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88年的夏天，像一口烧得滚烫的铁锅，把整个县城都扣在了底下。
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叫得人心慌。
我的高考成绩单，就那么一张薄薄的纸，飘飘悠悠地落下来，砸在我心上，比一块砖头还重。
我爹是镇上中学的语文老师，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读书和脸面。
成绩出来那天，他没打我，也没骂我。
他只是坐在那张吱吱呀呀的竹椅子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劣质的旱烟，烟雾缭绕里，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觉得他整个人的脊梁骨，好像都被抽走了。
我娘在里屋，我能听见她压抑着的、一阵一阵的抽泣声，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
整个家，安静得像一口深井，我就是那块掉进去的石头，连个回响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沉寂和冰冷。
那几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墙上还贴着“天道酬勤”的红纸条，现在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红色的耳光，火辣辣地扇在我脸上。
我不敢出门，我怕看见邻居们同情又带着点幸灾乐祸的眼神。
我怕听见他们在我背后窃窃私语：“老李家的儿子，平时看着挺机灵的，没想到是个绣花枕头。”
我是我们那条街所有孩子里的“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奖状贴了半面墙。
所有人都觉得，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的门槛。
可我，偏偏就在门槛上，摔了个结结实实的大跟头。
那种从云端掉进泥里的感觉，不是疼，是懵。
你都不知道自己摔在了哪里，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一个星期后，我爹的烟抽完了，我娘的眼泪也流干了。
家里开始弥漫着一种更让人窒息的沉默。
一天晚饭，饭桌上只有一盘炒豆角，一碗清汤。
我爹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文彬，去复读吧，家里的钱，我再想办法。”
我看着他鬓角新添的白发，还有我娘那双肿得像核桃一样的眼睛，心里像被针扎一样。
复读？再让他们这样煎熬一年吗？
再让我自己，在那间能听到心跳声的教室里，再坐上一年吗？
我摇了摇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不，我不复读了。”
“不复读你能干啥？！”我爹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手里的筷子“啪”地一声拍在桌上，“你去干啥？跟我一样当个教书匠？你连门都摸不着！去地里刨食？你那身子骨，拿过锄头吗？”
我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啊，我能干啥？
我一个读了十几年圣贤书，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的“读书人”，除了会做几道三角函数题，背几首唐诗宋词，我还会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
我像一棵被人从土里拔出来的苗，根上那点可怜的泥土，在现实的太阳底下，迅速地干裂，剥落。
第二天，我揣着兜里仅有的几块钱，一个人跑出了家。
我不知道要去哪，就顺着那条通往城外的土路一直走，一直走。
路两边的白杨树，叶子被灰尘蒙着，无精打采地耷拉着。
太阳烤得柏油路都开始发软，踩上去黏黏的，像是要把我的鞋底粘住，不让我离开这个让我羞愧的地方。
走了不知道多久，我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土腥味。
路的尽头，出现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那是县里的红砖厂。
巨大的烟囱正“呼呼”地往外冒着黑烟，像一个张着大嘴的怪兽。
空气里都是粉尘，呛得人直咳嗽。
我看见一群光着膀子的男人，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浑身都是汗水和泥土。
他们推着一辆辆装满了砖坯的板车，车轮在泥地上压出深深的辙。
他们的号子声，机器的轰鸣声，砖块碰撞的“哐当”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首粗粝又充满力量的交响乐。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
一个叼着烟卷的工头模样的人拦住了我，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满是怀疑：“干啥的？细皮嫩肉的，找人？”
我喉咙发干，舔了舔嘴唇：“我……我来找活干。”
