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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5期，第5-10页。

【哲学研究】

从定义到类比：未来哲学的新方法论

尚 杰

　　［摘　要］传统哲学属于定义式哲学，它以问答“是什么”为根本思维模式，始终囚禁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封闭之环。现代哲学与逻辑数学乃至AI的工作模式遵循“类比式”的哲学方法，它在发现相似性的过程中实现思想的发现与发明。类比式哲学的实践路径在科学、技术和伦理实践中展现了巨大的潜力。它不仅为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也为当代科技与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思想工具。

　　［关键词］定义；类比；哲学；逻辑；AI

　　［作者简介］尚杰，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5）05-0005-06

一、定义式哲学与传统哲学

定义式哲学的最显著特征在于问答“是什么”。这是一个总的模式，由这个总模式衍生出很多分支模式。在形式逻辑中我们通常称它们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冠以各种名称的判断模式和命题分类。形式逻辑是定义式哲学的基本前提之一，但绝非全部。因为定义式哲学是由自然语言而非逻辑语言写成的，我们熟知用这样的自然语言表达的形式逻辑元素，例如询问“为什么”“谁”“何时”“在哪里”。定义式哲学中的这些元素一概都隐藏着形式逻辑规则，它们是不变的，不可以违反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逻辑规则与表达规则的人无关。

由上可知，定义式哲学几乎就是传统哲学的代名词，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古老的逻各斯（logos）传统。逻各斯的基本含义是语言与理性，它与形式逻辑之间有着天然的本质关联，是区分真假的，与几何学、数学有密切关联，并因此区别于虚构的文艺语言。

为了简明扼要，笔者根据上下文交替使用“定义式哲学”与“传统哲学”的说法，这里所谓的“传统”并不是一个时代或者时间的概念，而是指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即使在当今的哲学研究中仍旧广泛存在，即界定或按照传统逻辑给思想事物分类。当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的时候，他的这个说法就属于定义式哲学。

我们至今仍旧需要定义式哲学，就像我们需要理论一样，但是这种“理论的态度”值得我们仔细分析它的利弊。它是有益的，因为它给予思想以某种秩序与确定性；它是严谨的，这种严谨性充分体现在它的语言严格遵守形式上的规范，类似于数学中的演算过程。它在哲学上自称“真理”，在几何学和数学中则被称为“公理”和“定理”，而二者的统称则是“命题”。例如我们通常说，“我思故我在”是近代哲学的第一命题。

从古至今定义式哲学的提问方式占据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使我们惊讶的是，虽然它是一种理论态度，但我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亲近它，证据在于当我们肯定一部学术著作或者论文时，我们说它论证清晰、有逻辑性。这种自然而然的亲近态度，源于我们已经被哲学史训练成为“理论工作者”，也就是尼采批判的“理论人”。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就是第一个理论人，因为苏格拉底是第一个试图区分真理与意见的人，是第一个试图给思想建立某种模式和结构的思想家。之后在著名的“洞穴之喻”中，柏拉图从思想的影子追溯理念或真理，而理念就相当于思想的模型。至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更是将幻觉与疯狂等非理性因素排除之后剩余的“纯粹理性”，这种悬空的思想与笛卡尔的数学家身份是极其吻合的。康德的哲学态度仍旧是理论的态度，因为他问“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什么是美”“人是什么”。

定义式哲学在理论上最为薄弱的环节在于它以真理的名义掩盖了它是一种约定的本质。例如康德的“先验”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不可以追溯的，一方面它是先天的，不需要经验作为来源或者基础。另一方面，我们无穷尽地追溯“先验”本身的来源，在理论人看来是犯规的，因为如果无限地追问已经建立起来的思想前提的“前提”，将导致无法回答的尴尬，这就是犯规。但这并不能使追溯根本原因的思想者感到满意，因为没有被说服，其中一定另有原因。换句话说，作为康德批判哲学前提的“先验”概念并非无懈可击，它当然不是经验的，它其实来自一种约定。这个约定是哲学的、科学的，就像语言符号和数学符号都始于某种约定一样。它们在自然世界中找不到物质痕迹的起源，就像人类的语音之所以不完全是自然声音而是“心声”，就在于语音是对人类发出的声音的一种具有约束性质的约定，它囚禁了发音的纯粹任意性，就像理性的哲学史囚禁了在自由想象领域漫无边际的“疯狂”。

