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那张照片，是我从母亲床头一个上了锁的樟木箱子底翻出来的。
箱子是外婆传下来的，暗红色的木头，边角磨得油光发亮，铜锁早就锈成了绿疙瘩。母亲说钥匙丢了，可我知道，那把细小的黄铜钥匙，就穿了根红绳，挂在她贴身的内衣口袋里。
她当宝贝一样藏着。
照片是黑白的，已经泛黄，边缘起了毛。
上面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姑娘，梳着两条油亮的麻花辫，穿着的确良的白衬衫，胸口都别着一枚小小的像章。她们并排站着，肩膀挨着肩膀，对着镜头，笑得有点拘谨，又有点藏不住的得意。
那是十七岁的母亲，李招娣。
旁边那个，是她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小姨，李盼娣。
我举着照片，像发现了新大陆，冲到正在院子里择菜的母亲面前。
“妈，这是你和谁？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母亲头也没抬，手指在豆角上飞快地掐着，发出清脆的“啪嗒”声。
“什么东西，大惊小怪的。”
我把照片递到她眼前。
她的手指，猛地顿住了。
院子里的阳光很好，晒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也晒在她那张瞬间僵硬的脸上。她脸上的皱纹，像被看不见的手，一瞬间全都揪紧了，尤其是眼角和嘴角，刻出几道深深的沟壑。
她没接照片，只是死死地盯着。
那眼神，我形容不出来。不是怀念，不是喜悦，倒像是在看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她才猛地抬起头，一把从我手里夺过照片，动作快得像要抢什么救命的东西。
“谁让你乱翻我东西的！”
她的声音又尖又利，像生了锈的铁片划过玻璃。
我吓了一跳。
她捏着那张薄薄的相纸，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泛白，仿佛要把它捏碎。
“以后不准再进我房间！”
她吼完，拿着照片，头也不回地进了屋，“砰”的一声，把门摔上了。
那一声巨响，震得院子里的葡萄藤都簌簌地掉了几片叶子。
我愣在原地，心里又委屈又疑惑。
那个女人，我只在家里最老旧的相册里见过几张模糊的合影，每次问起，母亲都用一句“不认识”或者“早死了”来打发我。
父亲则在一旁叹气，让我别问了。
我知道她叫李盼娣，是母亲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小姨。
可是在我们家，这个名字是个禁忌。
她就像一个不存在的幽灵，所有人都知道她的存在，却又都默契地假装她从未来过。
而这一切的源头，要追溯到1981年的那个夏天。
一个足以改变两个人一生命运的夏天。
1981年，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过我们那个北方的小县城，空气里都是一股新鲜又躁动的味道。
对于李家的这对双胞胎姐妹来说，未来就像一张刚刚展开的画卷，充满了无限可能。
姐姐李招娣，也就是我的母亲，性格沉静，爱看书，成绩在学校里拔尖，是老师眼里的好苗子，所有人都觉得她将来准能考上大学，吃上“商品粮”，成为真正的文化人。
妹妹李盼娣，我的小姨，性子活泛，嘴巴甜，手也巧，读书成绩平平，但学什么都快，尤其是学裁缝、学编织，看一眼就能上手。
她们长得一模一样，可性子却是南辕北辙。
外婆总说，盼娣是火，招娣是水。
那年中考，命运开了第一个岔路口。
母亲招娣不负众望，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
小姨盼娣的分数只够上个普通高中，但她运气好，正好赶上地区纺织厂来县里招工，办了个定向培养的中专班，读两年出来直接进厂当工人，端上“铁饭碗”，还能转成城镇户口。
两份录取通知书，一前一后，像两只红色的蝴蝶，飞进了李家那个狭小的院子。
一份是雪白的纸，上面印着“县第一高级中学”的烫金大字，透着书卷气。
一份是大红的纸，上面是“地区纺织技术学校”的鲜红印章，带着机器的油墨味。
全家人都高兴坏了。
外公那天喝了半斤白酒，脸喝得通红，一个劲儿地说：“我们老李家祖坟冒青烟了！一个高中生，一个中专生！以后都是有出息的人！”
可高兴劲儿还没过，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
穷。
家里太穷了。
外公在镇上的石灰厂当力工，一天挣一块二毛钱。外婆给人家缝缝补补，挣点零用。底下还有两个弟弟要养。
两份学费，就像两座大山，压得外公外婆喘不过气来。
那天晚上，家里的煤油灯点到半夜都没熄。
