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在古代朝代的更替中,古人对于天地事物的变动,都认为是天数的使然。这种观念,虽然迷信,可是象征着古人对天地自然的热爱与崇拜。为了寻求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古人奋力的思索着,对历史进行了总结,并发明出了"五德终始"之说,试图解释政局变化的规律与原因。
(图一 五行图)

在古人的认知中,"五德终始"之说顺应了一定历史规律的发展,并符合了古人对于自然元素的理解。金、木、水、火、土,五个元素,是构筑自然万物的元素本质,而政局的发展与改变,亦要顺应自然的本质与历史的规律。当"五德终始"之说传承到宋代时,发生了不小的争议。
宋代历史之前,是混乱的五代十国,那么宋朝的德运,是从唐朝开始继承,还是从五代十国开始继承,这个问题受到宋人的重视与争议。那么在宋朝时期,德运之争是怎样发展的?其中又有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便需要走进这段历史,才能理解宋人争议的原因。
(图二 邹衍画像)
一、德运之说的由来与发展
1、齐人邹衍之说
自从战国时齐人邹衍发明了"五德终始"说以后,中国古人从此有了一个观念化的历史序列。无论是帝王解释王朝嬗代,天命转移,还是史家编修历史,隐寓褒贬,都要运用这个图式作为理论武器。
邹衍将历代帝所据之"德"分为土、木、金、火、水五种,每一朝代之兴,必应五德之一,王朝运转递嬗的顺序严格按照五德运行的顺序,"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新王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王朝所据之德必为前朝所不胜,新王朝与旧王朝相克(胜)。
(图三 河图)
2、汉代的改变
据此,周为火德,根据相克原理,水克火,秦就为水德。与之相应,新王朝还要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建立一套与前朝不同的礼乐文化系统。后来到汉代,五德相胜说又发展为五德相生说,即根据五行相生原理,新朝取代旧朝,不是新朝之德胜了旧朝之德,而是由旧朝之德生出了新朝之德。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依此,如果前朝为木德,新朝就应该为火德,以下依次为土德、金德、水德。在历史上,"相胜"说与"相生"说互相争论不休,造成德运问题的复杂性。
(图四 诸子百家)
3、儒家的理解
"五德终始"说本来是阴阳家的理论,儒家的包容精神使它成了自己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理论原来用一种超历史的先验图式去理解历史,在与儒家学说同化后才具有了价值意义,历史的运转不再是纯机械的,而渗合了能动的因素。这样,又产生了"正闰"问题。
德运与正闰问题密切相关。符合五德运转大框架的王朝为"正统",正统之间一切被摒弃于五德运转之外的王朝为"闰统"。近人梁启超总结说:"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于是乎有'统';又因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于是乎有'正'与'非正'(闰)之别"。(《新史学·论正统》)欧阳修《原正统论》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欧阳文粹》卷一)
(图五 司马光像)
正与不正,包含了论者的主现判断,故正闰问题历代聚讼纷纭。聪明敏锐如司马光对此难题也觉无能为力。他在《资治通鉴》卷六九魏黄初二年下著《正闰论》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若以有道德者为正耶?则最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道德标准无法判定谁正谁闰,其他标准也难以令人信服。故该问题在宋代以前没有答案,宋人也没有给岀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二、宋朝时期的争议
1、争议的开始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于建隆元年(960)三月壬戌"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其根据是"国家受禅于周,周木德,木生火,合以火德王"。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但事隔二十多年后,到太宗雍熙元年(984)四月,布衣赵垂庆首发异议,由此引岀了宋代德运问题的长期争论。
(图六 赵匡胤像)
赵垂庆上书认为本朝应该越过五代而直接上承唐统,唐为土德,根据相生原理,土生金,宋应为金德。何况梁继唐,历经五代,已经走完了一个终始,到本朝也应该为金德。他还举出宋朝立国以来"符瑞白者不可胜纪,皆金德之应",希望朝廷按照金德来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以承天统"。
事下尚书省集议,徐铉等人认为"五运相承,国家大事",而朱温篡唐建立梁朝,后唐庄宗亲雪国耻,中兴唐祚,"重建土运",所以梁不能预于正统,自后数姓相传,"晋以金,汉以水,周以木",至宋代为火运。何况自国初已经祀赤帝为感生帝,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了,岂可轻易改变?
