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留学

我从考场出来时，眼睛像被太阳整整瞪了五个小时。

站在六中大门口，风把答题纸的那味儿吹散了，整条文景路像打了个盹醒过来。

保安老马坐在遮阳伞下的塑料椅里，一只扇子升起又落下，看见我说，“小梁，最后一科什么感觉？”

我说，“做完了就不想。”

他说，“你这种人，看着心大，其实心里比谁都细。”

我笑了一下，没接话。

门口溜达的家长把我挤到边上，一个个手上抓着水瓶，眼睛盯着我们这些刚出来的人，好像在等答案能从我们脸上掉出来。

我把准考证塞回裤兜，刚想掏手机，手机震了一下。

是我们班群，班主任发了一个微信小程序链接，标题叫“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模拟估分”。

底下有人回了个“滚”。

我看了看就关了。

背包里那瓶矿泉水，冰得牙齿发先前没注意的疼。

绿化带里有只猫蹿了出来，站在垃圾桶边盯我。

我蹲下去，伸手，它没来。

这时候，顾晚从人群里转出来，手里还提着一袋子便利店的冰棍。

她穿我们校的白蓝校服，袖子卷到两层，头发扎得可利索，总是那种整个人清清凉凉的感觉，让人一眼就想起她在操场上跑步时太阳往她脸上的影子贴的速度。

她递给我一根雪糕，没看我，“给。”

我接过，脑子稍微慢了一拍，才说，“谢谢你勇敢的手。”

她笑了一下，嘴角是那种漫不经心的弧度，“你可以正常点吗。”

我说，“已经很正常了。”

她说，“可能是你新正常。”

我们往站牌那边走，背后的家长们讲一些像要吃掉别人的话，空气里有热水蒸发的硬气。

顾晚没说话，我也没说话。

步子踩在地砖上有节奏，一直走到二环北路辅道拐角那个便利店前，门口摆着按斤称的樱桃，暗红，亮得像假的。

她站住，把提着的袋子递到我这，以我要的那根雪糕替换她手里那根，“我昨天跟你说那个题最后怎么做的？”

我说，“我没做。”

她看我一眼，“明明是送分题。”

我说，“送分题对我礼貌。”

她叹了口气，“你这个人……”

便利店的玻璃门自己拉开又关，我们进去，空调风往我们脸上贴。

我指着拿了两瓶冰峰，她说不要糖，我就把其中一瓶放回去，换成苏打水。

结账的时候，她忽然转过来，看我，“来一个赌约？”

我说，“你奇怪的时刻去想奇怪的事情的能力还是那么稳定。”

她靠在收银台边，眼睛含着笑，“高我一分，我手给你牵。”

我反应了一下，笑了，笑到心里的骨头有点发痒。

她又说，“反过来也成立，低我一分，我就别理你。”

我说，“我怕你不理我，就会瘦。”

她说，“你这也算一个动机。”

我说，“赌就赌。”

她伸出手，指尖有一点冰，因为刚拿雪糕，我握了一下，她想抽回去。我没放，她就轻轻掰开我的手指。

她快步出门，我跟着。

门口热气往我们身上敷着。

她说，“你别到处讲，知道就行。”

我说，“这事给我一个心。”

她说，“给你一个心，但不让你到处摊开。”

我说，“好。”

她走在前头，肩膀晃着，风把她的头发绕到耳后。

我想起她初中刚来我们学校那天站在窗边的样子，太阳从教室的斜上照进来，她的侧脸有亮的粉尘在上面漂浮，我第一次知道“校花”这个词不是别人贴的，而是有一个东西在她身上长出来，就像枝条长花，有它的节律。

我们走到公交站牌，等着四十八路。

站台上的广告牌上，一个穿白衬衫的男生对着镜头笑，他手里拿着一本志愿填报指南。下面一句话：“让梦想找到方向。”

顾晚看了一眼，没说话。

车来了，人上去，我们挤到后门左边。

她站在窗边，我抓住上面的扶手，一晃一晃。

两点半，太阳还要往外放光。

车上那种混合着汽油与塑料的味儿让我安。

她把手机拿出来，开微信，给我发了一个猫猫的表情包，一只灰猫蹲着，脸上写着“看好你”。

我回了一个狗的，脸上写着“错看我”。

她笑，脸没回过来，嘴角还是那个弧度。

我心里撑住一个东西，我不太敢碰，怕它破。

回家的路，文景路往北，桥底下阴影很厚，人从阴影里走出来的那一刻你能看见他眼睛里那一点亮的东西浮出来。

我家在城北的老小区，门口那家胡辣汤店下午不营业，门半掩着。

家里人没有在。

我进门，把包扔到沙发上，鞋也踢了，倒在沙发靠背上，把手机放在胸口。

微信上面，班群的消息炸成了花，大家说考完了要去网吧、要去唱歌、要去吃烤肉。还说谁谁谁要告白。

我给顾晚发了一条，“你今天晚上有安排吗？”

她回，“回家。”

我说，“我以为你要去跑步。”

她说，“跑步也可以在家门口跑。”

我说，“你们家门口有跑道？”

