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那年夏天，蝉鸣像砂纸，磨得人心头发慌。我站在“世纪之光”大厦的脚手架上，汗水顺着安全帽的边沿淌下来，滴进眼睛里，又涩又疼。我叫李文山，是个木工。手下带着几个徒弟，在这座城市里最气派的建筑工地上讨生活。
那天，项目总工陪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来视察。那人很年轻，三十岁出头，头发梳得油光锃亮，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张白净但略显浮肿的脸。他一路指指点点，嘴里蹦出些我们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总工在一旁哈着腰，像个跟班。
一行人走到我们正在安装红木门套的区域，停了下来。我正低头用角尺比对一个榫卯的精度，徒弟小马在旁边递工具。
“李师傅，歇会儿，甲方的大老板来了。”工头在不远处喊了一声。
我抬起头，擦了把汗，目光不经意间和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对上了。
那一瞬间，工地上所有的嘈杂都消失了。冲击钻的声音，金属切割的尖啸，工友的吆喝，都像潮水一样退去。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张脸。十年了，这张脸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有些模糊，可那双眼睛，怯懦，躲闪，却又藏着一丝熟悉的惊慌，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猛地插进了我心里最深的那把锁里，用力一拧。
我的心，咯噔一下，沉到了底。
是他，赵启明。那个顶着我的分数，走进清华大学的人。
而我，李文山，十年前本该和他交换人生的人，如今正穿着一身沾满木屑的工服，像个陌生人一样，仰视着他。
01
时间退回到1989年的夏天，我们那个叫石湾子的小山村，穷得叮当响。村里的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谁家要是能出个大学生，那不亚于祖坟上冒了青烟，是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的大事。
那一年，我就是全村的希望。
我叫李文山，十八岁。从小到大，读书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墙上贴满了奖状，成绩单上的第一名，除了我，没换过别人。老师们都说，只要我正常发挥，别说省城的重点大学，就是清华北大，也敢想一想。
我爹在我很小的时候去矿上出事，没了。是我娘一个人，靠着几亩薄田和给人缝缝补补，把我拉扯大。她总说：“山子，娘没本事，就指望你了。你读出去了，咱家的天，就亮了。”
我把这话刻在心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书，晚上点着煤油灯做题，做到眼皮打架。那盏昏黄的灯，照亮的不只是课本，更是我心里那个遥远又清晰的梦。
高考前夕，我信心满满。模拟考的成绩一次比一次好，我已经能看到大学校门在向我招手。可就在这个时候，天塌了。
我娘在去镇上卖鸡蛋的路上，被一辆失控的拖拉机撞了。人是抢救过来了，但腿断了，内脏也受了伤，急需一笔钱做大手术。医生说，手术费加上后期的治疗费，至少要五千块。
五千块！在1989年，对我们家来说，这就是个天文数字。家里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不过百十来块。我挨家挨户地去借，头都磕破了，亲戚邻里们东拼西凑，也才凑了不到五百块。大家的日子都紧巴，谁也拿不出更多的钱。
我跪在医院的走廊里，听着病房里我娘压抑的呻吟，感觉自己的心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着，越攥越紧，疼得喘不过气。医生下了最后通牒，再凑不齐钱，只能采取保守治疗，那意味着我娘下半辈子可能就要在床上度过了。
我的大学梦，在母亲的病痛前，显得那么脆弱，那么无力。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绝望。那感觉，就像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冰窟窿，四面八方都是寒冷和黑暗，你喊不出声，也挣扎不动。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远房的表叔找到了我。他叫孙德旺，在县城里给一个大老板开车。他把我拉到医院一个没人的角落，塞给我一根烟，压低了声音说：“山子，有个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干成了，别说五千，十万都能有。”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愣愣地问：“啥事？”
孙德旺吸了口烟，缓缓吐出烟圈，烟雾后面，他的眼神有些飘忽：“我老板的儿子，叫赵启明，今年也高考。那小子……不是块读书的料。他爹想让他上个好大学，光宗耀主。所以……想找个枪手。”
“枪手？”我心里一惊，这个词我只在书里看过。
“对，”孙德旺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捻了捻，“替他考。考上了，价钱好说。尤其是……要是能考上清华，他爹说了，这个数。”
他伸出一个巴掌，又翻了一面。
