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89年的夏天，空气是粘稠的，混着柏油路被晒化的味道和街角飘来的油条香。
我叫陈硕。
那年我十八岁，人生最好的年纪，也是最烂的年纪。
好是因为我的脑子，烂是因为我的口袋。
学校的红榜上，我的名字永远在第一个，鲜红刺眼。
家里的药费单上，我妈的名字也在第一个，惨白扎心。
我妈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肾衰竭。医生说，想活命，就得换。
换肾。
两个字，像两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钱呢？
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加上亲戚朋友那借来的一圈，凑起来的钱，在手术费面前，薄得像一层窗户纸。
一捅就破。
那天，我刚从医院出来，班主任王老师在校门口截住了我。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欲言又止。
“陈硕，跟我来一下。”
我跟着他进了办公室，门一关，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他给我倒了杯水，搪瓷缸子，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
水是温的，可我心里是凉的。
“你家里的事，我听说了。”王老师叹了口气，脸上的褶子更深了，“很难吧？”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说难都是轻的。是绝望。
他沉默了很久，像是下了一个巨大的决心。
“有个事……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王老师，您说吧。”
“这事……不光彩。”他把声音压得极低，像做贼，“但或许，能救你妈的命。”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们学校，有个学生，叫李文斌。”
李文斌我当然知道。高三七班的，他爸是市里一个厂的厂长，很有钱。
人长得挺精神，就是成绩，一塌糊涂。
“他爸想让他上清华。”
我差点笑出声。
就李文斌那成绩，上个大专都得烧高香。
清华？
做梦都梦不见那么好的事。
“他爸……想找个人，替他考。”
王老师说完这句话，就不再看我，眼睛盯着桌上那盆快要枯死的吊兰。
办公室里死一样的寂静。
我听见自己心脏“咚咚”狂跳的声音。
替考。
这两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
这是犯法的。
是把我这辈子都搭进去的赌博。
“为什么找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因为你稳。”王老师终于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陈硕，全校，不，全市，最有把握考上清华的，就是你。”
“事成之后，”他伸出一个巴掌，在我面前晃了晃，然后又翻了一倍。
“十万。”
十万。
1989年的十万。
那不是一个数字，那是一座金山。
那是我妈的命。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所有的理智、骄傲、对未来的憧憬，全都被这两个字砸得粉碎。
我看见了医院里我妈那张灰败的脸。
我看见了她因为没钱做透析，痛苦蜷缩起来的身体。
我看见了父亲一夜白头的鬓角，和那双因为四处求人借钱而布满血丝的眼睛。
尊严值多少钱？
前途值多少钱？
在一条人命面前，它们一文不值。
“我需要见见他爸。”我开口，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
王老师松了口气，整个人都垮了下来。
“好，我安排。”
见面的地方在市里最高档的酒店，叫“金碧辉煌”。
我穿着我最好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站在那能照出人影的大理石地板上，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李文斌的父亲叫李建国，一个看起来很精明的男人，肚子微凸，手腕上戴着一块我叫不出牌子的金表。
他没怎么看我，眼神像是在审视一件商品。
“王老师都跟你说了？”
我点头。
“十万，是你妈的救命钱。”他说话很直接，像一把刀子，“但也是你的卖身钱。”
“从你答应开始，你陈硕这个人，今年就不存在了。你叫李文斌，你要用他的身份，考进清华大学。”
他把一张身份证和一张准考证推到我面前。
照片上是李文斌，名字是李文斌。
我看着那张陌生的脸，心里一阵恶心。
“我只有一个要求，”李建国说，“考上了，钱一分不少。考不上……”
他没说下去，但那眼神里的冷意，让我不寒而栗。
“考得上。”我说。
不是自信，是别无选择。
他笑了，很满意。