她说，“你可以想象它有。”

我笑了一下，说，“你们小区的地砖上画过跑道，我见过。”

她发了一个“嗯”，紧接着又来一句，“你对我有观察。”

我说，“你就站在我眼睛前面，有你很难不看。”

她停了几秒，回，“油嘴滑舌。”

我看着屏幕，心里那点东西又发了一下亮。

我妈那时候推门进来，她手里拎着一个菜篮子，脸上的汗像刚出锅的饭蒸气，她看见我，说，“考完了？”

我说，“考完了。”

她把菜搁到厨房里，拿了两个西红柿出来，手指甲扎进西红柿皮一点，红汁粘在指尖，“感觉呢？”

我说，“感觉要跟人打一个赌。”

她说，“你别乱读书。”

我笑，“是赌，不是读。”

她瞪我，“跟谁赌？”

我说，“跟顾晚。”

她停了一下，“那个女娃娃？”

我说，“嗯。”

她拿走了西红柿，放到台面上，洗了之后削两片盐，递给我一块，“她人好，就是太招人看。”

我说，“看她的人很多。”

她说，“你陈词滥调，我听多了。”

我说，“日常话也能说得像诗，是因为你说。”

她笑了一下，拍我脑袋，“饭等你爸回来再做。”

我爸晚上才回，他开出租，下午这个点终于有一阵空，我们家饭点都不准时。

我躺沙发上，刷微博，看到热搜第一是“高考结束”。底下篮球明星讲自己的高考故事，歌手发自己当年准考证，还有一个段子说，“考完就自由了”，评论里一堆人说“不，你马上要填志愿了”。

我关了，把手机放到胸口在那儿呼吸，心跳斜着打。

六点半，我爸推门进来，肩膀搭着那件蓝格子衬衫，脸上有一层薄的灰，他跟我妈说，“今天小梁考完了，我们晚上吃肉。”

我妈说，“你想吃，你就说你想吃。”

我爸笑，“你看我这嘴。”

我说，“嘴都这样了，还要吃肉。”

他看我，“你这娃儿，跟谁学的嘴。”

我说，“可能是地铁站里学的。”

他摇头，去洗手。

我们晚上做了回锅肉，还有老豆腐烧白菜，桌上有两瓶冰峰，我爸喝酒，一杯白酒。

吃到半程，我爸说，“你填志愿，我们先不急，等分数出来，但你要心里有个想法。”

我说，“我心里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赌，一个是志愿。”

他笑，“哪两个都得认真。”

我妈往我碗里夹肉，“顾晚是哪个专业？”

我说，“这是现在就问的问题吗？”

我妈说，“我先问，你慢慢答。”

我说，“她可能想学新闻，或者外语。”

我爸端起酒杯，“新闻好，外语也好，关键是你们要自己喜欢。”

我说，“我喜欢，她喜欢，都值得。”

他们看着我，我脸上那种冲到嗓子眼的东西稍微往下回一会儿。

吃完饭，我到阳台去吹风，城北的夜风里总带着一种看似要下雨却不下的味儿，像什么东西倒数到一但不真的一。

我拿出手机，想给她发一个“晚安”。

顾晚先发了，“小梁，你会赢我的。”

我回，“这是你现在的直觉，还是你对赌约的礼貌？”

她说，“我不礼貌，我只直觉。”

我说，“我赢了，我就牵。”

她说，“你别不赢也牵。”

我说，“我没那么没脸。”

她说，“那好。”

我说，“晚安。”

她说，“晚安。”

把手机放到阳台的桌上，我看楼下那块空地，有人围着打羽毛球，白色羽毛在路灯下像一个迷你的小鸟。

我转身回房间，躺床上，心里把今天的事情像书里的章节一样排了一下位置：考完—便利店—赌约—晚饭—晚安。每一部分都有它自己的“起承转合”，在我脑子里像四行诗一样分开。

我睡得不早，翻了一会儿书，都是看不进去的字，然后关灯，眼睛在黑暗里终于停下。

第二天开始就是无聊的自由，除了无聊也自由。

我们班几个男生喊我去打球，太阳大，我们在操场上蹦蹦跳跳，汗把T恤粘在背上，彭子的投篮永远像注射器那样干净，干净得我怀疑他是不是把手上的汗都留到了篮球里。

顾晚在操场的另一边跑步，她戴着耳机，一个人，步子稳定，不急不慢。

她跑过来的时候，冲我挥了一下手。

我也冲她挥了一下手，不敢多看。

彭子凑过来，“梁川，你是不是跟顾晚有戏？”

我说，“戏你都看不到，你还这么问？”

他笑，“好嘛好嘛。”

我说，“你别往外散。”

他说，“我嘴严。”

我说，“你嘴严，眼不严。”

他又笑，“你这个人，句子里带针。”

我们打到12点多，晒得像两条木头，我就跑到小卖部买水，顾晚也在那里买，她拿了运动饮料，我拿了青梅绿茶。

她说，“你今天投篮太硬。”

我说，“风太死。”

她看我，“一会儿来图书馆吗？”

