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烛之武退秦师》原文
秦晋合围郑都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
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
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
亦去之。
核心注解
郑伯恳请烛之武
一、人物与背景
· 烛之武：春秋时期郑国大夫，以智谋著称，在秦晋围郑的危急时刻，深夜缒城而出，凭辞令劝退秦师，拯救郑国于危难。
· 晋侯：指晋文公重耳，春秋五霸之一，因郑文公曾“无礼于晋”且郑国“贰于楚”，联合秦穆公围郑。
· 秦伯：指秦穆公任好，春秋五霸之一，与晋文公为“秦晋之好”，因觊觎中原利益参与围郑，后被烛之武说服撤军。
· 郑伯：指郑文公，郑国国君，面对秦晋联军围攻，采纳佚之狐建议，恳请烛之武出使秦营。
· 佚之狐：郑国大夫，有识人之明，向郑文公推荐烛之武解危。
· 子犯：即狐偃，晋文公之舅，晋国大夫，秦撤军后请求追击秦军，被晋文公拒绝。
· 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此时晋文公已即位六年，霸业初成；秦穆公亦欲向东发展，两国因利益纠葛形成暂时同盟围郑。
二、关键事件与地名
· 秦晋围郑：晋文公以“无礼于晋”（重耳流亡过郑时未受礼遇）和“贰于楚”（郑与晋盟又附楚）为借口，联合秦穆公围攻郑国，是本文核心事件。
· 晋军函陵，秦军氾南：晋军驻扎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市北），秦军驻扎在氾南（今河南中牟县南），两军对郑国都城形成合围之势。
· 夜缒而出：烛之武在夜间被人用绳子从城墙缒下出城，体现郑国都城被围的危急与烛之武赴险的勇气。“缒”指用绳子拴着人或物从上往下送。
· 秦郑结盟戍郑：秦穆公被说服后，与郑国结盟，派杞子、逢孙、杨孙三位大夫驻守郑国，作为秦国在东方的据点，随后撤军。
· 晋军撤围：秦撤军后，晋文公以“不仁、不知、不武”为由拒绝追击秦军，随后也撤军，郑国危机解除。
三、重要词语与典故
· 无礼于晋：指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流亡经过郑国时，郑文公未以诸侯之礼相待。
· 贰于楚：郑国在与晋国结盟的同时，又暗中依附楚国，“贰”意为从属二主。
· 是寡人之过也：这是我的过错啊。郑文公承认自己未能早重用烛之武，体现其知错能改的态度。
· 郑既知亡矣：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烛之武开篇示弱，降低秦穆公的戒备心理，为后续说理铺垫。
· 越国以鄙远：越过晋国把远方的郑国作为边邑。“鄙”意为把……当作边邑（名词的意动用法），烛之武指出秦国控制郑国的现实困难。
· 陪邻：增加邻国（晋国）的实力。“陪”意为增加，烛之武点明亡郑对秦国的直接危害——壮大晋国。
· 东道主：东方道路上的主人，后泛指接待宾客的主人。烛之武提出郑国可作为秦国使者东来的补给站，展现存郑对秦的好处。
· 行李：古代指出使的人，今泛指外出携带的包裹、箱子等物品。
· 共其乏困：供给他们缺乏的物资。“共”通“供”，意为供给、供应。
· 尝为晋君赐矣：曾经给予晋君恩惠。指秦穆公曾支持晋惠公（夷吾）即位，后又支持晋文公（重耳）归国。
· 许君焦、瑕：晋惠公曾承诺将焦、瑕（今河南三门峡市一带）两地割让给秦国作为报答。
· 朝济而夕设版焉：晋惠公早上渡过黄河回国，晚上就修筑城墙防御秦国。“济”意为渡河，“版”指筑墙用的夹板，此处代指城墙，烛之武以此揭露晋国的背信弃义。
· 何厌之有：有什么满足的呢？“厌”意为满足，宾语前置句，烛之武强调晋国野心勃勃，贪得无厌。
· 东封郑：在东边把郑国作为疆界。“封”意为把……作为疆界（名词的意动用法）。
· 肆其西封：扩张它西边的疆界。“肆”意为扩张、延伸。
· 阙秦：使秦国受损。“阙”意为侵损、削减（使动用法）。
· 唯君图之：希望您考虑这件事。“唯”表希望、请求，烛之武引导秦穆公权衡利弊。
· 秦伯说：秦穆公很高兴。“说”通“悦”，指被烛之武的辞令说服。
·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如果没有那个人（秦穆公）的力量，我（晋文公）到不了今天这个地步。“微”意为如果没有，“夫人”指秦穆公，晋文公强调秦的恩惠，拒绝击秦。
· 因人之力而敝之：依靠别人的力量却损害他。“因”意为依靠，“敝”意为损害，晋文公认为击秦不符合“仁”的准则。
· 失其所与：失去自己的同盟者。“与”意为结交、同盟，晋文公认为秦是晋的盟友，击秦是“不明智”的。
· 以乱易整：用混乱代替整齐（的局面）。指晋军追击秦军会使秦晋同盟破裂，从“整”变“乱”，晋文公认为这不符合“武”的准则。