“另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从今天到高考结束，你不能回家，也不能去学校。我们会给你安排一个地方住。”
这是软禁。
我心里清楚。
我没得选。
我只提了一个要求：“让我先回家一趟，把钱给我爸送去。”
李建国很爽快，当场让人从一个黑色的手提箱里，拿出了两万块钱现金。
他说这是定金。
两沓“大团结”，用牛皮纸包着，沉甸甸的。
我揣着那两万块钱，像是揣着一块烧红的烙铁。
回到家，我爸正蹲在院子里，一口一口地抽着劣质的旱烟，呛得直咳嗽。
我把钱放在他面前。
“爸，这是我找同学家借的，先拿去给妈用。”
我不敢说实话。
我爸看着那两沓钱，愣住了，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光。
他抓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好儿子，好儿子……”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虚。
在医院，我隔着玻璃窗看了我妈一眼。她睡着了，眉头紧锁，睡梦中都在忍受痛苦。
我在心里说，妈，等我。
等我回来，给你挣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然后，我转身，头也不回地跟着李建国的人走了。
他们把我带到了郊区的一栋小别墅里。
很安静，环境很好。
李文斌也在。
他看见我，有点不自在，递给我一瓶可乐。
玻璃瓶的，那时候是稀罕玩意儿。
“谢了。”我接过来，没喝。
“那个……考试的事，就拜托你了。”他挠了挠头，有点尴尬，“我……我对学*这玩意儿，真不行。”
我看着他，这个即将顶替我身份，去上中国最好大学的人。
他身上穿着我没见过的名牌T恤，脚上是锃亮的皮鞋。
他的人生，从出生开始，就跟我不在一个赛道上。
“你以后，想干什么？”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他愣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我想画画。”他说，“我喜欢画画，可是我爸不让，他说那是没出息的人才干的事。”
我没再说话。
原来，他也是个被困住的人。
只是，他被困在金色的笼子里，而我，被困在贫穷的泥潭里。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上了这辈子最奢侈的生活。
顿顿有肉，水果随便吃。
但我吃得味同嚼蜡。
我每天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做题。
我不用去想我妈的手术费，不用去想家里的米缸是不是空了。
我只需要，把脑子里的知识，变成一张张高分试卷。
李建国派了人看着我，说是照顾，其实是监视。
我像一个被圈养起来的，专门用来考试的机器。
高考那天，天气很热。
我穿着李文斌的衣服，拿着李文斌的准考证，走进了那个本该属于我的考场。
监考老师核对照片和本人时，多看了我两眼。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但他最终还是挥了挥手，让我进去了。
坐下的那一刻，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卷子发下来。
我提笔，在姓名那一栏，写下了三个字。
李文斌。
写下那三个字的时候，我的手抖了一下。
我感觉，我亲手杀死了那个叫陈硕的少年。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想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少年。
他死了。
死在了1989年6月7号的上午。
接下来的两天，我像一个没有感情的幽灵。
做题，交卷。
每一科考完，我都知道，稳了。
最后一门考完，交卷铃声响起。
我走出考场，阳光刺眼。
外面全是等待的家长，他们脸上挂着焦急又期盼的笑容。
我看见了我的父母。
他们也在人群中。
他们是来看我的。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已经把自己的未来卖了。
我下意识地想躲。
但我爸已经看见了我，他兴奋地朝我挥手。
“陈硕！这里！”
我硬着头皮走过去。
“怎么样？考得怎么样？”我妈的脸色还是不好，但精神头足了很多。
“还行。”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们。
“这孩子，肯定没问题！”我爸骄傲地拍着我的肩膀，“走，回家，你妈给你包了饺子！”
那顿饺子，我吃得想哭。
接下来的日子，是漫长的等待。
等待宣判。
我没有回那个别墅，李建国的人也没有再来找我。
我们像是有某种默契。
我每天都去医院陪我妈，给她讲学校里的趣事。
讲那些，本该属于我的，光明的未来。
我妈笑着听，她说：“我儿子这么棒，以后肯定有大出息。”
我笑不出来。
出分那天，我没去学校。
是王老师打来电话。
