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一九七七年深秋，当第一阵寒风吹过赣鄱大地时，我们还是一群十五六岁的青葱少年，在赣东北一座矿山子弟学校读高中二年级。
这所中学完全隶属于矿山企业。学生大多是本矿职工子女，彼此之间常能聊起父母在矿上的工作日常，因而多了一份格外的亲近。
一、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校园
那时的学制与现在大不相同，实行“五年小学＋二年初中＋二年高中”的模式。我们这一届高中生规模很小，全校只有一个班，二十多人朝夕相处，情同手足。
学*内容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遵循“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原则。我们既要学*文化知识，也要走出课堂学工、学农、学军。记忆最深的是去农村支农“双抢”，顶着火热的太阳，在稻田里割稻、插秧，汗水顺着稚嫩的脸颊不断滑落。
班主任是位上海女知青，七十年代初通过招工来到矿山。她说话带着轻柔的上海口音，批改作业时总会耐心地圈出每一个错别字，还时常把我们叫到办公室，对我们的作文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那个年代的教师队伍独具特色：有历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文革前毕业的高中生，也有“工农兵大学生”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他们或曾在田埂耕作过，或曾在车间劳作过。正是这些深厚的生活阅历和独特的生命积淀，为年少的我们打开了一扇那个年代认识世界的窗。
二、一声惊雷：高考恢复的消息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是大多数人的必然归宿。如果运气好，在“上山下乡”后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至于通过考试直接上大学，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直到有一天，班主任在课后压低声音说：“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你们可能有机会考大学了！”这消息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我们心中激起千层浪。
“这是真的吗？该不会是谣言吧？”。“高考到底考些什么内容啊？”我们围着老师，七嘴八舌地问着，既兴奋又迷茫。
那时的矿山父母，远不像现在的家长那样把高考视若神明。“读书无用”的观念还深深烙印在许多人心里。他们只希望孩子平安健康地长大，将来掌握一技之长，能凭自己的双手养家糊口就心满意足。
而我们的老师，却已经敏锐地嗅到了教育复苏的春天气息。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标语；语文老师要求我们每天背诵一首古诗；物理老师更是重新打开了尘封多年的实验室，带着我们亲手操作那些以往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实验装置。
三、暖冬希望：77级考生的激励
1977年10月，广播里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凡是符合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随着高考制度正式恢复，学校立即将我们从走读转为住校——周六下午才能回家，周日下午就要返校。学校还为住校生安排了重点辅导，增设早读与晚自*：晨曦微露时，教室里已经响起琅琅书声；夜深人静时，总有老师守在教学楼里，随时准备为学子答疑解惑。
那个冬天，我们见证了新中国教育史上一次特殊的考试——570多万怀揣大学梦的年轻人，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矿山工地走出，共同走进了设在1977年冬季的高考考场。在这些考生中，就有我们熟悉的师哥、师姐，以及我们父母的同事。
1978年春天，喜讯接连传来。矿山子弟学校有3名学子成功考入大学。其中，两名1976届高中毕业生分别被东北和上海的高校录取；还有一名初中毕业后就在矿井下劳作的小伙子，也收到了江西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他们，成为我们中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瞬间成为了校园里的传奇。
四、备考岁月：油墨飘香的深情
时光流转到1978年春天，备战高考的氛围愈发浓厚。学校进一步优化师资配置，特别从矿上请来一对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的工程师夫妇为我们授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曾被称作“臭老九”，但治学严谨、知识渊博。先生讲解电路原理时，总能找到最贴切的比喻让我们理解抽象的概念；夫人教立体几何时，总是一丝不苟地校正我们画出的每一条辅助线。