四、名句要义
"邻之厚，君之薄也。"——烛之武说服秦穆公的核心观点，直击秦晋利益矛盾，点明亡郑只会壮大晋国、削弱秦国，是破局的关键论据。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烛之武为秦国提供的“存郑方案”，以实际利益诱惑秦穆公，与“亡郑害秦”形成鲜明对比。
"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对晋国野心的警示，将秦穆公的担忧从“当前利益”引向“长远威胁”，彻底瓦解其与晋同盟的决心。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晋文公拒绝击秦的理由，体现其“以礼义为准则”的政治考量，也展现了春秋时期“仁、知、武”的道德规范。
深度解析
烛之武夜缒出城
在《古文观止》卷一《左传》选篇中，《烛之武退秦师》以其“字字诛心的外交辞令”与“绝境破局的谋略智慧”成为春秋时期“以弱胜强”的外交巅峰之作。不同于《展喜犒师》的“以礼止戈”，也不同于《寺人披见文公》的“政治博弈”，这篇短文以秦晋联军围郑为背景，通过年迈的烛之武深夜缒城而出，面见秦穆公，以“陈利敝、析利害”的精准辞令，成功瓦解秦晋同盟、劝退秦师的故事，展现了“洞察人心、借力打力”的顶级外交思维。吴楚材、吴调侯将其选入《古文观止》，正是看中其“以利为核的说服艺术”与“危难中显担当”的人格力量，使其成为后世理解中国古代外交谋略与“国家大义”的重要范本。
一、经典入选：为何《烛之武退秦师》成“外交谋略天花板”？
《古文观止》的编选始终以“谋略深度”与“文学张力”为双重标准，《烛之武退秦师》虽仅二百余字，却在“说服逻辑”“人物塑造”“叙事节奏”三方面达到了春秋史传的极致，其入选价值可从三个维度解读。
从“说服逻辑的颠覆性”来看，烛之武打破了“外交辞令重礼义”的传统，开创了“以利益为核心”的说服范式。春秋时期，外交辞令多以“先王之命”“盟誓之约”为依据，如展喜犒师以“周公、太公之盟”劝退齐军。而烛之武面对秦穆公这一“务实型君主”，完全摒弃“礼义说教”，转而从秦国的“切身利益”出发：先承认郑国必亡的现实，降低秦穆公的戒备；再分析“亡郑利晋而害秦”——晋国会因灭郑而扩张，进而威胁秦国；最后提出“存郑利秦”——郑国可作为秦国东方的“东道主”，为秦国使者提供补给。这种“不谈道德谈利益、不表立场表利弊”的说服逻辑，精准击中秦穆公的“霸业野心”与“现实考量”，最终使其“与郑人盟”并撤军。这种“以利攻心”的谋略，比“以礼服人”更具直接性与穿透力，后世张仪“连横”、苏秦“合纵”的纵横之术，皆源于此。
从“人物塑造的突破性”来看，烛之武展现了“老而弥坚、临危受命”的非典型英雄形象。春秋时期的外交使者多为“年轻才俊”或“重臣名将”，而烛之武出场时已“年老体衰”，甚至在之前“未见重用”，文中郑伯承认“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但正是这位“被埋没的老者”，在国家存亡之际挺身而出，深夜缒城、独闯秦营，以一己之力化解危机。他的“英雄气概”不在于“勇武过人”，而在于“洞察人心的智慧”与“为国赴险的担当”。这种“大器晚成、危难显忠”的形象，打破了“英雄必年少”的刻板认知，为后世文人塑造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人格范本。如唐代郭子仪晚年领兵平定安史之乱，宋代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都可见烛之武“临危受命”精神的影子。
从“叙事节奏的戏剧性”来看，文章以“危局—请命—破局”为线索，在短篇幅中营造出强烈的戏剧张力。开篇“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交代危急背景，秦晋两大强国联手，郑国危在旦夕；中间“郑伯访烛之武，烛之武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展现人物的“委屈与犹疑”，增加情节波折；随后“郑伯曰‘吾不能早用子……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的恳切劝说，推动烛之武下定决心；高潮部分烛之武夜缒而出、面见秦伯的辞令交锋，字字千钧；结尾“秦伯说，与郑人盟……晋亦去之”则快速收束，展现危机解除的结果。这种“一波三折、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让读者在短时间内沉浸于“国家存亡一线间”的紧张氛围，感受“一人胜万军”的历史震撼。吴楚材批注“烛之武为国起见，说秦之词，句句悚动，有回天之力”，正是对这种叙事张力与说服力量的精准评价。
二、历史背景：晋秦争霸与郑国的“夹缝生存”
要读懂《烛之武退秦师》，需先厘清春秋中期晋秦郑三国的复杂关系与围郑事件的深层动因——这场“外交奇迹”并非偶然，而是晋秦争霸背景下郑国“夹缝求生”的必然结果。