(图七 宋朝官员)
针对直承唐统说,徐铉等人认为"五运迭迁,亲承历数,质文相次,间不容发,岂可越数姓之上,继百年之运?此不可之甚也。"如果宋朝直承唐统,就是抹杀了五代十国这一段历史,历史就没有了连续性。(《宋史》卷七十)所以徐铉等人主张"宜从定制,上答天休","圣宋永为火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这件事从此平息了二十多年。
2、争议的继续
但是,到了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开封府功曹参军张君房又上书朝廷,认为国家应该继唐土德而用金德,理由是五代立国短暂,根本不足以立统。他还进一步指出何况南唐自称唐后,宋平江南而一统,应该为金德。朝廷对他未加理睬。
过了十年,天禧四年(1020)五月光禄寺丞谢绛又上书辨论德运问题,提出宋为土德的新说。他认为应当仿效汉为尧后黜秦绍周之火德的先例,本朝应黜五代而绍唐之土德。他说:"昔者秦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统,考诸五代之际,亦是类矣。国家诚能下黜五代,绍唐之土德,以继圣祖(案:真宗迷信道士之言,编造赵氏谱系,以"圣祖"赵玄朗为始祖),亦犹汉之黜秦,兴周之火德以继尧者也。"
(图八 谢绛画像)
谢绛还列举了许多黄色"瑞应"作为土德的"证据"。同时大理寺丞董行父又重主"金德"说。对这些异说,朝廷经过集议后加以驳斥,认为本朝"岂可弗遵传继之序,继于遐邈之统?"即本朝是接继五代的历史序列而建立的,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何况自太祖、太宗到真宗时"三圣临御六十馀载,登封告成,昭姓纪号,率循火德之运",本朝奉火德之运建立了一套礼乐文化系统已是既成事实,这是关系到国家典章制度的大事,"此事体大,非容轻议"(《宋史》卷七十)。宋代"德运"之争至此告一段落。
3、文人的私议
真宗以后虽然对宋的德运问题不再有异议,但正闰问题远没有解决,文人学者私议不绝。宋代学者如王钦若、张方平、欧阳修、苏轼、章望之、毕仲游、陈师道、章窠、司马光、刘恕、廖行之、张根、李養、朱熹、叶适、黄裳、周密、郑思肖等人对正闰问题都著有专论。
王钦若、杨亿等奉敕编的《册府元龟》,有"闰位部"、"僭位部"等目,以秦、蜀、吴、宋、齐、梁、陈、东魏、北齐及五代的梁为闰位。其后张方平作《南北正闰论》,谓"以晋为闰耶?未闻革命所传;以魏为正耶?实非中华之旧",提出质疑。欧阳修写作关于正闰问题的系列文章,提出"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对五代承统问题加以非难,显然对宋之承统仍抱怀疑态度(《欧阳文粹》卷一)。
(图九 宋朝官员)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特别是五代的历史地位问题,成为宋代政治家、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只有确定了五代的历史地位,才能确定宋朝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正是因为五代十国时期特殊的政治历史发展,使德运之说的继承受到了挑战。在这场争议的背后,还有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
三、宋人对汉朝伦理化历史观的理解
1、基本原则的构成
德运与正闰之争,远言之是关于历史序列如何编排的问题,近言之则是赵宋王朝如何承统的问题。因而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现实理论问题。从历史进程本身的轨迹来说,宋代是沿袭五代而来的。但五代史纷繁复杂,儒家标榜的政治伦理受到严峻的考验。朱温建立的梁朝固然是篡夺来的,但其他几个短命王朝又何尝不是篡夺来的?当然朱梁首开乱世,因此如何评价梁朝的历史地位,成为问题的关键。
两汉以来形成的伦理化历史观,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武器。这种伦理化的历史观在事实上的历史进程之外设计了一个理想化的历史序列。这个序列以重治世、轻乱世,尊正统、黜僭乱为基本原则。在进行历史序列的编排时,如何使超越的"伦理化历史"与活的历史实际协调一致,首先涉及到一个评判标准问题。
(图十 欧阳修塑像)
2、派别之争
据此,宋代学者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重名(形式)与重实(内在本质)两派。因为对汉朝伦理化历史观,宋人亦有不同理解。虽然从汉朝传承的历史观有助于世人对历史的理解,可是随着时间与世界的改变,汉朝的伦理化历史观并不能解释一切历史的发展与改变。
(1)重名派
重名(形式)派以历史学家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他们基本上不信符命,也很少谈论德运问题。欧阳修认为尧舜、三代以"至公"、"大义"相传相代,"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故不存在正闰问题。秦代以后,悖弃先王之道,不顾至公大义,去先圣已经绝远。欧阳修批评"五德终始"之说是"秦世不经之说",而汉以后所传的正统论又不合"《春秋》正统之旨","无所据依"。所以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在具体的历史编纂过程之中,对历史序列编排问题的处理比较遵循历史演进的客观实际。