我说，“你现在心里有一个口袋，每天问我要去哪里，有点不合理。”

她说，“你别多想。”

我说，“我去。”

她点点头，把手里的矿泉水贴到额头上，“三点半见。”

我这人有一种在心里打四拍的*惯，它把我今天的节奏安排得像鼓点。

图书馆下午是凉的，玻璃窗被阳光洗成淡的黄。我们坐在角落，桌上都有书，我的书是一本志愿填报说明，她的是一本小说。

她看了两页，抬头看我，“你快乐吗？”

我说，“现在？还行。”

她说，“我也还行。”

我说，“还行是一个好状态，它不夸，也不负。”

她笑，“你能不能不用这样讲？”

我说，“我现在语言就长这个样子，暑假到了，我可能会修剪一下。”

她说，“你修剪语言，我修剪头发。”

我说，“你剪短，我也剪短。”

她看我一眼，眼睛里那层光稍微有一点弯，“你别跟我比这个。”

我说，“我不是跟你比，我只是跟你一起剪而已。”

我们在图书馆坐到五点，她起身，我起身，我们往门口走。

外面树荫里有两个中年人每人拿着一个小袋子，里面是豆角，彼此比价格。

我站在她旁边，她忽然说，“你手机给我。”

我没问，递过去。

她把我的微信背景换成一张猫握着花的图。

我看她，她在笑，不太明显，但是笑了。

她把手机还给我，“你现在有猫猫，你要为它负责。”

我说，“它是背景，不是现实。”

她说，“现实也会被背景影响。”

我说，“那你就把自己变成背景吧。”

她说，“你怕得罪我吗？”

我说，“我怕你笑。”

她说，“你怕我笑有点奇怪。”

我说，“你笑的时候我心里那东西会小幅震动。”

她抬眼，看我一秒，“你的心是个小鸟？”

我说，“是一个苹b果拿着小鸟的叉子。”

她笑出声了，低头，说，“你正常一点。”

我说，“我尽力了。”

她说，“走吧。”

我们一前一后沿着操场外的走廊走，走廊两边是灰色的墙，墙上的海报讲“防溺水”。

旁边两个初中生在抄艳丽的字贴，字笔粗，颜色厚。

我回家，夜里看电视，看到了一个叫做“志愿填报直播”的节目，老师在镜头前大声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每个字都像砖头。

我忽然想起顾晚。

给她发，“你现在在干嘛？”

她回，“剪视频。”

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剪视频了？”

她说，“高二就开始剪，我没告诉你。”

我说，“你还有秘密。”

她说，“谁没有。”

我说，“我可能没有。”

她说，“那你会变成一个透明的人。”

我说，“透明也可以。”

她说，“你是不是缺点人间气。”

我说，“我现在会打一会儿《王者》。这算人间气吗？”

她说，“算，尤其是输的时候。”

我说，“我输给你，你还要把手给我吗。”

她说，“你别偷换赌约。”

我说，“我不会。”

她说，“晚安。”

我说，“晚安。”

第三天起，我开始跟她讨论志愿，我们每天下午在图书馆看资料，晚上各自回家看父母的脸色。她家管得严，她说她爸是工程师，话少，但话硬，她妈是老师，话多，但话细。

我家管得不严，但也有时候严，比如我爸说，“选一个能有饭吃的。”我妈说，“选一个你愿意早上起来的。”

志愿这个词在我们家饭桌上像一个总容易被拿起来又放下的碗。

顾晚说她喜欢新闻，“我嫌自己眼睛太干燥，新闻能让我眼睛一直湿润。”

我说，“你这是诗了。”

她说，“你别给我贴标签。”

我说，“好，我拿下来了。”

她说，“你喜欢什么？”

我说，“我喜欢写。”

她看我，“你再认真一点说。”

我说，“我喜欢把一个东西看得更清楚一点。”

她点头，“听起来不错。”

志愿的城市，我们也讨论。我说，“在西安读，也大，也近。”她说，“北上广深都是摆在桌面的盘子，上面有菜。”

我说，“我们能不能先考虑菜，再考虑盘子？”

她说，“你这句很有意思。”

我说，“谢谢。”

填志愿前还有一个节点，成绩出来，那一天就像一个突如其来的风，把所有灰尘都往一个方向吹，房间被吹空，我们必须在空的房间里坐住。

成绩公布前一晚，我睡不着，窗外风吹叶，叶子互相磨，发出一种干燥的慢声。

凌晨两点，我给她发了一条，“在吗？”

她马上回，“在。”

我说，“你也睡不着。”

她说，“这叫同类。”

我说，“你怕吗？”

她说，“我不怕，我就是心跳太快。”

我说，“心跳太快会出汗。”

她说，“我在风扇下。”

我说，“你风扇是几档？”

她说，“三档。”

我说，“你换二档。你这样不必要地强。”

她说，“你管得宽。”

我说，“我现在只想管你的小风扇。”

她说，“你这个人…”

我们就这样聊到三点，最后她说，“睡吧。”

我说，“你先睡。”

她说，“我们一起睡。”

我说，“好。”