但是，由先验到约定的过程，显露出本文第二部分将揭示的思想真相。也就是说，为了说明A事物的真相，不能从A事物自身去寻找，而要关联到某种看似与其无关的B事物之中。A的真相在B中，这就是科学与哲学的“类比”，它凸显了事物是在关联中显露真相的。但是，这样的类比超出了传统形式逻辑的界限，因为类比似乎混淆了概念。这个问题也是支撑科学与哲学类比的问题，它在20世纪的欧洲大陆哲学和数学逻辑以及科技发现与发明的前沿领域，逐渐显露出重要意义。

我们返回定义式哲学，这种保守的思维模式至今仍旧占据着国内外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讲授的主导地位，甚至声称最为现代的英美分析哲学的思维方式仍旧是定义式的。换句话说，分析哲学虽声称反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它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提问方式以及使用的逻辑与实证的方法，其实和传统哲学的精髓是一致的。

二、对于定义式哲学的“解构”

限于篇幅，笔者将以德里达的“解构”传统定义式哲学的思想结构作为“类比式”哲学的范例，结合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批评定义式哲学的不合理性。笔者以德里达对定义式哲学的批评作为本文第二部分的思想铺垫。

黑格尔的《大逻辑》或《哲学全书》《美学讲演录》的论证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它们构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完备的哲学体系。这种完备性划定了哲学思想的边界，以及从简单到复杂的思想过程的边界。它根据命名，使被创造出来的哲学概念沿着思辨辩证法的逻辑顺序展开。展开的逻辑方法符合辩证法，或者叫做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并不否定形式逻辑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将辩证逻辑视为高等逻辑，而形式逻辑是初等逻辑。二者有某些极其重要的共同前提，它们保证了形式推演的科学性。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科学性”并不能将定义式哲学与类比式哲学区分清楚，因为他们都是科学的，因此原创性思想的关键并不在于其是否“科学”，而在于“科学”如何被操作。

传统哲学和传统科学具有某种共性，除了以上笔者已经提到的，还有更为根本的，就是它们都以形而上学作为思想基础。形而上学取代了古希腊哲人笼统的“爱智慧”（哲学）之说，因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源自古希腊语metaphysika，意思是在“物理学”之后，具有追溯本源的意思。无论这个本源有多少种变相的说法，例如“本质”“根本原因”或者“第一原因”，它都被理解为某种单义性、单一性的元素，它还可以被称为“上帝”或“至高无上的善”。抛开这些不讲，在传统哲学或者定义式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哲学家思考的力量在于历代哲学家们都试图为形而上学重新奠基。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哲学家往往以一个关键词或者关键命题作为核心的、中心的概念，由此出发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在笛卡尔那里，是“我思故我在”；在贝克莱那里，是“存在就是被感知”；在康德那里，是“先天综合判断”；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胡塞尔那里，是“返回事物本身”；在柏格森那里，是“绵延”。

笔者所列举的只是部分重要的哲学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关键哲学概念，这个关键概念都试图为形而上学重新奠基。在此，重要的不是其中哪位哲学家的关键概念真能为形而上学重新奠基，或者哪个概念更为科学，重要的在于他们都在追溯哲学思想的起源或者本源。无论他们试图重新奠基的关键概念本身是一个单义词还是一个复合词，它们都是一个现成的、被当作哲学概念使用的自然语言，它们的含义没有超出字面或者字词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逻各斯传统，即没有超出传统的理性和语言。