“十万？”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对，十万。”孙德旺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山子，我知道你是全县的状元苗子。这事对你来说，不难。你娘的病，你未来的日子，可就全指望这笔钱了。你想想，有了这十万，你娘能得到最好的治疗，你还能剩下大笔钱，做点小生意，一辈子吃喝不愁。比你辛辛苦苦读完大学，出来挣工资强多了。”
他的话像魔鬼的诱惑，每一个字都砸在我的心上。一边是母亲的健康和家庭的未来，一边是我的梦想和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我感觉自己被架在火上烤，每一寸皮肤都在灼痛。
02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我坐在医院的病床边，看着昏睡中的母亲。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那是岁月和辛劳刻下的痕迹。她的呼吸很轻，眉头却紧紧皱着，像是在梦里也在忍受着痛苦。我的手轻轻抚过她的脸，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从小到大，娘为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她总说，只要我能有出息，她这辈子就值了。可现在，她躺在这里，等着钱救命，我却无能为力。如果我坚持自己的梦想，娘可能就毁了。一个连自己母亲都救不了的大学生，读再多的书，又有什么用？
我的内心像是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穿着状元的红袍，对我说：“李文山，那是你十几年的心血，是你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你不能放弃！”另一个则披着孝服，哭着对我说：“李文山，百善孝为先！钱可以再挣，娘只有一个！你忍心看着她受苦吗？”
我痛苦地抓着自己的头发，感觉脑袋都要裂开了。
第二天，我跟着孙德旺去见了赵启明的父亲，赵承德。
那是在县城里最好的一家饭店的包间里。赵承德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大背头，穿着一身当时很时髦的西装，手指上戴着个明晃晃的金戒指。他看我的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学生，更像是在审视一件商品。
他没有多余的废话，开门见山：“事情，德旺都跟你说了吧？”
我点了点头，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我儿子，启明，不争气。但我赵家的种，不能比别人差。”他给自己倒了杯酒，一饮而尽，“我查过你的底细，全县第一，好苗子。可惜啊，命不好。”
他这句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但我只能低着头，默认。
“条件很简单，”他伸出两根手指，“第一，考上清华，这是死任务。第二，这件事，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除了我们三个，不能有第四个人知道。你爹娘，你未来的媳妇孩子，谁都不能说。”
我沉默着。
“事成之后，十万块钱，一分不少，现金给你。”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大团结”，拍在桌上，“这是五千块定金，先拿去给你娘治病。剩下的，等录取通知书到了，一次性结清。”
那红色的钞票，像一团火，灼痛了我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康复出院的笑脸，也仿佛看到了自己梦想破碎的灰烬。
“我……我需要考虑一下。”我声音沙哑地说。
赵承德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轻蔑和笃定：“不用考虑了。你没得选。拿着钱，去救你娘吧。年轻人，识时务者为俊杰。梦想那东西，填不饱肚子，也救不了命。”
他把钱推到我面前。我看着那沓钱，又抬头看了看他那张志在必得的脸。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在现实面前，我没得选。
我颤抖着手，伸向了那沓钱。当我的指尖触碰到钞票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灵魂里某个最干净、最宝贵的东西，碎了。
03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
赵家动用了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帮我办好了一切手续。一张印着赵启明照片，但信息几乎和我一模一样的假准考证，一张足以以假乱真的假身份证。我对着镜子，反复练*赵启明的签名，直到写出来的字迹和他本人一般无二。
我还见到了赵启明本人。他被他父亲押着，来和我见了一面。他比我高半个头，但身子很单薄，脸色苍白，看人的时候眼神总是飘忽不定，不敢与人对视。他全程没和我说一句话，只是低着头，玩着自己的手指。
我能感觉到，他并不情愿，但又不敢反抗他父亲的权威。他和我，都是这场交易里的棋子，只是他生在富贵人家，连当棋子都比我多几分选择的余地。
高考那几天，天气异常闷热。
我揣着不属于我的身份，走进了那个决定无数人命运的考场。考场里的空气，紧张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我坐在属于“赵启明”的位置上，看着周围一张张年轻而又充满希望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奋斗，而我，是在为一个谎言拼尽全力。
