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人是群居的动物。每个人都生而处在一个关系的世界。可以尽量简单，但不可能完全逃脱。这些关系构成一种资源，也构成一种限制。
人因其有独特的身与心，他又是独立的个体。可以说，唯其有身心，他才是真正活生生的存在和主体。种种关系的处理，最后也都要落实到个人。
人也因其自我的理性和意识，构成一个个真实的思考和行动的主体。但他同时处在一个关系的世界上，同时又是别人行为的对象或客体。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这样互为主体与对象的世界上。
无论是古代儒家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近代康德的普遍性立法——“你要如此行动，让你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成为所有人行动的法则”，都是同时考虑到了人的这样两种特点，即他同时是主体和客体，而且他和其他所有人在那些基本的不欲和所欲方面，是平等的主体和客体。
我们的确是从自己出发的，我们首先要体察自己的欲望和意志，但也要同时理性地体察和兼顾他人的欲望和意志。甚至平等的要求归根结底也是从人本质上都是有意识、有理性的存在生发的。
所以，我们要配得上“人”这一称号，首先要考虑我们的独立性，真正成为一个有理性、有感情的主体，既有自由和主动的意志，也有责任和担当。
独立性在具体的人那里是有程度差别的。人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和负责的主体的，甚至有些人终生都缺少自己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他们往往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甚至有的在生计上都不能独立，而只能依赖社会或他人。
这种独立性的确也应包含经济上的独立，当人长大成人，除非患有某些疾患，他应该是能够养活自己的，对自己的家庭也负有责任。同时他还应该具有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些德性，尤其比较重要的是基本的诚信或至少行为的连贯性、可预期性；还有一定的自己能够计划和管理自己的能力，以及基本的正义观。
如果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关系的世界上，必然要和别人有所交往，而且外向的人是希望多多交往，或者是希望发生真正有意义的交往而非泛泛之交，那么，别人也愿意与独立和负责任的主体打交道，而不愿意与不那么独立和不负责任的人打交道。
一个比较独立的人，即便因为某些外在或内在的原因，比如在他的环境里不易找到朋友或者性格比较内向，他也还是能够比较内心自足地生活。
人对交往的需求在不同的年龄也有不同的强度：一般在青少年的时候，对朋友的需求会比较强烈，甚至渴望不断接触到新的人、自己认为更好的人。人成长到一定的时候，尤其是事业有成的人，他的交往面扩大了，也提升了，有机会不断接触到新的有意思的人，但这些人可能还是没成为他的朋友，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值得交，可能只是时间和精力不够了。人到老年的时候，交往圈则可能、也应该慢慢地收缩，只留下几位老友，最后甚至可能只是老伴或者自己。
人的交往在不同的职业里也有不同的需求。比如政界、商界大概就需要很多的交往，需要接触许多的人，包括接触自己可能并不喜欢但是有用的人。一个外交部部长，他必须经常满天飞，到各地见各种各样的人；一个商人，也常常必须应酬，参加各种各样的宴席。而像大学的老师，不用上班，上完自己的课就回到自己的书斋，他愿意的话，几乎可以不怎么接触人。当然，大的领域里也有差别，一个政界的谋士不用太多的交往，有些潜心研究股票的人大概也不用太多的日常交往。乃至有些政治家也会遇到不得不“隐退”的时候，这个时候，“鬼都不上门了”，但他或许正好可以思考自己的经验教训，为将来复出取得更大的成功。
即便处在必须热闹的职业领域和繁华之地，一个人也可以“心远地自偏”，“大隐隐于市”或“隐于朝”。这归根结底还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志向和生活趣味。考虑到自己的性情和志趣，一生的择业还是重要的。始终待在与自己性情不合的地方和场所还是会带来许多烦恼和痛苦。
从大的分类说，我们也许可以说有喜欢多交往的和不喜欢多交往的两种人。有些人比较外向，有些人比较内向。每个人交往的范围都有一个定数，各人按自己内心的需要，有些人可能需要数十个或几百个朋友，热热闹闹；但有的人可能只需要不多的几个，深而有味。这两个极端或可以称作“‘极广主义”和“极简主义”。前者或有一种广场情结，喜欢总是处在聚光灯下，引人注目；后者或有一种密室情结，比较喜欢自己安静地待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他一定还是在某个时候有过交友的，或者通过他自己非直接的方式与世界保持着某种联系。
交往是相互的。你可能很希望与某个人打交道或者成为朋友，但他可能并不想与你交往，更不想成为你的朋友。而即便是朋友，相互对这种友谊的重视程度也会有差别，我们最好不要单方面地期望过高或用力太过，不要一方勉强。
