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那本红皮的残疾军人证，我摩挲了四十多年。封皮的烫金字样早就模糊不清，边角也起了毛，像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皮。孙子小的时候，总爱翻我抽屉里的旧东西，他指着证件上“左腿三级伤残”的字样，奶声奶气地问我：“爷爷，你腿不好，怎么走路比我还快？”
我总是笑笑，摸着他的头，说：“爷爷的腿，是假的。”
他听不懂，以为我在说假肢，便好奇地去捏我的裤腿，捏到的，是结结实实的肌肉。孩子满脸困惑，而我心里，却像被温水泡过一样，暖暖的，又带着点酸涩。
这本证件是假的，里面的伤残等级是假的，甚至连那股子陈旧纸张的味道，都仿佛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四十多年前，1979年的那个秋天，我，李卫东，揣着这本足以改变我一生的证件，从南疆的烟尘里回到了北方老家安平市。我以为自己带回来的是一份荣誉和后半生的依靠，却没想到，它像一把钥匙，打开的，是另一扇沉重得让我几乎扛不住的大门。门后，没有荣光，只有一个牺牲战友的遗愿，和一封藏在证件夹层里，用血和承诺写就的“密令”。
01
1979年的秋天，安平市的火车站还很破旧，站台上的风刮过来，带着一股子煤烟和尘土的味道。我，李卫东，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背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一瘸一拐地走下绿皮火车。左腿迈步时，我刻意让它显得有些僵硬和迟缓，膝盖微微弯曲，每一步都踏得格外“沉重”。
周围的人看我的眼神，混杂着同情和敬意。那个年代，从战场上下来的伤残军人，是英雄。我低着头，避开那些目光，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的。只有我自己知道，这腿，好得很。那点伪装出来的瘸，是我离开部队前，在卫生队对着镜子练了整整三天的成果。
家属院的筒子楼下，妻子王琴早就翘首以盼。她比我走之前清瘦了不少，眼窝微微陷了下去，但看到我的那一刻，那双眼睛里迸发出的光彩，像黑夜里点燃的火柴，一下子照亮了我疲惫的心。
“卫东！”她快步跑过来，想给我一个拥抱，却在看到我一瘸一拐的腿时，猛地刹住了脚，眼圈瞬间就红了。“你的腿……你的腿怎么了？”
我咧开嘴，想笑得轻松点，但肌肉却不听使唤。“没事，小伤，不碍事。”我故作轻松地拍了拍帆布包，“你看，部队上都给评了三级伤残，以后就是国家的人了，吃穿不愁。”
王琴的眼泪还是掉了下来，一滴滴砸在她胸前的布拉吉上。她没再多问，只是默默地接过我肩上的包，那重量让她身子一沉，但她咬着牙，硬是扛住了。
五岁的儿子念军从她身后探出小脑袋，怯生生地看着我这个陌生的父亲。我蹲下身，想抱抱他，左腿配合着做出一个吃力的动作。念军犹豫了一下，还是扑进了我怀里。孩子身上有股淡淡的肥皂味，软软的一小团，我的心一下子就满了。
回到家，两间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摆着几个盘子，上面盖着纱罩，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饭菜。王琴忙着去热菜，我坐在掉了漆的木凳上，打量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墙上贴着儿子的奖状，窗台上那盆君子兰长高了不少。一切都好，只是这个家里，从此多了一个“残疾人”。
晚上，等儿子睡熟了，王琴才挨着我坐下，小心翼翼地帮我捶着左腿。“还疼吗？部队医院怎么说的？以后……还能干重活吗？”她的声音里满是担忧。
我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指节上都是茧子。“不疼，就是使不上劲。放心吧，厂里会安排轻省活的。”
她叹了口气，从枕头下摸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你的退伍安置文件，今天下午街道送来的。那个……残疾证也在里面。”
我接过信封，心跳骤然加速。就是这个，我一路回来都魂牵梦绕的东西。我借着昏暗的灯光，抽出里面的文件。一张是退伍证，一张是地方接收函，最下面，就是那本红皮的《革命伤残军人证》。
我拿起它，感觉比一块砖头还沉。手指在封皮上轻轻一捻，果然，在封皮和第一页纸张的夹缝里，能摸到一丝异样的厚度。
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王琴看我脸色不对，关切地问：“怎么了，卫东？”
“没事，”我摇摇头，把证件和文件重新塞回信封，“就是……看到这个，想起部队的事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怕她看出我心里的惊涛骇浪。
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王琴在我身边睡得很沉，呼吸均匀。我悄悄地坐起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再次拿出了那本残疾证。我的手有些发抖，用指甲小心翼翼地沿着夹层的边缘，一点一点地抠挖着。
封皮的胶水粘得很牢，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撕开一个小口。一张折叠得像火柴盒大小的薄纸条，从里面滑了出来。
我屏住呼吸，展开纸条。上面不是打印的字，而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刚劲有力，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老连长赵振华的笔迹。
没有称呼，只有几行简短却字字千钧的话：
“卫东：
见字如面。你腿未伤，残疾证是为掩人耳目。你欠孟刚一条命，现在，到你还的时候了。
孟刚的父亲何山成，在安平市家具厂做木工。他是厂里唯一会‘鲁班锁’手艺的老师傅。近来厂里改革，新技术冲击，老师傅备受排挤，手艺濒临失传。孟刚生前最大心愿，就是继承他父亲的衣钵。
