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 杜贵晨 著 齐鲁书社出版
三、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文学数理批评
二十一世纪最早问世的有关文学数理批评的论著，当推欧阳维诚《数学——科学与人文的共同基因》一书。
这是一部关于数学与科学和人文关系的通俗而又深刻的学术论著。
该书第四章《审美的视角》的《文学创作与数学》一节，以现代科学与美学的眼光，从“数学与诗歌”“数学与寓言”“数学与小说”“数学与其他文学作品”四个方面深入揭示了“数学与文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无论在思维模式上，还是在审美情趣中，数学与文学都有许多相通之处”（ 阳维诚《数学——科学与人文的共同基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这一研究打破了向来多从古代数理哲学出发的文学数理批评传统，提供了尝试从现代数理逻辑角度研究文学的实例，证明了文学数理批评不仅可以从古代数理哲学得到支持，
而且可以因从现代数理哲学视角的介入，而更加大放光芒，其潜在的引领意义不可低估！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杜贵晨较为集中于文学数理批评的探讨，前后共发表近20篇相关文章，并分别收入所著《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齐鲁书社2006年版），以及即将出版的《齐鲁文化与明清小说》等三部论文集中。
在陆续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杜贵晨研究与众有异的是既重宏观理论的探讨，也有微观个案的研究，并较好地注重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以上世纪末发表《古代数字“三”的观念与小说的“三复”情节》等文为标志，这一研究从古典小说中数字“三”的大量运用概括出“三复情节”入手，即从可以称为“中观”的理论探讨开始，提高到“天人合一”与古典小说“结构模式”关系的考察。
进而于本世纪初又接连发表《“天道”与“人文”》（《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论《水浒传》“三而一成”的叙事艺术》（《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及其意义》（《殷都学刊》2002年第1期）等文，在作宏观研究的同时，也作具体专书个案的剖析。
至此，这一研究中较可注意的，一是陆续提出了诸如“三而一成”“三复情节”“三极建构”“三事话语”等文学数理批评的概念。
按作者所说，这些概念或曰新的观念的提出与应用，使“有可能于旧来寻常处见新异，甚至能小辟新境”（杜贵晨《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
二是运用这些理论对文本意义作新的解读，如《〈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及其意义》以“三复情节”理论对“马二先生游西湖”的分析，揭示了此一故事，
通过“三复”留步饮食与看女人的情节描写，不仅写出了马二作为八股先生的迂腐，更写出了这一人物内心“理”与“欲”即道学与人性的冲突，是作者暗用“《孟子》‘食色，性也’之教以反理学的虚伪”（《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第343页。）
此作者所谓“若作‘三复情节’观赏，便有新意”，“使 ‘三复情节’ 概念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研究的理论意义得到了加强。
这后一点对于总结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民族特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也应当能有所帮助”（《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第347页。）
《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 杜贵晨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杜贵晨还发表了《“三而一成”与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兼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数理批评》（《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尝试把文学的数理批评延伸到现代文学。
接下来比较自然的是杜贵晨提出了“文学数理批评”的理论。这一理论较为全面的阐释见于所作《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文学数理批评”论纲——以“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为中心的思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两文。
《“文学数理批评”论纲》一文中说：
我所谓“文学数理批评”，是指从“数理”角度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所谓“数理”是指文学文本中数字作为应用于计算之“数”同时又作为哲学的符号所包含的意义。
这种意义当然因时代、民族、地域与作家的不同而异，但是都因其作用于文学形象体系的建构，而形成文本建构的数理逻辑。
这种逻辑在文本的存在状态，有隐有显，或隐或显，从根本上决定形象体系的意义指向与基本风格，是文学研究中与形象并重不可忽视的另一半。
文学数理批评就是从文本所应用“数”的理念与具体“数”度及其相互联系出发，考察作品的数理机制，分析其在文本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对形象意蕴的渗透与制约。
因此，文学数理批评不仅是形式美的批评，也必然达至形象内涵即文本思想意义的探讨。……为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可能，有时本身就是这种阐释。
它不排斥任何其他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却不是任何其他理念与方法的附庸或补充，而是相对于传统“象”或“形象”批评的另一翼，与象或形象的批评相得益彰。
但在当今古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中，形象中心的批评理论多借自西方，能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而结合了象或形象的数理批评，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却有“那把钥匙开那把锁”的根本之用，所以格外值得重视和提倡。
著者相信在古代文学批评中引入数理批评的原则，将有助于建立写人与叙述并重、形象与数理结合的新的古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模式。
该文还就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列举“作品命意批评”“编撰体式批评”“框架结构批评”等八个方面的内容，作了简要的说明，初步构造了文学数理批评的理论体系。
《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 杜贵晨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杜贵晨此后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以其所谓“文学数理批评”理论作文学文本的解读，证明并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
