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小时候村里最羡慕的人，不是谁家盖了砖瓦房，而是那个高中毕业、被大队推荐去当民办代课老师的男人——陈广林。
那时候我还光着屁股在泥地里打滚，他已经背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书包，从村口那条土路走向学校。
七十年代末的村子，土坯房一间挨着一间，泥巴路被牛蹄子踩得坑坑洼洼。大队部旁边有一块黑板报，用粉笔写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推荐优秀青年陈广林同志担任民办代课教师。” 字写得工工整整，我只认识“陈广林”三个字，却知道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那天晚上，我趴在自家土墙上，听见隔壁陈广林屋里传出他娘压低了的哭声：“广林，咱祖坟冒青烟了……你可给娘争口气。”
“娘，我就是个代课的。”他声音不高，却很稳。
“代课也是老师，”他娘说，“村里娃，以后都要听你管。”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民办”“公办”，只知道从那天起，他走路背更直了，连手里的粉笔都像宝贝一样捏着。
学校是两间土坯房，屋顶盖着瓦，有几处破了，下雨就漏。教室里是长条木桌，孩子们从家里搬来小板凳，坐得整整齐齐。我后来也进了那间教室。
第一节课，陈广林在黑板上写下“语文”两个大字，转过身来，冲我们笑了笑：“我叫陈广林，从今天起，是你们的老师。”
他写字的时候，粉笔在黑板上发出“吱啦”的声音，那声音在我们听来，比村口大喇叭里的革命歌曲还新鲜。那时候的他，二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却总是扣得严严实实。他上课不骂人，也很少敲黑板，只是用眼睛看着你，你就不敢再说话。
放学后，别的老师都回家了，他还留在教室里，在昏黄的油灯下改作业。灯芯一跳一跳的，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贴在土墙上，像一幅不动的画。
有一次，我路过学校，看见他正对着一本厚厚的书发呆。“老师，你看啥呢？”我探头问。
“《教育学》。”他说，“城里来的公办老师都看过。”
“你不是也能当公办老师吗？”我问。
他愣了一下，笑了笑：“得考试，得有名额。”
说完，他又低下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那一瞬间，我第一次在他眼里看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那叫不甘心。
村里有人看不惯他。那天晚上，我蹲在大队部门口，听见几个男人在里面说话。
“一个民办老师，天天拿粉笔在黑板上画，有啥了不起？”是大队会计的声音。
“人家是高中生，”有人说，“现在村里就这么一个。”
“高中生咋了？还不是跟我们一样挣工分？”会计冷笑一声，“我看啊，他就是想离开咱这穷地方。”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又有人说：“上头不是说，要从民办老师里选公办吗？他要是考上了，咱村学校咋办？”
没人接话。油灯的光从门缝里透出来，晃得我眼睛有点酸。
第二天，陈广林照样背着书包去学校，照样在黑板上写“语文”两个大字。只是那天他写得特别慢，粉笔在黑板上停了好几次。
八十年代初，村里开始分田到户。原来一起上工的人，散到各自的地里去了。学校里的事，却没怎么变。孩子们照样背着书包来，陈广林照样在黑板上写字。
只是，村里人的嘴变了。有人在田埂上跟我说：“读那么多书有啥用？你看人家狗子他表哥，出去打工一年，回来就盖了两间砖房。”
我把这话学给陈广林听。他笑了笑：“打工也是条路。”
“那你咋不去？”我问。
他看着教室里的孩子们，慢慢地说：“总得有人教他们认字。”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比我们都“傻”，又比我们都“硬”。
转机来得悄无声息。那一年，乡里突然来了通知，说要从民办老师里招考公办教师。名额不多，全乡只有三个。
消息传到村里，大队部的喇叭喊了三遍。陈广林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粉笔，听着喇叭里的声音，一动也不动。
那天晚上，他屋里的灯亮到了半夜。我被尿憋醒，看见那盏灯还亮着，像一颗小小的星星，挂在土坯房的屋顶上。
考试那天，他穿着那件最干净的中山装，背着书包，从村口那条土路走出去。我们一群孩子跟在后面，送了好远。“老师，你一定能考上！”有人喊。
他回头冲我们挥了挥手，没说话。
结果出来得很慢。等消息的那些天，他照样上课，照样改作业，只是话更少了。有时候，他会在黑板上写着写着，突然停下来，看着窗外发呆。
那天中午，乡里的通讯员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一路叮铃铃骑进村里。他把一封信交到陈广林手里，说了句：“恭喜啊。”