早晨起来，我眼睛是酸的，手掌有一点干。洗脸的时候，水冰，脸有厚重的清醒。但心还是像不知道方向的自行车。

中午成绩出来。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的那个网站永远像一个旧仓库，门开又关，拥挤的人像里面的货物。

我爸把电脑开着，我妈坐在旁边，手指打在桌子上。她的手指带一圈白色指甲油，指甲油裂出了一条很小的纹。

我看网页，我的准考证号输入，密码输入，黑色的字出来。

598。

我第一反应是数那两个数字是不是这样摆着，我数了一下，不会换位置了。

我嘴里说，“我比预估多了三分。”

我妈说，“你厉害。”

我爸把杯子提起来，“这个分数看起来也有意思。”

我把手机拿起来，给顾晚发，“出来了。”

她回，“你多少？”

我说，“598。”

她过了一秒，“我596。”

我屏幕亮那一刻银色的光动得不快，但我心，搏到嗓子眼，然后又往下落了一点。

我打字，“两分。”

她回，“你高我两分。”

我说，“赌约成立。”

她发了一个脸红的狗，这个狗脸红得像一团西红柿的汁。

我把手机放到桌上，站起来，摇一摇，腿有点软，软得像突然被放进凉水的面条。

我爸在那边看我，“你赢了？”

我说，“赢了。”

他笑，从嘴角笑到眼睛。

我妈把我抱了一下，声音有一点压着，“恭喜你。”

我说，“谢谢你们。”

我们一家人平静，很平静，平静到看不出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大喜大悲，我们就是把这两个数字放到客厅最明亮的那处，一起坐着看它发光。

我下午没有去图书馆，她也没有，她说晚上在小区门口等我，她那里的路灯只有两盏亮。

七点半，我走到她小区门口，门口有一个便利店、一座石雕花坛，秋葵在里面小心地站着。她站在花坛旁边。

她穿一件白色的短袖，牛仔长裤，手握着手机，指关节有一点发白。

我走过去，她看我，脸上的表情很平，平得像一条入口浅的河，不知道慢慢里面会有多深。

我说，“你好。”

她说，“你好。”

我说，“我来了。”

她说，“我看见你了。”

我们站着，风从小区里走出来，往外面的路吹。里面的保安从门房里探头看我们，又缩回去。

我问，“我们走吗？”

她点头。

我们沿着小区外那条窄街走，窄街左边是一排桂花树，右边是外卖小哥的集合地。

她忽然停下来，转向我，眼睛里有一点水，“你牵。”

我吸了一下气，怕自己呼吸声太大。

我把手伸过去，轻轻抓住她的指头，然后握住她的手心。

她的手很凉，不是冰，是那种刚从风里出来的凉。有一点点一开始不适应我掌心的热，但很快就合起来了。

她没看我，她看前面。

我们走到路尽头，有一个路灯，灯光不太好，照得我们脸上像有薄薄的一层橘子的色。

她说，“赌约完成。”

我说，“是。”

她说，“我们现在就属于两个世界了。”

我说，“我们两分，两个世界的色差。”

她笑了一下，“你别讲这些。”

我说，“好。”

她的手没有松开。

我们站着听蝉叫。蝉叫没有停，它像潮水，一波一波，听久了心里也变成一波一波。

她说，“我差你两分，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说，“我一直觉得跟分数没有关系。”

她看我，“你别当圣人。”

我说，“我不当，我只是说我在你旁边的时候，我心和数学无关。”

她低头，“你写这话要是写到微博上，会被骂。”

我笑，“我不写。”

她抬起眼睛看我，眼睛里那点水消掉了，剩下一些稳的东西，“我们接下来要填志愿，我们可能会去不同的城市。你要准备好。”

我说，“你要准备好煮一个人的饭。”

她笑，“煮饭不会难。”

我说，“难在你会想跟谁吃饭。”

她说，“我们到时候再看。”

她忽然看前面的路灯，说，“我想起了一个小时候的事。”

我说，“讲。”

她说，“小时候我在小区里学骑自行车，摔倒了，我爸站在旁边不扶我，让我自己起来。我不起来，他就站着看。我现在觉得我可能第一天就学会了坚强这个词，但是我第二天才学会舒服这个词。你知道吗？你牵我手的时候，我觉得舒服。”

我心里那东西出了一点火，火不大，但它燃了一会儿。

我说，“谢谢你讲这个。”

她说，“我讲给你，是因为你听得比较慢。”

我说，“我都听。”

她说，“我们走。”

我们松开手，她把手插进裤兜，我把手装进自己的一边裤兜。我们像什么都没发生，但又像发生了老大一个事情。

填志愿那几天，我们把所有志愿都排列了几十遍。

她想北外，她说她喜欢那里的树。她妈说，“远了。”她爸说，“你自己想好。”她说她好了。

我想西交或者重大，在地图上拿笔圈圈，圈一圈像画圈上的占有。

我们在那个志愿填报系统上，开始输入，系统卡了两次，我们心往下坠了两次。填完的时候，外面隔壁家的小孩脸紧紧贴在窗上，像看一部橱窗里的小短剧。

填完的那一刻，我给顾晚发，“我填好了。”