有关论文主要集中于《西游记》的数理批评，具代表性的有《西游记》的“倚数”意图及其与邵雍之学的关系——《西游记》数理批评之一（《东岳论丛》2003年第5期 ）、《〈西游记〉数理机制论要——从神秘数字出发的文学批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西游记〉的“七子”模式》（《福建师大学报》，2005年第5期）、《〈西游记〉中的“七七”与“九九” 》（《南都学坛》，2005年第5期）、《〈西游记〉的“七复”模式》（《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等。
作者另有《论“一个男人与六个女人”的叙事模式——中国古今“情色”叙事的一个数理传统》一文，曾在台湾嘉义大学主办第二届小说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诸文都集入《齐鲁文化与明清小说》一书，正在出版中。
此外有朱清《〈文心雕龙〉与汉代易学》一文，专节讨论了《文心雕龙》因《易传》“错综其数”云云而“提出‘变文之数’来申论文章变化之道”，指出刘勰论“通变”“神思”“附会”“明诗”“体性”等等，无不有“数”的方面考量（朱清《<文心雕龙>与汉代易学》，《南都学坛》2005年第6期。）
还有桑东辉《数字“七‘的文化意蕴与〈西游记〉的“七子”模式——兼与杜贵晨先生商榷》一文，该文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商榷”，而在于对《西游记》中人物组合的多样性有所揭示（桑东辉《数字“七‘的文化意蕴与<西游记>的“七子”模式》，《平原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另有刘铭作《试论数字“七”在〈水浒传〉人物形象设置与故事安排中所起的作用——以“文学数理批评”为方法解读“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一文，是“文学数理批评”理论提出之后第一次被明确作为一种“方法”（刘铭《试论数字“七”在<水浒传>人物形象设置与故事安排中所起的作用——以“文学数理批评”为方法解读“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付之应用；又，翟振业《〈楚辞〉神秘数“九”的文化意蕴——解读“九歌”“九天”“九阳”》（《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该文认为《楚辞》中的“九”有“祭祖”“崇天”“崇日”（翟振业《<楚辞>神秘数“九”的文化意蕴——解读“九歌”“九天”“九阳”》，《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三重文化意蕴，等等。
诸家研究所及有久而未决的老问题，也有别具眼光提出的新问题；参与者有新发于硎锋芒初试的年轻学者，也有成就多方而长期乐此不疲的中老年学者。
这使笔者有理由相信，文学数理批评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信任，将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发展完善起来。
《齐鲁文化与明清小说》 齐鲁书社出版
综上所述论可知，人类——这里主要说中国人——自远古就发明了的，从来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数”，由其作为文献——文学编撰的神圣“密码”被运用，
到现存可见文献中《易传》的第一次道破，开始了针对中国古代文学“倚数”结撰，以至古今中外文学以“数”把握并反映世界之规律性的文学数理批评，至今勃兴壮大，已经有约3000年的历史。
诚所谓古已有之，千古绵延，于今始盛。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我们的发现与发明还远远不够，这一历史还显得不怎么辉煌，或有人不屑，但其曾经存在，并日益发展壮大，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作为这一批评实践的概括，文学数理批评理论的萌生与发展更是经历了隐约朦胧、迂回曲折，终至破土而出、崭露头角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是各种批评的形式应运而生，随时以变，错综复杂，古今来大致可分为5条线索：
一是自《易传》开先的客观的文学文本批评，相承如董仲舒、刘勰、程千帆、肖兵、蒲安迪、杜贵晨等；
二是以《吕氏春秋·要略》打头作者书中说书之以自序道破的批评，相承如刘安、扬雄、司马迁、刘勰等；
三是自王逸注《楚辞》开始的传注评点式批评，相承如孙奭、张竹坡、张书绅等；
四是由董仲舒开始的“天人”关系、神秘数字研究衍伸出来的批评，相承如王逸、汪中、杨希枚、叶舒宪等；
五是作为人类学、原型批评或比较文化学研究的批评，如杨希枚、肖兵、叶舒宪等。诸家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共同推进了文学数理批评的形成与发展。
二是个案的研究多能贯穿对一般规律的观照，例如先是汉儒概括出“经传篇数，皆有所法”，后有刘勰《文心雕龙》从对诗文的研究概括出“变文之数”，又有杨希枚对“古籍神秘性编撰型式”的发明；
进入上世纪计算机在中国开始普及的80年代以后，始有程千帆对“古典诗歌中‘一与多’”的论述，以及蒲安迪对古典小说“运用数字构思”的概括，张锦池、叶舒宪对“数理”概念的运用，然后才有杜贵晨提出“文学数理批评”。
可见此一理论的产生，既是批评实践发展推动的结果，更是时代运会使然，非任何个人所可以随心所欲能够创造出来。
《文心雕龙》不云乎：“兴衰系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我于文学数理批评理论的发明与确立，亦作如是观。
三是文学数理批评虽有了很大发展，但有关的实践还很不够深入，表现在研究中的诸多不平衡：多文本中数理现象的揭示描述，而少对于现象之意义的探讨；
多文本框架性数理机制的研究，而少情节细节数理的分析；多文本个案的数理剖析，而少宏观数理传统的探索与理论上的概括；
多对文本数理现象一般哲学的研究，少从数理角度深入的审美的鉴赏；多从古代数理哲学特别是神秘数字出发的观照，少从现代数理哲学入手的分析，等等。
从而文学数理批评理论虽经提出，也初成体系，但亟需在实践中不断受到多方面的检验，可能要经过长期的调整充实甚至大面积“刷新”，才有可能接近于完善。
最后要回到本文的开始以特别指出的是，文学数理批评虽借中国古代的象数理论以方便有初步的说明，表面上只是“天地之数”“大衍之数”影响于文学的编撰与解读问题，但其实质却是文学创作与接受中“天人之际”关系的追寻与探讨。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上，这一探讨的具体对象是中国文学美的创造与欣赏所遵循“天人合一”度数，即其大小、比例、节奏等等之依据尺度，是对由这些尺度所建构文学形象及其体系之数理美的审视与评价。
而且因为数学与生活本不局限于传统数理关系的实际，决定了文学数理批评终将超越传统数理哲学而取得现代数理哲学的眼光，把文学文本看作是与形象地把握同时并作之一种对世界的数理的把握，在对文本作形象批评的同时作数理批评。
胡世华著文曾引马克思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转引自胡世华《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和数学》，《哲学研究》1979年第1期。）
因此，我们坚信文学数理批评之未来必有广阔的前途。
（全文终）
本文作者 杜贵晨 教授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有删节；后据原稿收入《杜贵晨文集》第一卷《文学数理批评》，中国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版。兹据《杜贵晨文集》本重新发表。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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