他先是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陈硕……不，文斌他……考了全市第一。”
“清华，稳了。”
我挂了电话，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看着天，一动不动。
天很蓝，云很白。
世界很美好。
但这一切，都和我无关了。
第二天，李建国亲自来了。
他开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在那个年代，这车就是身份的象征。
我们家那破旧的小院，都因为它显得格格不入。
他提着一个更大的黑色手提箱。
当着我的面，打开。
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八万块钱。
加上之前的两万，整整十万。
“你做的很好。”李建国说，脸上带着商人的微笑，“我们两清了。”
我看着那箱钱，觉得无比讽刺。
我用我的未来，换来了这些纸。
“以后，”他顿了顿，眼神变得锐利，“忘了这件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叫陈硕的人考过全市第一。考上清华的，是我的儿子，李文斌。”
“我明白。”
他走了。
车子扬起一阵尘土，像是在嘲笑我的狼狈。
我把钱拿给我爸。
我跟他说，这是我参加一个全国竞赛拿的奖金。
我爸信了。
他抱着那箱钱，老泪纵横。
他说，老陈家祖坟冒青烟了。
我妈的手术很成功。
钱的作用立竿见影。
她一天天好起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我们家，好像终于从泥潭里爬了出来。
可我知道，我陷进去了。
陷进了另一个更深的泥潭。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李文斌的。
清华大学。
烫金的大字，那么漂亮，又那么刺眼。
那天，李家大摆宴席，庆祝儿子金榜题名。
听说，整个市里有头有脸的人都去了。
而我，真正的状元，正蹲在医院的走廊里，啃着一个冰冷的馒头。
我自己的成绩单，我没敢去看。
王老师托人带了话给我。
说我的卷子，是故意做错了几道题的。
分数不高不低，刚好够上一个最普通的本地大专。
我没去。
去了又有什么意义？
顶着一个“陈硕”的名字，去一个三流大学，然后被人指指点点？
“看，就是他，平时的状元，高考考砸了。”
我受不了。
我成了一个逃兵。
拿着剩下的钱，我给我妈安顿好后续的治疗，给家里盖了新房。
然后，我揣着几千块钱，买了一张南下的火车票。
绿皮火车，咣当咣当，载着我离开了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家乡。
我去了深圳。
那时的深圳，还是一片巨大的工地。
到处都是机会，也到处都是陷阱。
我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只有一个还算好使的脑子。
我从工地上搬砖开始。
白天，汗水湿透衣服，肩膀被磨得血肉模糊。
晚上，我躺在十几个人一间的工棚里，闻着汗臭和脚臭，睡不着。
我就看书。
看各种各样的书，经济的，管理的，技术的。
我相信，知识在哪里都能改变命运。
哪怕不是在考场上。
我用脑子，很快就从一个普通工人，做到了工地的记账员，然后是小组长。
我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点钱。
然后我辞职了。
我发现了一个商机。
当时很多人从香港带电子表回来卖，很赚钱。
但是货源不稳定，质量也参差不齐。
我想，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做？
我租了一个小作坊，找了几个老乡，开始研究电子表的机芯。
没人相信我能成。
所有人都说我是异想天开。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比我妈生病的时候还黑。
我失败了一次又一次。
钱很快就烧光了。
最惨的时候，我三天没吃饭，饿得眼冒金星。
我甚至想过，要不就算了，回老家去。
可是我不甘心。
凭什么？
凭什么李文斌可以靠着我的成绩，在清华的校园里享受人生？
而我就得在这里像狗一样地活着？
我不服。
就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撑着我。
我借了高利贷。
用我最后的信誉，赌最后一把。
那晚，我一个人在作坊里，对着一堆零件，熬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早上，当那个小小的电子屏，第一次亮起红色数字的时候。
我一个一米八的男人，哭了。
哭得像个傻子。
我的厂子，就这么开起来了。
从一个小作坊，慢慢变成一个几十人的小工厂。
我给我的品牌起名叫“硕风”。
陈硕的风。
我要让我的名字，以另一种方式，响彻云霄。
这十年，我过得很苦。
我没有一天是在晚上十二点前睡的。
我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娱乐。
我的人生，只有工作。