工头乐了，吐掉嘴里的烟屁股，露出一口黄牙：“找活？小伙子，你看看你这胳膊腿，风一吹就倒了，你干得了这个？”
周围几个歇气的工人也跟着哄笑起来。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红到了耳根。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都陷进了肉里。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大声说：“我干得了！我什么都能干！”
也许是我的眼神里，有一种豁出去的决绝。
工头愣了一下，又打量了我几遍，最后慢悠悠地说：“行吧，看你也是个读书人，估计是家里有难处。先说好，我们这儿是计件的，搬一车砖坯，五分钱。多劳多得，干不动就滚蛋。”
“好。”我点头，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就这样，我成了一个搬砖工。
我的第一辆板车，装得不多，也就一百来块砖坯。
但我推起来，感觉像推着一座山。
车把硌得我手心生疼，脚下的路坑坑洼洼，每一步都得使出吃奶的劲儿。
汗水像小溪一样，从我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身上的白衬衫，很快就变成了泥灰色，紧紧地贴在背上，又黏又痒。
从晾坯场到窑洞口，短短不到一百米的距离，我感觉自己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等我终于把车推进窑洞，卸下砖坯，我整个人都虚脱了，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肺里像着了火。
窑洞里闷热得像个蒸笼，光线昏暗，只有窑口透进来的一点光，照着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那些和我一样干活的工人们，没人看我一眼，他们沉默地，机械地，重复着推、拉、卸的动作，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工蚁。
我突然觉得，自己和他们，和这些砖头，没什么两样。
都是被扔进这生活的大窑里，反复烧炼。
有的，烧成了坚固的砖，盖起了高楼大厦。
有的，烧裂了，烧废了，就成了没用的瓦砾，被人一脚踢开。
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哪一种。
但那一刻，我心里反而有了一种奇异的平静。
至少，我不再是那个躲在家里，靠父母眼泪度日的废物了。
我在这里，用我自己的汗水，换取活下去的资格。
一车，五分钱。
一天下来，我拼了命，搬了三十车。
一块五毛钱。
晚上收工，工头把一块五毛钱扔给我的时候，我看着手里那几张被汗水浸得又湿又软的毛票，那是我这辈子赚的第一笔钱。
我没觉得辛苦，反而觉得无比踏实。
晚上，我就睡在工棚里。
几十个男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空气里混杂着汗臭、脚臭和烟草的味道。
鼾声此起彼伏，像一首粗野的催眠曲。
我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几乎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我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在一天天的搬砖生涯中，被磨掉所有的棱角，最后变得和那些沉默的工友一样，麻木，而坚韧。
直到我遇见了她。
她叫张岚。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个下着暴雨的午后。
雨下得又大又急，整个砖厂都笼罩在白茫茫的雨幕里。
我们这些工人都躲在工棚里避雨，抽着烟，说着荤话。
突然，工棚的门被人一脚踹开。
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浑身都湿透了，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淌。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裤腿卷到膝盖，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腿。
她手里拎着一把扳手，眼睛像两盏探照灯，在我们这群人脸上一一扫过。
“谁他妈把三号传送带的轴承给卸了？！”她的声音，像一道炸雷，在闷热的工棚里炸开，把所有人的声音都压了下去。
她就是张岚。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厂长的女儿，但她不在办公室里待着，整天就在车间和窑厂里转悠，什么机器坏了，她都能上手修。
工人们都有点怕她，因为她脾气火爆，说话像连珠炮，不留情面。
所以大家背地里都叫她“母老虎”。
那天，没人敢吱声。
她又吼了一句：“说话！是不是想让老娘把你们一个个拎出来问？！”
就在这时，一个角落里，一个叫二牛的工人，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岚……岚姐，是我……我寻思着那轴承有点松，想……想紧一紧，没想到给弄坏了……”
张岚两步就跨到他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手里的扳手几乎要戳到他鼻子上：“你寻思？你拿什么寻思？猪脑子吗？你知不知道那批砖今天下午必须出窑？传送带停一个小时，厂里损失多少钱，你赔得起吗？！”