形而上学的痕迹不一定必须存在于对“什么是哲学”的询问之中，它的关键在于“是什么”，因此，“什么是艺术”的提问方式本身已经自发地诱导一个定义式的回答。它不仅诱导我们用一个观念回答另一个观念，而且这两个观念都是提问者已经知道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假提问、假知道，它的创造性等于零。

德里达指出：“那么，如果用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或艺术作品的本源？’‘什么是艺术的意义？’等等）开启有关艺术或美学的课程，问题的形式就已经构成答案。在那里，艺术被预先决定或预先理解。”〔1〕因此，定义式哲学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就在于它是已经存在的思想。这种已经存在的思想就是一个已经被界定完毕的哲学概念，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最为深刻且不容易明白的现象出现了，即使在黑格尔那样强调运动辩证法的哲学家的思想中，“运动”亦只停留在逻辑的层面，而非现实的层面。逻辑总是在作清晰的分辨，但现实才有可能是真实的亦此亦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语言。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是用自然语言写成的，这就使得他的思想无法彻底摆脱逻辑和语法规则的束缚，而人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按照逻辑与语法生活的。

德勒兹在“已经的同一”或者“重复”之中看出了差异，他和德里达一样，诉诸真正的差异。如果说“已经的同一”的真相是在“重复”，那么“重复”的真相则在于重复就是差异。这种差异并非一定存在于同一类种属关系的元素之中，不一定是定义式的差异，也可以是类比式的差异，是看似不可能的对照。德勒兹写道：“重复不是指一般性（généralité），重复以很多方式与一般性区别开来……只有与不可置换的东西相联系时，重复才是必要的、有根基的。重复是这样的行为，它具有不可交换、不可代替的奇异性：倒影、回声、重影、心灵都不可能是对称的或类似的。”〔2〕

但是显而易见，德里达和德勒兹的见解为定义式哲学所不容，定义式哲学封闭在自我同一的环里，它趋向结构乃至整体性、体系性的哲学，它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哲学思想雏形到达了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大全”。哲学史面临这样的尴尬：似乎思考或者问答“是什么”的模式已经穷尽，可能性已经完结，一切都成为某种必然性。在此之后，哲学本身同时宣告了终结。

这种终结的余音——科学哲学或者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余音——同时表现为逻辑哲学家为科学奠基的雄心，它在20世纪初走向登峰造极。它主要表现为二。首先，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旨在将全部数学还原为逻辑体系，证明全部数学命题可以从有限的逻辑公理出发，通过形式化规则推导得出。它的贡献在于系统化了数学逻辑的发展，为现代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奠定了基础。但它的成功完全抵不上它的失败，它的初衷不可能实现。因为数学不等于逻辑，这尤其被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用罗素发现的数学悖论得出了有不能被证明但是为真的判断，从而使传统的定义式哲学丧失了逻辑基础，因为“定义式的”就是“公理证明式的”。其次，以逻辑为数学基础的失败也导致数学家希尔伯特计划的破产。根据《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作者塔西奇的说法，希尔伯特计划可以被看作数学领域的“黑格尔阐释”。也就是说，“希尔伯特的计划是建立一种元数学，一种关于证明自身的数学。这样，真理的模糊观念将被形式上可证明的概念所取代……坚持真理在于证明，在于方法本身”〔3〕。但是，无论黑格尔还是罗素、怀特海、希尔伯特，均在20世纪遭遇到具有强烈的理性直觉特征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德里达的后哲学逻辑（或类比逻辑、“延异”的逻辑、发现不相似元素之中的相似性的逻辑）的毁灭性批判。德里达和哥德尔分别从人文哲学和数学逻辑两个方向殊途同归，这尤其引起我们高度兴趣。后哲学与后逻辑的这种新型融合，可能代表了未来哲学与科学的共同发展方向。

