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中考分数未达普高录取线，
交笔钱就能上高中、参加高考？
3年前，福建省厦门市有6名家长就信了，并支付了不菲的委托费。
直到2018年报名参加2019年高考时，他们才发现，孩子们没学籍，无法以应届高中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志愿报考等也受到限制。
于是，家长们起诉了他们的委托对象，要求还钱！
中考失利 家长找关系让孩子上高中
在这六名家长中，一名家长阮女士表示，2016年，自己的儿子中考失利，没有考上厦门的高中，但儿子所在的补*机构向阮女士透露，他们有渠道可以让阮女士的儿子继续上高中。
家长阮女士
家长阮女士：可以让我们孩子去高中借读，而且有正常的高中学籍，可以参加正常的高考。
就这样，为了让儿子继续上高中，阮女士与乐某、陈某签了协议书，并向对方支付了85000元，委托办理相关事宜。本来以为可以在厦门就读高中，但临近开学，乐某却告诉阮女士，她的儿子没办法在厦门就读高中，只能去泉州市安溪县的某所中学借读，并且阮女士发现找他们办事的家长不在少数。
家长阮女士：他们原先是答应我们4家的孩子可以在厦门借读高中的，结果并没有办到。
家长王先生：他说因为厦门已经没有名额，只能到安溪借读。我们其中有四个家长的孩子到安溪借读，我们问他有学籍吗，他说没有学籍读什么书，他是有明确告诉我有学籍的。
家长们了解到，在委托乐某、陈某办事的6名家长中，只有部分家长的孩子可在厦门的高中借读，其他小孩要到外地高中借读，但是乐某向他们承诺，不管是在哪里就读，孩子都能拥有学籍。
之后，乐某又告诉家长们，6名小孩的学籍信息统一放在三明市的一所中学，届时可以在厦门正常参加高考。家长对乐某的话深信不疑，期间6名小孩还到三明参加了两次高中会考。然而，到了2018年11月，家长们准备为孩子高考进行网上报名时却发现了异常。
高考报名发现异常
家长阮女士：直到网上报名才发觉我们的孩子根本没有学籍，根本不是正常的高中生，只能以社会考生去参加高考，然后很多学校都报不了。
当孩子们得知自己考生身份是社会考生时，学*上都出现了消极的态度。其中有两名小孩因没有学籍，甚至无法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
本想着自己的孩子能够取得高中学籍，正常参加高考，但是最终却和预想不一样。
近日，6名家长将乐某、陈某诉至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要求其退还相关费用和利息。
6名学生家长起诉“经办人”
原告观点：
原告阮女士表示，2016年7月30日，她与陈某、乐某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约定，在2016年秋季开学前，陈某、乐某按要求让阮女士之子进入厦门某某中学就读；阮女士需支付陈某、乐某委托费用95000元；若在2016年秋季开学后未能进入上述学校，则陈某、乐某应及时退还阮女士全部费用。协议签订之后，阮女士实际支付了85000元，但孩子并未如愿进入厦门某某中学，而是被安排到安溪某某中学，至今未获得普通高中学籍。阮女士要求对方返还委托费用并支付利息。
被告观点：
庭审中，陈某和乐某各执一词。陈某称，其与乐某是共同合作关系，其是接受乐某委托代为签字。陈某确认收取阮女士85000元，其中7万元已经交付乐某。而乐某则称，其未与阮女士签订委托协议，案涉《协议书》系陈某套用乐某与他人的格式合同签订的。乐某强调，其已代陈某完成了《协议书》上的约定事项，协助将其会考考籍挂靠在三明某某中学，学生到安溪某某中学也是经过阮女士同意的。乐某还列出了费用使用明细，三明某某中学挂靠费30000元、安溪某某中学寄读期间教育基金6000元、学费和住宿费9600元等。乐某坚称自己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无需向阮女士返还委托费用。
法官当庭梳理了双方争议的焦点，其中关于“学籍”的理解，原被告双方有很大的分歧。
阮女士认为，学籍应该是普通高中的统一学籍，他们花钱委托乐某办理的，就是要让孩子获得学籍，取得教育部门认可的高中毕业证书，并以应届毕业生身份报名参加高考。
而被告乐某解释，2016年政策有变动，无法取得家长们认为的普通高中的统一学籍，他受托办理的只是学生就读事宜，所谓的“学籍”是“会考考籍”。
法院做出判决：合同无效
法院查实，陈某、乐某为不同教育培训机构培训人员，双方系共同合作关系，接受部分学生家长委托，协助未达高中分数线的学生在厦门本地高中学校寄读，同时办理外地高中学籍。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落款乙方为陈某，但抬头注明的乙方为“乐某”，并且合同中明确注明“乙方乐某表示能委托校方及相关部门办理甲方之事”。陈某收取委托费用后，将其中的7万元交给了乐某，乐某全权负责办理。
思明法院审理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该案中，各方在签订合同时均明确知晓实际办理人员为乐某，乐某亦确认其收取了绝大部分委托款项，并全权负责办理学生寄读事宜。因此，乐某、陈某系以共同受托人的身份接受阮女士的委托，阮女士与乐某、陈某之间形成共同委托合同关系。
针对双方提出的对学籍的不同认知，思明法院分析认定，《协议书》虽仅约定高中就读事宜，但就读事宜包含高中学籍的办理。思明法院认为，从合同的目的来看，阮女士作为学生家长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在于让其孩子获得普通高中学籍并进行高考，并非只是寄读；从交易*惯看，乐某确认其收取的费用包含了寄读及学籍办理的费用，并在庭审中确认2016年前均可将学生学籍调出至外地高中，但2016年之后因中考学籍无法调出才导致学籍注册失败，故其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认可就读事宜已包含高中学籍的办理；从具体沟通上看，乐某及其办理人员均在家长微信群中明确提示学籍办理的情况及“高中学籍”所需材料，此处的“高中学籍”应按通常之解释，不应限缩解释为“会考考籍”。
思明法院认为，《协议书》中的委托事项违反了我国教育政策中关于中小学学生“籍随人走”的规定，扰乱了正常的普通高中教学管理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案涉委托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委托合同无效，因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各方对于委托合同无效均具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乐某、陈某应当返还阮女士因委托事项而支付的费用85000元，委托期间资金占用的损失应由阮女士自行承担。其余5位家长与乐某等人签订的委托合同也被判定无效。
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
莫要轻信他人承诺，
多关注孩子学*，
靠孩子努力拼搏上的学校，
才是最稳妥的。
转自：“人民法院报”公众号
来源：“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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