你的任务，不是任务，是请求：去家具厂，用残疾军人的身份，找一份清闲工作，接近何师傅，拜他为师，把他的手艺学到手，替孟刚，为这门手艺续上香火。照顾好他。
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切记。
赵振华”
信纸很薄，拿在手里却重如泰山。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一颗炸弹炸开了。南疆丛林里那潮湿的空气，呛人的硝烟，还有孟刚扑在我身上时，那声沉闷的巨响，瞬间填满了我的脑海。他比我小三岁，我们是同一个班的兵，黑黑瘦瘦的，笑起来会露出一口白牙。他总说，等退伍了，就回家跟老爷子学做木匠，以后给我打一套最好的家具。
可他，再也回不来了。他用身体，替我挡住了那片致命的弹片。
我一直以为，我的命，是我自己的。现在才明白，我的命，是孟刚给的，而这条命的下半辈子，被老连长用这样一种方式，和另一个素未谋面的老人，和一门我闻所未闻的手艺，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窗外的月光凉如水，我捏着那张纸条，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我不是英雄，只是一个背负着巨大谎言和沉重承诺的普通退伍兵。
02
第二天一早，王琴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卧在飘着葱花的清汤面里。她看着我，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想问什么，关于我的腿，关于未来的生计。一个残疾军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这个家以后的日子，光是想想，就觉得压抑。
“我今天就去家具厂报到。”我扒拉着面条，声音有些含糊，“文件上说，安置单位是市家具厂。”
“家具厂？”王琴的眉头蹙了起来，“我听邻居说，那厂子现在效益不好，都在搞什么‘技术革新’，好多老师傅都没活干了。你这腿脚不方便，他们会给你安排什么活？”
“没事，我是荣誉军人，国家有政策，他们不敢亏待我。”我安慰她，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老连长的信里说得清楚，我要找的是一份“清闲工作”，以便接近何师傅。可越是清闲，就意味着越是边缘，工资待遇自然也高不到哪去。
吃完饭，我换上一身干净的旧工装，把那本假的残疾证和安置文件小心地揣进内兜，又开始了我一瘸一拐的表演。王琴送我到楼下，眼神里满是心疼和不舍，叮嘱我路上慢点，别累着。我每走一步，都觉得那道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的背上。这个谎言，首先欺骗的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安平市家具厂离我家不远，走了大概半个钟头。厂门口的油漆大字已经斑驳脱落，“安平市第一家具厂”几个字显得有些萧条。厂区里，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只有零星几个工人在院子里搬运着一些胶合板，显得无精打采。
我按照指示牌，找到了厂长办公室。门是虚掩着的，我敲了敲门。
“进来！”一个年轻而有些不耐烦的声音传出来。
我推门进去，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正坐在办公桌后，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穿着一件时髦的的确良衬衫。他就是新上任的厂长，高建。
他抬眼打量了我一下，目光在我的左腿上停了停，随即落在我的脸上，带着一丝审视。“有事？”
我把文件和残疾证递过去，“高厂长，您好。我是退伍军人李卫东，来厂里报到。”
高建接过文件，草草地翻了翻，当他看到残机证上“三级伤残”的字样时，眉头不易察觉地挑了一下。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扔，身体往后靠在椅子上，十指交叉放在肚子上，官气十足地说道：“李卫동同志，欢迎你。保家卫国辛苦了。不过呢，你也看到了，厂里现在情况比较困难，正在转型期，生产任务不饱满。你这个身体情况嘛……”
他拖长了音，像是在掂量一件货物的价值。
我心里一沉，但面上依旧保持着军人的镇定。“高厂长，我服从组织安排。什么活都能干，我不怕吃苦。”
“嗯，思想觉悟很高嘛。”高建点点头，似乎很满意我的态度。他沉吟片刻，像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样吧，车间里的活，粉尘大，噪音也大，不适合你养伤。你就去……去三号仓库，当个库管员吧。活不累，就是清点一下进出的木料，做做登记。你看怎么样？”
三号仓库？我来之前打听过，那是存放废旧木料和杂物的地方，厂里最偏僻、最没油水的角落。这正合我意，也让我看清了这位高厂长的为人——嘴上说着漂亮话，实际上是把我这个“包袱”甩得远远的。
“谢谢厂长，我没问题。”我立刻答应下来。
高建似乎没料到我这么爽快，愣了一下，随即挥挥手：“行，那你去找后勤科的刘主任办手续吧。”
从厂长办公室出来，我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这个库管员的职位，确实“清闲”，给了我观察和接近何师傅的绝佳机会；另一方面，高建的轻视和敷衍，让我感受到了现实的冰冷。英雄的身份，在利益和效率面前，似乎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办完手续，领了钥匙和工作服，我便正式成了三号仓库的管理员。仓库很大，空荡荡的，只有角落里堆着一些歪七扭八的旧木头和报废的零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腐的霉味和木屑的混合气息。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坐在这，有人来领料或者退料时，在登记本上画个勾。一天下来，本子上也添不了几笔。
这给了我大把的时间。我开始在厂区里“闲逛”，当然，是拖着我那条“残疾”的腿。我很快就找到了木工车间。车间里，大部分工人都围着几台新引进的机器，切割着胶合板，空气中满是刺鼻的胶水味。而在车间最角落，一个采光最差的位置，有一个独立的工作台。
