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77年晚春，我家倒流回城，租住在三阳街塔仕生产队社员蒲大嫂家里，她们娘崽住着前面两间，我们仨娘崽住在后面两间，可以从“祧”中过身，她是一个实诚人。
姐姐听说我们进了城，瞒着父亲常来凑热闹，大人以前的“故旧”吴竹林和“展跛佬”（大号皮展仁）也来闲坐，我由此结识了“展跛佬”的儿子皮卧龙，便有机会翻他的小人书《医疗队员之歌》等，也头一次听说有麻辣鸡这道菜。
单身“展跛佬”为躲下放，便拄起夹棍装跛，并在当时城边上的青龙庙前搭起木棚，带着儿子窝在里面靠敲白铁皮度日。他和弟弟皮武成完全不同，弟弟讲义气、重感情，他却熟人面前可以翻脸如翻书。
在蒲大嫂家里住下来后，我母亲弄来一架纺车，然后从城东蔬菜大队办的黄麻厂领来黄麻纺，我做完作业就会捧着书本边读书边帮踩纺车。她此时已经显现坐骨神经痛，有我帮忙踩，除了感到轻松些，再就是产量也高点。这样一个月下来也能挣到30多块钱，加上现夫一个月后从岳阳寄来的40元钱，基本生活就有保障，冇饭吃的困窘被挣脱。
平江县城东黄麻厂后来成了白玉扇厂
我插进三阳小学续读三年级，当时是家住三阳酱制厂对面的张金玉老师帮的忙。进班后发现教材有异，便将以前用的《算术》换成了《数学》，当时也冇谁问我要那课本钱。
我的小学课本
我的班主任是位年轻的湘潭知青，这个名叫单惊鸣的大城市姑娘长得白净、漂亮，只是脸上和脖子长有几个黑点。数年前听说她舅舅是村子屋场的，故才当时得以下放三阳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单老师来到平江，下田不知干农活，又被蚂蟥咬得血直流，大队干部看她舅舅份上，安排进校当了民办老师。
我的老师是知青（非单惊鸣）
大城市里的人到底见过世面，比咱小地方人明显有优势。单老师除了能教语文，还能教音乐，在她清脆的嗓音中，我的艺术细胞被激发，从此迷上民族唱法而自钻。
在三阳小学读了一年书，我获得浓浓师爱。单老师既严格又慈爱，多次背起生病的我送回家里过。趴在她背上，我竟想入非非，嫉妒为何不是我的妈妈？要是有这样的妈妈，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个人呀。
收获到老师的好，还有同学的坏。由于我不是三阳街上人，常被钟滔、黄以良、李岳司、赖建安等人欺负得死。每每放学时，他们采用群狗战术后追前堵，总要打到心满意足才罢休，因而从校门到人字路口，那年总见有三五学生追着一个跑。多次吃亏的我只能想办法，便等其他老师回家时跟着走，这才逃脱他们的霸凌。
同学，你们是快乐了，可知我在无助哭泣？
任何一个班级，有差同学也有好同学！黄聘菊、彭迈香都好，只是性别原因她们不怎么理我。洪能文长得高大，却从不欺负人，常邀我玩耍，由此我有机会在他家菜园里头一次看见红绿西红柿，再就是他曾买过五分钱一碗的甜酒水与我共吃，而且礼让我先。遗憾的是，离开三阳小学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在三阳小学读书期间，除了看露天电影，还有更多机会接触文艺，那就是学校常常组织我们进城看包场电影。也就是这时，《年青的一代》、《洪湖赤卫队》、《大闹天宫》等优秀影片，不但给我带来了无穷乐趣，还使我开始形成初步思想觉悟与审美观。
三观好教材
现夫不在家，我母亲方有母性显现，除了不再像在施家塘那样折磨我，还在我生病时拿着搪瓷把缸前去三阳供销社买来两个糖包子补身子。说来谁都不相信，从我懂事起到她离世止，所得母爱竟然只有这么丁点儿！