二牛吓得脸都白了，话都说不出来。
我当时就坐在旁边，看着张岚那张因为愤怒而涨红的脸，心里有点不舒服。
我觉得她太凶了，太不给人留情面了。
我忍不住站起来，说了一句：“他也不是故意的，你别这么说他。”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胆子。
可能是在学校里当惯了班干部，*惯了“主持公道”。
也可能是，我骨子里那种读书人的清高，让我看不惯这种粗暴的方式。
我话一出口，整个工棚瞬间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张岚也松开了二牛，转过头，那双锐利的眼睛，像刀子一样，直直地扎向我。
她上下打量着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哟，新来的？还是个读书人吧？怎么，想当英雄？”
我被她看得有点发毛，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我不是想当英雄，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出来干活的，不容易，有话可以好好说。”
“好好说？”她笑了，笑声很响亮，带着一股子野性，“行啊，那你来告诉我，怎么好好说？你去跟机器好好说，让它自己转起来？还是你去跟客户好好说，让他们别催货？”
她一步步向我逼近，身上带着雨水的湿气和一股机油的味道。
“小秀才，我告诉你，在这里，没那么多酸文假醋的道理。这里只认一个理，那就是干活！出了岔子，就得担着！耽误了事，就得挨骂！你要是觉得委屈，趁早滚蛋！”
她说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她又回过头，指着我说：“你，跟我来！”
我愣住了。
工友们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马上就要被拉出去“咔嚓”了。
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但还是跟了出去。
雨还在下，她走得很快，泥水溅了我一裤腿。
她把我带到那个坏掉的传送带旁边，指着那个复杂的机器，对我吼道：“不是能耐吗？来，你给老娘修好它！”
我当时就傻眼了。
我一个文科生，连自己家的收音机都没拆过，我哪会修这个？
我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会。”
“不会？”她又笑了，那笑容里满是“我就知道”的轻蔑，“不会你刚才逞什么能？光会动嘴皮子，有什么用？！”
我被她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站在那里，任凭雨水浇在身上，狼狈得像一只落汤鸡。
她骂了我一顿，也没再理我，自己拿起工具，钻到机器下面开始修理。
我看着她在泥水里爬来爬去，熟练地拧着螺丝，敲敲打打。
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一缕缕地贴在脸颊上，她也毫不在意，只是专注地盯着手里的活。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我不再觉得她粗鲁，反而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生命力。
那种生命力，就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野草，顽强，坚韧，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机器突然“轰隆”一声，重新转动了起来。
她从机器底下爬出来，满身都是油污和泥水，像个泥猴。
她用袖子擦了一把脸，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看见没，秀才，这玩意儿，得靠手，不是靠嘴。”
说完，她就把那把沉重的扳手扔给我：“拿着，以后你就跟着我，给我当学徒。”
我捧着那把冰冷而沉重的扳手，彻底愣住了。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做这个决定。
也许，是她觉得我这个“秀才”还有点改造的价值。
也许，是她觉得我刚才那股子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劲儿，有点意思。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从那天起，我的生活，不再只是搬砖了。
我成了张岚的跟屁虫。
她修机器，我就在旁边给她递工具，打下手。
她一开始对我没什么好脸色，总是“秀才”“秀才”地叫我，语气里带着三分嘲弄，七分使唤。
“秀才，把那个14的套筒递过来！”
“秀才，去，把那边的油污擦干净！”
“秀才，你脑子是不是让书给读傻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我默默地忍受着，一句话也不反驳。
因为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
在动手能力上，我确实像个傻子。
我连钳子和扳手都分不清，经常递错工具，没少挨她的骂。
但奇怪的是，我并不讨厌她。
反而，我开始有点佩服她。
她好像什么都懂。
厂里*小小几十台机器，哪个零件在哪，哪个地方容易出毛病，她都一清二楚。