外公蹲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脸。
外婆坐在炕边，手里拿着两份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嘴里不停地念叨：“这可咋办……这可咋办……”
母亲和小姨就坐在小板凳上，大气都不敢出。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灼和绝望的味道。
最后，是外婆一拍大腿，下了决心。
“只能供一个。”
这五个字，像五颗钉子，钉进了在场每个人的心里。
供一个。
供谁？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那两份通知书上。
高中，听起来有前途，可万一考不上大学呢？三年读下来，钱花了，人也大了，最后还是得回乡下刨地。风险太大。
中专，虽然名声没那么响亮，但胜在稳当。两年出来就是正式工，每个月有工资，有粮票，是实实在在的铁饭碗。
外婆的眼神在两个女儿脸上一遍遍地扫过。
她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抚摸着那张大红的通知书，眼神里透着对安稳生活的渴望。
“盼娣去吧。”
外婆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道惊雷，在母亲的头顶炸开。
“盼娣读中专，两年就能挣钱了，还能帮衬家里。招娣……招娣你成绩好，就算不上高中，以后也能有出息。”
这番话，说得轻描淡写，却把母亲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凭什么？
就因为我的前途是未知的，而她的前途是确定的吗？
就因为我那个虚无缥缈的大学梦，比不上她那个触手可及的铁饭碗吗？
她看着外婆，又看看外公，外公低着头，猛吸一口烟，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她再去看盼娣。
盼娣坐在她旁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看不清表情。
那一刻，母亲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
她感觉自己像个被抛弃的孤儿。
她没哭，也没闹。
她只是站起来，默默地走回自己的小屋，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她一夜没睡。
她听见隔壁屋里，外婆和盼娣在小声说话。
外婆在嘱咐盼娣去了城里要注意什么，要好好学*，要给家里争光。
盼娣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一声声地应着。
那些声音，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母亲的心上。
她不明白，明明是双胞胎，明明她才是那个成绩更好的，为什么被牺牲的偏偏是她？
她恨。
恨父母的偏心，恨命运的不公。
但她最恨的，是李盼娣。
她觉得，是盼娣抢走了本该属于她的人生。
如果盼娣能站出来说一句“让姐姐去吧”，或者哪怕是为她说一句话，结局可能都会不一样。
但是，没有。
李盼娣从头到尾，都保持着沉默。
那沉默，在母亲看来，就是默认，是心安理得的接受，是踩着姐姐的梦想往上爬的无耻。
第二天一早，母亲做了一个决定。
她要去读高中。
就算家里不供，她自己砸锅卖铁也要去。
她找到外公外婆，跪在他们面前。
“爸，妈，我想读书。”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
“学费我自己想办法，我假期去打零工，我去捡破烂，我不要家里一分钱，只要你们让我去。”
外公看着跪在地上、脊梁挺得笔直的大女儿，半天没说话，最后长长叹了口气。
“你去吧。”
就这样，母亲踏进了县一中的大门。
而小姨盼娣，则坐上了去地区纺织厂的班车。
姐妹俩，在那个1981年的秋天，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临走那天，盼娣想跟招娣说几句话。
她手里拎着一个崭新的军绿色帆布包，那是外婆用家里最好的布料连夜给她缝的。
她走到招娣面前，嘴唇动了动。
“姐……”
招娣没看她，从她身边径直走了过去，肩膀甚至都没有碰一下。
那一眼的冷漠，像冰刀，刻在了盼娣心里。
从此，那道裂痕，便再也无法弥补。
母亲的高中生活，过得比黄连还苦。
她真的没要家里一分钱。
她住在学校最便宜的八人间宿舍，睡在靠门的上铺，因为那里最冷。
她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饭是两个窝窝头，晚饭是一份水煮白菜，连点油星子都没有。
