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我叫李念。
这个名字是我三叔给起的。
他说，“念”这个字，上面是“今”，下面是“心”，就是今天的心。他说，人得记着今天心里头最想要的是什么，别走着走着，把心给弄丢了。
我记事起，三叔就是我们家最安静的一个人。
他不像我爹，嗓门跟村口的洪钟一样，隔着二里地都能听见他喊我回家吃饭。他也不像我爷，揣着手，皱着眉，一天到晚像是有操不完的心。
三叔的话很少，身子很单薄，皮肤是一种常年在地里晒出来的黑，但又透着点不一样的白，像是底子好，没晒透。他最常做的动作，就是坐在我们家那扇唯一朝南的窗户下，手里捧着一本书。
那本书的皮都磨烂了，露出里面黄色的硬纸板。
那时候是1977年。
村里的空气闻起来都是土味儿，混着牲口棚的味儿，还有家家户户烧柴火的烟火气。日子像村头那条黄泥路，一眼能望到头，晴天是土，雨天是泥，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回事。
可三叔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那个世界就在他手里的书里，在他的眼睛里。他的眼睛很亮，像是黑夜里我们家点的那盏煤油灯，火苗不大，但使劲儿往外冒着光。
那年冬天，特别冷。
消息是村长用大喇叭喊出来的，说是不搞推荐了，恢复高考，有文化的青年，都可以去考。
整个村子像是被扔进了一颗石子儿的池塘，咕咚一声，然后就乱了。
大人们聚在村头的槐树下，抽着旱烟，吐出的烟圈和他们脸上的迷茫混在一起。
“啥叫高考？”
“就是考大学呗，跟过去考状元差不多。”
“考上了能干啥？分铁饭碗？”
我爹也去了，回来的时候，一进门就把脚上的泥使劲在门槛上蹭，蹭了半天，才闷声闷气地对我爷说：“爹，让卫东去试试吧。”
卫东是我三叔的名字，李卫东。一个我们村里有十好几个的，再普通不过的名字。
我爷正蹲在灶膛前烧火，火光映得他脸上的褶子一跳一跳的。他没回头，只是往灶里又塞了一把干透的玉米秸秆，火苗“呼”地一下窜了起来。
“试啥试？他一个泥腿子，还能考出个花来？安安分分种地，明年开春给他寻个媳-妇，比啥都强。”
我三叔就站在门背后，像个影子。
我看见他的手，那双因为常年握笔而指节有些发白的手，悄悄地攥成了拳头。
那天晚上，我们家没人说话，吃饭的时候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
我奶给我夹了一筷子咸菜，叹了口气，看着三叔，嘴唇动了动，最后啥也没说。
是三叔自己开了口。
他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楚。
“爷，爹，我想考。”
我爷把筷子“啪”地一下拍在桌子上，碗里的高粱米饭都震了出来。
“考考考！你考上了天，咱家这几亩地谁来种？你大哥一个人忙得过来吗？你以为读书是嘴皮子一碰那么容易？笔墨纸砚，哪样不要钱？”
三-叔低着头，看着自己碗里那几粒米饭。
“我……我自己想办法。”
那之后，三叔变得更安静了。
他白天照样下地，挣工分，比谁都卖力气。我们村里分下来的活儿，他是抢着干最累的。人家歇晌的时候，他就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蹲在田埂上，一边啃着干粮，一边看。
晚上，全家都睡了。我起夜，总能看见他屋里那条门缝底下，还透着黄豆大点儿的光。
我知道，那是我们家那盏宝贝煤油灯。
我奶心疼煤油，说过他好几次，让他早点睡。
三叔只是点点头，说：“哎，知道了。”
可灯，还是照样亮到后半夜。
他把灯芯捻得只有一丁点儿，那光就跟萤火虫似的，将他瘦削的脸照得忽明忽暗。我就趴在门缝上看过他，他眉头紧锁，嘴里念念有词，手里的笔在一张发黄的草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那支笔，是他用一根竹管自己做的，笔尖是拿我家的鸡毛凑合的。
墨水，是锅底灰兑上水。
我爹看着心疼，偷偷塞给他五毛钱，让他去公社买瓶正经的墨水。
三叔捏着那张皱巴巴的毛票，眼圈红了。
考试那天，是坐着村里的拖拉机去的县城。
拖拉机“突突突”地响，像个得了哮喘的老头。三叔穿着他最好的一件衣裳，就是我大伯结婚时穿过的那件蓝色卡其布上衣，洗得都发白了。
他坐在车斗里，背挺得笔直，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包。
我跟着跑了很远，直到拖拉机变成一个小黑点，扬起的尘土呛得我直咳嗽。
考完回来，三叔像是被抽干了力气，一连睡了两天。
村里人见了他，都半开玩笑地问：“卫东，考得咋样啊？啥时候去北京当大官啊？”
三叔只是腼腆地笑笑，摇摇头，说：“不知道。”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日子又回到了从前，下地，吃饭，睡觉。好像那场考试就是一场梦，梦醒了，大家还是泥腿子。