她修机器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一种无比专注和自信的光。
那种光，我只在我爹讲他最喜欢的古文时，才见到过。
我开始偷偷地学*。
她修机器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仔细地看，默默地记下每一个步骤。
晚上回到工棚，别人都在打牌吹牛，我就拿出白天捡来的废纸片，把机器的构造图，凭着记忆画下来，再把那些乱七八糟的零件名称，一个个标注上。
我毕竟是读过书的，记性好，理解能力也强。
很多原理，我看一遍，再琢磨琢磨，就明白了。
一个月后，厂里的一台搅拌机坏了。
张岚那天正好去县里送零件，不在厂里。
工人们急得团团转，因为那批料要是搅不出来，一天的活就都白干了。
工头也束手无策。
我犹豫了一下，走上前去，说：“我……我来试试吧。”
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工头说：“你？文彬，别开玩笑了，你跟着岚丫头才几天，你能行吗？”
我说：“我就是看看，不一定能修好。”
我壮着胆子，爬上那台巨大的搅拌机。
我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发现是传动轴上的一颗固定螺丝松了，导致齿轮打滑。
这个毛病，我见过张岚修过一次。
我凭着记忆，找到对应的工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颗螺丝给拧紧了。
然后，我跳下机器，对工头说：“试试吧。”
工头半信半疑地合上了电闸。
奇迹发生了。
那台“罢工”了半天的搅拌机，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大声响，重新开始运转。
工人们都欢呼起来。
他们看我的眼神，第一次，不再是同情和轻视，而是惊讶和佩服。
工头走过来，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行啊你小子！真人不露相啊！”
我心里，第一次涌起了一股巨大的成就感。
那种感觉，比我解出一道复杂的数学题，比我写出一篇得满分的作文，还要强烈一百倍。
原来，被别人需要，是这样一种感觉。
傍晚，张岚回来了。
工头把白天的事一说，她听完，没说话，只是走到我面前，绕着我转了两圈，像在看一个什么稀奇物件。
最后，她停下来，一拳捶在我胸口，不轻不重。
“可以啊，秀才，几天不见，出息了啊。”
她的语气里，还是带着那股子调侃的味道。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一种，类似于“认可”的东西。
从那天起，她不再叫我“秀才”了。
她开始叫我的名字，文彬。
有时候，她甚至会主动跟我聊几句。
她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为什么会来砖厂。
我第一次，跟别人说起了我高考失利的事。
我说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涩涩的。
但说完，我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难受了。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最后，她说：“读书有什么用？我哥，读到高中毕业，现在还不是在供销社站柜台，一个月挣那点死工资。我看啊，还不如我呢。”
她说这话的时候，下巴微微扬着，眼神里有一种骄傲。
我问她：“你……没读过什么书吗？”
她自嘲地笑了笑：“我？我初中都没毕业就来厂里了。我爹说，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嘛，早晚要嫁人的。还不如学门手艺，饿不死。”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我们俩，像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走到了同一个路口。
我，是那个一心想挤进“读书”那扇窄门，却被一脚踹了出来的人。
而她，是那个从一开始，就被关在那扇门外，却硬生生用自己的双手，给自己砸出了一条路的人。
我们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我不再是她的学徒，更像她的助手。
我们一起修机器，一起研究图纸。
我发现，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脑子特别活，实践经验非常丰富。
而我，恰好能用我学到的那些理论知识，来弥补她的不足。
比如，有一次，窑炉的温控系统出了问题，温度总是上不去，烧出来的砖，次品率很高。
张岚检查了很久，也找不到原因。
我翻了半宿我高中时的物理课本，第二天，我根据热力学原理，画了一张简易的图纸，告诉她，可能是因为烟道的结构不合理，导致热量流失太快。
我建议，在烟道上加装一个简单的热回收装置。
她将信将疑，但还是带着我，按照我的图纸，叮叮当当地改造了一天。
结果，改造后的窑炉，不但温度稳定了，连耗煤量都比以前少了一大截。
那一次，厂长，也就是她爹，第一次正眼看了我。
他在全厂的生产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
还给我发了五十块钱的奖金。
