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1月25日，是巴金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各地都会举办一系列活动来纪念这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去年，在巴金的祖籍地浙江嘉兴，推出了“书之爱——巴金与书图片展”；在巴金的出生地四川成都，发布了“走近巴金”书系共7本11册；而在巴金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城市——上海，多年来，坚持召开巴金学术研讨会。
【官话君说】
巴金的大名，我们读小学时就知道了。那时，《鸟的天堂》是课文，但我不记得这篇是不是要背诵。刚才重温了一遍，内容如此陌生，确认那不是自己喜欢的文章类型。等到读中学，我们的语文老师列数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言必称“鲁、郭、茅，巴、老、曹”。
我对巴金的记忆，是跟“真话”联系在一起的。
1978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 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 <望乡 >》， 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怀念胡风》。以每三十篇编为一集结集出版，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随想录》
巴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版
巴金有6篇专栏文章谈及真话，分别是《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三论讲真话》、《说真话之四》、《未来———说真话之五》等。
巴金说，《随想录》的创作并非出于偶然，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在书中，巴金直面内心，反思过去，对个人、民族及未来作了深刻的解剖与思考。在《随想录》合订本的后记中，巴金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
巴金这些跟读者告白的话，比“鸟的天堂”更为入心入脑。
巧的是，2024年11月22日，解放日报第9版文章《“我也是河流里一块石头”——对话陈思和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在跟《解放日报》记者沈轶伦对话时，也谈到了巴金先生。读后颇受启发，故摘抄几段，与您分享——
我和李辉跟随贾植芳开始研究巴金的1978年底，当时74岁的巴金正在香港《大公报》上开始发表《随想录》。这本书是作家解剖心灵的自白书。巴金反复强调“讲真话”，敢于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正如萧乾说的，“巴金的伟大之处在于敢否定自己”，我觉得，在巴金身上，体现了“五四运动”的青年精神，始终追求真理。巴金先生活了一百多岁，仍然是个年轻人。
在我跟随贾植芳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初期，先生着重要求我做到两点：一是从寻找真相出发，尊重历史真实。二是要多学几门外语，要从世界的范围来吸收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成果。贾植芳先生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巴金专集》时，主动把眼光放到国外的研究著作，从中来深入了解巴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当时我和李辉还在念本科，先生就交给我们一本美国学者奥尔格·朗的研究专著，要我们从中翻译有关章节编入专集。我们之所以走上研究巴金的道路，与这本书直接有关，我们从这部研究著作中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巴金文学世界。
巴金先生的作品，现在看来，仍有一种天真和单纯，他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直到人生暮年都没有失去的理想和热情。我想，巴金先生永远不会过时。如鲁迅先生所言：“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巴金是在电视里看到他在挨批斗。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作品是被打上负面标签的，这反而引起我的好奇心，开始到处寻找巴金的作品来阅读。后来进入复旦大学，开始研究巴金，熟悉巴金。他不是一个擅长讲话的长者，我们去见他，要自己准备好多问题，我们问什么他就回答。但他自己在文章里一直讲，他很珍惜和青年人交流的机会。
对我来说，很幸运能和巴金这样亲历五四一代的作家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被他的作品感动、被他的人格感动，对他一直怀着很崇敬的心理。巴金不仅是一个文学家的巴金，更是思想者的巴金。武康路113号不仅是巴老居住的地方，更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接下来，就陈思和教授上述一番话，说说自己的几点随感：
1.“巴金先生活了一百多岁，仍然是个年轻人。”你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自始至终保有一种天真和单纯，即使暮年也都不能丢失理想和热情。
2.陈思和教授称，巴金不是一个擅长讲话的长者，但他很珍惜和青年人交流的机会。我想，很多作家应该就是这样一副木讷的模样。听他们演讲，不如看他们的笔谈。张炜在《羞涩和温柔》中就提到一个青年时期出口成章的作家，慢慢变得没有多少言词，吞吞吐吐。“看来他这些年背向着外部世界，大踏步地前进了。他进入的内心世界越广大，他看上去也就越笨拙和迟钝了。”
至于说很珍惜和青年人交流的机会，似乎巴金是一贯如此。杨苡（1919—2023）17岁时，给巴金写了平生第一封信。后来收到巴金的回信，她欣喜若狂，恨不得告诉每一个遇到的人：“我收到巴金的亲笔信！”（详见《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按，杨苡生于1919年，巴金生于1904年，杨苡自然也算是青年人了。
为什么要珍惜和青年人交流的机会？这个道理其实不言自明。刘守英在《哈佛何以一流？》中写道：哈佛教授非常注重与年轻人的代际交流。对教授来说，博士生的作用是开拓他的领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博士生会就一个新的领域开拓，可以帮助老师更新知识。肯尼迪学院的老师不大愿意莫名其妙的人去拜访，但是非常愿意和学生交流，原因就是学生能给老师充电。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学者，必定善于跟比他小的年轻人交流。
《撞城》
刘守英著
译林出版社 2019版
刚刚我也查了一下，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生于1954年，而解放日报记者沈轶伦生于1983年，想必陈教授、沈记者都很善于跟比自己小的年轻人交流。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即学者，记者，作家，除了跟年轻人交流，就是跟“莫名其妙的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比如农民工、公务员）交流也非常必要。让看不见的被看见，让被消音者发声——你能说这个工作不重要？
3.陈思和教授讲到贾植芳先生当年的两点提醒：一是从寻找真相出发，尊重历史真实；二是要多学几门外语，要从世界的范围来吸收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成果。前辈学者中不乏明白人，如周有光（1906—2017）、贾植芳（1915—2008）等，兼具历史眼光与世界眼光。周有光108岁时写过一张字：“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我们知人论世要有一个坐标，纵向看历史，横向看世界。眼里不能只有当下，而没有过去和未来；固然要看到“我们这里”，但也别忘了一个个别有风情的“异域”之存在。
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前辈作家、学者，比如巴金、贾植芳，抱歉我不是专事写作或者做学问的，我说不上来。但刚好看到王志毅先生在《寻找浙东：行走于人文与山水之间》自序中的几段话，以为可供参考——
民国时期的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至今仍为中国文化界所怀念。而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们，以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为首，也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的怀念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果放到世界高等教育史的维度来观察，可以发现，他们更多的只是踏着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全球浪潮而行，他们的作为和人格固然令人钦佩，却也不能因此而高估民国学术的实际水准，任何神话和理想化都必然是虚假的。
《寻找浙东：行走于人文与山水之间》
王志毅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4年版
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无疑是绕不过去的大人物。但是，当你把眼光放大，放到世界高等教育史的维度来观察，他们是不是称得上“第一流教育家”？在下不才，对此不敢妄下断言，且留待您自个儿琢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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