当考卷发下来的那一刻，我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告诉自己，李文山，你不是在为自己考试，你是在为你娘的命考试。这不再是实现梦想的阶梯，而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斗。
我深吸一口气，提笔，在姓名栏上写下了“赵启明”三个字。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像是在嘲笑我的懦弱和背叛。
但题目是无辜的。那些熟悉的公式，那些烂熟于心的古文，那些精妙的物理定律，对我来说依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做题的时候，我暂时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这场交易。我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享受着解开一道道难题带来的纯粹的快乐。
那是我最后一次，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触摸我的梦想。
每一场考试结束，我走出考场，都有一种虚脱的感觉。孙德旺会开着车在校门口等我，把我接到一个秘密的住处，好吃好喝地伺候着，确保我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下一场考试。
最后一门考完，交卷铃声响起。我放下笔，靠在椅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窗外，夕阳正红，染红了半边天。我知道，属于李文山的少年时代，随着这声铃响，彻底结束了。
走出考场，我没有像其他考生那样去对答案，也没有和任何人交流。我默默地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把那张假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桶。
我，李文山，从今天起，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而赵启明，将带着我的智慧和汗水，走向一个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
04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种煎熬。
我拿着赵承德给的五千块钱，立刻给我娘办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娘的命保住了，腿也接上了，只要好好休养，就能恢复。看着娘的脸色一天天好起来，我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娘问我钱是哪来的，我撒了谎，说是学校和社会上的好心人捐的，因为我是状元苗子。娘信了，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山子，你可要好好考，别辜负了人家。以后出息了，要报答人家。”
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都像被针扎一样疼。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能含糊地应着。
村里人也都以为我考得很好，见了我都问：“山子，准备报哪儿啊？清华还是北大？”
我只能笑着说：“还没想好，等分数出来再说。”
我的高考，其实也参加了。用我自己的身份。但我几乎是交了白卷。我不能让李文山这个名字，出现在任何一张大学的录取名单上。我要让这个名字，彻底从“优秀学生”的行列里消失。
成绩出来那天，整个县城都轰动了。
今年的理科状元，是县一中的赵启明。他的分数，高得吓人，上清华绰绰有余。
而我，李文山，曾经的尖子生，名落孙山。分数低得离谱，连个大专都上不了。
消息传回村里，所有人都惊呆了。惋惜的，嘲笑的，看热闹的，说什么的都有。曾经把我捧上天的老师，也对我失望透顶，说我肯定是考前压力太大，失常了。
我娘知道我的成绩后，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抱着我哭了一整晚。她没有一句责备，只是反复说：“没事，山子，考不上就不上了。咱不念了，回家跟娘种地，一样能活。”
娘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难受。我知道，我让她失望了。我让她半辈子的指望，都落了空。
那天晚上，孙德旺又来找我了。他开着车，把我带到了县城郊外的一座小桥上。赵承德和赵启明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赵承德满面红光，见到我，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干得漂亮！我赵承德没看错人！”
他从车里拎出一个黑色的皮箱，打开，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十沓“大团结”。
“说好的，九万五，加上之前的五千，一共十万。你点点。”
我没有点，只是看着那箱子钱。这笔在当时足以改变一个普通家庭命运的巨款，在我眼里，却像一箱沉重的石头。
赵启明站在他父亲身后，低着头，不敢看我。他的手里，捏着那张金灿灿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本该是我的名字。
“拿着吧。”赵承德把箱子塞到我手里，“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儿子过他的独木桥。咱们两清了。记住我们的约定，这件事，到死都不能说出去。”