(图十一 司马光像)
(2)重实派
与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不同,"重实"(内在本质)一派对历史序列的编排给予了更多的价值关怀。他们以自己标举的道德准则为尺度,对历史进程进行道德评判,力图通过自己的主观设计,整理出一个道德化的历史秩序。
所以王钦若等人列出"闰位"、"僭位"部。章望之区分正统与霸统:"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尧、舜、夏、商、周、汉、唐、我宋其君也;得天卜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秦、晋、隋其君也"(《苏轼文集》卷四)。毕仲游认为"历数存于天,治乱在于人",正统与否的标准在于"兴废善恶长短之效"(《西台集》卷四)。
陈师道著《正统论》,对秦汉以下学者关于正闰问题的争论进行总结,归纳岀非正统者有五:"有其位而不一者(如东周),有天下而无位者(如战国之齐、晋),有其统而为闰者(如秦、新莽),无其统而为伪者(如魏、梁),上无所始、下无所终者(如南北朝对峙)。他提出解决正统问题的方法:'正之说有三,而其用一'"。(《后山集》卷十三)三者,指天、地、人;一者指义。即使天时、地利、人和,但如果得之不义,就与正统无缘。
这种纯粹用道德标准评价历史,重视历史的"本质"的态度给历史序列的编排增加了不少难度。因为每个人的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是非标准是相对的,故每个人都有一个正统标准,每个人有一部主观化的历史。
(图十二 欧阳修像)
3、小结
相比之下,欧阳修、司马光等注重历史"形式"(名)的做法能更加简捷地把握历史的实际。所以苏轼评论欧阳修与章望之的正统论时说:"始终得其正,天下合于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于是手举而归之名。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又曰霸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苏轼文集》卷四)。
也就是说,尊重客观的历史进程,比用主观的道德评价去把握历史更为真实。尽管如此,围绕正闰与德运问题的名实之争始终没有解决。
(图十三 司马光像)
四、宋朝时期对"火德"的坚持
德运问题事实上是对王朝合法性的自我确认。新的王朝是否有坚实的理由建立并延续下去,得到当代人和历史的认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尽管德运与正闰问题有诸多争论,宋王朝官方始终认定了火德,这一立场对宋代政治文化有许多影响。
火德、赤色成为宋代的象征,国家政治性祭祀——腊祭相应地定于戌日举行,赤丹之物是天命眷渥、国泰民安的瑞应。国家每遇危机,往往重申火运,显示大宋江山不会中绝,以增强王朝的自信心和天下的向心力。
(图十四 宋朝朝廷)
如真宗时广搜瑞应,制造天书,并封禅告成,动力之一是重申火运。太宗至道元年(995)知通利军钱昭序进赤乌、白兔各一,并上表说:"乌禀阳精,免昭阴瑞,报火德蕃昌之兆,示金方驯服之祥"(《宋会要辑稿》瑞异一之八)。赤乌代表宋德,白兔代表西方(金方)。赤乌为阳,白兔为阴,阳必胜阴,故西方必定驯服。
当时西川王小波、李顺起义如火如荼,朝野震动。钱昭序在这时献赤乌、白兔等瑞物,增强了朝廷平定内乱的信心。北宋灭亡后,高宗南渡,改元建炎、绍兴,实寓重振火德、延续宋祚之意。光宗时廖行之《问正统策》,要求诸生"考古知今",推明南渡以来正统授受之详而论其故。(《省斋集》卷九)显然也是利用德运与正闰理论回答一个现实理论问题。
(图十五 五行图)
通过宋人对于德运继承的争议,可知德运不仅象征着国家的正统性,亦代表了宋人对于历史的认可与认知。虽然宋朝朝廷一直以"火德"作为自己的德运,但是世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德运的继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德运之说,从科学角度去看,只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与牵强附会的历史规律。可是在古人的思维中,对于德运之说,他们是深信不疑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亦检验了德运之说的荒唐之处,如宋朝的争议便是最好的例子,可是德运之说并不一定全是消极的。如今反观德运之说,体现了古人对于历史的认知,以及自己对于未来的展望,在茫茫天地之中,似乎只有沉溺于对历史的思考,才能发现人事间的乐趣所在。
参考文献:
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
欧阳修《原正统论》
欧阳修《欧阳文粹》
陈师道《正统论》
司马光《资治通鉴》
毕仲游《西台集》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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