陈广林拆开信，看了很久。我们一群孩子围在他身边，谁也不敢说话。他终于抬起头，冲我们笑了笑：“考上了。”
那一刻，我看见他眼睛里有亮光，一闪一闪的，像小时候在河里抓鱼时，水面上的光。
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晚上，大队部里又开了会。我趴在窗外，听见大队**说：“广林，你要是走了，咱村学校咋办？现在想找个高中生不容易啊。”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陈广林的声音有点哑。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说：“你是大队推荐出去的，现在刚有点出息就想走？这算咋回事？”
“我不是想走，”他说，“我只是……想当一名真正的老师。”
“民办就不是老师了？”有人顶了一句。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只听见有人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又听见椅子挪动的声音。
那天晚上，陈广林屋里的灯，一夜没亮。
第二天，他照样去了学校。照样在黑板上写下“语文”两个大字。只是，从那天起，再也没人提起他考上公办老师的事。那封信，像被风一吹，就不见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跟大队签了个“君子协定”——再在村里教三年，等村里培养出一个能接他班的人，他才能走。
那三年，他教得更认真了。他给我们讲外面的世界，讲北京的天安门，讲上海的黄浦江，那些地名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粉笔末的清香，也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怅惘。他还从自己微薄的工分里，抠出钱来给学校买了几本课外书，书皮都被我们翻得起了卷。
三年期满那天，村里的小学已经有了两个初中毕业的代课老师。陈广林走的前一天，特意把我们几个毕业班的孩子叫到办公室。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泛黄的纸，上面是他亲手抄的古诗，分给我们一人一张。
“好好读书，”他看着我们，眼睛里的光，和那天拿到录取信时一样亮，“出去看看。”
那天，他背着那个蓝布书包，还是从村口那条土路走的。只是这一次，土路被踩得平整了些，远处的田埂上，已经有人家盖起了红砖小楼。
我考上大学那年，特意回了趟村里。小学的土坯房早就拆了，盖起了三层的教学楼，教室里装了日光灯，再也不用点油灯。校门口的宣传栏里，贴着优秀校友的照片，第一个就是陈广林——他后来调到了乡里的中学，成了正式的公办教师，还评上了高级教师。
我去乡里中学看他的时候，他正在上课。隔着窗户，我看见他头发已经花白，还是穿着一件中山装，袖口依旧磨出了毛边。他在黑板上写字，粉笔划过的声音，和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样。
下课铃响了，他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狗子？你回来了。”
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桌上放着一本翻得卷了边的《教育学》，和我小时候看见的那本，一模一样。
“当年那封信，我还留着。”他突然说。
我点点头，我知道。就像我知道，他当年留在村里的三年，不是妥协，是担当。
临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当年油灯下，他贴在土墙上的那个影子。
“村里的路，都修成水泥路了。”我说。
“是啊，”他望着远处的村子，“都变了。”
风一吹，带来了校园里的桂花香，混着淡淡的粉笔末味。我突然想起，小时候趴在土墙上，听见他娘说的那句话：“咱祖坟冒青烟了。”
其实哪里是祖坟冒青烟，是一个人的坚持，像一根粉笔，在岁月的黑板上，写下了最亮的一笔。
前几年，陈广林退休了，又回到了村里。他没闲着，主动在村委会办了个留守儿童辅导班，每天下午，都能听见他带着孩子们读书的声音，穿过水泥路，飘在村子的上空。
我每次回村，都会去辅导班看他。他还是那样，温和，坚定，像村口的老槐树，守着这片土地，守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有时候，看着他在黑板上写字的背影，我会突然想起七十年代末的那个晚上，油灯下，他低头看书的样子。
原来，有些光，一旦亮起来，就再也不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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