春秋时期，晋、秦两国是长期的战略盟友。晋文公重耳流亡期间，曾得到秦穆公的大力支持，重耳即位后，晋秦两国通过“联姻”（秦穆公将女儿文嬴嫁给晋文公）与“会盟”，形成“秦晋之好”的同盟关系，共同对抗楚国的北上扩张。但随着晋文公霸业的崛起，两国间的“利益分歧”逐渐显现：晋国希望巩固中原霸权，秦国则希望向东发展，争夺中原话语权，而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国，成为两国利益争夺的焦点。
郑国之所以被秦晋联军围攻，表面原因有二：一是“无礼于晋”——晋文公流亡经过郑国时，郑文公未以礼相待；二是“贰于楚”——郑国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既与晋国结盟，又暗中依附楚国。但深层原因是晋文公想通过“灭郑”来扩大晋国在中原的势力范围，同时试探秦国的态度；而秦穆公则希望通过“参与围郑”来获取向东发展的利益，如占领郑国的土地或获得通商特权。两国虽暂时联手，但各怀心思，这为烛之武“瓦解同盟”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时的郑国已陷入绝境：晋军驻扎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北），秦军驻扎在氾南（今河南中牟南），两国军队对郑国形成合围之势，都城新郑危在旦夕。郑文公深知“硬拼必亡”，于是想到了“久不用事”的烛之武。烛之武虽对“未被早用”心存不满，但在国家存亡面前，最终选择放下个人恩怨，承担起劝退秦师的重任。他的成功，不仅在于精准的辞令，更在于对晋秦两国“利益矛盾”的深刻洞察——他明白，秦穆公关心的不是“是否帮助晋国”，而是“是否对秦国有利”。
谋略解析：烛之武“以利攻心”的五层说服逻辑与秦穆公的心理博弈
烛之武面说秦伯
《烛之武退秦师》的核心在于“说服艺术”，烛之武与秦穆公的对话，本质上是一场“利益计算”的心理较量——烛之武以“秦国利益”为诱饵，层层递进地引导秦穆公做出“撤军”的决策。这场博弈可从“烛之武的五层说服逻辑”与“秦穆公的心理变化”两个层面解析。
（一）烛之武的五层说服逻辑：示弱—析害—陈利—预警—利诱
面对秦穆公这位“务实君主”，烛之武采用“层层剥茧、直击要害”的说服策略，每一步都精准拿捏秦穆公的心理：
第一层：示弱表态，降低戒备。烛之武开篇便承认郑国必亡的现实：“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 这句话看似“认怂”，实则是高明的“心理破冰”——它避免了秦穆公的抵触情绪，让秦穆公觉得烛之武是“客观陈述事实”而非“为郑国辩护”，从而愿意继续听下去。同时，“郑既知亡矣”也为后续“不谈保郑，只谈秦之利弊”埋下伏笔。
第二层：析害当头，触动核心。烛之武接着分析“亡郑对秦国的危害”：“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这是说服的核心环节，他从三个角度剖析危害：一是“越国鄙远”的现实困难——秦国与郑国之间隔着晋国，即使灭了郑国，秦国也难以实际控制；二是“陪邻厚晋”的利益损失——晋国灭郑后会实力大增，而晋国实力越强，秦国实力相对就越弱；三是“唇亡齿寒”的潜在威胁——晋国的扩张必然会威胁到秦国的安全。这三点直击秦穆公“向东发展”的核心利益，让他开始质疑“围郑”的合理性。
第三层：陈利对比，给出替代方案。在析害之后，烛之武立即提出“存郑对秦国的好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东道主”一词便源于此——郑国可作为秦国东方道路上的主人，为秦国使者提供食宿补给。这一“利益诱惑”与“亡郑害秦”形成鲜明对比，让秦穆公看到“不亡郑”反而能获得实际利益，进一步动摇其围郑的决心。
第四层：历史预警，强化不信任。为了彻底瓦解秦晋同盟，烛之武还引用历史教训：“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 晋文公重耳曾承诺给秦穆公焦、瑕两地（今河南三门峡附近），但回国即位后立即修筑城墙防御秦国。烛之武以此提醒秦穆公：晋国是“言而无信”的国家，与晋国合作不可靠，今日助晋灭郑，明日晋国便可能反过来攻打秦国。这一“历史预警”击中了秦穆公对晋国的“潜在戒备”，让他对晋襄公的“同盟诚意”产生怀疑。
第五层：终极利诱，展望长远利益。最后，烛之武给出长远利益承诺：“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他指出晋国的野心是“贪得无厌”，灭郑后必然会向西扩张，秦国将成为其掠夺的目标；反之，若秦国撤军并与郑国结盟，既能获得“东道主”的现实利益，又能遏制晋国的扩张。这一“终极利诱”让秦穆公彻底明白：“存郑利秦，亡郑害秦”，最终做出“与郑人盟”的决策。
（二）秦穆公的心理变化：从“同盟获利”到“利益优先”