一个头发花白、背影佝偻的老人，正独自一人，用一把老式的刨子，在一块厚实的木板上推刨花。他动作不快，但每一推都极其稳健，薄如蝉翼的刨花卷曲着从刨子下翻出来，散发着原木的清香，与车间里其他地方的味道格格不入。
周围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就像一座孤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想，他应该就是何山成师傅了。
我不敢贸然上前，只是远远地看着。他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气场，一种匠人特有的专注和执拗。那不是在工作，那是在和木头对话。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会在午休或者下班后，悄悄地走到车间角落，远远地看何师傅干活。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存在，但从未抬头看我一眼，依旧是那副生人勿近的模样。
我知道，这条路，比我想象的要难走得多。
03
在三号仓库的日子，像静止的河水，波澜不惊。每天上班，打开仓库大门，让阳光照进这片被遗忘的角落，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偶尔有人来领几根木条，或者退回一些用剩的边角料，都会用一种混合着怜悯和疏远的眼神看我。在他们眼里，我李卫东，一个战场上下来的残废军人，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
我不在乎这些目光。我的心里，装着一个比天还大的秘密，和一份比命还重的嘱托。
我依旧每天去看何师傅。我发现他做的，不是厂里生产线上的那些三合板家具，而是一些结构精巧的物件。有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木凳，有时候是一个复杂的斗拱模型，全是用榫卯结构拼接，不用一根钉子，却严丝合缝，浑然天成。
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君王，守着他那日渐衰败的王国。
我开始尝试着靠近。第一次，我借口去车间找废料生火，走到他的工作台附近。他头也没抬，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废料在那边，别在这碍事。”
第二次，我看到他用的磨刀石快干了，便提了桶清水过去，想帮他添上。他用手挡住了我的水桶，声音沙哑地说：“我的东西，不用别人碰。”
接连碰了几个钉子，我心里有些发怵。这老人的脾气，比茅坑里的石头还又臭又硬。
家里的气氛也越来越压抑。王琴看我每天无所事事地守着个破仓库，工资条上那点微薄的数字，让她脸上的愁云就没散过。她的小叔，也就是我的小舅子王勇，在运输队开车，脑子活络，隔三差五就来我们家。
“姐夫，你不能就这么耗着啊。”王勇坐在我们家的小饭桌旁，一边啃着鸡爪，一边给我“出谋划策”，“你是个战斗英雄，还是残疾军人，这是多大的资本！你得去找高厂长，跟他多走动走动，送点礼，说几句好话。他手指头缝里漏一点，都够咱们家吃喝了。守着那个破仓库，有什么出息？”
我默默地喝着粥，没有接话。送礼？走后门？我李卫东在部队里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个。更何况，我的目标根本不在此。
王琴在一旁帮腔：“卫东，你小叔说的有道理。咱们家念军马上要上学了，到处都要花钱。你总得为这个家想想。”
“我想了。”我放下碗，看着他们，“我现在这样挺好，清闲，能养伤。”
“养伤？养一辈子伤吗？”王勇把鸡骨头往桌上一吐，声音也大了几分，“姐夫，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死心眼了！现在这社会，跟部队里不一样了，光讲奉献有啥用？得讲实惠！”
“行了，你少说两句！”王琴看我脸色不好，赶紧打圆场。
但那晚，她还是跟我吵了。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吵。
“李卫东，你到底怎么想的？”她背对着我，声音里带着哭腔，“我知道你委屈，从战场上下来，落了一身伤，厂里这么对你，你不甘心。可日子总得过下去啊！你为什么就不能为我和孩子低一回头呢？”
我多想告诉她真相，告诉她我没有残疾，我背负着一个战友的遗愿。可我不能。老连长的信里写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是纪律，也是承诺。
我只能沉默。我的沉默，在王琴看来，就是固执和不负责任。
那晚，我们分床睡了。我睡在客厅的行军床上，听着里屋她压抑的抽泣声，心如刀割。我开始怀疑，我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为了一个对孟刚的承诺，毁掉自己现在的生活，让妻子和孩子跟着受苦，这是对的吗？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了厂里。心情糟到了极点。
我像往常一样，走到车间角落。何师傅正在用凿子开一个燕尾榫。他的动作精准而有力，木屑纷飞。也许是我的目光太过沉重，他竟然破天荒地停下了手里的活，抬起头，用那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看了我一眼。
“当兵的，心里有事？”他开口了，声音像是两块砂纸在摩擦。
我愣住了，没想到他会主动跟我说话。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放下凿子，拿起旱烟袋，慢悠悠地装上烟丝，点着了，吧嗒吧嗒地抽了两口。青色的烟雾缭绕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
“看你天天在这晃，跟个没头苍蝇似的。”他吐出一口烟，“有事就说，没事就滚。别耽误我干活。”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我不能再等了。我走到他的工作台前，立正，对着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何师傅，我想跟您学手艺。”