我把当年吃的苦，受的辱，全都变成了赚钱的动力。
十年。
我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变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
我在深圳买了房，买了车。
我把父母接了过来。
我妈的身体很好，我爸也不用再抽那种呛人的旱烟。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和李文斌，和那个遥远的过去，有任何交集了。
我以为，我可以把那段记忆，永远地埋在心底，让它烂掉，化成灰。
直到那天。
2000年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看报表。
秘书敲门进来。
“陈总，外面有位姓李的先生，说是您的老乡，想跟我们谈一笔合作。”
我头也没抬。
“什么合作？”
“他们是一家做传统钟表厂的，想让我们给他们代工一批电子机芯。”
“厂名叫什么？”
“好像是叫……文斌钟表。”
我捏着钢笔的手，猛地一紧。
笔尖在报表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刺眼的黑痕。
文斌。
李文斌。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让他进来。”
门被推开。
十年了。
我再次见到了李文斌。
他变了。
不再是那个穿着名牌T恤，一脸青涩的少年。
他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西装，头发有些稀疏，脸上带着疲惫和一丝掩饰不住的讨好。
岁月这把杀猪刀，好像对他格外狠。
他看到我，也愣住了。
他显然没想到，硕风电子的老板，会是当年那个阴沉沉默的乡下小子。
“陈……陈硕？”他试探着叫我的名字。
“是我。”我站起来，朝他伸出手，“好久不见，李文斌。”
他握住我的手。
他的手心，全是汗。
“没想到……真没想到是你。”他干笑着，“你现在……混得真好。”
“还行。”我示意他坐下，“李总，我们谈谈合作吧。”
我故意把“李总”两个字，咬得很重。
他的脸，白了一下。
接下来的谈话，很煎熬。
对我，也对他。
我了解到，他家里的厂子，这几年经营不善，一直在亏损。
传统的机械钟表，早就被我们这些做电子表、石英表的冲击得七零八落。
他爸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厂子就落到了他手上。
他从清华毕业，学的是精密仪器。
听起来很对口。
但他根本不是这块料。
他把厂子搞得一团糟，现在已经到了快要破产的边缘。
他这次来找我，是最后的挣扎。
是来求我，救他的命。
多么讽刺的轮回。
十年前，我求他爸，救我妈的命。
十年后，他来求我，救他厂子的命。
“陈总，”他搓着手，姿态放得很低，“我知道，我们这个单子小，可能您看不上。但是……这真的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只要您愿意合作，价格方面，都好商量。”
我看着他。
看着这个顶着清华光环，却活得如此卑微的男人。
我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
一点都没有。
只有一种说不出的荒谬和悲凉。
“你为什么不画画了？”我突然问。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全是震惊。
他没想到，我还记得。
“画画……”他喃喃自语，眼神黯淡下去，“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吗？”
“我爸说得对，那都是没出息的人干的事。”
“我得撑起这个家，我得对我爸负责。”
他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可我分明从他眼睛里，看到了巨大的不甘和痛苦。
那个下午，我们没有谈合作。
我们聊了很久。
聊了这十年。
他告诉我，他在清华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的基础太差，周围全都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他每天拼了命地学，熬夜到凌晨，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可他还是跟不上。
他活在巨大的压力和自卑里。
他不敢告诉任何人，他的大学是买来的。
那个光环，像一个沉重的枷if锁，压得他喘不过气。
毕业后，他被他爸安排进了厂里。
他想改革，想做自己喜欢的设计。
但他爸很强势，什么都听不进去。
父子俩天天吵架。
他的人生，就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木偶。
每一步，都走在别人的规划里。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你知道吗，陈硕。”他喝了口水，声音苦涩，“我有时候，特别羡慕你。”