只有我知道，三叔的梦还没醒。
他每天都要跑到村口，等那个骑着二八大杠送信的邮递员。
邮递员每次看见他，都老远就摇手：“没有你的！没有你的！”
三叔的肩膀就一次次地耷拉下来。
直到那天。
那是一个晴天，太阳好得有些晃眼。
我正在门口玩泥巴，就听见村长那破锣嗓子在喇叭里炸开了。
“喜报！喜报！咱村李卫东！李卫东同志！考上大学啦！”
那一瞬间，整个村子都静了。
过了几秒钟，像是炸了锅一样，“轰”的一声，所有人都从屋里涌了出来。
我爹第一个冲出去，一把抱住刚从地里回来的三叔，这个从来没掉过眼泪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卫东！我的好兄弟！你出息了！你给咱老李家争光了！”
我爷叼着烟杆，手抖得点不着火，嘴里不停地念叨：“祖宗显灵了……祖宗显灵了……”
我奶拉着三叔的手，翻来覆去地看，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三叔自己，也懵了。
他站在人群中间，脸上是土，身上是汗，手里还拿着那把锄头。他就那么站着，看着围着他的人，脸上的表情，我说不出来，像是想哭，又像是想笑。
后来，县里的干部坐着吉普车来了，送来了大红的录取通知书，还放了一挂鞭炮。
那红纸黑字的通知书，在我们家那张破旧的八仙桌上，像是太阳一样，把整个屋子都照亮了。
“总分260分，全县前十！”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我们十里八乡。
我们家，一下子成了全村的中心。
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来的人，手里都提着东西，一篮子鸡蛋，几尺布，或者一包红糖。这些在当时，都是顶金贵的东西。
他们围着我三叔，说的话也都变了味儿。
“卫东这孩子，我从小就看他有出息！”
“这下好了，跳出农门，吃商品粮了！”
“以后当了干部，可别忘了我们这些乡亲啊。”
三叔还是那样，不怎么说话，只是憨厚地笑。
但很快，我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来的人里，多了一种人——媒婆。
我们村最能说会道的王媒婆，扭着腰，一进门就拉着我奶的手，亲热得跟亲姐妹似的。
“哎呦，我的老姐姐，你可真是好福气啊！养了这么一个文曲星！这十里八乡的姑娘，哪个不想嫁到你们家来沾沾光啊？”
我奶被她说得合不拢嘴。
王媒婆话锋一转，压低了声音：“我跟你说啊，邻村张屠户家的三姑娘，那叫一个水灵，屁股大，保准能生儿子！人家说了，只要卫东点头，彩礼一分不要，还倒贴一辆凤凰牌的自行车！”
我爷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凤凰牌自行车！那可是我们这儿的“三大件”之一，谁家要是有，跟现在有小汽车一样风光。
紧接着，李媒婆，赵媒婆……一个个都来了。
她们嘴里说的姑娘，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条件优厚。
我们家那小小的堂屋，成了相亲市场。
三叔成了那个被摆在货架上，最抢手的商品。
我爷和我奶，一开始还乐呵呵的，后来就开始认真地筛选起来。
他们把我三叔叫到跟前，把那些姑娘的条件，像摆弄田里收成一样，一条条摆在他面前。
“卫东啊，你看这个，爹是村支书，以后你在外面，家里也有人照应。”
“这个不错，家里是开拖拉机的，以后出门方便。”
“这个长得好看，带出去有面子。”
三-叔就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他的沉默，在我爷看来，就是默认。
最后，他们挑中了镇上供销社主任的女儿，叫刘秀珍。
我见过那个姑娘，来我们家送过东西。白白净净的，穿着的确良的衬衫，梳着两条大辫子，说话细声细气的。
她看我三叔的眼神，亮晶晶的，像是含着一汪水。
村里人都说，这是天作之合。
一个是前途无量的大学生，一个是干部家庭的千金。
郎才女貌，门当户对。
我爷拍了板，让我爹去回话，这门亲事，就算定下了。
那天晚上，我爷高兴，喝了二两酒，脸红扑扑的。
他拉着三叔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卫东，你别怪爷给你做主。你以后是要当大干部的人，身边得有个知冷知热的媳-妇。秀珍这姑娘，配你，绰绰有余。等你们结了婚，生了娃，你再去上大学，家里有我们，你啥都不用操心。”
我爹也在旁边附和：“是啊，卫东，先成家，后立业，老祖宗的话，错不了。”
我们家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喜悦里。
好像三叔考上大学，就是为了娶一个好媳妇，就是为了让老李家扬眉吐气。
只有我，看见三叔的脸，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点点地白了下去。