要用水，需到三阳电瓷厂坎下的田畈中挑，一口水井挖在樟树下有蛮深，某回挑水时由于青苔滑脚，我竟掉了进去，幸亏正有大人来挑水，他赶紧伸扁担将我捞上来，否则淹死在里面都冇人知晓。
三阳街的夏天很热闹，除了区公所、公社驻此引发，再就是紧挨的县农科所为了消灭害虫，保护农作物，竟在广阔田野中竖有不少吸虫日光灯。万盏灯火相伴群蛙鼓噪，我们做小孩子的便有兴致结伴走在田埂上凑热闹。
在三阳街没住多久，我那拗脾气母亲竟因琐事和蒲大嫂产生口角，旁人便拿斧头封门喊要废租。幸亏我同学彭迈香的父母出面斡旋，这才宽限半个月搬走。我母亲只得叫我写信喊现夫赶紧回平江，这才找到桂花学校旁边去。
桂花学校虽在家门口，我仍得前去五里开外的三阳小学读书，皆因没谁出面帮我转学。才住不过三四个月，房东又下逐客令，这回轮到我母亲的现夫出名堂。
面临再次被赶，我母亲才知利害，不再围着男人炮制的丑闻吵闹，而是赶他赶紧想办法，以免一家流落荒郊野外。找来找去，听说县玻纤厂旁边有房租，这才搬到更加偏僻的红卫生产队。
住在红卫队施治华家里，母亲的现夫重操起旧业，开始下河放夜钓，一年间也就只能放它三个来月。他除了逼我经常理钓上鱼饵，还不顾次日我要读书逼着一起下澄潭或者青冲口。母亲不知他带我出门“做伴”的秘密，就是拐过几个弯待到看不见时，会将三十来斤重的钓鱼担子扔给才十一岁的我，那压在肩上的沉重痛楚，至今刻骨铭心，我的心理也就开始变异，并时时想念无能的父亲。
儿时我的真实写照！
仅靠钓鱼过日子，一年中有八九个月冇收入，吃饭无疑又成问题，至于蔬菜、肉食就更不用提了。附近农户虽有小菜卖，我们却又缺钱买，尽我同学罗冬生也在大雪天偶尔扯几个萝卜相送，后面又以“漱跛佬”的名义去扯晏家生产队的灰萝卜与春苔菜（那是猪饲料）吃，毕竟都是杯水车薪，我们终究生活在恶劣环境中。这时我除了要挑水，还得提篮拾煤渣、捡破烂。
红卫队范围，当时建有玻纤厂和氮肥厂。玻纤厂只有玻璃弹子吸引小孩子，而氮肥厂的锅炉渣和筒筒煤却能老少通吃。为捡个把弹子玩，我和小伙伴曾从厂后废纤维渣上钻进去，到头两手空空，浑身却又闪银光，由此招至母亲痛揍，皆因那玩意儿很难脱身。
可以这么说，当时三阳、天岳两个大队以及城关镇的东街、南街，都有小孩子趁着寒暑假和星期天涌到氮肥厂渣场捡煤渣。锅炉渣是燃煤没有烧尽时，扒出锅炉熄灭形成的炭化蜂窝状渣，说白了就是小焦炭。筒筒煤则是机制小煤筒才烧掉外表那一层，便因某种原因倒出熄灭形成。将这些东西捡回家中燃烧，既可以生火做饭又能在冬天里取暖，如何不引得大人老催孩子出门捡？
捡煤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捡的人一多，每当煤渣倾倒时，就会发生争抢，除了烫伤，甚至还有滑进深水池的可能。我之所以如此清场，皆因既被烫伤过，也差点滑进水中淹死。
平江氮肥厂
曾经红火的平江氮肥厂早已破产拆除，它留给我的记忆依旧清晰！吐着黑烟的大烟囱，水面经常冒着热气的三口大池塘，免费对外开放的热水澡堂，偶尔会放露天电影的大球场，还有用来磅原材料的大地秤，如同每晚转点准时鸣出的汽笛那般，常在某个时间点涌现在眼前。
由于反复搬家，越搬越远，那远离红卫队八九里的三阳小学终究是读不成了，我母亲便要我去找桂花学校的校长李咏惠。在她帮助下，我终于转了学，不料碰上恶煞般的班主任张某辉。
张某辉好像是天岳大队主任的姑娘，因而在我这个倒流户面前很有优越感。她弟弟懵懂，将她办公桌中全班学生所交学费拿进口袋用掉几块都冇事，反倒我是一根眼中刺，因而扔作业本到地上啦，赶出教室啦都算家常便饭，至于罚抄课文15遍，视如四类分子责令当众作检讨更不在话下。这些行为如果还不算恶劣，那令人发指的就是连走廊都不许站，用她的话说“莫厌眼睛！”从而将我赶进操场，哪怕下雨了也不会喊进来，直到李校长发现出面干预或有其他老师喊，我才敢进教室，到现在我都怀疑她的心理有问题，数十年后面对我托朋友的妻子即她的同事代转诘问，张某辉嚅嚅回应“好像冇这回事吧？”不知她是有愧装糊涂，还是早就忘了这伤人很深的一幕？
