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想考举人，得先迈过 “童试” 这道坎。这不是单一考试，而是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连闯的 “资格赛”，过了才能成为生员（秀才），拿到乡试入场券。
童试的第一道门槛是 “身家清白”。娼优皂隶子弟、重刑犯后代一律不准应试，即便是普通农户子弟，也得找廪生具保。廪生是生员中的优等生，由朝廷供给粮食，一个县通常只有二三十人。他们要担保考生 “无冒籍、无匿丧、无替身”，出了问题连坐受罚。《明史・选举志》载，穷书生为求具保，常需 “以半年束脩为谢”，这笔钱足以让普通家庭半年无炊。
县试由知县主考，考八股文、试帖诗，连考五场。第一场不过便被淘汰，能闯到最后一场的不足三成。崇祯年间上海县试，3000 童生仅 200 人进入府试，录取率不足 7%。府试由知府主持，难度再升一级，题目多从《四书》中刁钻截取，如 “割股疗亲” 需阐发 “孝之极致”，稍有偏差便落榜。
最残酷的是院试，由各省提学官亲自主考，这是童试的终审。天启年间，全国院试平均录取率跌破 2%，比今天的清北录取率还低。昆山才子归有光九岁应童试，十四岁才成生员，已算 “早达”。更多人终生困在童试里，《歙县志》记载，嘉靖年间有位叫王敬的老人，68 岁仍拄着拐杖进考场，考官见其 “发鬓如雪，手颤握笔”，破例赐座却终未录取。
即便成了生员，也不代表高枕无忧。生员分廪生、增广生、附生三等，只有廪生能领朝廷俸禄，附生不仅无补贴，还得每年缴 “学费”。更要应付岁考和科考，岁考分六等，末等直接革去生员资格；科考更关键，只有考列一、二等的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全国约 60 万生员，每年能拿到乡试资格的不足 3 万，淘汰率超 95%。
乡试每三年一次，定在八月，故称 “秋闱”，是决定能否成举人的核心战役。这场考试的难度，藏在名额限制、考题设计和考场规则的每一处细节里。
朝廷对举人名额的控制到了严苛地步。《明会典》明确记载，洪熙元年定南北直隶及各省解额（举人名额）：南直隶 80 名，北直隶 50 名，江西 50 名，云南仅 10 名。正统五年调整后，云南增至 20 名，仍不及南直隶四分之一。万历年间，江南一省应试生员常超 2 万人，按 60 名解额算，录取率仅 0.3%；而贵州应试者不足 3000，解额 30 名，录取率 1%，看似稍高，实则当地教育落后，能通经义者本就稀少。
这种名额倾斜加剧了地域竞争。江南才子云集，苏州府乡试常 “千人争一榜”，归有光 17 岁首次应乡试，连考六次才中举，时年 34 岁。他在《与沈敬甫书》中自嘲：“每见放榜，必闭门三日，不敢见邻里。” 而在辽东，天启年间有位生员李希孔，因当地应试者少，第二次乡试便中举，被江南士子笑为 “幸进”。
考题设计堪称 “智力绞杀”。乡试考三场，每场三日，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每道需 300 字以上，且必须依程朱理学注解，稍有发挥即为 “离经叛道”。正德年间浙江乡试出 “仁远乎哉”，要求阐发 “仁在人心”，有考生引用陆九渊 “心即理也”，直接被考官批为 “异说”，黜落不录。
第二场考论、判语、诏诰表，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全需 “典实有据”。万历二十六年乡试策问 “漕运利弊”，考生需熟知南北漕运路线、损耗数据、河道治理典故，光背诵《漕运志》还不够，得有自己的见解。归有光中举那年，策问 “海防策”，他因曾协助地方官勘察海堤，详述 “筑堡、练兵、备粮” 三策，才得以脱颖而出。
考场规则更是密不透风。考前需按《明会典》规定 “编排号舍”，考生对号入座，每间号房高六尺、宽四尺，仅容一桌一床。入场时官军搜身，“鞋缝、发髻、砚台皆敲验”，万历年间有考生藏小抄于毛笔杆，被搜出后 “枷号考场三月，终身禁考”。
考试期间的苦更非笔墨能述。号房无门，风雨直灌，江南八月多雨，试卷常被淋湿；北方深秋严寒，考生需自带炭火，常有 “冻僵手指不能握笔” 者。黄昏未写完可领三枝烛，烛尽仍未毕则被扶出。嘉靖二十二年顺天乡试，考场失火，烧死考生九人，剩余者 “冒浓烟抱卷而出，衣发尽焦”。