周末，别的同学都回家了，她就去县城附近的砖窑厂打零工。
搬砖，烧窑，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手上磨得全是血泡，只能挣到五毛钱。
可她都咬着牙撑过来了。
支撑她的，是心里憋着的那股劲儿。
她要考上大学，她要争一口气，她要让所有看不起她的人都看看，她李招娣不是孬种。
而另一边，小姨盼娣的生活，却像是泡在蜜罐里。
她很快适应了城里的生活。
中专的课程不难，她学得轻松。
纺织厂的伙食好，顿顿有白面馒头，每周还能吃上一次肉。
她用第一个月的津贴，给自己买了一条粉色的连衣裙，还烫了当时最时髦的卷花头。
她开始给家里寄钱，每次十块。
还寄回来各种时髦的东西，的确良的布料，上海产的雪花膏，还有给弟弟们的糖果。
每次信差把包裹送到村里，都会引来一阵围观。
邻居们都羡慕得不行。
“老李家真是好福气啊，出了个城里闺女！”
“盼娣这孩子，就是有出息，还知道孝敬家里。”
这些话，传到母亲耳朵里，比刀子割在身上还疼。
她觉得，盼娣寄回来的不是钱，不是东西，而是对她的炫耀和羞辱。
你看，我过得多好。
你看，当初家里的选择是对的。
你看，你李招娣还在窑厂里搬砖的时候，我李盼娣已经是个吃供应粮的城里人了。
高二那年冬天，盼娣放假回家。
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红色呢子大衣，围着白色的长绒线围巾，脚上是带跟的小皮鞋，烫过的头发在阳光下泛着光。
她一进村，就像电影明星一样，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了。
她给外公外婆带了麦乳精，给弟弟们带了玩具枪。
她给母亲也带了礼物。
是一块天蓝色的“海鸥”牌香皂。
她把香皂递给母亲，笑着说：“姐，这是城里最流行的，洗脸可香了。”
母亲正在院子里劈柴，手上脸上都是灰。
她看着眼前光鲜亮丽的妹妹，再看看自己一身打着补丁的破棉袄，和一双满是裂口的冻手。
一股巨大的屈辱和愤怒，瞬间冲上了头顶。
她没有接那块香皂。
她只是冷冷地看着盼娣，一字一句地说：
“我用不着。”
“你的东西，我嫌脏。”
盼娣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她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举着那块香皂，像个傻子。
“姐，你……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母亲“噌”地站起来，手里的斧子还握着，“我没你怎么了！我好得很！我用不着你假惺惺地可怜我！”
“你拿着你的好东西，回你的城里去吧！我们乡下地方，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母亲吼完，扔下斧子，转身回了屋。
盼娣站在院子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外婆赶紧过来打圆场，拉着盼娣的手说：“你姐就是这个犟脾气，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那天晚上，盼娣在家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她就走了。
那块被嫌弃的香皂，她留在了窗台上。
后来，母亲把它扔进了灶坑里。
那块香皂燃烧的时候，发出一股奇异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
母亲闻着那股味道，心里没有一丝快感，只有一片冰冷的荒芜。
她知道，她和李盼娣之间，再也回不去了。
1984年，母亲参加了高考。
那年高考，是恢复高考以来最难的一年。
母亲拼尽了全力，最后的分数，离本科线，只差了三分。
三分。
就像一道天堑，隔断了她所有的梦想和希望。
查到分数那天，母亲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三夜没出门，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
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完了。
这三年的苦，这三年的罪，全都白受了。
她成了一个笑话。
一个不自量力、异想天开的笑话。
村里开始传闲话。
“我就说嘛，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到头来还不是白搭？”
“还是盼娣有远见，早早去读中专，现在工作又好，人又漂亮。”
“招娣这孩子，就是命不好，心气又高。”
这些话，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反复捅在母亲的心窝上。