张岚站在台下，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她冲我挤了挤眼睛，那样子，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小女孩。
我拿着那五十块钱，手都在抖。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知识，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上，那就是一堆死去的文字。
只有把它用在实处，解决实际的问题，它才能活过来，才能真正产生力量。
是张岚，是这个砖厂，是这片我曾经以为是“地狱”的地方，教会了我这个道理。
我和张岚，越来越默契。
我们就像一把钳子的两个把手，一个负责力气，一个负责技巧，合在一起，就能解决很多难题。
厂里的工人们，也开始开我们的玩笑。
他们说：“看，厂里的‘诸葛亮’和‘穆桂英’又凑一块儿了。”
每次听到这种话，张岚都会*咧咧地骂回去：“滚犊子！再胡说八道，扣你们工钱！”
但她的脸，总会不自觉地红一下。
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心里，却有一丝甜。
我开始注意到，她其实，也挺好看的。
她不是那种文静秀气的姑娘。
她的皮肤有点黑，手也很粗糙，上面还有不少伤疤和老茧。
但她的眼睛特别亮，笑起来的时候，像有星星在里面。
她的头发总是随意地扎成一个马尾，偶尔有几缕被风吹乱，贴在额头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生动。
我喜欢看她骂人的样子，叉着腰，柳眉倒竖，声音洪亮，像一只发威的小豹子，充满了生命力。
我也喜欢看她修好机器后，用沾满油污的手，随意地抹一把脸，然后冲我得意地一笑的样子。
那个笑容，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姑娘的笑容，都来得真实，来得灿烂。
我们的感情，就像砖窑里的火，没有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慢慢升温。
转眼，到了冬天。
那年冬天特别冷。
一天晚上，我因为白天着了凉，半夜发起高烧。
我躺在冰冷的工棚里，烧得浑身发烫，迷迷糊糊的，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火炉。
就在我烧得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我感觉有人在推我。
我勉强睁开眼，看见张岚站在我床边，一脸焦急。
她不知道是怎么知道我生病了。
她二话不说，架起我，就往外走。
外面的雪下得很大，整个世界都是白的。
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她架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着。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冻的，还是累的。
我挣扎着说：“岚……张岚，你……你放我下来吧，我……我自己能走。”
她吼我：“闭嘴！再说话，信不信我把你扔雪堆里！”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凶。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心里却暖洋洋的。
她把我架到了厂里的卫生所。
医生给我打了退烧针，又开了些药。
她一直守在我身边，给我喂水，用湿毛巾给我敷额头。
我烧得迷迷糊糊，感觉自己躺在一艘小船上，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漂泊。
而她，就是那个牢牢抓住船舷，不让我掉下去的人。
后半夜，我的烧渐渐退了。
我睁开眼，看见她就趴在我的床边睡着了。
她的眉头微微皱着，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几颗没干的雪花融化成的水珠。
卫生所的灯光很暗，柔和地照在她脸上。
那一刻，她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母老虎”。
她像一个，需要人保护的小姑娘。
我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我伸出手，想帮她把脸上的那缕乱发拨开。
可我的手刚伸到一半，她就醒了。
她看见我醒了，眼睛一亮：“你醒了？感觉怎么样？还难受吗？”
我摇摇头：“好多了，谢谢你。”
她*咧咧地摆摆手：“谢什么谢，你要是烧坏了脑子，以后谁帮我算那些乱七八糟的数据。”
嘴上这么说，她还是起身，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我看着她，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张岚，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她愣了一下，随即，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声音有点不自然：“谁……谁对你好了？我就是……我就是看你这个秀才，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怕你死在这儿，给我爹添麻烦。”