我拎着箱子，感觉有千斤重。我看着赵启明，他终于抬起头，和我对视了一眼。他的眼神里，有愧疚，有不安，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我什么都没说，转过身，拎着那箱钱，一步一步地走回了黑暗里。
那晚，我把钱藏在了家里的地窖里。我抱着那箱钱，在地窖里坐了一夜。我没有喜悦，只有无尽的空虚和迷茫。我用我的前途，换来了这笔钱，救了娘的命。我不知道，这笔交易，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
05
拿到钱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娘离开石湾子。
我受不了村里人异样的眼光，也害怕有一天这个秘密会败露。我对娘说，我想出去闯一闯，学一门手艺。娘虽然舍不得，但看我态度坚决，还是同意了。
我们去了南方的一座城市。那里没人认识我们。我用那笔钱，给我娘租了最好的房子，请了最好的医生给她做康复治疗。剩下的钱，我一分没动，存进了银行。
我告诉自己，这笔钱是卖掉未来的“卖身钱”，是脏的。但我必须用它来安顿好我娘。等我娘身体完全好了，我要靠自己的双手，挣干净的钱。
我找了一家家具厂，从学徒工做起。我把当年读书的那股劲头，全都用在了学木工上。我天生脑子好使，学什么都快。别人要学一年的东西，我几个月就摸透了。画图纸，算尺寸，开榫卯，雕花，我样样都学得又快又好。
老师傅是个姓钱的老木匠，脾气古怪，但手艺是真好。他一开始看不上我这个“读书读傻了”的年轻人，觉得我吃不了苦。但我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手上磨出了血泡，缠上布条继续干。我不多话，只是默默地看，默默地学。
时间长了，钱师傅也看出了我的不同。他发现我不仅手巧，而且会动脑子。很多复杂的结构，我看看图纸就能在脑子里建模，算得分毫不差。
有一次，厂里接了个大活，要做一套仿古的红木家具，其中有个屏风的卯榫结构特别复杂，几个老师傅研究了半天都没弄明白。我晚上回去，对着图纸琢磨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用几根废木料，做出了一个完美的小样。
从那以后，钱师傅对我刮目相看。他开始把压箱底的绝活都教给我。他常对我说：“文山，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你这脑子，不去当工程师可惜了。但当个好木匠，一样有出息。记住，手艺人的根，是良心。做出来的东西，要对得起木头，对得起主顾，更要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自己”，这四个字，像锤子一样，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木工手艺里。我喜欢刨花散发出的清香，喜欢看着一块块粗糙的木料，在自己手中变成一件件精致的家具。那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感，让我找到了久违的踏实和安宁。
在这里，没人知道我的过去。我只是一个手艺不错的年轻木匠，李文山。
几年后，我用自己挣的钱，在城里付了首付，买了套小房子，把我娘接了过去。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孙秀芹。她是个很朴实的女人，在纺织厂上班，不嫌我穷，也不嫌我只是个木匠。她看中的，是我的人踏实，肯干。
我们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日子虽然平淡，但很安稳。我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小装修队，专门接一些高档的木工活。因为手艺好，用料扎实，从不偷工减料，我的名气渐渐在行内传开了，找我干活的人越来越多。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直过下去。那个关于1989年夏天的秘密，会被我永远埋在心底，直到化为尘土。
我甚至快要忘记赵启明的样子了。
直到十年后，在“世纪之光”的工地上，我们再次相遇。
06
工地上再次相见，我们谁都没有点破。
赵启明只是在我的摊位前停顿了片刻，眼神在我脸上扫过，然后很快移开，仿佛只是在看一个普通的工人。他身边的项目总工见状，立刻向他介绍：“赵总工，这位是李师傅，我们特地请来的木工大师傅，手艺是全市最好的。”
赵启明“嗯”了一声，点点头，没再看我，转身跟着人群继续往前走。
他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他当然不希望我们的过去被任何人知道。他现在是海归博士，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是这座地标性建筑的总工程师。而我，只是一个满身尘土的木匠。我们之间，隔着云和泥的距离。
他走后，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徒弟小马凑过来，一脸羡慕地说：“师傅，那就是赵启明啊！听说他是清华毕业，又去美国留的学，才三十出头就这么大本事，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我笑了笑，没说话，低头继续干活。只是手里的角尺，感觉有些沉。
接下来的日子，赵启明作为总工程师，几乎每天都会来工地。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交集。他总是前呼后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他和我说话，也总是通过项目总工转达，语气公事公办，仿佛我们素不相识。
“李师傅，赵总工说，这个门套的颜色太深了，和整体设计不符，要求全部返工。”