三、类比式哲学：跨领域创新与未来方法论

笔者所谓的“类比”并非一个准确的定义。它大致包含这些特征：不同领域的思想元素建立关联、理性直觉能力、在重复过程中的差异、发掘相似性。它使笔者联想到“群论”或者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之说，但所有这些说法只是交叉并不全等，即所谓广义上的类比方法。作为思想方法，类比方法有可能成为未来哲学与科学辨识的共同方法，并且取代以公理或逻辑规则为不变前提的定义式哲学的方法。类比方法并不是取消证明，而是认为证明并不具有某种统一的模式，不一定采取黑格尔、罗素、希尔伯特那样的模式。因为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也被称为“哥德尔证明”，而德里达类比式的解构也是对创造性思想如何发生的证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与操作是一同发生的，或者说理论与实践是同时发生的。理论与实践并不像定义式哲学那样是分开的、对立的思想模型，甚至不再有使用“理论”与“实践”这种截然对立的说法的必要，因为在类比式哲学中，思想走在规则与无规则的边界线上，亦此亦彼。思想进入了盲区，但思想并非导致“盲目”。在这里，我们必须解决在盲区中思想如何操作的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们在这里允许“自相矛盾”和“混淆概念”，从而超越了康德为理性所设立的边界。理性的边界被延长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是不确定的。在盲区中的思想操作，需要借助直觉、猜测、类比和关联进行自我矫正。发现与发明新思想的过程，就是这些思想元素掺杂一起的互动过程。

我们从德里达发明的“延异”（différance）这个拼音文字中的象形文字说起，法文单词形式已经无法管束德里达想表达的“意思”。笔者将“意思”放入引号，意味着它无法被还原为确定性的、可定义的意思本身，因为“延异”就像无法表达的“表达”，进入了以下笔者将要讨论的类似哥德尔从理性直觉的推论得出的盲区。“延异”（différance）与作为拼音文字的法文单词“差异”（différence）发音相同，但是“延异”用字母a取代了e，它与“差异”的区别不是听出来的，而是看出来的，这就突破了语言的边界，进入了形状或者图像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定义式哲学或者传统哲学的理论盲区，它相当于说，对于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含义可以用图形显露出来，这就导致了类似哥德尔的理性直观。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精髓在于：存在用形式符号的规则系统（无论是数学还是逻辑）无法证明但是为真的命题。德里达的“延异”具有语言与图形之间的思想张力，走在语言与图形之间，具有某种悖谬。“延异”就像是在一个点上同时连接起来自不同方向的、异质的灵感，并打下了一个复杂的思想之结。可以用这个“结”或者“延异”理解传统哲学所谓的起源、本源、根本原因之类并不是单一的或者单义的、而是发生之处的“原初复杂性”。这里已经存在着类比，“延异”是语言与图形之间的隐喻或者类比，语言的含义要由图形显露出来，这不是定义的结果，而是被不同领域的思想元素建立关联的理性直觉能力，它以图形取代了无法言说的语言盲区。这种情形同样存在于哥德尔证明之中，即由于逻辑悖论的出现，数学的形式符号系统内部（可以类比德里达诉诸语言）不可能做到命题证明中的完备性，一定存在着既不能证明为真也不能证明为假的真命题，这是理性直觉对于逻辑悖论的思考结论。哥德尔由此揭示出数学逻辑的思想盲区，也就是存在不可计算的、不可证明的却是真理的思想。在这里，哥德尔也使用了科学类比，即用数字取代一切数学公理、定理、公式。

德里达的“延异”敞开的思想盲区，可以由我们以上提到的猜测中的类比连接和过渡思想的进展。这种情形具有思想的原创力，而不像我们以上说到的在关于“是什么”的问答中，由于思想已经有了预设的前提，从而其原创性等于零。