我看着她微微发抖的背影，笑了。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
我们聊各自的过去，聊对未来的打算。
我才知道，她心里，其实一直有个遗憾。
那就是没能多读点书。
她说：“文彬，我有时候特别羡慕你。你懂那么多我看不懂的符号，知道那么多我没听过的道理。我要是有你一半的学问，我肯定能把这个砖厂，管得比我爹好。”
我说：“我也羡慕你。你懂怎么让机器转起来，懂怎么跟人打交道，懂怎么把一堆泥巴，变成能盖房子的砖。这些，是书本上永远也学不到的。”
那一晚的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卫生所的地板上，亮堂堂的。
我们俩，一个曾经一心只想往象牙塔里钻的失败者，一个被现实早早推入社会大熔炉的野丫头，在那一刻，好像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
我们都渴望着，自己所不曾拥有的东西。
而对方的身上，恰好就有。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了。
我开始教她认字，教她看图纸上的那些技术参数。
她学得特别快，也特别认真。
有时候，为了一个公式，她能缠着我问一晚上。
而她，也教我怎么跟那些三教九流的客户打交道，怎么在酒桌上，既不吃亏，又能把生意谈成。
她告诉我：“文彬，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脸皮太薄，心太软。做生意，有时候就得像个狼，该狠的时候，眼睛都不能眨一下。”
我看着她，觉得她就像我人生的另一位老师。
我爹教我“仁义礼智信”，而她，教我“柴米油盐酱醋茶”。
前者让我知道该怎样做一个“人”。
后者让我知道该怎样“活下去”。
1989年的春天，厂里接了一个大单子。
是县里新开发的住宅区，需要一大批高质量的红砖。
这对我们厂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也是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对方要求的砖，标号特别高，我们厂以前的工艺，根本达不到。
厂长急得嘴上都起了泡。
那段时间，张岚也像是变了个人，整天愁眉苦脸的。
一天晚上，她把我拉到办公室，把一堆技术资料推到我面前：“文彬，你脑子好，你帮我想想办法。这个单子要是拿不下来，我们厂今年就得喝西北风了。”
我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心里一疼。
我说：“你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
那一个星期，我俩几乎是吃住都在办公室里。
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制砖工艺的书，都翻了个遍。
我发现，要提高砖的标号，关键在于改良土质配方和控制烧制过程中的温度曲线。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问题。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分昼夜地计算，画图。
张岚就陪着我，给我端茶送水，有时候我算得头昏脑胀，她就给我捏捏肩膀。
她不懂那些复杂的公式，但她懂我。
她知道，我正在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拼尽全力。
终于，在第七天凌晨，我设计出了一套全新的配方和烧制方案。
我拿着那几张写满了公式和图表的纸，手都在抖。
张岚看着我，眼睛比天上的星星还亮。
她没有问我行不行，她只是说：“文彬，我相信你。”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我们说服了厂长，按照我的方案，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试烧。
开窑那天，几乎全厂的人都围了过来。
当第一车砖被拉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砖，通体赤红，色泽均匀，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用锤子敲击，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厂里的老师傅拿起一块，翻来覆去地看，最后，激动地大喊：“成了！成了！这砖，比国营厂的还好！”
人群瞬间沸腾了。
厂长激动得老泪纵横，他走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文彬，你……你真是我们厂的贵人啊！”
我看向人群中的张岚。
她也在看着我。
她的脸上，挂着泪，但嘴角，却带着最灿烂的笑。
她穿过人群，走到我面前，什么也没说，就那么看着我。
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她踮起脚，在我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
我的脸，比刚出窑的砖，还要烫。
工人们开始起哄，吹口哨。
张岚的脸也红了，但她还是叉着腰，冲他们喊：“看什么看！没见过啊！文彬以后就是我的人了，谁敢欺负他，先问问我手里的扳手！”
那一刻，阳光正好，照在她飞扬的发梢上。