他眼皮都没抬一下，继续抽着他的旱烟。“厂里想学手艺的年轻人多的是，轮不到你一个瘸子。去，守你的仓库去。”
“我不怕吃苦。”我的声音有些发颤，但很坚定。
“哼，不怕吃苦？”他冷笑一声，指了指旁边一堆刨下来的废木料，“看到那堆木头了吗？都是些边角料，有硬有软，有直有弯。你要是真有心，就把它们给我削成一样大小的方木条，用你那把小刀，什么时候削出一百根，再来找我。”
说完，他不再理我，重新拿起了凿子。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考验。也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没有犹豫，走到那堆废料前，蹲下身，从里面挑出一根最硬的柞木料，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我那把从部队带回来的多功能军刀。
从那天起，三号仓库里，多了一个整天埋头削木头的人。
04
削木条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枯燥和艰难得多。那些边角料材质各异，纹理不同。硬的像铁，一刀下去，虎口震得发麻；软的又容易起毛，稍不留神就削过了头。我的手上很快就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就变成血泡，最后结成了厚厚的茧。
王勇又来了几次，看到我整天跟一堆破木头较劲，直摇头，说我“魔怔了”。王琴虽然嘴上不说，但每次看到我满是伤口的手，眼神里的担忧就又深了一层。家里的气氛，依旧像一块拧不出水的湿抹布，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但我没有放弃。每天，我把削好的木条用绳子捆好，带到车间，放在何师傅的工作台下。他从不点评，甚至看都懒得看一眼，只是在我放下木条的时候，用眼角的余光扫一下。
我明白，他在观察我的耐心和毅力。一个真正的匠人，最需要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转机发生在一个下雨的午后。那天雨下得很大，厂里提前下班了。我像往常一样，抱着一捆刚削好的木条，一瘸一拐地走向车间。车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何师傅还在。他没有干活，而是坐在一张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块小小的木牌，怔怔地出神。
我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一块部队发的身份牌，上面刻着名字：孟刚。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
他似乎没有察觉到我的到来，只是用粗糙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那块冰冷的铁牌。他的眼神，不再是平日里的孤傲和冷漠，而是充满了无尽的悲伤和思念。那一刻，他不是什么身怀绝技的老师傅，只是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普通父亲。
我把木条轻轻地放在地上，没有出声打扰他。正准备转身离开，他却突然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厉害。
“你……认识他？”
我停住脚步，转过身。我知道，时机到了。我不能再隐瞒了。
我走到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认识。我们是同一个班的战友。我们一起上的战场。”
何师傅的身体猛地一震，手里的身份牌差点掉在地上。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瞬间布满了血丝，死死地盯着我。“他……他是怎么……”
我喉咙发紧，南疆丛林里那血腥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我深吸一口气，把那段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的往事，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我没有添油加醋，只是平铺直叙地讲述事实——我们遭遇了伏击，一颗手雷落在我们中间，是孟刚，在最后关头把我推开，用他的身体护住了我。
“……他最后跟我说的话是，‘卫东，告诉我爹，我想闻家里的刨花味了’。”
我说完，车间里一片死寂，只有窗外的雨声在沙沙作响。
何师傅低着头，肩膀剧烈地抖动着。许久，一滴滚烫的泪水，滴落在他身前的木屑上，瞬间洇湿了一小片。这个像山一样坚硬的老人，哭了。
他没有嚎啕大哭，只是无声地流着泪，那种压抑到极致的悲痛，比任何声音都更让人心碎。
我站在一旁，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任何语言，在这样的生离死别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过了很久，他才慢慢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脸，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但带着一种透骨的疲惫。“你那腿，也是那时候伤的？”
我心里一紧，知道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选择了说出部分的真相。“不是。我的腿没事。这……是假的。”
何师傅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就变成了然。他这样的老江湖，阅人无数，恐怕早就看出了我的瘸腿有蹊셔。
“为什么？”他问。
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怀里掏出了那本残疾证，递给他。他没有接，只是看着我。