就在母亲万念俱灰的时候，盼娣回来了。
她中专毕业，正式分到了纺织厂，成了一名纺纱女工。
她这次回来，是来提亲的。
男方是厂里一个车间副主任的儿子，在厂里的机修车间上班，也是个正式工。
盼娣这次回来，比上次更风光。
她不仅自己穿着时髦，还给家里每个人都带了新衣服。
她看到躺在炕上形容枯槁的母亲，把一套崭新的蓝色劳动布衣裤放在她枕边。
“姐，你别难过了。考不上大学也没啥，我托我们主任问了，厂里正好在招临时工，你要是愿意，我跟他说说，让你也来厂里上班。”
“虽然是临时工，但干得好也能转正。总比在家里待着强。”
盼娣的语气，充满了真诚的关切。
但在当时的母亲听来，每一个字，都充满了高高在上的施舍和怜悯。
她猛地从炕上坐起来，抓起那套新衣服，用尽全身力气，朝盼娣的脸上砸了过去。
“滚！”
“李盼娣，你给我滚！”
“我就是饿死在家里，也不会要去你的工厂！我不要你可怜！你给我滚出去！”
她的声音嘶哑，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
盼娣被砸得愣住了，衣服掉在地上，她白净的脸上，瞬间浮起一道红印。
她看着状若疯癫的姐姐，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
“姐，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帮你……”
“我不用你帮！”母亲尖叫着打断她，“你走！你现在就给我走！”
那一次，是她们姐妹俩，这辈子吵得最凶的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和盼t娣说过一句话。
盼娣订婚，她没去。
盼娣结婚，她也没去。
盼娣生了孩子，她更是不闻不问。
她用一道冰冷的墙，把自己和李盼娣，以及所有和她有关的人，彻底隔绝了。
她复读了一年。
第二年，她终于考上了一所省城的师范专科学校。
虽然只是个大专，但她总算是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毕业后，她被分回县城的中学当老师，后来认识了同为老师的父亲，结婚，生下了我。
她的生活，就像她的人一样，平淡，安静，波澜不惊。
而小姨盼娣，则在城里扎下了根。
她嫁给了那个机修工，生了一个儿子，我的表哥。
她从纺纱女工，干到了车间班长，后来又当上了工会干事。
她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姐妹俩，一个在县城，一个在地区市，相隔不过几十公里，却像是隔着千山万水。
几十年里，她们从未见过一面。
逢年过节，盼娣会托人给外公外婆捎钱捎东西，但从不踏进我们县城一步。
而母亲，也绝口不提那个城市，那个工厂，和那个人。
外公外婆去世的时候，是她们唯一一次同时出现。
在葬礼上，她们一个站在东边，一个站在西边，隔着人群，遥遥相望。
全程没有一句交流。
我看见小姨盼娣，哭得几度昏厥。
而我的母亲，从头到尾，没有掉一滴眼泪。
她只是静静地站着，像**没有感情的石像。
我知道，她不是不难过。
她只是把所有的悲伤，都和那些陈年的恨意，一起压在了心底最深处，用一块巨石死死地压着。
那块巨石，太重了。
重到压弯了她的脊梁，也压碎了她生命里所有的温情。
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很多年。
我无法理解，究竟是怎样的深仇大恨，能让一对血脉相连的双胞胎姐妹，反目成仇整整四十年。
直到去年冬天。
小姨盼t娣被查出了肺癌，晚期。
消息是表哥打电话告诉父亲的。
父亲放下电话，沉默了很久，然后走进房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
我隔着门缝，看到母亲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备课本，一动不动。
她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僵硬和孤单。
过了很久，我才听到她用一种异常平静的声音说：
“知道了。”
没有悲伤，没有惊讶，就好像在听一个陌生人的消息。
父亲叹了口气，走出来，对我说：“你……去看看你小姨吧。替你妈，也替我。”
我去了。
在市医院的肿瘤科病房里，我见到了那个只在照片里见过的，我的小姨。
她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化疗让她的头发掉光了，脸上布满了病态的蜡黄，只有那双眼睛，还依稀能看出年轻时的神采。
她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亮起了一丝光。