我愣住了。
“羡慕我？”
“是啊。”他看着我，“你虽然吃了那么多苦，但你现在做的事，是你自己选的，是你自己想要的。”
“你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而我呢？”他自嘲地笑了笑，“我算什么？一个冒牌货，一个小偷，一个活在我爸影子里的废物。”
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
在深圳最高档的餐厅。
我点了一桌子菜。
他没怎么吃，光喝酒。
一杯接一杯。
他喝醉了，哭得像个孩子。
他抓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对不起，陈硕，对不起。”
“我偷了你的人生。”
我拍着他的背，心里五味杂陈。
他偷了我的人生吗？
或许是吧。
他偷走了我的清华，偷走了我的状元。
可是，如果没有他那十万块钱，我妈可能早就没了。
如果没有被逼上绝路，我也不会有今天的硕风电子。
命运这件事，谁说得清呢？
我把他送回酒店。
他醉得不省人事。
我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前，看着楼下璀璨的灯火。
深圳的夜景很美。
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位置。
我忽然觉得，我跟李文斌，我们俩，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他被父辈的期望绑架。
我被贫穷的现实逼迫。
我们都身不由己。
第二天，李文斌来我公司，跟我道歉，说昨天失态了。
他看起来更憔悴了。
“合作的事……”他小心翼翼地问。
“合同我已经让法务拟好了。”我说，“你看一下，没问题就签了吧。”
我给他的价格，是成本价。
我几乎不赚钱。
他看着合同，眼圈红了。
“为什么？”他问。
“没什么为什么。”我淡淡地说，“就当是……还你当年那瓶可乐吧。”
他愣住了，随即苦笑。
“我欠你的，一辈子都还不清。”
“那就别还了。”我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我们都得往前看。”
签完合同，他要走。
我送他到门口。
“李文斌。”我叫住他。
他回头。
“有空的时候，把画笔再捡起来吧。”我说，“你画画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他身体一震，站在那里，久久没有动。
等他再转过身来的时候，他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和李文斌的合作，开始了。
我不仅仅是给他代工机芯。
我利用我的资源和渠道，帮他重新设计产品线，帮他打开南方的市场。
我知道，我不是在帮他。
我是在帮那个十年前，想画画的少年。
我是在弥补我自己心里的一个缺口。
李文斌的厂子，慢慢有了起色。
他开始把自己的设计理念，融入到产品里。
他设计的几款手表，简约又带着点艺术感，竟然成了爆款。
他开始频繁地来深圳。
我们见面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我们不再是那段交易里的甲方和乙方。
我们成了朋友。
一种很奇怪的朋友。
我们从不提“高考”那两个字。
但我们都知道，那件事，像一根无形的线，把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诡异地绑在了一起。
有一次，我们喝酒。
我问他：“你恨过你爸吗？”
他沉默了很久。
“以前恨。”他说，“我觉得他毁了我。但现在，不了。”
“他也是被那个时代逼的。他那一代人，吃过太多没文化的苦，所以就觉得，只有读书，只有上好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
“他只是用他认为对的方式，来爱我。”
我懂了。
就像我的父母，他们也认为，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就是我最好的人生。
我们谁都没有错。
错的是那个，除了独木桥，就看不到别的路可走的时代。
2002年，我爸突发脑溢血，走了。
很突然。
我赶回老家，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葬礼上，我妈哭得晕过去好几次。
我跪在灵堂前，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
我只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
那个我拼了命想让他过上好日子的男人，那个以我为荣的男人，就这么走了。
李文斌也来了。
他从市里赶过来，风尘仆仆。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给我递上一根烟，然后在我身边，陪我守了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我对他说：“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爸。”