“何师傅，孟刚救了我的命。这条命，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我看着他的眼睛，郑重地说道，“我来这，就是想替他，完成他的心愿。我想跟您学手艺，把您的本事传下去。”
他沉默了。这一次的沉默，和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不同。他看着我，目光复杂，有审视，有怀疑，但更多的是一种被触动后的动摇。
“你起来。”他突然站起身，走到我堆放木条的角落，从里面随手抽出一根。他拿到眼前，又用手指捻了捻，仔细地看了看切面。
“手法还很生，但有点意思了。”他把木条扔回给我，“明天开始，不用再削这玩意儿了。到我这来，先从推刨学起。”
说完，他拿起那块刻着“孟刚”的身份牌，小心地揣进怀里，拿起工具箱，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雨幕中。
我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那根木条，感觉像是在做梦。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洗刷着这个陈旧的工厂，也仿佛洗刷掉了我心头连日来的阴霾。
我知道，从明天起，一切都将不同。我，李卫东，正式踏上了这条替战友还愿的道路。
05
第二天，我没有再去三号仓库，而是直接走进了木工车间。我没有再伪装瘸腿，而是挺直了腰板，步履稳健地走到了何师傅的工作台前。车间里其他工人都投来诧异的目光，窃窃私语。他们大概在奇怪，那个守仓库的瘸子，怎么突然腿好了，还跑到何师傅那去了。
高建厂长也来车间巡视，看到我，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李卫东，你不在你的仓库待着，跑这来干什么？还有你的腿……”
没等我开口，何师傅就替我答了话，他甚至没看高建一眼，只是专心调校着手里的刨子：“高厂长，这兵娃子腿脚利索了，我看他手也巧，让他给我打打下手，省得我一个老头子手忙脚乱。”
何师傅在厂里是元老，虽然现在被边缘化，但资格和脾气摆在那，高建也不想跟他当面起冲突，尤其是在这么多工人面前。他冷哼了一声，不阴不阳地说：“何师傅愿意带新人，是好事。不过，别影响了厂里的正常生产秩序。”说完，便背着手走了。
从那天起，我正式成了何师傅的徒弟，虽然没有拜师茶，也没有任何仪式。
他的教导方式，和他的人一样，简单、直接，甚至有些粗暴。
第一课，是推刨。他给了我一块厚重的榆木板，让我把它刨平。我学着他的样子，双手握住刨子，弓着腰，用尽全身力气往前推。可那刨子像是不听使（shǐ）唤，要么推不动，要么就啃下一大块木头，把木板刨得坑坑洼洼。一天下来，我累得腰酸背痛，汗水湿透了衣背，木板却被我糟蹋得不成样子。
“蠢！”何师傅只给了我一个字的评价，“用的是巧劲，不是蛮力！你的心不静，气不沉，刨子怎么会听你的？回去，对着墙站一个钟头马步，什么时候站稳了，再来摸刨子。”
我二话不说，就在车间的墙角扎起了马步。工友们都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我，但我毫不在意。我知道，师傅这是在磨我的性子。
第二课，是认木头。何师傅把我带到三号仓库，指着那些被当成废料的旧木头，让我分辨它们的种类、特性、纹理走向。“木头跟人一样，有自己的脾气。你不懂它，它就不会听你的话。什么时候你闭着眼睛，光用手摸，用鼻子闻，就能分出这是松木还是柏木，是榆木还是槐木，你才算入了门。”
于是，我的工作从削木条，变成了抚摸和闻木头。我把每一种木头的触感、气味、重量，都牢牢记在心里。渐渐地，那些冰冷的木头，在我手里仿佛有了生命。
日子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打磨中过去。我的手越来越粗糙，但我的心却越来越平静。我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看，默默地学，默默地做。何师傅也依旧话不多，但他会时不时地在我身后站一会，看我干活。有时候会冷不丁地指点一句：“凿子要正，力要匀。”“看线，别看手。”
这些话，像金子一样，被我一一记在心里。
我和王琴的关系，也在这段时间里悄然发生了变化。她看我不再去守那个没有前途的仓库，而是跟着厂里最有名的老师傅学技术，虽然辛苦，但整个人变得踏实而有精神，脸上的愁云也渐渐散了。她不再抱怨，只是每天晚上，都会给我准备好热水烫脚，在水里撒一把盐，说是能解乏。
有一天晚上，她给我端来热水，看到我手上又添了几个新口子，眼圈一红，小声说：“卫东，对不起，之前……是我不懂事。”
我拉着她的手，心里暖烘烘的。“是我该说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我们之间那道无形的墙，终于消失了。家，又有了家的味道。
然而，厂里的风暴，却在悄无声息地酝酿。高建的“技术革新”进入了深水区。他从南方引进了几条生产线，专门生产那种用刨花板和三合板压制，外面贴一层木纹纸的“新式家具”。这种家具成本低，生产快，很快就占领了市场。
与之相对的，是传统实木家具车间的日益萎缩。高建不止一次在大会上说：“老师傅的手艺是宝贵，但不能当饭吃。现在是讲究效率的时代，我们不能抱着老古董不放，要与时俱进！”
终于，在一个全厂职工大会上，高建正式宣布了一个决定：解散传统木工组，所有工人分流到新生产线上。何山成师傅，因为年纪大了，可以办理“内部退养”，每个月拿基本生活费。
这个决定，无异于宣判了传统手艺的死刑。
会场里一片哗然。老师傅们脸色铁青，却敢怒不敢言。
何师傅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只是把他的旱烟袋捏得紧紧的，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看到，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我知道，我必须站出来了。这不仅仅是为了何师傅，更是为了孟刚，为了我肩上那份沉甸甸的承诺。
0G