为什么从“延异”或者起源的原初复杂性出发可以产生思想的原创性？我们可以用德里达自己的说法回答：“它在那里，为所有投机/思辨、所有再现：场景将以自我重复开始。你只要俯身就能置身其中，呈碎片状或完整，为的是不再在任何边缘拉住你，还为了落入其中。”〔4〕在这里，德里达所谓的“完整”是呈碎片状的，因为理解的连续性被中断，就像符号逻辑的完备性推演无法进行到底，出现了逻辑悖论，这种同时为真和为假的情形，是逻辑自身结构的组成部分。德里达用“延异”接近逻辑悖论的情形，“延异”与哥德尔现代数学逻辑的最高成就不期而遇。在这个意义上，二者都是科学认识论的组成部分，二者在理性直觉领域相遇。

在《哲学的边缘》中，德里达继续写道：“延异具有复杂的波浪结构，一种交织。这种交织允许意义或力的不同线索和线条，再次沿着不同方向爆发或者变异，如同它总是预备使自己与他者相关联。”〔5〕笔者将德里达在这里描述的思想情景称为“类比”，其中的交织具有复杂的“波浪”结构，“波浪”已经是类比的说法，它在迅速地发现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并非来自文学的想象与虚构，而是像以上逻辑悖论中的两难的拉扯，区别仅在于哥德尔是从数学逻辑本身得到的证明，而德里达的“延异”借助根本相异领域之间的沟通。他消解了真理语言与虚构语言之间的根本差异，解构了哲学与文艺的边界，使二者可以在融合中启发灵感；它向其他领域敞开，当代意大利画家阿达米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表达的灵感与德里达的“延异”相似。阿达米说自己的绘画作品“在同一个点上有来自不同灵感达成的结构”，而德里达用“pas sans pas”[1]这样的表达式显露含义的多样性：“新的一步的欲望，哪怕是返回的步骤，仍然连接并解开这步骤。无连接的连接，翻越循环而不摆脱其法则。pas sans pas（无步之步/无不之不/无不之步/无步之不）。”〔6〕这复杂的思想之结，这思想情形的复杂性，就像一张思想之脸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完全暴露给你，你仍然无法一览无余，因为思想本身不是透亮的，就像第一位否定定义式哲学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事物的真相喜欢躲藏起来。

四、对于类比式哲学中的类比的辨析

我们通过与哥德尔思想的连接，既可以澄清对类比的误解，也可以澄清对德里达的误解。首先，人们对于类比一词有误解，以为类比（或者“相似”与“好像”）应用在数学—逻辑—哲学领域是不严谨的。恰恰相反，当今最前沿的科技领域即人工智能（AI）的思维其实是一种模拟人类思维的算法，模拟已经是类比。更使我们感到振奋的在于，AI的能力主要并不来自传统形式逻辑的定义式思维，而是来自对人类直觉能力的模仿。AI模仿直觉与算法的结合，能灵活准确地运用已有的知识语料库。AI的判断建立在发现最大相似性的基础上，也就是类比。类比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既有跨领域的，也有根据上下文语境过渡和延伸思想的。这个过程需要用计算的方式去猜测和建立新想法的关联，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AI本身具有理解力，它只是模仿了人类脑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将人类理智和想象力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至今为止最大的合理性，这种自我学*的能力正在加速推动当今人类各个领域的发明创造。

其次，学界对德里达的思想有误解，最大的误解来自英美分析哲学界，他们认为德里达的思想不具有科学性，很像一种文艺评论。但是，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误解有可能使我们无法重新理解德里达极富创造力的思想。

