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77年，第一批考生走向考场
大家好，我是兰台。
这次想和大家聊一聊“50后”“60后”如何评价1977年恢复高考这件大事。
之所以要谈，是因为网上流传一种说法：认为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的“推荐上大学”比1977年恢复并沿用至今的高考更公平。
兰台不赞同这种看法。
查阅历史材料与当事人口述可以发现，“推荐制”在公平性、透明度与激励机制上，都远不如高考。
恢复高考时有带着孩子报名的考生
所谓“推荐”，名义上由基层单位或组织择优选派，但现实中“谁说了算”并无明确标准，往往取决于领导一句话及个人社会关系。
这使得“走后门”成为普遍顽疾。
1972年5月1日，主管部门还不得不下发《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可见问题之严重。
推荐的主导目标也并非“选学业最优”，而是“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用某种思想改造大学），教育功能被异化，大学不得不“为政治目标让位”。
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李继定发言节选
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李继定在2008年一场校内发言中回忆：他1972年高中毕业，多次找生产队领导希望被推荐上大学，却被直白告知“到公社你就被拉下来了”。
原因并不复杂——他父母是普通农民，没有关系、走不了后门。
更让年轻人困惑的是，当时社会舆论里“白卷英雄”“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等故事甚嚣尘上，学*与升学的因果被颠倒，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被动摇。
转机出现在1977年。恢复高考如同春雷炸响，李继定欣喜若狂，立刻备考。有人怀疑是假考，他却“假戏也要真唱”。
当年12月参加考试，1978年2月收到清华录取通知书。
全家激动不已，全县张榜公布，村里奔走相告。
普通百姓用他的经历教育子女——“有真本事，农民的孩子照样能上大学”；而有社会背景的家庭也醒悟——“靠关系不行了，只能靠你自己”。
这种价值导向的转变，对80年代初“大学生热”的形成影响深远。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薛道华也讲过自己的遭遇：1976年，他所在公社获两名推荐指标，一个给了他，另一个给了某休养院副院长的孩子；实际录取时，他的名额被另一位副院长的子女顶替；又被“安排”到技校，后因县文教局局长的女儿要入学，他再被挤到中师。
只是因为说了句“我填的是大学，怎么成了中师”，第二天连中师通知书也被收走。
个人前途在人情网里反复被改写，非但缺乏程序正义，更谈不上教育公平。
钟志民
“推荐制”时期，全国还出现了具有示范效应的事件。
1973年，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工农兵学员钟志民主动向校党委提交《退学申请报告》，坦承自己是“通过走后门上大学”，系由父亲打电话到军区干部部门“指名调我”而来。经过一年多学*，他认识到这并非小节，而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事”，决定退伍回乡劳动。
1974年1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点名表扬，随后多所高校清理“走后门”之风，一些通过关系入学者也提出退学。舆论的反思从侧面印证了“推荐制”难以抵御权力寻租与关系运作的结构性缺陷。
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家**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指出：恢复高考的意义在于树立了“考试选才”的公共目标，用“分数论”打破此前流行的“唯成分论”。
在那种氛围中，个人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父母与家庭出身；恢复高考至少提供了相对公平的起点。
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如果不用分数衡量，就会出现无穷无尽的“走后门”，无法公平选拔人才。
高考以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相对透明的程序抵制了人情干扰，让“凭自己奋斗”成为最重要的变量——无论你来自穷乡僻壤还是城市中心，只要分数够，就能被录取。
哪怕高考并非完美，难以全面评价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但在“让所有人站在同一道起跑线的笔试环节”这一点上，它实现了最大化的公正。
高考
第一，规则确定且可预期。 高考以公开大纲、统一试卷、明确录取线为核心，程序公开、标准清晰；“推荐制”则标准模糊、口径多样，极易演化为权力寻租。
第二，信息对称且可监督。 分数和投档线都是可核对的公共信息，舆论与社会可监督；而“推荐”往往在单位或小圈子内运作，外界无从知晓。
第三，激励方向一致。 高考把努力与回报重新连接起来，“多学一点可能就多一分”，这是对普通家庭孩子最友善的选择体系，也能在社会层面形成“尊重学*、尊重知识”的正向文化。
第四，纠偏能力更强。 高考虽有缺点，但可以通过多元录取、综合评价、特殊类型招生、扩招与区域倾斜等工具逐步调节；而“推荐制”缺少稳定的制度化纠偏手段，一旦偏差难以及时发现与更正。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
回看上世纪70年代末的历史节点，恢复高考不仅为无数青年打开改变命运的通道，更在价值层面重建了社会的“公平叙事”。
李继定从“无门可走”的普通农家子弟到清华学子，乡亲们用他的故事教育孩子：靠真本事也能出头；
而钟志民“退学申请”的公开与讨论，则以反讽的方式提醒全社会：当“推荐”失去标准与监督，公平就会在暗处悄然溜走。
因此，声称“推荐制更公平”的论调缺乏事实支撑。
它忽视了当年大量个案所揭示的制度性缺陷，也忽视了恢复高考对社会流动、教育秩序与公共伦理的基础性塑造。
高考不是万能，但在那个需要重建规则与信任的年代，它提供了最可行、最被普遍接受的公平路径——让所有人都明白：在人生最关键的一次选拔中，决定命运的，不是门路与背景，而是你的分数、你的努力与你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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