“是……是小念吧？”她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干涩嘶哑。
我点点头，叫了一声“小姨”。
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们在病房里聊了很久。
她问我母亲的身体怎么样，工作累不累，父亲对她好不好。
问得那么细，那么认真，仿佛要把这四十年来错过的所有关心，都一次性补回来。
我一一回答了。
我没有说母亲对她的恨，我只说，母亲一切都好，只是年纪大了，性子有点孤僻。
她听着，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
“她还在怪我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喘了口气，眼神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像是陷入了遥远的回忆。
“其实，当年的事，不全是你想的那样。”
她顿了顿，仿佛下定了很大的决心，才缓缓地开了口。
“那两份通知书，是同时到的。”
“我看到那两份通知书的时候，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让你妈去读高中。”
“我知道她爱读书，她比我聪明，她应该有更好的前途。”
“可是，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供两个，根本不可能。供一个，风险太大。”
“那天晚上，等所有人都睡了，我偷偷去了你妈的房间。”
“我跟她说，姐，你去读高中吧，我不想读了，我去厂里找个活干，我供你。”
“你猜，她怎么说？”
小姨看着我，眼里闪着泪光。
“她说，李盼娣，你少在这假惺惺！你是怕我考上大学，出了风头，把你比下去了吧！你是想用这点小恩小惠，让我一辈子都记着你的好，一辈子都欠着你吧！”
“她说，我李招娣就算要饭，也不要你可怜！”
“她把我的手甩开，就像甩开什么脏东西一样。”
“我当时，心都凉了。”
“我没想到，在她心里，我竟然是那样的人。”
“后来，咱妈做了那个决定。我知道你妈恨我，恨咱妈偏心。其实，是我去求的咱妈。”
“我跟咱妈说，妈，让招娣去读高中吧，她不去会后悔一辈子的。我去读中专，我能挣钱，我能养家。”
“可咱妈说，盼娣，你傻啊！高中三年，变数太多了！万一考不上，人财两空！你姐那个脾气，又犟又死心眼，她要是钻了牛角尖，这辈子就毁了！”
“咱妈说，你去读中trans专，是给这个家，也是给你姐，留一条后路。”
“如果她考上了，皆大欢喜。如果她考不上，你还能拉她一把。”
“所以，后来她高考失败，我才急着回去，想把她也弄到厂里来。我想的是，姐妹俩在一个地方，有个照应，总比她一个人在家里憋死强。”
“可她不明白。”
“她不明白我的苦心，也不明白咱妈的苦心。”
“她只觉得，是我抢了她的机会，是我在看她的笑话，是我在对她施舍。”
“她那句‘你的东西，我嫌脏’，你知道，在我心里扎了多少年吗？”
小姨说着，眼泪顺着她干枯的脸颊，滚落下来。
“我不是不想跟她解释。可是，她那个脾气，我怎么解释？我越解释，她越觉得我虚伪。”
“后来，我想，算了吧。就这样吧。”
“只要她能过得好，她恨我就恨我吧。”
“我给她寄东西，给她寄钱，不是为了炫耀。我就是想让她日子过得好一点，让她知道，家里有我，她不用那么苦。”
“我结婚，生孩子，不敢请她，是怕她来了，心里更难受。”
“这么多年，我不是不想她。我做梦都想。”
“我梦见我们还小的时候，一起去河里摸鱼，一起在麦秸垛里捉迷藏。她把最大的那条鱼给我，我把藏得最好的地方让给她。”
“可是，一睁眼，什么都没有了。”
小姨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压抑的抽泣。
我坐在病床边，听着这个迟到了四十年的真相，只觉得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疼得无法呼吸。
原来，是这样。
原来，所有的恨，都源于一场彻头彻尾的误会。
原来，那道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不过是两个同样骄傲、同样倔强的灵魂，用自以为是的方式，去保护对方，最后却弄得两败俱伤。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病房的。
我只记得，那天市里的风很大，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我回到家，把小姨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了母亲。
母亲听完，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