她回，“我也填好了。”

我说，“你去哪里？”

她说，“如你猜。”

我说，“我猜你上北外。”

她说，“不出意料。”

我说，“我在西交和重大的之间。”

她说，“你一定在西安。”

我说，“可能吧。”

她说，“很多东西没法在今天说清。”

我说，“我们不急。”

他们家那个时刻出了一次小小的风波，她妈说她不可以去那么远，她在客厅里站着，手里握着一杯水，眼睛里的光染在水里。她后来给我发了一条，“我哭了一下。”

我说，“你哭也能赢。”

她说，“我刚才觉得我输了。”

我说，“你赢在你说了你要去那里。”

她过了一会儿，“你怎么总有话。”

我说，“你晚上风扇几档？”

她哭笑，“你别老问这个。”

我说，“我就问这个。”

她说，“明天见。”

两周后，录取消息陆续出来，有人喜，有人复读。

我们班的群里，刘霜也在群里哭，她因为志愿填报的那个排名保底问题滑档，掉到一个她完全不想去的地方。老师在群里安慰她，她说不安慰了，她要复读。

顾晚的录取短信先来，北外。她给我发录取通知书的照片，红的信封，红到你觉得刚刚出锅。她附了一句，“我要去北京了。”

我回，“可以。”

她说，“你呢？”

我说，“我的是西安交大。”

她说，“以后我们在两个城市。”

我说，“这就像有两条河，我们各自沿着走。”

她说，“你这话我还是不喜欢听。”

我说，“我减弱一点。”

她说，“你稍微。”

我们约好去城墙上走一圈，当作暑假落幕的仪式。

那天下午，城墙边的树影淡得像墨拿水稀释到最后那层。我们上城墙，风从两边吹，吹到我们头发里。她穿蓝色连衣裙，我穿白色T恤。

她在马面上站了一会儿，然后坐到城墙边缘，脚悬着，我坐在她旁边，我们看目之所及的屋顶。青色的瓦像水面，有几个衣服在屋顶上晒，衣服的袖子朝上伸，像求雨。

她说，“你以后是不是还会写这些文字？”

我说，“我会写你走上城墙的时候把裙子压在腿上的这个动作。”

她说，“你总是把我变成文字。”

我说，“你可以把我从文字里拉出来。”

她笑，“你拉过来了。”

我们安静。她忽然说，“你牵我手吧。”

我看她，她的眼睛里的光还是那种水色，但比那天在她小区门口淡，像水被黎明稀释过。

我伸手，她把手给我，我们的手在城墙上握着，风从城门里混着被车辗出来的灰尘上来，吹过我们指间。

在城墙上，我们谈了很多事情，包括她初中那个老师一直在她心里留下的一个小洞，她一直用不同的话把这个洞盖住，包括我高中时候生病一周，只是没有告诉她，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关系还没走到你可以把你身上发烧的火告诉对方。

日落的时候，城墙上的人变成一块一块的影子，影子与影子交错，像被梳子梳过的马尾。

她说，“我们到大学可能没法像现在这样。”

我说，“我们现在这样，在大学也还是这样，只是会穿不同的鞋。”

她笑，“你别总想办法把一个东西说成另一个东西。”

我说，“这是我活着的方式。”

她说，“你活着的方式让我觉得我可以跟你说话。”

我停了一秒，“谢谢。”

她看我一眼，“我们下去吧。”

我们从城墙上下来，她的手一直没松。到了城墙下，游客多起来，卖风筝的把风筝放到空里，风把风筝拉得像一个不能被拽下来但是你一直想拽的东西。

在风筝下面，我们松开手，像不想让别人看见又不想自己看见。我们用这个仪式把暑假跌进去的那一块暑气和汗都放掉。

新生军训前的那段时间。我在西安，她在北京。我准备行李，她也准备行李。她的行李箱里有一个小白兔，把耳朵压扁了。我笑她，她说这是她小时候的东西，她带着它去北京。我说你到北京了它要变得更硬。她说它只会变得更软。

我出发那天，车站里有一股随时要哭的味儿。很多家长在那儿站着，眼睛看着孩子的背包。我妈把我的背包上扣了一下，扣合得那么紧，你觉得她要把我的背包拉回自己。她没有。她只是把我的肩膀拍拍。

我在车上给她发了一条，“出发。”

她回，“出发。”

我说，“我们开了。”

她说，“我们也飞了。”

大学开头的那些天因为新鲜而被记得，我在西交校园里穿过那些青砖建筑，建筑的窗棂像背上有很多故事的人。军训的时候，太阳又一次把你整整看了一周。她在北京的军训说教官是个有趣的人，她说教官讲他当兵时候的故事像讲笑话一样。

我们每晚聊天。我说今天我们看了一堂有关院史的讲座，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可能的将来。她说她课上老师让大家站起来介绍自己，有的人讲了自己比别人快十倍的阅读速度，有的人讲自己做短视频有十万粉。她说她讲自己喜欢看人。

我说，“你在看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被人看见你在看？”

