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读《道德经》第十七章功成事遂阐明：“老子”不知道有没有全知的神，但上等人追求客观规律，中等人敬畏客观规律，下等人对抗客观规律。“老子”通过养生功夫掌握了自然规律，相信的人谈一下，不相信的人一定不能谈。
本文开始读《道德经》第十八章：道废有仁。
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历史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当自然无为的“大道”被废弃后，才会强调“仁义”的规范。智巧机心盛行时，虚伪欺诈也随之滋生。国家陷入混乱时，忠臣的价值才得以凸显。治国的论调比喻治身，治身就是养生功夫，有忠臣比喻“保精”，有孝慈比喻“身心一体，性命双修”，“智慧出，有大伪”比喻“智慧和魔障同时滋生”，“大道废，有仁义”比喻“养生不能违背客观规律”，“道”是逆人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历史经历了自然融合期、分裂对立期和当代反思期。古希腊与罗马时代，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天文学）与人文思想（哲学、伦理学）同属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等学者既研究自然规律，也探讨人的本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同样体现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统一。到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科学实验与人文主义的个性解放同步发展，形成“黄金联姻”。例如达·芬奇兼具科学家与艺术家身份，象征理性与感性的和谐。
17世纪科学革命后，自然科学通过实证方法取得突破，理性主义被推崇为唯一真理标准。笛卡尔、牛顿等人强化了科学的独立性，人文领域逐渐被边缘化。启蒙运动强调“理性至上”，进一步推动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哲学家孔德甚至提出“科学之外无知识”。19世纪德国学界，明确划分“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与“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认为前者研究客观规律，后者关注主观价值。科学主义主张用科学方法解决一切问题，甚至将人类情感、道德量化；人文主义则批判科学工具化导致人的异化，如浪漫主义思潮强调直觉、情感与自然崇拜。1959年，英国学者斯诺指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学者互不理解，形成“两种文化”的鸿沟。
工业革命后的环境污染、战争武器滥用，使人文学者质疑科学的伦理边界。20世纪以来，逻辑实证主义等思潮加剧分裂，导致学术社群隔阂与社会治理失衡。例如技术发展忽视人文关怀，引发生态危机或伦理争议。当代科学史家萨顿提出以“科学史”桥梁弥合裂痕，倡导科技发展应包含人性温度。我国强调“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如“两弹一星”精神融合科学理性与家国情怀；跨学科研究（如环境伦理学、AI伦理）日益重视自然与人文的互补。
二、“老子”的“智慧”
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分裂后，人们试图用“仁义”（如伦理规范、科技伦理）弥补科技失控的漏洞，但这类补救实为对原初和谐（大道）丧失的被动反应。例如，人工智能伦理指南的制定，正是因技术滥用风险（“大道废”）而强化的“仁义”约束。科学理性（“智慧”）若脱离人文关怀，会异化为功利主义（“大伪”），如数据造假、科技垄断等。例如应试教育中“唯分数论”导致学术不端，恰是工具理性扭曲教育本质的体现。环境危机（“国家昏乱”）激发生态伦理研究（“忠臣”），家庭关系疏离（“六亲不和”）促使社会强调孝道教育（“孝慈”）。
根据公开信息，江苏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原首席科学家郭某（部分报道中化名郭伟）虚构“1994年陕西高考状元”、日本九州大学博士、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等头衔；宣称发表170余篇SCI论文（实际查无此文）。在职期间骗取年薪140万元、安家费300万元、年均500万科研经费，累计涉及金额数千万元。2025年9月，指导学生发现学术成果无法复现后举报；校方调查后于11月通报解聘并报案。事件表明，若学术共同体失去求真务实的“大道”，再严格的“仁义”规范（如伦理条款）也难防投机。教育系统需回归本质，平衡工具理性（量化指标）与价值理性（诚信创新）。
