不便，走得很慢。三叔就牵着她的手，一步一步，慢慢地走。
他们的话不多。
有时候，走半天，也说不上一句话。
但只要看着他们并肩走在一起的背影，你就会觉得，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三叔学会了做饭，学会了按摩。
他每天变着花样，给林舒做好吃的。
每天晚上，他都会用热水，给林舒泡脚，给她按摩那双饱受风湿折磨的腿。
他把她，宠得像个孩子。
好像要把这二十多年，亏欠她的，都一点一点，补偿回来。
林舒的身体，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她的脸上，有了笑容，话也多了起来。
她会给我讲，她年轻时候的事。讲她的爷爷，怎么教她读书认字。
她也会讲，她在格尔木的生活。讲那里的风沙，那里的盐湖，还有那些善良的工友。
她的语气很平静，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但只有我知道，那些平静下面，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
有一次，我去看他们。
看见林舒正坐在院子里，教三叔认一种花。
“这个，叫‘勿忘我’。”她说。
三叔看着那朵蓝色的小花，点了点头，说：“好，我记住了。勿忘我。”
他转过头，看着林舒，眼神里，全是宠溺。
那一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院子里的那棵核桃树，叶子沙沙作响，好像也在为他们高兴。
我悄悄地退了出去，没有打扰他们。
我突然想起了，我藏在木盒里的那支木簪子。
它好像，已经没有必要，再物归原主了。
因为，最好的物归原主，是人，回来了。
故事，讲到这里，好像就该结束了。
王子和公主，历经磨难，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但生活，从来不是童话。
它有温情，也有残酷。
在他们婚后的第五年，林舒的身体，突然垮了。
是积劳成疾。年轻时在戈壁滩上落下的病根，加上多年的劳累，终于，在晚年，爆发了。
她被查出了很严重的病，医生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三叔，像疯了一样，带着她，跑遍了省城所有的大医院。
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卖掉了城里的房子。
但，都无力回天。
在最后的日子里，林舒选择，回到老家。
回到那个，她和三叔一起盖起来的小院。
她变得很虚弱，大部分时间，都只能躺在床上。
三叔，就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给她喂饭，给她擦身，给她讲故事。
讲他们年轻时候的事。
讲他第一次，在学校里，看到她。
讲他怎么，偷偷地，喜欢上这个爱看书的，安静的姑娘。
林舒就静静地听着，脸上，带着浅浅的笑。
有一天，她对三叔说：“卫东，我想……我想去河边看看。”
三叔用轮椅，推着她，来到了那条干涸的河沟边。
就是当年，他们隔着河沟，遥遥相望的地方。
河沟里，已经长满了青草。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卫东，”林舒轻轻地说，“这辈子，能嫁给你，我……不后悔。”
三叔握着她的手，泪如雨下。
“是我对不起你……是我让你……吃了那么多苦……”
林舒摇了摇头，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手，抚摸着三叔的脸。
“别哭……下辈子……你早点来找我……别再……让我等那么久了……”
说完，她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三叔抱着她，在河边，坐了很久很久。
直到月亮，升上了天空。
林舒走了。
在那个秋天。
三叔，亲手，为她操办了后事。
他把她，葬在了村后的那片山坡上。
墓碑，是他亲手刻的。
上面只有一行字：
爱妻林舒之墓。
丈夫李卫东立。
从那以后，三叔，就又变回了那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一个人，守着那个空荡荡的院子。
每天，他还是会去散步，还是会去那条河沟边。
只是，身边，少了一个人。
他把院子里的花，养得很好。
尤其是那棵兰花，和那些蓝色的“勿忘我”。
每年清明，他都会抱着一大束“勿忘我”，去山坡上看她。
他会在她的墓前，坐上一整天。
跟她说说话，说说这一年的事。
说小石头家的孩子，又长高了。
说院子里的核桃，又丰收了。
……
去年，三叔也走了。
走得很安详。
是在睡梦中走的。
我们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在他贴身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个用手帕，包得整整齐齐的东西。
打开一看，是一支很旧的木头簪子。
簪子的顶端，刻着一朵已经磨平了的兰花。
我想起来了，这是当年，他托我还给林舒的。
我没有还。
没想到，他一直，带在身上。
带了一辈子。
我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和林舒，葬在了一起。
两座坟，紧紧地挨着。
就像他们生前，无数次并肩走在田埂上一样。
我站在他们的墓前，想起了很多年前，三叔对我说的话。
他说，他要用一辈子，来赎罪。
我想，他做到了。
他用二十五年的等待，和十年的相守，完成了他的救赎。
这个故事，很长，也很平淡。
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海誓山盟。
有的，只是那个年代，最普通的一对男女，在命运的洪流里，身不由己的挣扎，和一份固执得近乎愚蠢的坚守。
值不值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我老家的那片黄土地上，曾经有这样两个人。
他们爱过，错过，等待过，也重逢过。
最后，他们永远地，睡在了一起。
院子里的那棵核桃树，如今，已经枝繁叶茂。
每年秋天，都会结出满树的果实。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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