她说，“我知道他们都在看，我就看得更明目张胆。”

我笑，“这是勇气。”

她说，“你不要总夸我。”

我说，“好。”

军训结束后，课正式开始。她在北京的地铁里给我发语音，说旁边一个中年人上车以后用手机屏幕当镜子，把头发捋了一下，然后把手机屏幕换成了看股市的页面。她笑，说北京的人都忙，但忙得有秩序。

我在西安晚上的净陇门旁边看见一个大爷把一个棋子按在棋盘上，按到指头的肉都扁，我给她发了照片。她说这照片里有一个平，你给我看我也平。

我们已经不牵手，只是牵着话，一个城市牵到另一个城市。她偶尔会问，“你想我吗？”我说我想，她说她也想，我们讲得轻轻的，不想让这个词把我们的每天弄得太重。

十一假期，她回西安。她说要见我。我们约在北郊的鼓楼门口，我提前半小时到，站在鼓楼下看着它的黑边。她从公交车上下来，她的眼睛里那点水还是，但更多地变成了光。她有一种换城市的快速换气。

我们在鼓楼下面走，她说北京的风不一样，是大风。她说西安的风更像饭香。我们走到一家老店里吃biangbiang面，她吃慢，我吃快。我把她碗里面条的那段更厚更油的部分夹出来给她，她说你干嘛。我说怕你吃撑了。她笑，说你又多管闲事。我说我这些事都想管。

吃完我们出去，她在街边买了一束小花，白色的，她说带回家给她妈。我说你妈会喜欢。她说她妈会说她浪费钱。我说浪费也要浪费在花上。她笑，说你今天很会讲。

我们在钟楼下跨过人群，走到马路对面。她忽然说，“你是不是要问我一个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她说，“我们要不要继续赌约？”

我心里响一下，像有人敲了一个东西，然后它响得不快，但很久。

我说，“赌什么？”

她说，“四年后，谁先拿到自己真正想做的第一份工作。”

我说，“你想做什么？”

她说，“新闻。”

我说，“我想写。”

她说，“那就赌。”

我说，“赌什么？”

她说，“输的人请赢的人去他要的城市吃一顿饭。”

我说，“好。”

她伸出手，我握了握。她的手不再那么凉，有一点热，热得你握的时候微微心安。

她说，“我们赌的小东西，你别跟别人讲。”

我说，“你这句话是你在把我变成一个有秘密的人。”

她笑，“你终于有秘密了。”

我说，“谢谢。”

她回北京。我留西安。我们都有自己的课、自*、讲座、报告。她给我发她在课上的笔记，其实不太工整，但她的字里有一种想要把东西抓紧的紧张。她给我发她在红楼前面拍的照片，我给她发我在兴庆湖边拍的水波。我们交错地把各自城市的一块体温发给对方。

我开始写稿，给一些平台投，开始是小栏目，后来有一个视频号找到我让我写脚本。我第一次拿到稿费，六百。那一刻我把手机扔到床上，躺在床上笑，笑到膝盖发软。她那时候正在地铁上，看到我的消息，发了一串“恭喜恭喜”，后面加了一个挥花的表情。她说她那个采访约到了一个小店的老板，她准备从他每天泡茶的动作写起。

我们都在做自己。时间像被我们刻出一条细小的划痕，划到三年，毕业的味道才开始从校门口飘进来。

三年里我们也吵过架。她在某次编辑要求她改稿的时候跟我说，她不喜欢被要求改变她的角度，我说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要求你改变。她说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务实。我说我是在告诉你一个事实，不是要求你改。我那天说话很直，她那天捂脸哭，哭出一种声音像在玻璃上刮。我后来补了一条，“对不起。”她没回。我第二天给她买了一束花寄到她寝室，她回了一个“无聊”，后面跟了一行字，“谢谢”。我们就这么和好。

还有一次，我在西安加班到凌晨两点，她在北京加班到一点，她给我发视频，我没接，她生气，我第二天解释，她说解释不如昨天接。我说我在地里跑，手机放在包里。她说你把手机握在手里。这些都是小的，都绕不过去，但绕过去以后，我们的关系像在路上绕过一块石头，走得更稳。

第四年，我们要找工作。她应聘北京的两家媒体，分别是一个传统的报社，一个新媒体公司。报社的笔试她排得不错，但面试时候一个主编问她，“你为什么想做这个？”她说她想要把一些别人不看见的东西看见，主编笑了一下，说你这个回答可能在十年前会打动我。她有点懵，但坚持住了。新媒体那家她一面后没有二面，她心情很差，给我发了一条，“我是不是不行？”我说，“你行，人不行。”她笑了一下，但笑得很疲。

我那边也不顺。我投了几个内容公司，有的让我去做运营，有的不回我。我去见一个主编，主编看我的简历，说你写东西的节奏不错，但你还没熬出来他要的味儿。我说我会熬。主编笑，说谁都在熬。那天我出去，下了小雨，雨把路噼里啪啦地敲。我给她发了一条，“我会熬。”她回，“你会热。”我说，“我也会凉。”她说，“你这两句让我想笑。”

