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留学

一般同学三、四年，或五、六年就不错了，但我有三个“老”同学，同学都在10以上。一个姓何，一个姓李都是老家的发小，从小学到高中，整整同学12年；另一个姓张的女同学和我同县不同区，从初中到大学一直同学11年。

姓李的同学和我同庄、同姓、但不同輩，我比他高两辈，他比我大一岁。他属蛇，我属马。按照我们那里的*惯，他要喊我爹爹即祖父；同桌吃饭，他只能坐下席，我可以坐上席。他性格外向，但不“调皮”；我性格内向，但很“调皮”，打起架来，他不是我的对手。解放前我们俩家家境差不多，共雇一个长工。土改时他家被划成富农，我家侥幸地划上了个“富裕中农”，但待遇就差别大了，他母親成了专政对象，我的祖父是团结对象。随着他的继父进门，他家的经济状况比我家好多了，特别是53年我祖父去逝后，家里就没有劳动力了，我和祖母就成了大队的“五保户”，全年家里只有120元的收入，供我们生话和读书开支。

从小我和同姓同学都是在较劲中长大的，我们学*差不多（按照老师的说法，两家家长都是睁眼瞎，谁也不知道自家小孩学*怎么样）。按照老师的说法我的字写得比他好。我们小学班主任二胡拉得很好听，我很想学，但没有錢买“胡琴”，只能自已动手打蛇剥皮做琴筒、用木头做琴架、将家里毛掸上的馬尾毛扯下做琴弓、花几分錢买两根子母琴弦、，胡琴就做好了，我天天自学拉二胡，后來也就会拉“孟姜女”等简单的歌曲。这时我的姓李的同学知道后，他就缠着家人在青草街上买了把二胡，他也自学地拉起来，他很快就比我拉得好。每年春节，大队都要成立文艺宣传队，排演黄梅戏，放寒假时，我们都要参加宣传队为演出伴奏。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专业，后来分到西宁山川机床铸造厂房建科。我分到拉萨后，71年休假和74年出差时，我都路过西宁去看了他，并从单位价拨了大米和黄豆带给他，这些主副食品在我们部队不稀罕，但到了西宁，他却如获至宝，因那时的西宁每月才供应2斤大米。1993年我调到中山大学后，他俩口子居然跑到广卅来看我。因他检查出有病，50多岁就办了病退手续，到惠卅帮私人老板搞建筑设计。后来他又帮大儿子管理工厂，从烟台转战到怀宁高河。那年他俩口子七十大寿时，我和夫人一同去高河为他们祝寿，他请了十几桌，狠狠地“张扬”了一下他好胜的性格。主桌上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三剑客”的三家人。从那以后，我们每年都能見面，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肺病都来了。到了2020年，他感到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肺水肿越来越严重了。也许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心灵感应特别强烈，就在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就梦到我们三人从家回到桐中后，到他宿舍怎么都找不到他，我正在焦急时……我的手机响了，一接是何全舟的电话，何说昨晚李鸿雁去世了。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难道是鸿雁托梦向我告别的……从此，我们三剑客就少了一个年长的剑客，我也失去了从小就一起“较劲”的兄长或“孙子”。

何全舟同学，和我同岁，同村不同庄，他家住何濠，离我们庄李新屋不到两里路。我们三人在牛车小学就在一个班，后来一同考入天成中学，开始我们都在三班。当年三班同学主要來自青草区和新渡区，而姓彭的班主任又原是新渡小学校长，事事他都偏向新渡区的学生，所有的班干部都是新渡区的学生，来自青草区的学生连个小组长都不给干。班主任说青草学生太调皮、不听话，不能当干部；但青草学生聪明、学*成绩好。我记得一位数学老师，上课点名时，把何全舟喊成何“金"舟，于是我们班不少同学就经常故意地把何全舟喊成何金舟，作为乐趣。刚进入初中，就遇打“右派”运动，我们一个地理老师和一个生物老师，上了几堂课就不見了，后来听说，是被打成右派，给关起来了。当年，我们小学能拉会唱的班主任，还被打成“极右派”。到了58年大跃进时，学校大办钢铁，建了炼钢炉，组织学生到嬉子湖小横山上去挖铁矿。那年中秋节，我们就在山上，吃着夾生饭、就着煮黄豆，望着湖中的明月，想着孤苦的祖母，渡过离开家的第一个中秋之夜。最有意思的是，是强行推进“劳卫制”活动那一年，要求所有初中生都要达到少年级劳卫制的标准。每天，除了上课以外，操场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跑啊、跳啊、爬竿、爬绳、练单杠和双枉、抛铁饼、扔手榴弹，特别是那些体质差、体育成绩差的同学，起早贪黑都在操场上练，特别是那些长跑不达标的同学，被同学强行拉着、拖着跑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达标为止。也许我是从小就不乏劳动的结果，测试的项目，无论是跑、跳、抛，我都轻松地通过了，并达到了劳卫制青年级的标准，荣获了青年级劳卫制证章，获得青年级证章的全年级只有两人。