被张某辉磨到两眼空洞，我却不敢跟家里透露丝毫，没谁想到一个可怜的孩子独自承受着与年龄极不相符的煎熬，以至刺猬心理日益加深。好在五年级换来了新班主任洪艳梅，这才脱离苦海不再被另眼相看。
虽说在桂花学校深受张某辉折磨，包括她弟弟在内的同学倒无霸凌施加于我。不管男同学还是女同学，谁都不排斥我这个外来人，也就使我失之一面又获之一面。一想起六班集体，洪小兵、罗向阳、洪芳、罗养成、马小秋、高小梅等人的儿时形象，就会立马浮现开来。这个班好像只有洪小兵和罗向阳跳出了农门，其他人都在乡村劳作，他们的淳朴正是形成平江乡俗民风的好节点。
小学毕业前，我终于有组织了！
因家贫在长兴小学未能加入“红小兵”，插进三阳小学我又死要面子说是，穿包后单老师就惩罚性地不发展我入“少先队”（此时改了名称）。转到桂花学校既然张某辉另眼相看，当然就更没有这种机会。一进五年级，语文老师熊科发提醒班主任注意这不正常。在她亲切关怀下，我终于在1979年的“六一”儿童节这天，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总算圆了今生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政治梦想，从此光灵光的脖子上有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巾。
1979年6月，通过全县统考，我以三科199.5分的成绩位列全班第一，达到平江一中的录取分数线，由于随报志愿，最终进了位处平江大桥档头的三阳中学37班读初一，由此与现时陷入牢狱的原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童道驰同学。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我是学渣，他是学霸，一个低开难走、平走却又稳走，一个高开易走，猛走复落迷途，彼此人过中年所获不同结局，差不多是学渣才读懂了书，而学霸并冇读懂的诠释。
三阳中学那时条件不好，左靠三阳供销社，右挨一片村舍，前抵水质不佳的两口大池塘，后背川流不息的汨罗江。两栋二层红砖教学楼中，开办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其中初一仅设36和37班），食堂就在最里面的教学楼后，再过去就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大操场。
我读小学成绩不差甚至很好，一进中学面对英语却是满头雾水，便失去兴趣热衷看起课外书。要命的是，班主任余妹香过于温存，竟未察觉我不务正业，以至越滑越远。
一年二期，班主任换成凌乐康，他的工作作风过于简单，当无法扭转我和苏民武、傅先勇等人厌学歪风，只得不断赶出教室罚站来遏止其他同学莫学坏样。其实不要说是他和我的家长，就是我自己都没料到进了中学后，面对第二语言和抽象数学竟然如临天书，我总认为这是大脑畸形发育导致的，死后若作生理解剖，肯定某个部位很不发达甚至极其幼稚，而这个部位正是掌管第二语言和数理化的。
总体荒废学业，我还是冇丢语、史、地、政、生、音六科，由于不断阅读课外书，甚至能够下笔有神，别人写篇作文脑壳痛到如同女子家生孩子，我却动起笔来总是一气呵成，似乎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就没有枉交那笔学费。