她就那么坐着，像**雕塑。
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去，屋子里的光线，也一点点消失。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我只听到，一声极轻极轻的，像是从胸腔最深处发出的，压抑了几十年的哽咽。
然后，是无声的，汹涌的，决了堤的眼泪。
第二天，母亲破天荒地，请了假。
她让我去车站，买了两张去市里的车票。
她从那个上了锁的樟木箱子里，拿出了一件她珍藏了多年的，崭新的的确良衬衫。
她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梳理着自己花白的头发。
她的手，一直在抖。
在去医院的路上，她一句话都没说。
她只是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手心里，全是冰冷的汗。
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
四十年，仿佛只是弹指一挥间。
病床上的李盼娣，和站在门口的李招娣，四目相对。
她们的脸上，都刻满了岁月的风霜，她们的眼角，都挂着未干的泪痕。
她们就那么看着对方，看了很久，很久。
仿佛要用尽余生所有的力气，去看清对方的模样。
最后，是母亲，先开了口。
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那块……海鸥香皂……”
“你还留着吗？”
病床上的小姨，愣住了。
随即，她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留着。”
“一直……没舍得用。”
母亲也笑了。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她那样笑。
没有了往日的尖锐和刻薄，没有了那些沉重的怨恨。
那笑容，就像冬日里最暖的阳光，融化了四十年的冰雪。
她走到病床边，俯下身，用她那双教了一辈子书、写了一辈子粉笔字的手，轻轻地，轻轻地，握住了妹妹那只插着输液管的、枯瘦的手。
“盼娣。”
“姐……在呢。”
那一天，她们聊了很多。
从儿时的旧事，聊到各自的家庭。
从当年的那场误会，聊到这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她们时而沉默，时而落泪，时而又相视一笑。
仿佛要把这四十年来，所有没说的话，所有没流的泪，所有没给的拥抱，都在这最后的时光里，一一补上。
小姨是在半个月后走的。
走的时候，很安详。
母亲一直陪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
葬礼上，母亲没有哭。
她只是按照小姨的遗愿，把那块她珍藏了四十年的，已经有些变了味道的“海鸥”香皂，放在了她的枕边。
她说，盼娣爱干净，也爱俏。
让她带着这股香气，去另一个世界，继续做那个爱笑爱闹的小姑娘。
办完小姨的后事，母亲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脸上的线条，柔和了许多。
她开始学着跟邻居聊天，开始学着去逛公园，甚至还报名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
有一天，我看见她坐在窗前，手里拿着那张已经发黄的黑白照片。
阳光洒在她的侧脸上，她的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她轻轻地抚摸着照片上，那个和她一模一样的姑娘。
“傻丫头。”
她轻声说。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这一幕，忽然就明白了。
那一场长达四十年的反目，其实无关对错，也无关选择。
它只是那个贫瘠而又充满变革的年代里，一曲无奈的悲歌。
是两个年轻的生命，在面对命运的洪流时，用各自笨拙而又固执的方式，进行的一场无声的抗争。
一个，用牺牲和成全，想为对方铺一条安稳的路。
一个，用骄傲和自尊，想为自己争一片广阔的天。
她们都用尽了全力，去爱，去恨，去生活。
最终，时间给了她们最残酷的答案，也给了她们最温柔的和解。
那段被冰封的岁月，终于在生命的尽头，迎来了迟到的春天。
而那张照片，也被母亲，重新放回了相框里，摆在了床头最显眼的位置。
照片上，两个十七岁的姑娘，依旧笑得灿烂。
仿佛她们从未分开，仿佛那四十年的风霜，只是一场冗长而又心酸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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