“李师傅，赵总工看了你们的进度，觉得太慢了，让你们加派人手，晚上加班。”
我从不反驳，只是点头说“好”。然后带着徒弟们，默默地返工，默默地加班。我知道，他是在用他的权力，向我展示我们之间如今的差距，或许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安抚他内心的不安。
我的沉默和顺从，似乎让他渐渐放下了戒心。
直到有一天，工地上出了大事。
大厦顶楼的宴会厅，设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穹顶结构，全部由珍贵的金丝楠木拼接而成。这个穹顶是整个建筑的点睛之笔，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部分。按照赵启明的设计图纸，我们施工了近一个月，眼看就要合拢了，却发现最后一块拱顶木，无论如何都安装不上去，总是差那么几毫米的空隙。
如果强行安装，整个穹顶的应力结构就会被破坏，时间长了，有坍塌的风险。
项目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几个工程师围着图纸，用电脑模拟计算了好几天，也找不出问题所在。赵启明也亲自来了好几次，他戴着安全帽，站在脚手架下，对着穹顶指指点点，说了一大堆复杂的力学理论，但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额头上急出了火泡。这个项目是他回国后的第一个代表作，如果出了纰漏，他的名声就全毁了。
那天下午，项目部召集了所有相关的技术负责人开会。作为木工组的负责人，我也被叫了过去。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赵启明站在巨大的设计图前，用激光笔指着穹顶的结构图，反复讲解他的设计理念，强调他的计算是多么精确，不可能出错。他说得口干舌燥，但没有人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一直沉默地坐在角落里。等所有人都说完了，我才站起来，慢慢走到图纸前。
“赵总工，”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你的设计，理论上没有错。但是，你忽略了一点。”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赵启明皱着眉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不悦和一丝警惕。
“你忽略了木头的‘性’。”我看着图纸，缓缓说道，“木头是活的，它有自己的脾气。金丝楠木质地坚硬，但韧性稍差，尤其是在我们南方这种潮湿的环境里，它会有非常细微的湿胀干缩。你的设计，是纯粹的理论数据，没有给木头的自然伸缩，留出足够的‘呼吸’空间。”
我拿起一支笔，在图纸上一个不起眼的卯榫连接处，画了一个圈。
“问题，出在这里。这个‘锁扣’，设计得太‘死’了。它把所有的应力都集中在了一起，没有释放的余地。所以越到穹顶中心，累积的误差就越大。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说完，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那些科班出身的工程师们，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赵启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盯着我画的那个圈，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对的。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是靠着成千上万次的实践，用手和心感悟出来的经验。
07
沉默了足足一分钟，项目总工才小心翼翼地打破了僵局：“那……李师傅，你看这事，有法子解决吗？”
我的目光从图纸上移开，落在了赵启明的脸上。我们的视线在空中交汇，这一次，他没有躲闪。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震惊、挫败，还有一丝狼狈。
“有。”我平静地回答，“不用全部拆掉。只要把穹顶中心区域的几处关键卯榫结构，改成‘活榫’，留出伸缩的余量，问题就能解决。但这活儿很精细，机器做不了，必须靠手艺好的老师傅，一点点凿，一点点磨。”
“那太好了！”项目总工松了口气，“李师傅，这事就拜托你了！工钱加倍！”
我摇了摇头：“工钱不用加。我是个木匠，把活儿干好，是本分。”
说完，我没再看赵启明，转身走出了会议室。
接下来的三天，我带着两个最得意的徒弟，亲自上了脚手架。我们吊在几十米的高空，像壁虎一样贴在穹顶上，用最传统的工具，对那几个关键的卯榫进行改造。
这是一个水磨工夫，急不得。每一凿，每一锉，都要精准到毫米。我的眼睛，就是最精密的卡尺；我的手，就是最稳定的机器。
这三天里，赵启明没有再出现。但我知道，他一定在某个角落里看着。
第三天傍晚，当最后一块拱顶木，在几乎没有使用外力的情况下，严丝合缝地嵌入穹顶中心时，整个工地上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欢呼。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金色的穹顶上，流光溢彩，美得像一座神殿。
我从脚手架上下来，累得几乎站不住。徒弟们围着我，满脸崇拜。
“师傅，您太神了！这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啊！”
我摆摆手，笑了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时，一个人影走到了我面前，挡住了光。
是赵启明。