他的嘴唇翕动着，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只是站起来，默默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那天深夜，我又被尿憋醒了。
院子里很静，月光像水一样洒下来，把地上的石头照得亮亮的。
我路过三叔的窗根底下，听见里面有声音。
不是读书声，是一种压抑着的，很小很小的哭声。
我把眼睛凑到窗户纸的破洞上。
三叔坐在床沿上，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他的面前，摊着那张大红的录取通知书。
月光照在上面，“北京”那两个字，明晃晃的，刺得我眼睛疼。
我从来没见过三叔哭。
在我心里，他那么有学问，那么厉害，是天上的文曲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可那一刻，我看见他像个迷路的孩子，无助地抱着自己的膝盖。
我忽然明白了，他不想娶刘秀珍。
他不想在去北京之前，被一桩婚事捆住手脚。
可他不敢说。
在这个家里，我爷的话就是圣旨。
反抗，就是不孝。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家开始忙着准备定亲的事。
我奶把家里攒了多年的布票、粮票都拿了出来，准备给女方家送彩礼。
我爹去借了辆板车，准备把家里的半扇猪肉拉到镇上去。
刘秀珍也来了几次，每次都给我带糖吃。她会帮我奶做饭，帮我爹收拾院子，手脚麻利，话不多，总是笑着。
我们全家，除了三叔，都喜欢她。
三叔躲着她。
她来了，他就借口去地里。
她给他端水，他不敢接，低着头，脸红到了脖子根。
刘秀珍是个聪明的姑娘，她看出来了。
有一次，她趁着院里没人，把我三叔堵在了墙角。
我躲在柴火垛后面，偷偷地看。
“卫东哥，”她的声音有点抖，“你……你是不是不乐意这门亲事？”
三叔的头埋得更低了，脚尖在地上使劲地画着圈。
“没……没有。”
他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刘秀珍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知道，你是有大学问的人，要去大城市，看不上我这个乡下丫头。”
“不是的，秀珍，你很好，真的。”三叔急了，抬起头，慌乱地摆着手，“是我……是我配不上你。”
“你骗人！”刘秀珍的眼泪掉了下来，“你要是真觉得我好，为啥不敢看我？为啥躲着我？”
三叔不说话了。
他就那么站着，像一棵被霜打了的树。
刘秀珍哭了很久，最后，她擦干眼泪，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三叔手里。
“这个，是我给你做的鞋垫。我娘说，男人要走远路，鞋垫得厚实，穿着舒服。”
她说完，转身就跑了。
我看见三叔摊开手，手心里躺着一双纳得密密实实的鞋垫，上面用红线绣着两朵小小的并蒂莲。
三叔看着那双鞋垫，看了很久很久。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痛苦，又像是挣扎。
定亲的日子，定在了三天后。
我爷说，要大办，要把亲戚朋友都请来，让大家看看，他们老李家是怎么双喜临门的。
三叔彻底不说话了。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两天没出门。
我奶去敲门，他不开。
我爹去喊他，他也不应。
我爷气得在院子里骂：“这个小畜生！翅膀硬了！要反天了！”
到了第三天早上，定亲的日子。
天还没亮，我奶就起来了，准备做定亲宴。
我爹套好了牛车，准备去镇上接刘秀珍一家。
就在这个时候，三叔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
他走了出来。
他穿得整整齐齐，头发也梳过了，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他走到院子中间，站定。
然后，对着我爷和我奶，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咚”的一声，膝盖砸在青石板上，我听着都觉得疼。
我爷和我奶都愣住了。
“卫东，你这是干啥？快起来！”我奶要去扶他。
三叔摇了摇头，没起。
他抬起头，看着我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爷，奶，爹。”
他一字一顿地说。
“这门亲，我不能定。”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爷的脸，一下子就黑了。他手里的烟杆，捏得咯吱作响。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不能娶刘秀珍。”三叔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了每个人的心上。