职工大会结束后，厂里的气氛变得异常诡异。年轻工人们对能去新生产线感到兴奋，而那些干了一辈子木工的老师傅们，则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一个个垂头丧气。何师傅更是连续两天没来上班，我去找他，他家大门紧锁。
我心急如焚。我知道，高建这一招，是要彻底铲除厂里传统手艺的根。所谓“内部退养”，不过是体面地把何师傅这样“不合时宜”的人赶走。
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决定去找高建谈谈。
我走进厂长办公室时，高建正志得意满地喝着茶。看到我，他皮笑肉不笑地说：“李卫东啊，有事？是不是也想去新生产线？看在你是退伍军人的份上，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好岗位。”
“高厂长，我不是为这个来的。”我开门见山，“我为传统木工组的事来的。这个组，不能撤。”
高建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放下茶杯，冷冷地看着我：“李卫东，你是什么身份？一个学徒工，也来管厂里的决策？这是厂委会的决定，不是你我能改变的。”
“厂里的决定，也得符合实际。”我据理力争，“新式家具有市场，但老手艺是咱们厂的根。根要是断了，厂子就没魂了。而且，很多老客户，认的就是何师傅他们这手活。”
“老客户？”高建嗤笑一声，“几个老客户能吃饱全厂几百号人的饭？李卫东，我劝你别多管闲事。你跟着何山成那个老顽固，是学不到什么前途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年轻，别自毁前程。”
他的话，说得轻蔑而又傲慢。我握紧了拳头，强压下心头的怒火。“高厂长，我只知道，人不能忘本。”
“忘本？”高建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这是带领全厂职工奔向新生活！你懂什么叫改革吗？你懂什么叫效率吗？行了，我没时间跟你一个库管员废话。出去！”
我被赶出了办公室。门在身后“砰”地一声关上，隔绝了两个世界。我站在走廊里，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在权力和时代的大潮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渺셔。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
省里有一家涉外宾馆要重新装修，点名需要一批高档的、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实木家具。因为要求极高，尤其是对木工的榫卯工艺，找了很多厂家都达不到要求。最后，省里的采购办找到了我们厂。
这本是天大的好事，但高建却犯了难。他引以为傲的新生产线，只能生产那些刨花板货色，根本上不了台面。而他亲手解散的传统木工组，才是唯一能接下这活的力量。
高建硬着头皮，亲自上门去请何师傅出山。结果，可想而知，被何师傅一口回绝了。
“我的手艺，配不上高厂长的新时代了。这活，我干不了。”何师傅隔着门，扔出这么一句话，就把高建晾在了外面。
高建碰了一鼻子灰，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这笔订单要是黄了，他在厂里的威信将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他的前途。
整个厂子，都因为这件事陷入了僵局。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保住这门手艺。
那天晚上，我提着两瓶酒，一包花生米，再次敲响了何师傅家的门。
07
何师傅最终还是开了门。他看到我手里的酒，皱了皱眉，但还是让我进去了。屋里一股浓浓的旱烟味，桌上摆着几个凉透了的素菜。显然，他这两天过得并不好。
“师傅，我陪您喝两杯。”我把酒和花生米放在桌上。
他没说话，自己找了个杯子，给我倒了一杯，也给自己满上。我们谁也没说话，就这么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过三巡，他的话才多了起来，眼神里带着几分醉意和悲凉。
“卫东啊，不是我不想干，是这个世道，不给咱们这些老家伙活路了。”他指了指自己的手，“我这双手，摸了一辈子木头，刨子、凿子、锯子，比我儿子还亲。可现在呢，人家说，这些都是老古董，该进博物馆了。我这心里……堵得慌啊。”
“师傅，手艺没有过时不过时，只有好不好。”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真正的好东西，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好东西？”他苦笑一声，“好东西能当饭吃吗？高建说得对，我那一套，慢，费工夫，出不来效益。厂子要养活几百号人，他也没错。”
我没想到，他心里竟然是这么想的。他不是赌气，而是真的感到心灰意冷了。
“师傅，那孟刚呢？”我突然提起了这个名字。
何师傅的身体一僵，端着酒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我继续说道：“孟刚的心愿，是继承您的衣钵。如果这门手艺在您手里断了，您将来怎么去见他？我来学艺，是为了替他还愿。现在，这门手艺要没了，我这个愿，也还不上了。我们，都成了对不起他的人。”
我的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进了他的心里。他沉默了，眼眶慢慢变红。许久，他把杯中酒一饮而尽，重重地把杯子顿在桌上。
“你小子，是来戳我心窝子的。”他看着我，眼神重新变得锐利起来，“说吧，你有什么打算？”
我精神一振，知道有门了。我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师傅，宾馆这笔订单，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跟高建提条件。不是求他，是跟他谈判。”
“谈判？”
“对。我们接下这个活，但有三个条件。”我伸出三根手指，“第一，恢复传统木工组，编制不能撤。第二，这批家具的设计和用料，必须全听您的。第三，这笔订单的利润，要拿出一部分，作为木工组的奖励和设备更新基金。”