初三时，班级调整，我和何全舟一块调到初三四班。原因是原来的四班大多数是走读生，学*成绩比较差，学校决定从前面三个班调整一些学*成绩好的学生到四班，以提高四班的平均成绩。

初中最后一学期，我们都集中到桐城中学复*迎考。那时整个桐城县只有桐中有高中部，初中也只有桐城初中、天城初中和桐中初中部，每屆毕业生也只有十几个班；每年桐中只招四个班高中生，而且生源來自整个安庆地区各县，能考取桐中的人并不多，其余的只能考取桐城师范和外地的中专学校，但大多数毕业生考不取学校，只能回冢务农。

我们在桐中集中复*迎考阶段，三个学校月月都有联考，联考成绩都在三校之间评讲并报到桐中教务处。初升高考试很轻松就过了，在填报志愿时，因我家没有经济來源，我要求填报“安庆高工”等中专学校，因上中专基本不要钱，三年后就能拿工资。班主任赵新亚老师告诉我，你巳经录取了桐中，还报什么中专？我很惊讶，没有考试就录取了？赵老师说，桐中重视平时成绩，每次联考成绩他们都有，何况你在联考中，有一次政治课还考了100分，试卷在三校中评讲。他还说，能考上桐中，就能考上大学，肯定比上中专前途好，何况高中阶段也有助学金。于是李鸿雁、何全舟和我三人又都录取了桐城中学，只不过他俩分在一班，我分在三班。到高三分班时，开始我和他们都分在高三（一），由于我执意要学文科，冒着考不取的风险（文科难考，历届桐中理科录取率在百分九十以上，文科录取很难达到一半），吵着要教务处慈主任把我分到文科班。直到他俩考取了“合肥工业大学”，他俩仍要继续同学五年（一共同学17年），而我考取了安徽财贸学院，和他们结束了十多年的同学生涯。

一直到老，我们三人还经常谈起初、高中时一件最害怕的往事:每到星期六中午，我们最害怕的是看到掛在歺厅门口小黑板上的名单，因为那上面公布的是“下周停伙人的姓名”，也就是说下周一你就没有饭吃，赶快回家“讨钱”。虽然知道家里没有钱，但吃过中饭，还得跑回家要伙食费。初中半个月回来一次，来回60里；高中一个月回家一次，来回150里。我们三人经常一齐回家，一同返校，摸黑走路，天不亮起床。渴了，就趴在池塘边、河滩里，喝几个凉水；饿了，就在路边竹园里、菜地边，寻找一些野果、萝卜、黄瓜、茭白、红薯等充饥。尽管如此，我们还一边唱着、跳着、打闹着，真是少年不知愁，饥饿也无忧。

我从西藏调到安财工作后，才和在安庆石化厂工作的何全舟联系上，在我调到南京工作后，我们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自从李鸿雁去世后，我和全舟的联系就更加频繁了，每隔几天我们都要通过视屏，看看对方的面容、听听对方的声音、畅谈一些往事、倾诉一些不平、相互勉励、互相安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何全舟

左边作者中何全舟

中李鸿雁

和我同学11年的张乐华，她是桐城双港人。我们在天城初中同学三年，她在二班，我在三班，后来到四班；我们在桐城中学同学三年，她在文科（五班），我在文科（六班）；在大学里我们同一专业，她在甲班，我在乙班，同学五年（因文革迟分配1年）。虽然我们同学11年，只是相互了解，并无过密交往。我记得，1971年，我第一次休假路过蚌埠时，偶然碰到了她，她的盛情招待，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老同学的真诚和热情！82年我调回安财时，她早已随夫调到合肥，他丈夫随着文革的结束，也就结束了往日的风光，而她依然在原岗位上工作，好像是处级干部。在安财工作时，我到合肥看过他们一次；在她丈夫去世不久，还見过一次，但她情绪不算好，人也老了很多。后來、听甲班同学说，自她丈夫免职后，特别是她丈夫去世后，她就很少与外界联系，熟悉的人也仅知道她家里电话号码，而没有手机号码。尽管多年没有联系，但她在校时的音容笑貌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她的“双港”口音也会时不时在耳边响起。遥祝她健康长寿！

张乐华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