事情有一个转折点。她突然拿到了一个北京一家电台的实*机会，是她一个学长帮的忙。她上岗第一天主持的是一个夜间的轻松栏目，讲城市里发生的小事。她在夜里发我一条，“我在说别人的故事的时候，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别人。”我说，“你把自己变得更丰富了。”她说，“你总是在替我总结。”我说，“你把我的嘴合上。”她笑，“合了一半。”

我也收到了一家文创公司的offer，岗位是内容策划，地点在西安。薪水没有理想那么高，但城市是我的城。那天我妈把我抱了一下，她说，“你终于有一个东西可以拿回家说。”我爸也笑，笑里有酒，但他那天没喝。他说，“你靠你的字有饭吃了。”

我们各自进入工作。她的电台夜晚有很多故事，她说那边的人来电话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点，有的人是离婚，有的是在路上走失，有的是失业。她说她坐在那里，嘴巴里讲话，但心在对话的后面跑。我说你要保住你的心，她说她会。

我那边做策划，有一个项目是为一个市集写人物故事，我走进一条街，给每个摊主写他在这条街上存在的理由。我给那个做糖葫芦的大姐写她的冰糖烧到最后一滴的时候她会小心地关火，我给那个卖陶器的年轻人写他的泥是从渭河边带来的，他把它堆在心里。

我们都在长，长得不是很快，但看得见。我们再说赌约的时候，是第四年秋。他说她要转正，她拿到了，她说她赌赢了一点。我说我也拿到了转正，我们在各自的城市拿到了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她说那我们是不是打平。我们笑，笑得像两个拿着同样大小的石子蹲在河边的小孩往水里抛，他们看石子落下的那个圆圈是一样大。

她说我们要去吃对方的城市的饭。我说你先来。我带她去吃西安的胡辣汤、老米家泡馍、羊杂，她把羊杂挑到一边，我就帮她吃掉。她说你总是替别人吃，吃成一个风景。我说我变成景。她说你不要总是做景。我们笑。

第二月我去北京，她带我走胡同，吃豆汁儿。我喝一口，脸皱成纸，她笑，说你这个脸，我拍了。她把我拍到她朋友圈。她朋友底下评论说你们俩像是她把我拆开来又又拼起来。我们看评论笑。

我们坐在后海边上，风吹到水面上像给水涂了一层透明的蜡。她把头靠到我的肩上，她说，“你不问我们以后吗？”我说我问，但我怕把这个问题问得太重。她说你问得轻一点。我说我们以后可能在同一个城市，也可能在两个城市，这都可以。她说可以。她说我们牵手的那个赌约确实完成了，但其实牵手不是一个结束，它只是一个开始。我说我喜欢这样的开始。

她说她还要去做更多的报道，她想去看更远一点的东西，我说我也要写更多的故事。我我们两个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两个都是往前走的人。

我们不太提“校花”这个词了，我也不再把她固定在那个标签上。她是一个有很多层的顾晚，她是那个在便利店说“高我一分，我手给你牵”的女生，也是那个在城市的夜晚对着电话线那头的人说“你好，你可以讲你的故事”的主持人，也是那个在我的肩上把一部分重量暂时交给我的人。

有一个晚上，我回到家，窗外有雨，雨不大。我给她发了一条，“我们当年那个赌约，我一直记着。”她回，“我也记着。”我说，“我有时候觉得那个赌约让我知道，很多东西可以用这个方式给自己一个动力。”她说，“你现在话越来越像你。”我笑，说这是我。她说，“我喜欢这样的你。”

我把手机放到桌上，看窗外的雨，看着雨在路灯下落下的那条细线，它让我想起我们两分那一天的那个路灯下的那个手，那个凉，把我们两个人像一条线连，只是线一直在变长，但没有断。

后来有一次我们又吵架，吵得比较厉害。她说我忘记了我们之间一些事情，我说我没有，她说我对工作太认真，对她不够认真。我什么都说不出来，那天我的嘴是一个被粘住的咖啡杯。她最后说，“你不要把我变成一个你写得好的段子。”我当场一惊，我说我不会再这样。我用了一段时间去把这个*惯挪走。那之后，我在她面前尽量不把话修成漂亮的句子，我告诉她我今天累、我今天不舒服、我今天想她、我今天开心，我把一个男人在这点上的笨拙拿出来。她看着我，她说，“这才是你。”

我们重新赌了一次，是两个人一起做的决定。她说我们五年后如果还在一起，我们就去一个海边住一周。我说好。我们没有用“赢”“输”，我们用了“到”。我们两个要到那个时间，到那个海边，到那个住一周的不安排。我把这个赌约写在我的本上，她把它写在她的节目单后面空白的那一页。

五年后，我们真的去了一个海边。那天的海浪像记忆，你说它用了五年去长成这个样子。我们住在一个小旅店，早上出门吃一个海边的小店煎的面，我们在那里闲，我们在那里牵手，我们觉得那两个当年在西安便利店门口站着的小孩其实一直站在一个地方，只是这个地方从西安变到了海边，从便利店变到海风，他们没有变，他们只是换了一件衣服。