何师傅听完，眼睛越来越亮。他盯着我看了半天，像是第一天认识我一样。
“你小子，不像个兵，倒像个军师。”他沉吟片刻，猛地一拍大腿，“行！就这么办！我这张老脸，豁出去了！”
第二天，我陪着何师傅，再次走进了高建的办公室。这一次，我们的身份，不再是求人者。
高建看到我们，先是惊讶，随即脸上堆满了笑容，热情地给我们让座、倒茶。
何师傅没跟他客套，直接把我们的条件摆在了桌面上。高建的脸色，随着何师傅的话，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青。
“何师傅，您这……这不是趁火打劫吗？”他显然没想到我们敢提这么多要求。
“高厂长，你可以不答应。”何师傅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省里采购办的电话，我这有。我可以直接告诉他们，安平家具厂，做不了这活。到时候，是你这个厂长的责任，还是我这个退养老工人的责任？”
高建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死死地盯着何师傅，又看了看我，眼神里充满了不甘和愤怒。他知道，他没有选择。这笔订单，他输不起。
最终，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我答应。”
走出办公室，我感觉阳光格外明媚。我看着身旁何师傅挺直的腰杆，心里充满了敬意。这不仅仅是一场谈判的胜利，更是一场尊严的保卫战。我们为这门古老的手艺，赢得了喘息和生存的空间。
08
宾馆订单的攻坚战，正式打响。
传统木工组恢复了，之前被分流的老师傅们，一个个都回来了。他们走进这个熟悉的、洒满阳光和木屑香味的车间，激动得眼眶发红，摸着那些久违的工具，像是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车间里，重新响起了锯子、刨子和凿子的合奏，那声音，是如此的悦耳动听。
何师傅成了这支队伍绝对的核心。他拿出了压箱底的图纸，亲自挑选木料，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到极致。他整个人，仿佛年轻了二十岁，每天都精神矍铄，眼中闪烁着光芒。
我成了他的首席大弟子和副手，负责协助他管理整个项目。从放样、开料，到凿卯、开榫，再到最后的组装、打磨，我全程参与，每一道工序都亲力亲వ。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实战学*，比过去几个月的练*加起来，收获还要大。
那段时间，我几乎是吃住都在厂里。每天天不亮就到车间，晚上最后一个离开。我的手上，旧的伤疤叠着新的口子，但我的心里，却无比的充实和快乐。我能感觉到，我的技艺在飞速地进步。我手中的凿子，不再是冰冷的铁器，而成了我手臂的延伸，能精准地表达我心中的想法。
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是制作一套大型屏风的“鲁班锁”结构。这是整个订单的技术核心，也是何师傅的独门绝技。所谓鲁班锁，是一种不用钉子和胶水，完全依靠木条自身结构的穿插、拼接，就能牢固结合在一起的榫卯工艺，拆开看是独立的木件，合在一起则天衣无缝。
何师傅决定，这最关键的一步，由我来完成。
“卫东，这套活，你来主刀。”当他把图纸和主料交到我手上时，整个车间都安静了。所有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我。我才学了多久？这么重要的任务，师傅怎么会交给我？
我也愣住了。“师傅，这……我怕我不行。”
“我说你行，你就行。”何师傅的眼神，坚定而充满信任，“你的心，正。你的手，稳。这套活，不光是考验技术，更是考验心性。去吧，别给我丢人。”
我看着他，看着周围师兄弟们复杂的眼神，我知道，这是师傅在给我机会，也是在给我压担子。我如果成功了，就意味着我真正得到了他的认可，能扛起这门手艺的传承。
我接过了图纸。那几天，我把自己关在车间的一个小隔间里，谁也不见。我一遍又一遍地研究图纸，在废料上反复练*。吃饭的时候，手里拿着馒头，脑子里想的还是榫卯的结构。睡觉的时候，做梦都在开榫凿卯。
我仿佛进入了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木头、图纸和工具。
终于，到了正式动工的那天。我净了手，换上干净的工作服，走到了工作台前。何师傅和所有的师兄弟，都围在后面，静静地看着。
我深吸一口气，拿起了凿子。那一刻，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平静。孟刚的脸，老连长的嘱托，何师傅的期望，都化作了我手中的力量。
凿子落下，木屑飞溅。每一刀，都精准无比。每一个榫卯，都严丝合缝。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做木工活，而是在完成一场神圣的仪式。
当最后一块构件，在不增一分、不减一毫的情况下，完美地嵌入整个结构，发出“咔”的一声轻响时，整个屏风骨架，稳稳地立在了那里。完美，坚固，充满了古典的韵味和智慧的光芒。
车间里，先是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老师傅们一个个走上来，拍着我的肩膀，眼神里满是赞许和欣慰。
我回头，看到何师傅站在人群后面，他没有笑，但眼眶，却湿润了。他缓缓地向我走来，伸出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好小子，没给孟刚丢人。”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09
宾馆的家具，如期交货。省里的验收专家看到那些精美绝伦的实木家具，尤其是那套运用了“鲁班锁”工艺的屏风，赞不绝口。他们当场表示，不仅要付清全款，还要追加一笔奖金，并把安平家具厂定为长期的合作伙伴。
消息传回厂里，整个厂都沸腾了。高建厂长在庆功大会上，满面春风地表彰了传统木工组，还特意把我叫上台，当着全厂职工的面，宣布任命我为木工组的副组长，协助何师傅工作。
那一刻，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王琴和儿子念军骄傲的笑脸，看着何师傅欣慰的眼神，百感交集。我终于，没有辜负那份沉甸甸的托付。