我们以德里达作为一方，以哥德尔为另一方，使二人的思想自然而然地拉近。以上的方式完全是从二人各自的学术内部生出的，笔者绝无生硬地将他俩拉在一起的想法。这种相似是20世纪人文与科学的最新进展之间的相似，就像18世纪的启蒙思想与同时代的科学发展进程是相似的。18世纪的哲学与科学都寻求某种确定性，都试图发现人类各个领域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的哲学同样应与同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后者主要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哥德尔证明、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如果说18世纪的启蒙精神追求科学的确定性，或者遵循某种定义式哲学，那么20世纪科学与哲学结合所形成的新启蒙精神，则是发现不确定性、非线性、非对称性的科学与哲学，其中重要的科学方法就是循着复杂的类比方法。这个方法是在科学技术中的实际应用，而绝非仅限于理论的玄想阶段。笔者以上所讨论的哲学与科学领域中的类比方法，正在推动人类思想和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它将会发生什么？它对我们的各种专业会产生怎样的重大影响？哪些传统专业的研究方式将被淘汰？哪些新型专业将会诞生？我们无法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它们具有极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凡此种种，对于我们早已*惯的传统是潜在的危机。但是，危机本身就已经孕育着希望。本文从定义式哲学到类比式哲学这一话题出发，其思想辐射范围明显超越了这个话题的界限，这来自本文所阐述的思想本身就是开放的——对不同学科开放、对生活世界开放。只有学科的碰撞与相互启发，只有始终具有问题意识，才有可能真正推动不同学科共同进步。

笔者以下重点讨论类比式哲学的实践路径与未来类比式哲学的操作性，以及如何突破传统边界的问题。首先，类比式哲学的核心特征在于超越领域界限，在不相似中发现潜在的相似性，从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这种操作模式主要体现为动态关联。类比并非简单的相似性辨别，而是通过动态关联挖掘事物的深层联系。其次，类比式哲学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例如，20世纪相对论的诞生本质上依赖于爱因斯坦将非欧几何的数学框架类比到物理时空结构中；而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则类比于光的实验行为与粒子本性之间的关系。这些类比并非简单的比附，而是一种深刻的思维工具，为科学领域开辟了新视野。

类比方法的操作性在AI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AI的发展史可以被视为一个类比的旅程：从模仿人类逻辑思维到模仿直觉再到模仿创造性。早期的专家系统基于逻辑规则构建定义式推理模型，但这些系统在面对复杂、不确定的环境时表现出局限性。现代AI，如深度学*和生成对抗网络，则通过类比人脑神经网络的运作模式，实现了从直觉到逻辑的灵活转换。

类比式哲学可以应用于自动发现相似性：AI通过不断迭代算法，能够在大数据中发现人类难以察觉的相似性。这种能力已经在药物研发和天文观测中取得了显著成果。类比式哲学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也就是说，从跨领域的关联性中提取结构化知识的可能性。

未来哲学与科学的发展趋势可能更多地依赖于类比方法。交叉学科的研究不仅需要借助类比的方法，还需要构建跨领域的知识体系。例如，神经科学与哲学的结合正在重新定义对意识的理解，而哲学与计算科学的交叉则为探索伦理问题开辟了新路径。哲学一直以来被视为抽象思维的象征，而类比式哲学则将哲学引向实践性应用。例如，在环境伦理中，类比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通过类比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设计出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社会系统。

21世纪的人类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社会变革和人工智能伦理。这些问题本质上无法通过传统的定义式哲学解决，因为它们涉及多层次的关联和不可预测的结果。类比式哲学通过在复杂系统中发现相似性，为人类提供了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的新工具。类比式哲学的实践路径不仅局限于理论层面，还在科学、技术和伦理实践中展现了巨大的潜力。它不仅为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也为当代科技与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思想工具。通过在不确定中找到结构，在复杂性中挖掘关联，类比式哲学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

〔参考文献〕

〔1〕〔4〕〔6〕雅克·德里达：《绘画中的真理》，魏柯玲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第26、210、40页。

〔2〕Deleuze，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Paris：PUF，1968，p.7.

〔3〕弗拉第米尔·塔西奇：《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蔡仲、戴建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5〕Jacques Derrida，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 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p.3.

【责任编辑：李　凡】　

在法文中“pas”同时具有“不”和“步”的两重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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