秦穆公从“参与围郑”到“与郑结盟撤军”的转变，是其“霸业野心”与“现实利益”权衡的结果，其心理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同盟惯性，盲目跟从。起初，秦穆公参与围郑是基于“秦晋同盟”的惯性思维，认为帮助晋国灭郑既能巩固同盟关系，又能分取利益。此时的他对“围郑”的利弊缺乏深入思考，只是被动跟随晋国行动。
第二阶段：利弊权衡，开始动摇。当烛之武剖析“亡郑害秦、存郑利秦”时，秦穆公的“务实本性”被激活，他开始认真计算围郑的“成本与收益”：灭郑不仅难以获得实际利益，还会让晋国变强；而存郑则能获得“东道主”的补给便利。这种利弊对比让他对“围郑”的态度从“积极参与”转为“犹豫观望”。
第三阶段：警惕晋野心，果断撤军。烛之武引用“焦、瑕之约”的历史教训，让秦穆公对晋国的“信任度”急剧下降；而“晋无厌，将西封阙秦”的预警，则让他意识到晋国是秦国的“潜在威胁”。最终，秦穆公做出“利益优先”的决策——放弃与晋国的短期同盟，转而与郑国结盟，既保全了秦国的长远利益，又遏制了晋国的扩张。这种决策看似“背盟”，实则是春秋时期“大国利益至上”的典型表现。
叙事艺术：《左传》的“春秋笔法”与人物群像塑造
《烛之武退秦师》虽篇幅短小，却展现了《左传》高超的叙事艺术与“春秋笔法”的精妙运用，通过简洁的对话与动作描写，塑造了鲜明的人物群像，传递了丰富的谋略内涵。
（一）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细节藏谋
“春秋笔法”的核心是“通过精准用词与细节设置传递深层信息”，在《烛之武退秦师》中，这种笔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动词的谋略暗示”。文中描写烛之武行动时，用“夜缒而出”四字，既展现了郑国的危急处境——只能深夜从城墙缒下偷偷出城，又体现了烛之武的“勇敢与谨慎”；描写秦穆公决策时，用“秦伯说，与郑人盟”，“说”通“悦”，一个“悦”字精准展现秦穆公被说服后的满意心态；描写晋军反应时，用“晋侯、秦伯围郑”到“晋亦去之”的转变，暗示秦晋同盟的破裂。这些动词虽简洁，却包含了丰富的谋略与心理信息，让读者清晰感受到事件的发展与人物的态度变化。
二是“称谓的身份隐喻”。烛之武面见秦穆公时，始终称秦穆公为“君”，自称“臣”，保持恭敬的态度；而在分析利弊时，却用“敢以烦执事”“君知其难也”等表述，既不失礼貌，又保持了“平等对话”的姿态。这种“恭敬而不卑微”的称谓，既符合外交礼仪，又体现了烛之武“以理服人”的底气。同时，文中对晋侯只称“晋侯”，未提其名，而对秦伯称“秦伯”“君”，也暗示了烛之武“拉拢秦伯、疏远晋侯”的外交策略。
（二）人物群像：各有立场，鲜活立体
《烛之武退秦师》不仅塑造了烛之武这一核心人物，还通过简短的描写，刻画了郑伯、秦穆公、晋侯等鲜活的人物形象：
烛之武是“智慧与担当并存”的外交大师。他的“智慧”体现在对秦晋利益矛盾的精准洞察与“以利攻心”的说服策略；他的“担当”体现在国家危难之际，放下“未被早用”的个人恩怨，挺身而出。文中通过他“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的委屈之语与“夜缒而出”的行动对比，展现了他“外冷内热”的性格——表面抱怨，实则心怀国家大义。
郑伯是“知错能改、善于用人”的君主。他起初“不能早用”烛之武，导致危急时刻无人可用；但当意识到错误后，他立即“亲访烛之武”，并诚恳道歉：“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 这种“知错能改”的态度，为烛之武出山奠定了基础。同时，他最后一句“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既点明了“国家存亡与个人利益的关联”，又展现了他“务实的劝说技巧”。
秦穆公是“务实功利、善于决策”的霸主。他参与围郑是为了秦国利益，撤军也是为了秦国利益，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他能被烛之武说服，既体现了他的“务实本性”，也展现了他“善于听取合理建议”的决策能力——在烛之武的层层剖析下，他能快速权衡利弊，做出对秦国最有利的选择，而非固执地坚持“同盟义气”。
晋侯（晋文公）是“隐忍克制、顾全大局”的政治家。当秦穆公撤军后，晋大夫子犯请求“击之”，晋文公却拒绝道：“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 他虽因秦国背盟而不满，但最终选择“不击秦师”，既念及秦穆公曾对自己有恩，又不愿因“击秦”而陷入“不仁、不知、不武”的舆论困境。这种“隐忍克制”，展现了他作为霸主的“政治成熟”。
历史影响：外交谋略与国家大义的双重传承
秦郑结盟立约
《烛之武退秦师》中蕴含的“以利攻心”外交谋略与“国家大义高于个人”的精神内核，对后世中国政治、外交、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古代外交谋略的奠基