“为啥？”我爷的吼声，把房檐上的麻雀都惊飞了。
“你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是嫌人家姑娘长得不好？还是嫌人家家世不行？你个小王八羔子，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爷！”
三叔抬起头，迎着我爷要杀人的目光。
“她很好，哪儿都好。是我不好。”
“是我现在，不想成家。”
“爷，我求求你，让我去读书吧。我读完大学，一定回来。到时候，我娶谁，都听你的。”
“放屁！”我爷一脚踹翻了旁边的小板凳，“等你读完大学回来？黄花菜都凉了！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等得起你四年吗？你这是要毁了人家的名声！”
“我……”三叔的嘴唇被他自己咬出了血。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我爷用烟杆指着三叔的鼻子，“你要么，今天老老实实把这门亲定了，风风光光地去上大学。要么，你就从这个家滚出去！我李家，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子孙！你的大学，也别想上了！”
说着，我爷转身进屋，拿出那张大红的录取通知书。
“刺啦——”
他作势要撕。
“不要！”三叔像疯了一样扑过去，跪着爬到我爷脚下，死死抱住他的腿。
“爷！求你了！别撕！你撕了它，就是要了我的命啊！”
他哭了，哭得撕心裂肺。
一个二十岁的男人，一个全县前十的秀才，一个即将成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就那么跪在地上，哭得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我爹看不下去了，上去拉我爷：“爹，你这是干啥啊！有话好好说！”
我奶也哭着求情：“老头子，你这是要逼死孩子啊！”
我爷浑身都在发抖，他看着脚下哭得喘不上气的三叔，又看看手里的通知书。
那张纸，是他一辈子的荣耀，也是他此刻最大的筹码。
僵持。
漫长的僵持。
院子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
最后，是我爷先松了口。
他像是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一下子苍老了十岁。
他把通知书扔在三叔脸上。
“滚。”
他只说了一个字。
然后，他转过身，走回屋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三叔捡起那张比他的命还重要的通知书，小心翼翼地抚平上面的褶皱，揣进怀里。
他站起来，对着我爷的房门，磕了三个响头。
每一个，都那么用力。
然后，他转身，对着我奶和我爹，也深深地鞠了一躬。
“奶，爹，大哥，我对不起你们。”
“等我。”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我们家的院门。
他什么都没带。
就穿着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
那天，刘秀珍一家没有来。
我们家的定亲宴，也没有办。
我爹把借来的板车还了回去，我奶把准备好的东西又收了起来。
整个家里，安静得可怕。
我爷一整天都没出房门，也没吃饭。
我奶坐在炕上，不停地抹眼泪。
我爹蹲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村里人很快就知道了。
风言风语，像刀子一样，扎在我们家每个人的心上。
“听说了吗？老李家的老三，为了上大学，把供销社主任的女儿给退了！”
“真是个白眼狼啊！读了几天书，就看不起乡下人了。”
“这叫什么？这叫陈世美！以后肯定没好下场！”
我们家，从被人羡慕的顶峰，一下子摔到了谷底。
出门，都抬不起头。
我不知道三叔去了哪里。
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我以为，他可能走不出这个县城。
我以为，他可能很快就会回来，跪下认错。
可他没有。
一个星期后，我们家收到了他从北京寄来的信。
信很简单，只有几句话。
“爷，奶，爹，大哥：我已到校，一切安好，勿念。儿子卫东叩上。”
信纸上，有几滴晕开的墨迹，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我爷看了信，没说话，只是把它扔进了灶膛。
火苗“腾”地一下，吞噬了那张薄薄的纸。
我知道，我爷心里的坎，过不去。
那四年，三叔一次都没回来过。