我们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复*资料。有同学托外地的亲戚，终于找来几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高中课本，书页已经泛黄发脆，却让我们如获至宝。而更让我们梦寐以求的，是能拥有一套完整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后来才知道，这套丛书最初出版于1960年，在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决定紧急重印。丛书一经面世，立即在全国引起抢购热潮，各地新华书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龙。但在我们这座偏远的矿山，想要得到这套书几乎是一种奢望。
那时的矿山子弟学校因为是矿办学校，学生基本都是走读，既没有学生宿舍，也没有学生食堂。为了让我们安心备考，学校和老师们想方设法腾出房间，提供床铺，安排我们在教师食堂用餐，享受和老师一样的伙食待遇。
最让人感动的是，为了让我们有复*资料，老师们夜以继日地手工刻写蜡纸。深夜里，教研室总是灯火通明，铁笔在钢板上划过的沙沙声不绝于耳。第二天，当这些还散发着新鲜油墨香的讲义发到我们手中时，我们触摸到的是老师沉甸甸的期望与深情。
通过铁笔在特制蜡纸上刻写图文，利用油墨渗透原理完成孔版印刷的技术，又称誊写印刷 。
五、考场春秋：两人一桌的青春
1978年的高考定在7月20日至22日举行。由于我们矿山子弟中学地处偏远，没有设置考场，必须前往县城参加考试。
7月19日，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我们背着简单的行囊，集体入住县城的招待所。那时的招待所条件简陋：木板床、公共洗漱间，但这些都影响不了我们激动的心情。
那时的高考，远不如现在这般“热闹”：没有父母穿着寓意“馬到成功”的馬夹和寓意“旗开得胜”的旗袍在考场外守候。我们的父母，此时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生计奔波忙碌。
7月20日，南方的酷暑格外灼人。我们揣着一两支钢笔，顶着烈日走进考场。考场设在县中学的大礼堂，条件十分简陋：两人共用一张学生时代常见的双人课桌，桌面早已被岁月磨得坑坑洼洼。没有电扇，更不用说空调。
那几天的天气异常炎热，室内如同蒸笼。加上心情紧张，我们个个汗流浃背，衣衫湿透。但谁也顾不得这些，都在全神贯注地答题，生怕汗水滴落污损了试卷。
后来我们才知道，有两位同学——原本在校就是同桌，高考时竟又被安排坐在一起，再续“同桌”之缘；还有备战高考时同住校的77、78届两兄弟，也出现在了同一个考场。不过许多同学表示，自己连同桌考生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更不用说借助“二人一桌”的便利去“参考”对方的答案了。那个年代的我们，心思纯净，眼神清澈，那份青春的纯粹至今令人怀念。
六、金榜题名：红榜前的人生转折
高考结束后的日子，轻松而惬意。尽管烈日当空，我们仍然上山捕蝉打鸟，下河捞鱼摸虾；或跳进水塘畅游戏水，或蹲在溪边筑坝翻泥鳅，将青春的欢畅尽情挥洒在绿水青山之间。
与现在不同，那时的志愿必须在考前填报。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命运的“赌博”：只能依据老师对成绩的预估和个人学科特长来做出选择。这一切，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成绩的公布方式也颇具特色：公开、传统，以单位通知为主。我们的成绩就是由学校统一通知的。但更常见的，还是张榜公布——在那张贴在墙上的大红榜前，考生们挤在人群中，踮起脚尖寻找自己的名字，目睹那个决定命运的数字。这种公开、紧张而又充满期待的场面，让“金榜题名”四个字显得格外真实而沉重。
在我们这群三十多名备考的少年中，仅有4人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取率约11%。其中，就包括了备战高考时同住校的77、78届两兄弟中的哥哥。
后来我们了解到，1978年全国约有610万人参加高考，最终录取40.2万人，录取率仅约6.6%，真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那个汗湿衣襟的夏天、那个寻找名字的红榜，依然清晰地烙印在记忆深处。
那是我们共同的高考记忆，是一代人用笔墨书写的青春史诗，更是时代转折在每个人生命中刻下的深刻印记。
1977、1978年的高考，不仅改变了我们个人的命运轨迹，更唤醒了一个民族的求知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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