语文固然是我的强项，政治似乎更有过之！那时政治课开设的是《社会发展简史》，就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本质，我弄懂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和垄断的出现所起何种决定性作用，因而数年后对泛滥的右倾思维充满警觉。回想老师讲到西方发生经济危机时，资本家宁将牛奶倒进阴沟也不肯贱卖，便知现时先富者为何纸醉金迷！
我的指路灯
为看课外书，我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别人一周看一本，我却只能看两天。我看的都是新中国文学，从不涉及外国名著，对诗歌、古典章回小说也无太大兴趣，因而除了掌握到不菲词藻与多变句型，还养出了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除了看小说，此时我还追逐影视亦痴狂。“四人帮”垮台后，被他们下令封存的优秀电影纷纷复映，不管看得到还是看不到，我都通过各种渠道一一了解清楚，如影片是哪家制片厂在哪一年拍摄的，剧中主要人物都由哪些著名演员扮演，里面是否有优美插曲等。
正因有此强烈兴趣，我相继看过解禁的《小二黑结婚》、《天仙配》、《风暴》和《大浪淘沙》等，也及时看到了新拍摄的《柳暗花明》和《吉鸿昌》。如果说《大浪淘沙》中的赵锦章和靳恭授一起将我引上正路，那么《风暴》中的施洋无疑给我树起誓做一个为劳苦大众呐喊的代言人目标。
我的自觉成长教材
除了文学与影视，音乐也浸润我的骨子缝。凭借手抄歌本，一些正在流行的歌曲如《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都被我学会而上口。求知一面红，固然难掩一面白，却又成为我日后存身立命的本钱，以至在珠三角演艺厅休闲时，我一开腔不但没谁再好意思唱，而且常有他人上前敬酒助兴。
再开学，三阳中学以我不是三阳公社人为由拒收！谁都清楚真正原因并非如此，而是我的表现与成绩。当家长找到城南中学也不接，我只得再去曲池小学重读五年级，待再进入平江一中，就是1981年了。
租住在桂花学校旁边，一个人称“漱跛佬”的残疾人李漱清认识了我们，别看他又残又丑，心地却很善良，幸亏有缘相识，否则当施治华家的房子不再续租时，我们真的无去处。
“漱跛佬”孤身一人，常常吃过晚饭感觉时光难捱，就坐进我家烤火。他本健谈，人又带性，可以天南海北扯它几个小时不讲现话，因而我们都不嫌弃他。
“漱跛佬”看我聪明，身子骨又弱，外出搞迷信做法事时，就以做帮手为名，带我蹭过主家盖有肉、蛋的面条吃。一旦我家搬无去处，他就腾空唯一住房相借，自己栖身在灶房。童年遇此好人，我真是永生难忘。
住在“漱跛佬”家，我们兄弟挨打少了很多，这与他出面扯劝有关！一有风吹草动，他和队长高松生夫妻总会过来劝阻，我也就如小鸡一般得到他们的庇护。每当月夜闲坐，“漱跛佬”常会讲些有趣的故事给我听，其中还有诙谐插曲，只是旋律不好听而已。
1979年年中，我家学样去“闯房”，这样就从“漱跛佬”家里搬了出来。通过撬门拔锁，我们强行住进了新建的西街宿舍。
那时“闯房”不是目的，只是逼迫房产所安排住房。泡在里面半个月，鉴于房产所承诺后面建房会作优先安排，眼下先得暂住到三阳街拱桥档头去，我家复又离开西街，搬进了县公路段的废旧办公楼中。
#在头条看见彼此#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