庆功会后，高建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态度和之前判若两人。他给我泡了最好的茶，又是递烟又是说好话，话里话外，都是想拉拢我，希望我以后多“支持”他的工作。
我只是淡淡地笑着，不卑不亢地应付着。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梁子，从一开始就结下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厂里的日子，走上了正轨。传统木工组，因为那笔订单，名声大噪，订单越来越多。何师傅把大部分的担子都交给了我，自己则退居二线，当起了总顾问，每天揣着旱烟袋，乐呵呵地看着我们忙活。
我也终于有时间，好好地陪陪家人了。王琴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我给她取名叫思艺，思念的思，手艺的艺。我希望她能记住，这个家，是靠着手艺，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
生活就像刨子下卷起的刨花，平淡而又带着木头的清香，一天天过去。
一晃，几年过去了。何师傅的身体越来越差，但他每天还是会来厂里转转。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家，从一个老旧的木箱子里，拿出了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打开来，是一套工具。刨子、凿子、墨斗、角尺……每一件，都泛着温润的光泽，显然是用了几十年的老物件。
“这是我爹传给我的，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何师傅的手，有些颤抖，“卫东，这门手艺，以后就靠你了。别让它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断了根。”
我跪在地上，郑重地接过了那套工具。我知道，我接过的，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一份传承，一份责任。
又过了几年，何师傅走了。走得很安详。在他的葬礼上，我把他最心爱的那把鲁班尺，和他儿子的那块身份牌，一起放进了他的怀里。
我想，他在那边，终于可以和孟刚，好好地聊聊家里的刨花味了。
我成了木工车间的主任，后来，又成了主管生产的副厂长。高建，因为一次投机倒把的错误，被调离了岗位。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安平家具厂在经历了市场的风风雨雨后，最终凭借着我们这手过硬的传统工艺，站稳了脚跟，成了业内一块响当当的招牌。
我的腿，早就不“瘸”了。厂里的老人都知道当年的故事，新来的年轻人，则把我当成一个传奇。他们都说，李厂长身上，有股子军人的硬气，和匠人的静气。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一切，都源于那本藏在抽屉最深处的，假的残疾证。
10
又是新的一年。窗外飘着雪，我的木艺工作室里，却温暖如春。空气中，依旧是我闻了一辈子的，好闻的木头香味。
我早已从厂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把担子交给了更年轻的人。如今，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这间小小的作坊里，摆弄我的那些宝贝木头，带几个真心喜欢这门手艺的徒弟。
我的儿子念军，没有辜负他的名字。他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更时髦的职业，而是回到了我的身边，跟着我学起了木工。他很有天赋，比我当年强多了。如今，他已经是我们“李氏木艺”的顶梁柱。
孙子放学了，背着书包跑进来，像个小炮弹一样扑到我怀里。“爷爷，爷爷，我们老师今天讲了‘工匠精神’，说您就是我们安平市最有工匠精神的人！”
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他从我的工作台上，拿起了那本我时常会拿出来看看的，红色的残疾军人证。它的封皮已经破旧不堪，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爷爷，你又在看这个‘假腿证’啦。”孙子调皮地笑着。
我从他手里拿过证件，小心地打开。里面的那张“密令”，那张写着老连长嘱托的薄纸，已经被岁月浸染得发黄，但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
我仿佛又看到了1979年的那个秋天，那个一瘸一拐，内心彷徨地走出火车站的年轻的我。我也仿佛看到了南疆的丛林，看到了孟刚年轻的、带着白牙的笑脸。
四十多年了，像一场漫长的梦。
我这一生，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却守住了一个比生命更重的承诺。我用半生的时间，替一个兄弟，完成了他的心愿；为一个父亲，延续了血脉之外的传承；为一门手艺，留住了即将熄灭的火种。
我拿起一块温润的紫檀木，和一把刻刀，对孙子说：“来，爷爷教你刻一个鲁班锁。你要记住，做木匠，和做人一样，要心正，要手稳。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这，就是咱们老李家，也是咱们中国匠人的，根。”
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学着我的样子，拿起了工具。
窗外的雪，还在下。我知道，这个冬天过去，又将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就像这门手艺，虽然经历过严冬，但只要有传承，就永远不会消亡。
我，李卫东，一个假的残疾军人，一个真正的木匠。我的一生，无愧于心，无愧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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