他每个月都会寄信回来，信里会夹着几块钱，或者几张粮票。
他说，那是他勤工俭学挣的。
信里，他会说学校的生活，说天安门，说长城，说他读的书，做的实验。
每一封信，我爹都会念给我爷和我奶听。
我爷每次都背对着我们，装作没在听，可我看见，他的耳朵，竖得老高。
我奶会把那些钱和粮票，一张张抚平，收进一个小木盒里，谁也不让动。
三叔的信，成了我们家和那个遥远世界唯一的联系。
我们知道，他在那边很好。
他拿了奖学金，入了党，还当了学生干部。
他的照片也寄回来过，穿着白衬衫，胸前别着校徽，站在大学门口。
他瘦了，但眼睛更亮了。
照片里的他，笑得很开心，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样子。
我爷看着照片，看了很久，最后，哼了一声。
“瘦得跟个猴儿似的，有啥好看的。”
可我知道，那天晚上，他偷偷把照片，藏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
至于刘秀珍，我后来见过她一次。
是在镇上的集市。
她嫁给了隔壁村的一个木匠，怀里抱着个胖小子。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对我笑了笑。
那笑容里，没有怨，也没有恨，只是一种淡淡的，说不出的疏离。
我叫了她一声：“秀珍姐。”
她“哎”了一声，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塞给我。
“给你弟弟吃。”
我们没再说什么。
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她正低头，温柔地看着怀里的孩子。
阳光洒在她身上，很温暖。
我想，她应该过得很好。
只是，她再也不是那个会把心事绣在鞋垫上的姑娘了。
四年后，三叔大学毕业了。
他被分配到了省城一个很好的单位，成了一名工程师。
他回来的那天，是坐着单位派来的小汽车回来的。
黑色的小轿车，在我们村口停下的时候，又一次轰动了全村。
当年那些说风凉话的人，又围了上来，脸上堆满了笑。
“卫东回来啦！哎呦，这气派，到底是吃过墨水的人！”
“我就说嘛，卫杜是有大出息的！”
三叔变了。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不再是那个穿着蓝布衣，满身土气的农村青年了。
他给我带了变形金刚，给我爹带了上海牌的手表，给我奶带了上好的毛线。
他走到我爷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爷，这是我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您收着。”
我爷没接。
他浑浊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三叔，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半晌，他才开口，声音沙哑。
“还知道回来啊。”
“爷，我回来了。”三叔的眼圈红了。
他又要跪下。
这次，我爷伸手拦住了他。
“行了，别动不动就跪。城里人，不兴这个。”
爷孙俩，就这么站着。
中间像是隔着一条河。
那条河，叫时间，也叫距离。
那天晚上，我们家吃了顿团圆饭。
我爷喝了很多酒，他拉着三叔，说了很多话。
说他小时候怎么淘气，说他怎么半夜点灯读书，说他怎么一个人，走了那么远的路。
说着说着，我爷就哭了。
这个一辈子都没掉过几滴眼泪的老人，哭得像个孩子。
“卫东啊，爷对不起你。当初，是爷……是爷心眼小，差点耽误了你。”
三叔也哭了。
他握着我爷的手，说：“爷，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那一刻，所有的隔阂，所有的怨怼，都烟消云散了。
后来，三叔在城里结了婚。
婶婶是他的同事，一个很有文化的城里姑娘。
他们生了个儿子，就是我堂弟。
三叔把爷和奶都接到了城里去住。
我们家的日子，也因为三叔，越过越好。
我爹进了三叔单位的后勤部门，成了一名正式工。
我也在三叔的帮助下，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我们家，成了村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家都“跳出农门”的人。
村里人都说，老李家祖坟上冒了青烟。
他们羡慕我们，敬重我们。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们家为此付出了什么。
我爷在城里住了不到两年，就吵着要回老家。
他说，城里的楼房，像个鸽子笼，憋得慌。
他说，城里的菜，没有自己种的好吃。
他说，他听不懂城里人说话，也融不进他们的圈子。