“我骗了他一辈子。”
“他到死都不知道，他那个引以为傲的儿子，是个骗子，是个卖了自己前途的懦夫。”
“他一直以为，我是那个高考失利的陈硕。他不知道，我本可以是那个风风光光的状元。”
李文斌拍了拍我的肩膀。
“不，你不是懦夫。”他说，“你是英雄。”
“你救了你妈，也救了你们全家。”
“你叔叔在天上，也只会为你骄傲。”
那天，我终于哭了。
把这十几年的委屈、不甘、压抑，全都哭了出去。
父亲走后，我把母亲接到了深圳。
我怕她一个人在家，触景生情。
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
硕风电子，在我的经营下，越做越大。
我们开始做自己的芯片，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
我们成了国内电子行业的龙头企业。
我上了很多次财经杂志的封面。
他们叫我“草根崛起的商业奇才”。
他们写我的故事，说我高中毕业，南下打工，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个商业帝国。
很励志。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故事的开头，有多么不堪。
李文斌的钟表厂，也做得风生水起。
他成了国内有名的设计师。
他的品牌，“文斌设计”，成了小资和文艺青年的最爱。
他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他开始留长发，穿得很艺术，身上有种从容和自信。
那是清华给不了他的东西。
2009年，高考三十周年。
我们县里组织了一个活动，邀请历年来成绩优异的学生，回母校做个演讲。
他们也邀请了我。
以“杰出企业家校友”的身份。
当然，他们也邀请了李文斌。
以“89届高考状元”的身份。
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看一份出口欧洲的订单。
我拿着电话，沉默了很久。
秘书问我：“陈总，去吗？”
我说：“去。”
我想，是时候了。
是时候，回去看看了。
是时候，给那段青春，画上一个句号了。
回到县城，变化很大。
高楼多了，路也宽了。
但母校还是那个样子。
红色的教学楼，爬满了爬山虎。
操场上的篮球架，已经锈迹斑斑。
我和李文斌，在校门口遇见了。
我们相视一笑。
他穿着一身休闲的亚麻西装，我是一身笔挺的商务正装。
我们看起来，都像是成功人士了。
“紧张吗？”他问我。
“你呢？”我反问。
“有点。”他笑了笑，“等一下，我这个冒牌状元，要在你这个真状元面前演讲，想想都觉得刺激。”
演讲在大礼堂举行。
下面坐满了学弟学妹，一张张年轻的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像极了当年的我们。
校长先是慷慨激昂地介绍了一番。
然后，主持人念到了李文斌的名字。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89届的高考状元，著名设计师，李文斌先生！”
掌声雷动。
李文斌走上台。
他站在聚光灯下，看着下面的人，深吸了一口气。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
“站在这里，我很惭愧。”
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我。
“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个天之骄子。我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选择，和代价的故事。”
他开始讲。
从1989年的那个夏天讲起。
他讲了一个贫穷但才华横溢的少年。
讲了一个为了救母亲，不得不出卖未来的选择。
他讲了一个富裕但迷茫的少年。
讲了一个被父亲的期望绑架，偷走了别人人生的故事。
他没有说出我们的名字。
他只用了“少年A”和“少年B”来代替。
但是，在场的所有领导和老师，都听懂了。
他们的脸色，变得非常精彩。
台下的学生们，也从一开始的窃窃私语，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这个故事，震惊了。
“那个叫A的少年，用他本该上清华的才华，在另一个领域，创造了自己的王国。他比任何一个清华毕业生，都要成功。”
“而那个叫B的少年，顶着状元的光环，在最好的大学里，度过了最痛苦的四年。他用了整整十年，才摆脱那个不属于他的光环，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走的路。”
“所以，同学们，”李文斌看着台下的每一个人，目光真诚而恳切，“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高考很重要，但它不是人生的全部。”