我看着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高考，算什么。
大学，又算什么。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那张录取通知书，在这一刻，已经由生活，亲手递到了我的手上。
那年秋天，我们结婚了。
没有盛大的婚礼，就是请厂里的工人们，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
我爹和我娘也来了。
我爹看着我身边这个咋咋呼呼，端着酒碗跟男人们划拳的儿媳妇，表情有点复杂。
但我知道，他心里是高兴的。
因为他看到了我，那个曾经让他失望透顶的儿子，如今，站得笔直，眼里有光。
婚后，在张岚的支持下，我对砖厂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
我们引进了新的设备，优化了生产流程，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我们的“文岚”牌红砖，成了县里，乃至市里的抢手货。
几年后，我们用攒下的钱，盘下了那个曾经濒临倒闭的砖厂。
我，李文彬，一个曾经的高考落榜生，成了砖厂的老板。
而张岚，她不再需要亲手去修机器了。
她学会了看财务报表，学会了做市场规划。
她穿着得体的套裙，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运筹帷幄。
但有时候，她还是会换上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跑到车间里，跟工人们一起，检查设备，解决难题。
她说，她闻不到那股机油味，就睡不踏实。
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我给他取名叫“李思源”。
饮水思源。
我希望他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那片红色的土地，从那一块块滚烫的砖头里，一点一点，用汗水和智慧，垒起来的。
我再也没有去想过高考的事。
那段经历，就像我手上因为常年搬砖而磨出的老茧，它曾经很疼，但后来，它变成了我身体最坚硬，最厚实的一部分。
它让我明白，人生的路，不止一条。
那张决定命运的纸，有时候，并不是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它可能是一张画满公式的草稿纸。
可能是一张写着技术参数的图纸。
也可能，是那张，我第一次领到一块五毛钱工钱时，被汗水浸透的，皱巴巴的毛票。
有时候，我也会站在我们家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看着远处那个依旧在冒着黑烟的巨大烟囱。
我会想起1988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炎热的，绝望的，却又充满了转机的夏天。
我想，如果我没有落榜，如果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会成为一个不错的工程师，或者一个安稳的公务员。
我会娶一个温柔贤淑的妻子，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
那样的生活，也许很好。
但我知道，我绝不会遇到张岚。
我不会遇到那个在暴雨中，拎着扳手，像个女王一样闯进我生命里的姑娘。
我不会知道，一个女人的生命力，可以如此的旺盛，如此的动人。
我也不会知道，原来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把一堆泥土变成财富，是如此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所以，我不后悔。
一点也不。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牌局，你无法决定自己会抓到什么样的牌。
但你可以决定，怎么把手里的牌，打出去。
我曾经以为，我抓到了一手烂牌。
是张岚，这个泼辣，善良，又充满智慧的女人，她成了我生命里的“王炸”。
她教会我，就算抓到的是一把碎砖烂瓦，只要用心，用力，用爱去烧炼，一样可以盖起属于自己的，最坚固，最温暖的，人生大厦。
如今，我已经年过半百。
砖厂，也早已经交给了儿子打理。
我和张岚，过上了退休的生活。
她还是那个脾气，说话声音比谁都大，没事就喜欢拉着我去跳广场舞，还非要站在领舞的位置。
我呢，就跟在她身后，笨拙地学着。
经常有新来的舞伴问她：“岚姐，这是你老伴儿啊？看着挺斯文的，怎么娶了你这么个厉害的？”
每当这时，她都会得意地一叉腰，大声说：“怎么，羡慕啊？我告诉你们，我家老李，当年可是我从砖厂里，亲手‘刨’出来的宝贝！”
说完，她会回头看我一眼。
那眼神，穿过二十多年的岁月，依旧像当年那个雨天一样，明亮，锐利，又带着一丝只有我能读懂的，温柔。
我看着她，笑了。
是啊，我是她刨出来的宝贝。
而她，又何尝不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最珍贵的，那个从天而降的贵人呢？
她就是我的大学。
我用一生的时间，去读她，去爱她。
至今，尚未毕业。
而且，我希望，永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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