他最常做的事，就是搬个小马扎，坐在阳台上，朝着老家的方向，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奶跟着回来了。
她说，她不放心我爷一个人。
三叔拗不过他们，只好把他们送了回来，每个月寄钱，每个星期打电话。
可我知道，他们还是孤独的。
有一年过年，三-叔带着婶婶和堂弟回来。
堂弟在城里长大，嫌弃我们老家的厕所脏，嫌弃我们家的饭菜不可口。
他跟我爷和我奶，一句话都说不上。
我爷想抱抱他，他吓得直往婶婶身后躲。
我爷伸出的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
那顿年夜饭，吃得异常沉闷。
送三叔一家走的时候，我爷把我拉到一边。
他塞给我一个布包，很旧，但洗得很干净。
“小念，这个，你找个机会，给你三叔。”
我打开一看，是一双鞋垫。
纳得很密实，但因为年头太久，红色的并蒂莲，已经褪色了。
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这是当年，刘秀珍送给三叔的那双。
我不知道我爷是怎么拿到，并且保存了这么多年的。
“你三叔啊，”我爷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他这一辈子，走得太远了，太快了。我怕他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
我拿着那双鞋垫，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我终究，还是没有把鞋垫给三-叔。
我觉得，那太残忍了。
那双鞋垫，代表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条路。
一条他亲手斩断，再也回不去的路。
我把它，连同那个年代所有的心酸和挣扎，一起锁进了我的抽屉里。
我爷去世的时候，是冬天。
走得很安详。
临走前，他把我奶叫到床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老婆子，我想吃你做的手擀面了。”
我奶流着泪，给他做了一碗。
他吃了两口，就笑着闭上了眼睛。
三叔回来奔丧，哭得像个泪人。
他跪在灵前，一遍遍地说：“爷，我对不起你，我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奶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就像他小时候那样。
“卫东，不怪你。你爷，为你骄傲。”
是啊，我爷是为他骄傲的。
他常常在村里人面前，炫耀他的大学生儿子，他的工程师儿子。
可我知道，在他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
他遗憾的，或许不是那门没有结成的亲事。
他遗憾的，是他的儿子，为了飞得更高，不得不割舍掉了一部分的根。
而那些根，恰恰是他这一辈子，最珍视的东西。
后来，我大学毕业，也留在了省城工作。
我常常去看三叔。
他老了，头发白了，背也有些驼了。
他成了一名很受人尊敬的总工程师，拿了很多奖，带了很多徒弟。
可他还是那样，话不多，很安静。
他最大的爱好，还是看书。
他的书房里，有一整面墙的书柜，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
可我知道，在他书桌最里面的抽屉里，一直锁着一本很旧很旧的书。
就是当年，他在煤油灯下，翻了无数遍的那本。
书的扉页上，有他用自己做的鸡毛笔，写下的一行字。
“走出这里，去看看外面的天有多大。”
他做到了。
他看到了很大很大的天。
可我也常常在想，在他仰望星空的时候，会不会偶尔，也会想起，我们村头那条弯弯曲曲的黄泥路。
想起那盏彻夜不熄的煤油灯。
想起那个在月光下，为他纳鞋垫的姑娘。
我想，他会的。
因为，那就是他的来处。
是我，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有一年，老家搞新农村建设，要把我们家的老宅子拆掉。
我跟三叔一起回去，收拾东西。
老房子已经很破败了，屋顶上长满了草，墙皮大块大块地脱落。
推开门，一股尘封多年的霉味扑面而来。
阳光从屋顶的破洞里照进来，形成一道道光柱，空气中飞舞着无数的尘埃。
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那张八仙桌，那几条长板凳，那个黑漆漆的灶台。
好像我们昨天才离开。
三叔没说话，他走到自己当年住的那间小屋。
窗户纸已经破烂不堪，风一吹，呼呼作响。
他站在那扇窗前，站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或许，他在看当年那个，坐在这里，捧着一本书，眼里冒着光的自己。
我们收拾出来很多旧东西。
我小时候的弹弓，我爹用过的烟袋，我奶的针线笸箩。