他换下了一身笔挺的西装，穿了件普通的夹克，脸上没了往日的倨傲，多了几分憔悴和疲惫。他手里拿着两瓶啤酒，和一袋花生米。
他在我身边坐下，递给我一瓶啤酒，自己也打开一瓶，仰头灌了一大口。
工地上的人都识趣地散开了，给我们留下了独处的空间。
我们沉默地喝着酒，谁也没有先开口。晚风吹过，带着工地上特有的尘土味。远处的城市，华灯初上。
“谢谢你。”最终，还是他先开了口，声音有些沙哑。
我没看他，只是说：“我不是帮你，我是在帮我自己。我做的活儿，不能有瑕疵。”
“不，你是在帮我。”他苦笑了一下，“你救了我的命。”
他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李文山，我们……谈谈吧。”
这是十年来，他第一次，当面叫出我的名字。
08
我们找了工地旁的一家大排档，点了几个小菜。
夜色渐深，周围的喧嚣似乎与我们无关。我们之间，横亘着十年的光阴，和一段无法言说的过去。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赵启明给我倒上酒，小心翼翼地问。
“还行。”我夹了口菜，淡淡地说，“娶了媳妇，生了娃，靠手艺吃饭，饿不着。”
“我……”他端起酒杯，却迟迟没有喝，“我过得不好。”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等他继续说下去。
“拿到通知书那天，我爸很高兴，大摆宴席。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那份荣耀不属于我。”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在清华的四年，我过得像个贼。我怕别人问我高考考了多少分，怕老师提问我解不出的难题，怕和你们这些真正的学霸讨论问题。我每天都在拼命地学*，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害怕。我怕露馅，怕被人发现我根本配不上那身校服。”
“后来，我爸又花钱送我出国。在国外，我更痛苦。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做学问的天赋。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对建筑，对设计，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创造力。而我，只是在背诵，在模仿。我的毕业设计，也是请人代做的。”
他一口气喝干了杯里的酒，眼睛有些发红。
“我顶着‘清华高材生’‘海归博士’的光环回国，进了最好的设计院，接了最大的项目。所有人都羡慕我，但我自己知道，我就是个空壳子。我的基础，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就像今天这个穹顶，图纸画得再漂亮，理论说得再好听，一到实践，就露馅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愧疚和痛苦：“文山，你知道吗？这些年，我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我常常做梦，梦到高考那天，坐在考场里的人是我自己，我看着卷子，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然后监考老师走到我面前，撕掉了我的卷子，指着我说，你是个骗子。”
“这十万块，我一直留着。”他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推到我面前，“这是当年的十万，加上这些年的利息，还有我的一些补偿，里面总共有一百万。你拿着。这是我欠你的。”
我看着那张卡，没有去碰它。
“赵启明，”我平静地看着他，“十年前，我拿你家的钱，是因为我娘等着救命，我没得选。我卖的是我的前途，不是我的良心。今天，我靠自己的手艺吃饭，活得踏实，我不需要你的补偿。”
“可我……”他急了，“我心里过不去！”
“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打断他，“你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你自己这十年的人生。”
我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钱，放在桌上：“这顿我请你。以后，我们还是别再见了。你是赵总工，我是李师傅。我们不是一路人。”
说完，我转身就走，没有再回头。
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的背影，直到我消失在夜色里。
09
穹顶事件后，赵启明变了。
他不再前呼后拥，而是经常一个人在工地上转悠。他会蹲在钢筋工旁边，看他们如何绑扎；他会站在瓦工身后，看他们如何砌墙。他见了我们这些工人，也会主动点头，甚至会递上一根烟，问一些施工中的细节问题。
他开始放下他那套“理论”，学*那些最基础、最实用的“实践”。
他有时会来找我，不谈过去，只聊木工。他会问我，为什么这块木头要这样刨，那个榫头为什么要留那个角度。他像个刚入门的学徒，问得很认真，听得也很仔细。
我也没有藏私。手艺这东西，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他真心想学，我就真心教。
我告诉他，每一块木头都有自己的纹理和生命，一个好木匠，要懂得“顺木之天性”。做建筑，其实也是一个道理。钢筋、水泥、砖石，它们也都有自己的“脾气”。一个好的工程师，不能只活在图纸里，要懂得尊重材料，懂得和它们“对话”。
他听得很入神，有时会拿出个小本子，认真地记下来。