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但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看起来是个矛盾，但也不那么矛盾，作为整体的，可深交、长交乃至可以有终生之谊的朋友还是可力求上进，尤其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但在你也需要打交道的人们身上，你也可以尽量欣赏和学*他们的优点。
有时我们迫切地希望多多与人交往，可能正是因为我们还找不到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还不够独立。如果有自己的许多事情可做，也就不必那么渴求交往了，或者说交往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能够在一个恰当的生活环境里自立自信自强。当然，也有的人正是把交往当作自己的事业，时下也有一种“注目力经济”或“网红经济”，你接触的人越多，你越是引人注意，那么，你也就越能有好的收益。
人们交往的形式也有诸多不同。有的人喜欢“浓得化不开”，经常见面，甚至彼此的生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乃至有“通家之好”。还有些人喜欢“淡若泉水”，不必常见，互相远远地欣赏，偶尔倾心交谈，像绵长细雨。有些人喜欢面对面的交往，有些人喜欢通讯的往还。还有些人喜欢宅在家里，热衷在网络上与人交往，乃至因为沉浸于虚拟世界的交往，而淡忘了在真实世界怎么与人交往。
今天我们和古人的条件*不同了。全球化的经济、交通、网络使我们容易与世界各地的人交往。过去的人们有历史典籍，其中一些有特异志趣者觉得当世的友人不足，还可以“与古人为友”，今天更可以神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往往是一种“神交”，甚至常常是一种“单向的精神交往”。它虽然比不上面对面的切磋交流，但有时也足可以安顿寂寞了。
根据有的传记及传记改编的电影，发明社交软件“facebook”的扎克伯格其实是一个比较内向孤僻、不擅长交往的人，当然，越是这样的人可能就越是有交往的强烈愿望。这社交软件迅速地在大学、社会和全世界铺开之后，他是否就变得不孤独了呢？也许是。他的交往肯定有了更多的自信，而一些他以前的朋友，包括共同开发这个软件的合作伙伴却分道扬镳了。我们现在还有许多社交软件，今天的社会交往看来正变得越来越容易，使远近的概念发生变化，不再有空间的距离，也不一定需要中间人的引介。这些技术手段能使我们的交往变得更广泛，但是否也能使我们的交往更深入呢？我们真的都需要那么多交往吗？
今天人们的生活已经非常依赖于电器、网络和手机了，社会的触角也伸向任何一个穷乡僻壤，像中国古代的那种隐士大概不容易有了。其实那些孤独的隐士也可能是最关心世界的人，但因为他们或者对理想世界期望过高而对现实世界评价过低，或者对自己所欲达到的期望过高而对现实的自己评价过低，不得不尽量让自我与世界拉开距离。今天偶尔也还有几个遁入密林，过着一种比较原始的生活的人，但他们也还是迟早会被发现，被“挖”出来，也有的变得愤世嫉俗，给科学家寄送“校园炸弹”而终于落网。
孔子在遇到隐士讽谏时早就抚然而叹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总之，我们需要交往，但对交往的期望又不必过高，根底或还是放在独立自足上。且有求于人的人往往被冷淡，能够自足的人反而更有可能吸引人，因为“满则溢”而可分润于人。我们这里可以举一个或可称之为“极简主义”的古代例证：
东晋名士王徽之，字子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他有一次进京，船停泊在码头上还没有上岸，恰碰上桓子野从岸上经过。他过去听说过桓子野笛子吹得很美妙，可是并不认识他。这时听到有个认识桓子野的客人说那正是他，王子猷便派人替自己传个话给桓子野，说：“听说您笛子吹得很好，请试为我奏一曲。”桓子野当时已经做了大官，但也知道王子猷其人，立刻就掉头下车，上船坐在马扎上，为王子猷吹了三支曲子。吹奏完毕，就上车走了。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他们可能还沉浸在美好的音乐里而无暇交谈，或者觉得有这样的交流也就够了。
也是这位王子猷，有一夜下大雪，他打开房门喝酒。眺望四方，一片皎洁，于是起身徘徊，朗诵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安道，当时戴安道住得很远，他立即连夜坐小船到戴家去。船到早晨才到，到了戴家门口，他却没有进去，就原路返回。别人问他原因，王子猷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有些失礼，王并没有预先告知，而假如我是戴，事后知道了可能会放声大笑：“哈哈，这就是我的朋友！”我能够成为别人雪夜忆念和出行的对象，也是心下欣然。
有时交往并不用言语，甚至不必见面，贵在心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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