烛之武的“以利攻心”策略，成为后世中国古代外交谋略的核心范式。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将这一策略发挥到极致：张仪以“割地赂秦”说服六国事秦，苏秦以“合纵抗秦”说服六国结盟，其本质都是“以各国利益为核心”展开游说。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利益诉求说服大月氏；唐代文成公主入藏，以“和亲通商”的利益交换促进汉藏友好；明代郑和下西洋，以“朝贡贸易”的利益纽带维系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这些外交实践，都可见烛之武“以利为核”谋略的影子。
（二）对中国政治文化中“用人观”的影响
文章中“郑伯知错能改、重用烛之武”的故事，对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用人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告诉后世君主：“用人不应论资排辈，而应唯才是举；即使是‘久被埋没’的人才，在关键时刻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如汉高祖刘邦重用“胯下之辱”的韩信、“家贫落魄”的陈平，最终成就霸业；唐太宗李世民重用“前太子旧臣”魏征，开创贞观之治；宋太祖赵匡胤重用“出身低微”的赵普，实现天下统一——这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案例，都受到了“烛之武故事”的启发。
（三）对中国文学中“说服场景”写作的影响
烛之武的辞令结构与说服艺术，对中国文学中“说服场景”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示弱—析害—陈利—预警—利诱”的五层说服逻辑，成为后世文学作品中“游说场景”的经典模板：《史记·项羽本纪》中樊哙在鸿门宴上“以义责项”，先承认项羽“劳苦功高”，再指责项羽“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最后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警示刘邦，其结构与烛之武的辞令异曲同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先指出群儒“降曹之害”，再陈“联刘抗曹之利”，最终说服孙权联刘抗曹，更是将烛之武的说服艺术推向了文学高潮。
结语：经典的永恒价值——危难中的智慧与担当
晋文撤军班师
《烛之武退秦师》之所以能流传千年，成为经典，不仅因为它展现了高超的外交谋略与叙事艺术，更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在国家危难之际，个人应如何抉择？
烛之武给出了答案：放下个人恩怨，以国家大义为重。他虽“壮不如人”“老而被弃”，但当郑国面临灭顶之灾时，他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夜缒而出，深入敌营”，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拯救了国家。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超越了时代，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复杂多变。《烛之武退秦师》的智慧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外交谈判中，我们应学*烛之武“洞察利益矛盾、以利攻心”的谋略，找到双方的“利益共同点”，实现共赢；在团队管理中，我们应学*郑伯“知错能改、唯才是举”的用人之道，挖掘每个成员的潜力；在个人成长中，我们应学*烛之武“老而弥坚、临危受命”的担当精神，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烛之武退秦师》如同一座智慧的灯塔，照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中。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智慧”与“担当”都是解决危机、实现价值的重要武器。这，正是经典的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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