老子此言并非在赞扬“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的出现，而是以一种深刻的批判视角，揭示了一种“退化”或“异化”的社会生成逻辑。当社会失去了依循自然无为的“大道”整体和谐状态时，才会需要刻意提倡和标榜“仁义”这类具体的、人为的道德规范来维系秩序。仁义的出现，恰恰证明了自然淳朴状态的失落。这是一种“因缺乃显”的逻辑。这里“智慧”非指真知，而是指机巧、谋略、智辩之心。当人们竞相运用这种“智慧”谋取私利时，巨大的虚伪和欺诈（“大伪”）便随之滋生。文明的进步（“智慧出”）伴随着道德堕落的可能（“有大伪”）。家庭内部失去自然亲情时，才需要特别强调“孝”与“慈”的伦理规范来补救。孝慈的彰显，反衬了家庭伦常基础的动摇。同理，在国家政治昏聩混乱之际，方能凸显出“忠臣”的可贵。忠臣的出现，是国家治理失败的标志。他指出了社会价值范畴（仁义、孝慈、忠臣）与其对立面（大道废、大伪、不和、昏乱）是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后者是前者产生的条件，前者的凸显又证明了后者的存在。这是一种对文明异化的深刻洞察，其理想在于返璞归真，复归于“大道”无为而治的自然和谐状态。
三、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比较
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贯穿历史始终。不同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其特殊的、主要的阶级矛盾（如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双方既相互排斥、斗争，又相互依存、转化。例如，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两者的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矛盾双方的斗争，推动着事物由量变到质变，实现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更替。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
二者在方法论形式上确有契合之处，都强调对立面的关联，都强调对立面的关联。老子看到“废”与“立”、“出”与“生”、“不和”与“有”、“昏乱”与“有”之间的依存关系；马克思主义则系统论述了矛盾双方的同一性与斗争性。都超越了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看到了事物内部相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老子批判文明异化，马克思主义批判一切剥削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四、当代思想融合
可以说，《道德经》第十八章以一种东方式的、深刻的辩证直觉，描述性地揭示了社会价值范畴与其对立背景相互依存的普遍现象，这与马克思主义分析性地揭示矛盾是事物发展根本动力的科学规律，在思维的精妙性上遥相呼应。二者都看到了对立统一关系的重要性。然而，老子的洞见更多地是一种具有批判性和警示意义的病理诊断，其药方是“返”；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则是一套旨在改造世界的革命性、建设性行动指南，其方向是“进”。前者在观察世界时充满智慧，后者在解释和改变世界时更具科学性和实践力量。将两者对读，有助于我们更丰富、更立体地理解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和发展规律，但必须清晰认识到它们源于不同的文明语境、哲学体系和历史目标。
当前教育层面，专业教育过度细分导致学生陷入工具理性陷阱，缺乏价值判断力。需要回归“大道”式的整体观，推动跨学科融合（如理工科嵌入哲学课程，人文课程引入科学思维）。建议基础教育中强化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例如通过历史案例分析科技与社会的互动；高等教育推广“量子思维+老子思维”课程，培养动态、辩证的创新能力。
传统科普侧重知识灌输（工具理性），忽视情感共鸣与伦理引导。科普应超越“技术宣讲”，体现“无为之益”——通过故事化、情感化表达激发公众内在认同（如用科幻叙事探讨AI伦理）。建议医疗、环保等领域的科普需植入人文关怀（如患者心理需求、生态正义），避免冷冰冰的数据堆砌；利用新媒体技术（如VR、动漫）创设互动情境，让受众在体验中理解科技的双刃剑效应。科技伦理治理需借鉴“道法自然”，通过柔性规范（如行业自律）而非硬性管制引导创新；鼓励公众参与科技决策，避免专家垄断导致的“智慧出，有大伪”。
然而，小二从“修身”角度重新解释《道德经》第十八章，讲述从客观实在的人如何“返”回“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人格。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当”教授，或者“见马克思”！
我们本自具足“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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