她在海边说了一句，“你在我心里不是好看的句子，你是句子里的那个人。”我说我在你心里不是一个主持人，我是主持人下班之后的那个人。我们偷懒了，偷了一周的懒，把自己从城市的忙里面偷偷摸摸地拿出来。这一周没有赌，没有赢没有输，这一周只有我们。

回到城市，我们继续做我们做的事。她有一档节目做得很好，她在那个夜里像一束稳定的光。我在我写稿的桌子前面坐着，桌上有一个小白兔，她说它不是那个她小时候的小白兔，这个小白兔是在海边买的，我们用它替换了旧的——旧的不丢，留在她的床头。

有时候我们会再回西安六中那里去走一圈。门口保安老马换了人，新来的保安也坐在塑料椅子上，扇子很正常地升起又落下。我们站在门口，看着那些现在要去参加高考的人，他们的脸有我们当年的那种紧。他们会考，他们会走，他们会像我们一样在一个便利店里说一个小赌约，然后握住一个凉凉的手。

我说，“你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吗？”

她说，“我记得全部，包括那个风扇几档的问法。”

我笑，“风扇你现在几档？”

她说，“我现在已经不用风扇了，我有空调。”

我说，“你要我把空调调到几度？”

她笑，“你别管。”

我们由北向南走，沿着影子走，影子边缘有一点碎，然后它们合起来变成一个整体。这是我们的日常，我们用我们的日常给那个当年的赌约续命，但也不再把它当作命，它只是一个绳子，我们抓它的时候手稳，不抓的时候手也稳。

我们还会吵，会让对方生气，会各自有不容易的工作，会在夜里各自看见不同的事，会各自写下不同的文字、说出不同的话。我们也会在一个晚上忽然在不同时间发同一句话，“你在吗？”我们也会在第二天早上把“昨晚我睡着了”说出来，然后让对方的那一点小失望有一个位置坐着。

我们在那条路上一直走，走到某个城市的年轮里，年轮多了一圈。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证明了我们当年那句看起来像青春台词的赌约不是一个当下的冲动，它是一个细小的入口，我们从那里进去了，然后发现其实里面是一个有很多房间的房子。我们在这个房子里住，我们偶尔换房间，我们偶尔去阳台，我们偶尔从窗户往外看，我们在某个桌上把我们各自的工作和饭摆在一起，然后吃。

她有时候在节目里提我，说她有一个在西安做内容的朋友，她不会说我的名字，但她在说的时候她的嘴角有一个别人看不出的角度。我有时候在稿子里提她，说有一个讲别人故事的人。我们各自把对方藏在自己的作品里，但不告诉别人这个人是谁。那是一种我们自己的乐趣，也是一种保护。

有一天我们去看一场戏。戏里有一段台词说，“你以为我叫你来，是叫你做我的观众，其实我叫你来，是叫你做我的同伙。”她笑着把手伸过来，我握了一下。我们在黑暗里握手，就像在多年之前在那盏路灯下握手，只是现在我们不需要赌，我们只是握。

她有时候会在节目里开玩笑，说自己曾经是学校里大家都喜欢看的那个女孩。她说她现在更喜欢看别人。我心里那点旧的字在那时候会形成一条线，线不会往外拉，它只是懒懒地在心里躺着。我在电台楼下等她，她下了节目下楼来，我递给她一杯温的奶茶，她说你知道我不喝奶茶，我说我就拿来让你选择，她笑，说那我选择不喝。我说我喝，她说你喝，你喝的时候口腔要慢。我说我口腔很快。她笑出声了。我们就是这样，别人的谈恋爱可能是一个电影，我们的谈恋爱是很多个短视频。

每个短视频都很短，每个短视频都长。

我们没有把那个赌约写下来，但它在我们两个的每一天里。牵手只是一个动作，分数只是一个数，我们在那些数里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们会变成什么，我们现在知道，它们变成了一些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力量。

我在某一个晚上写下这一段时候，我停了笔。停下来我看她发来的消息，她说她今天采访了一个在城市里捡垃圾的人，他说他每天走了三十公里的路去找东西，她说她跟着他走到一个隐蔽的后巷，那里有一堆纸箱。她说她想把这个人讲给听众。我说，好。她过了一会儿发了一个语音，她的声音在我耳朵里像一条水，她在水里拿着灯，我在岸上看。她把这个人讲出来的时候，她的声音里有那种一点点湿的感觉，我写的我听着我想起我们当年那一天在便利店那句话：高我一分，我手给你牵。

我也会在一个中午买了一袋子樱桃回家，冰箱里凉，我把樱桃放到最上层，拿出的时候，脸贴着凉气，我突然能把果子放到我心里那一块旧的夏天。那时候她笑着把一个冰棍递给我，我们就在那里谈了一句简短的话，只有十二个字。但是它这么长，长到现在。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告诉她，我没有忘记，我会一直不忘。我拿出手机打字打到屏幕亮的那一刻的那条光动得不快，但我的心会再往上跑一下——不是急，是一种温柔的往上。她说她知道。她说你就一直这样。我们就一直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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