看着他，我偶尔会想，如果十年前，没有那场交易，他和我，会不会在清华的校园里，成为朋友？他或许不会成为一个顶尖的学者，但至少，他会活得更真实，更快乐。而我，或许会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工程师，用另一种方式，实现着自己的建筑梦。
但人生没有如果。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被命运推着，走了十年。
“世纪之光”大厦竣工那天，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作为施工方的代表，我也被邀请参加。
在庆典上，赵启明作为总设计师上台发言。他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站在聚光灯下，但神情却异常平静。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说那些空洞的感谢词和宏大的展望。他讲了一个故事。
“十年前，”他对着台下成百上千的嘉宾，缓缓开口，“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年轻人，他本该站在这里，但他没有。因为我，偷走了他的人生。”
台下一片哗然。他身边的领导脸色都变了，想上去阻止他，但他摆了摆手，继续说了下去。
他没有说出我的名字，也没有说出高考替考的细节。他只是用一种寓言般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两个年轻人的故事。一个有天赋却贫穷，一个富有却平庸。一个为了救母亲，卖掉了自己的梦想；一个为了满足父亲的虚荣，买下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人生。
“在过去的十年里，那个买下别人人生的人，住进了华丽的宫殿，却活得像个囚徒。而那个卖掉梦想的人，却在尘土里，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王国。”
“今天，站在这里的，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这座建筑真正的灵魂，是像那位朋友一样，千千万万个用双手和汗水，诚实劳动，默默奉献的建设者们。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光。”
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回荡在整个大厅。
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看着台上的他，眼睛有些湿润。
我知道，从今天起，赵启明，终于开始了他自己的人生。
10
庆典结束后，我没有去参加宴会，而是悄悄地离开了。
我回到了我那间小小的木工房。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木香扑面而来。妻子秀芹已经帮我烧好了热水，泡上了一壶热茶。儿子正在书桌前写作业，看到我回来，开心地喊了一声“爸”。
我换下衣服，洗了把脸，坐在桌边喝茶。秀芹给我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
“今天累坏了吧？”她在我身边坐下，帮我擦了擦额头的汗。
“不累。”我笑了笑，夹起一大口面条，吃得呼呼作响。家的味道，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
儿子拿着一道数学题跑过来：“爸，这道题我不会。”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是一道几何题。我拿起一支铅笔，在草稿纸上画了几个辅助线，很快就找到了解题的思路。我耐心地给他讲解，看着他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这些年，我虽然没有上大学，但我从未放弃过学*。我看很多书，建筑的，历史的，文学的。我把知识，都用在了我的手艺上，用在了我的生活里。
我的手机响了，是一条短信，来自一个陌生的号码。
“文山，我要走了。我辞职了，准备去西部山区，做一名志愿者，去那里建学校。或许，只有在最需要知识和建设的地方，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谢谢你，也对不起。保重。——启明。”
我看着短信，久久没有说话。
秀芹问我：“谁啊？”
“一个老朋友。”我把短信删掉，笑着对她说，“一个……终于找到自己路的老朋友。”
我抬起头，看向窗外。夜空深邃，星光璀璨。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有的路，通向高楼大厦，灯火辉煌；有的路，通向寻常巷陌，人间烟火。
我曾经站在那条通往辉煌的路口，却转身走向了另一条布满荆棘和木屑的小径。
我失去了成为“人上人”的机会，却找到了内心的安宁和作为一个手艺人的尊严。我没有得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却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份可以用一生去热爱的事业。
那十万块钱，我后来取了出来，匿名捐给了一个助学基金，专门帮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因贫困而上不起学的孩子。
钱师傅说得对，手艺人的根，是良心。做人，又何尝不是呢？
我，李文山，一个木匠。我的人生，或许不够精彩，但它像我亲手打磨的家具一样，每一道纹理，都真实而清晰；每一个卯榫，都坚固而坦荡。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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