“考上好大学，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此一帆风顺。”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
“找到那条属于你自己的路，然后，坚定地走下去。哪怕那条路，布满了荆棘。”
他说完，朝台下，深深鞠了一躬。
全场寂静了三秒钟。
然后，爆发出了比刚才更热烈的掌声。
那掌声，经久不息。
我坐在台下，看着台上的李文斌。
我的眼眶，湿了。
这一刻，我心里的所有疙瘩，所有不甘，所有怨恨，全都烟消云散。
我释怀了。
轮到我上台了。
我没有稿子。
我走到话筒前，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
我说：“刚才李文斌先生讲的故事，很精彩。故事里的少年A，我很佩服他。”
“但我想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要再有少年A和少年B的故事。”
“我希望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少年，都能得到命运公平的对待。”
“我希望每一个有梦想的少年，都能在阳光下，追逐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在阴影里，做出无奈的选择。”
“我的公司，硕风集团，从今年开始，将在母校设立一个助学基金。每年资助一百名像当年少年A那样，品学兼优但家境贫寒的学生。”
“我不要你们任何回报。”
“我只要你们记住，当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谢谢大家。”
我讲完，也鞠了一躬。
台下的掌声，比给李文斌的还要热烈。
我看到，前排的王老师，那个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偷偷地抹眼泪。
活动结束，我和李文斌走在学校的林荫道上。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这家伙，”我捶了他一拳，“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要把我的老底都揭了。”
他哈哈大笑。
“我倒是想，但我怕你那个助学基金，就没我的份儿了。”
我们也笑。
笑得特别畅快。
“说真的，”他收起笑容，看着我，“谢谢你，陈硕。”
“谢我什么？”
“谢谢你，没有毁了我。也谢谢你，原谅了我。”
“我也该谢谢你。”我说，“没有你，我可能还在哪个工地上搬砖呢。”
我们俩对视着，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释然。
二十年的恩怨，一笑泯之。
离开学校前，我们去见了王老师。
他已经退休了。
他拉着我们俩的手，老泪纵横。
“好，好啊。”他不停地说，“你们俩，都有出息了。老师……老师对不起你们。”
“老师，都过去了。”我说。
“是啊，王老师，您别这么说。”李文斌也说，“当年，您也是为了帮我们。”
我们都知道，当年王老师拿了李建国的好处费。
但我们谁也没提。
有些事，过去了，就真的过去了。
回去的路上，李文斌开车。
车里放着一首老歌。
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
我们都从无知的少年，变成了饱经沧桑的中年人。
我们都被命运推着，走上了一条意想不到的路。
但好在，我们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喂，”李文斌突然开口，“我下个月结婚。”
我有点惊讶：“这么突然？跟谁啊？”
“一个教画画的老师。”他笑得很温柔，“我们是在一个画展上认识的。”
“恭喜啊。”我由衷地说，“到时候，我给你包个大红包。”
“人来就行。”他说，“对了，你呢？都快四十的人了，还不找一个？”
我笑了笑，没说话。
这些年，不是没有遇到过。
只是，我好像已经*惯了一个人。
我的心，被工作填满了。
或许，也被那段过去，占据了太多的空间。
现在，是时候，把它腾出来了。
“看缘分吧。”我说。
车子开到了机场。
我要回深圳了。
临别时，李文斌从后备箱拿出一个画框，递给我。
“送给你的，新婚礼物，提前预支。”
我打开一看，是一幅油画。
画上，是两个少年。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一个穿着时髦的T恤。
他们并肩站着，身后，是清华大学的二校门。
阳光洒在他们年轻的脸上，笑得灿烂又纯粹。
画的右下角，有两个签名。
一个是龙飞凤舞的“李文斌”。
一个是工工整整的“陈硕”。
我看着那幅画，很久，很久。
我终于明白。
我们谁也没有偷走谁的人生。
我们只是，在命运的安排下，交换了一段人生。
然后，各自在不属于自己的轨道上，拼了命地，活出了自己的样子。
这就够了。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