在一个积满灰尘的木箱子底，我翻出了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包裹。
打开一看，是一张照片。
照片已经泛黄了，上面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
男人穿着蓝布衣，腼腆地笑着，是我三叔。
女人梳着两条大辫子，白白净净的，是刘秀珍。
那是一张合影。
我从来不知道，他们有过合影。
照片的背景，是县城的照相馆，后面挂着一块画着山水的幕布。
照片里的两个人，并排站着，中间隔着一点距离。
他们看起来，那么年轻，那么般配。
我拿着照片，递给三叔。
三叔接过去，手指有些颤抖。
他看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眼圈慢慢地红了。
“这是……”我忍不住问。
“这是那次去县里，你爷非拉着我们去照的。”三叔的声音很沙哑，“他说，定了亲，就得有个凭证。”
他说，照完相，秀珍很高兴。
她说，等以后老了，就拿出照片给孙子们看，告诉他们，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长这个样子。
三叔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
他转过身，用手背抹了抹眼睛。
我把那双我爷留下的鞋垫，拿了出来，递给他。
“三叔，这是爷让我给你的。”
三叔看到那双鞋垫，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接过去，捧在手心里，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他用粗糙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上面已经褪色的并蒂莲。
“她……”他想问什么，但又没问出口。
“她过得很好。”我替他说了，“嫁了人，生了孩子，就在镇上，生活得很安稳。”
三叔点了点头。
“那就好，那就好。”
那天，他把那张合影和那双鞋垫，小心翼翼地收进了自己的贴身口袋里。
老房子最终还是被推土机推平了。
轰隆隆的响声中，一个时代，彻底结束了。
站在废墟前，三叔对我说：“小念，走吧，回城里去。”
回去的路上，车里很安静。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巨大的悲伤。
我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拼尽全力地逃离故土，奔向远方。
我们以为，远方有我们想要的一切。
可当我们真的到达了远方，回过头才发现，我们把最珍贵的东西，弄丢在了出发的地方。
三-叔后来退休了。
他没有像其他老人一样，养花，遛鸟，跳广场舞。
他报了一个老年大学，学起了国画。
他画得最多的，就是山。
我们老家后面的那座山。
山不高，也不险，就是普普通通的黄土坡。
可是在他的笔下，那座山，层峦叠嶂，云雾缭绕，充满了灵气。
每一幅画，他都会在角落里，题上一句诗。
“心安处，是吾乡。”
我去看他，他正站在画案前，挥毫泼墨。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他看起来，那么平静，那么安详。
我忽然明白了。
或许，对三叔来说，故乡，从来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
它不是那个已经被推平的老宅，不是那条泥泞的小路。
它是一种记忆，一种情感，一种永远烙在心底的印记。
他用一辈子的时间，走了出去。
又用剩下所有的时间，在心里，走了回来。
他给我起的名字，叫李念。
他说，人要记着今天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在1977年的那个冬天，三叔心里最想要的，是走出那片贫瘠的土地，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他做到了。
他用他的半生，回答了那个时代，给他的那份考卷。
而今天，当我站在这里，回望他走过的路，我心里最想要的，是记住这个故事。
记住那个在煤油灯下苦读的少年。
记住那个在荣耀和责任面前挣扎的青年。
记住那个用一生来诠释“远方”和“故乡”的老人。
因为，在他的故事里，我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和选择。
也看到了，在时代的洪流中，一个普通人，所能展现出的，最坚韧，也最温柔的力量。
这，或许就是三叔，留给我，也是留给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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