阅卷环节的严苛更添变数。试卷先由弥封官密封姓名，再由誊录官用红笔抄写，对读官核对无误后才送考官。考官用青笔阅卷，分 “取”“不取”“待定” 三等，需经初阅、复阅、终审三道程序。《明会典》规定，“文字回避御名庙讳，自叙门地者不录”，有考生在文中提及 “父为县丞”，直接被黜落。
考举人的难，不止于考场内的竞争，更在于考场外的经济重压与时间消耗，这足以压垮多数寒门子弟。
首先是高昂的备考成本。生员需购买经史典籍，一套《十三经注疏》在万历年间值白银五两，相当于普通农户半年收入。还要请塾师，江南名师束脩每年达二十两，寒门子弟只能 “借抄典籍，互助讲解”。归有光未中举前，在嘉定设馆讲学，既是谋生也是备考，“日授徒，夜抄书，寒暑不辍”。
赴考的路费食宿更是天文数字。北方生员赴省城乡试，往返路程常超千里，需雇车马、住驿站，花费白银十两；江南生员乘船赴南京，虽路费稍省，但考场附近客栈 “一房一宿值银三钱”，三场考下来，食宿费便达三两。万历年间，有位河南生员周文灿，为凑路费卖了家中三亩薄田，仍未能成行，最终 “投河自尽”。
中举后的 “谢师宴”“贺喜礼” 更是隐性负担。按惯例，中举者需向考官、塾师送 “谢仪”，给邻里亲友分 “喜钱”。《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乡绅送银送房，虽是文学描写，却源于真实*俗。万历年间，浙江举人张岱为办谢师宴，花去白银五十两，相当于知县半年俸禄。
时间成本更让人心悸。乡试三年一次，错过便需再等三年，许多人一考便是数十年。归有光从 17 岁考到 34 岁才中举，耗时 17 年；更有甚者，如《松江府志》记载的陈眉公，从 16 岁应乡试，直到 58 岁才中举，此时他已 “齿落发秃，步履蹒跚”。
漫长的备考岁月里，生计的压力如影随形。多数生员需一边谋生一边备考，或设馆讲学，或为人幕僚，或替人写状纸。归有光中举前，靠授徒度日，“弟子束脩仅够糊口，无余钱买纸墨”；海瑞未中举时，在南平教谕，“日与诸生讲学，夜则灯下苦读，寒暑不避”。
精神上的折磨更甚。一次次落榜的打击，邻里的讥讽，亲友的失望，足以摧毁人的意志。归有光落第后，“乡人笑其‘痴愚’，妻劝其‘改行’”，他只能将悲愤写入《项脊轩志》，“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字里行间尽是孤独与倔强。有生员多次落第后精神失常，如嘉靖年间福建生员林文俊，落第后 “终日狂歌，见人便呼‘我中举矣’”。
明朝举人之难，本质是制度刻意为之的筛选。朝廷通过严苛的考试、稀缺的名额，将最顶尖的人才筛选出来，同时以 “举人特权” 吸引士子投身其中，维系统治。
举人一旦中式，便实现阶层跃升。经济上，可免自身及家属赋税徭役，名下土地免税可达 400 亩，许多农民为避税将土地 “投献” 给举人，举人坐收 “地租”。万历年间，江南举人徐阶未入仕前，靠 “投献田” 每年收入白银百两。
政治上，举人可直接授官，如教谕、主簿、县丞，优秀者经 “大挑” 可任知县。海瑞以举人身份出任淳安知县，后官至二品；归有光中举后虽八次会试落榜，但仍被选任长兴知县。法律上，举人 “过堂不刑”，非革去功名不得刑讯，民事诉讼可派代理人出庭。
社会地位更是天差地别。举人被称为 “老爷”，平民见之需行官礼，中举后要举行 “砸门庭” 仪式，象征 “脱民入仕”。《文登县志》载，刘举人中举后，当地大族争相联姻，“一日收到聘礼十余份”。
这种 “一步登天” 的诱惑，让无数士子甘愿耗费一生。即便知道录取率不足 1%，即便承受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仍有人 “白首穷经，至死不悔”。正如顾炎武所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但对明朝士子而言，科举是唯一的阶层跨越通道，即便千难万险，也只能迎难而上。
万历四十四年，归有光 60 岁，终于考中进士。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五十未第，如梦如痴；六十登科，如释重负。” 这简短的十六字，道尽了明朝举子的一生。从童试到乡试，从青春到白首，举人的每一步，都是用汗水、金钱与光阴铺就的荆棘之路。#历史冷知识#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