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注:本故事为网友投稿，为保护投稿人隐私，文章所有中的人名均为化名，图片来源于网络。
"啪！"一沓皱巴巴的钞票重重砸在斑驳的八仙桌上，几张十块的纸币散落开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旧旧的光。
"读！我供他读！"大姐林秀芳站起来，瘦削的脸上写满倔强，"谁也别劝了。"
那一年我十五岁，刚刚收到中专落榜通知书。那张薄薄的纸片像一把刀，把全家人的希望割得稀碎。父亲蹲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母亲在灶台边抹眼泪，二姐和弟弟低着头不说话。只有大姐，她用一种近乎决绝的语气说出了那句话。
1990年的夏天格外炎热，知了在窗外的梧桐树上叫得撕心裂肺。我们家住在县城边上的旧工厂宿舍区，父亲是下岗工人,母亲在街道工厂做临时工，一家六口挤在不到五十平米的两居室里。那个年代，中专意味着包分配、铁饭碗，是我们这样家庭孩子最现实的出路。
我考砸了，差了十二分。
"算了吧，林浩。"父亲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家里实在供不起了。明年复读再考中专，或者我托人给你找个工厂学徒的活儿。"
母亲哽咽着说："都怪妈没用，要是家里条件好点……"
"不是这个问题。"二姐小声说，"读高中要三年，学费、生活费，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中专只要两年，出来就能工作。咱们等等明年再考，稳妥点。"
弟弟才十岁，似懂非懂地看着我，眼睛里有担忧也有困惑。
我低着头，咬紧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我知道他们说的都对，读高中风险太大。可我不甘心啊。班主任王老师说我考得不错，如果冲高中，三年后考本科有希望。可希望能当饭吃吗？希望能缴学费吗？
就在这死一般的沉默里，大姐突然站了起来。
"我供。"她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我在服装厂上班，每个月能拿一百二十块。我不吃不喝也要供弟弟读高中。"
"秀芳，你胡说什么！"父亲猛地站起来，"你明年就要结婚了，你自己都没攒够钱！"
大姐今年二十三岁，在镇上的服装厂当车工，跟同厂的张师傅谈了两年恋爱，两家已经定下明年春天办喜事。按照当时的规矩，女方要准备嫁妆，最少也得准备个两三千块。大姐这两年省吃俭用，也才攒了一千五。
"婚可以推，书不能停。"大姐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心疼也有期待，"林浩是咱家最聪明的孩子，不能就这么耽误了。"
"可是张家那边……"母亲欲言又止。
"我去跟建国说。他要是不同意，这婚不结也罢。"大姐说得决绝。
那天晚上，大姐真的去找了张建国。 我趴在窗口，远远看见两个人在路灯下站了很久。 张建国是个敦厚的小伙子，在供销社当售货员，人老实本分。 他们说了很久的话，我看见大姐几次抬手擦眼泪，最后张建国伸手拉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张建国提着两斤猪肉来我家。他挠着头，憨憨地笑着说："叔，婶，秀芳说得对。林浩聪明，该给他机会。婚礼往后推推，我不着急。"
父亲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拍了拍张建国的肩膀。那一刻，我看见父亲的眼睛红了。
就这样，我背着打了补丁的书包，走进了县一中的校门。
高中的学费是每学期一百二十块，加上书本费、住宿费、生活费，一个月至少要八十块。 大姐每个月给我寄六十块，剩下的父母想办法凑。 为了省钱，大姐把服装厂的午饭停了，每天中午就着开水啃自己带的冷馒头。
我是听同在服装厂打工的邻居李婶说的。李婶说，大姐中午从不去食堂，总是一个人坐在车间角落里，啃两个馒头，喝点白开水，然后趴在缝纫机上眯一会儿。有时候饿得头晕，站起来都打晃。
那天晚上我接到大姐的信，信里只有短短几行字："浩弟，姐这个月给你多寄了十块钱，天冷了，买件厚点的外套。 好好读书，别惦记家里。 "
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十块钱，对大姐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要在车间里多加十几个小时的班，意味着她要在寒冬腊月的夜里踩着缝纫机到深夜，意味着她的嫁妆又要往后推。
我开始疯狂地学*。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背书，晚上熄灯后还要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做题。我不能辜负大姐，不能让她的付出白费。
高一的期末考试，我考了年级第十五名。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拍着我的肩膀说："林浩，好好干，你有希望考本科。"
我把成绩单寄回家，大姐回信说："浩弟争气，姐高兴。不过别太拼命，身体要紧。"
可大姐自己呢？她一点也不惜命。
高一下学期的时候，大姐晕倒在车间里。厂里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说是严重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那天父亲接到电话，整个人都呆住了。他从不抽的烟盒里翻出最后一根烟，手抖得连火都划不着。
我听说后立刻从学校跑回来，在医院见到大姐。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得吓人，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张建国坐在床边，眼睛通红，紧紧握着大姐的手。
"姐……"我的声音哽咽了。
"傻弟弟，姐没事。"大姐虚弱地笑笑，"医生说了，休息几天就好。你快回学校去，马上要期中考试了。"
"姐，我不读了。"我跪在床边，泪如雨下，"我回来找工作，挣钱给你治病。"
"啪！"大姐突然扬起手，重重打了我一耳光。那一巴掌打得并不重，可我的心像被撕裂了一样疼。
"林浩，你听着。"大姐坐起来，眼睛里闪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光，"姐这辈子没什么出息，就指望着你了。你要是敢不读，姐这条命就白费了！你要是真孝顺姐，就给我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让姐脸上有光！"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姐发这么大的火。她一边说一边哭，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姐不图你什么，就图你有出息。你有出息了，姐就算吃再多苦也值了。你懂不懂？"
我懂。我终于懂了。
大姐要的不是我的回报，不是我将来的孝顺，她要的只是一个可能性——一个她自己永远够不到的可能性。她把自己的梦想，把她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全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我回到学校，学得更加拼命。高二那年，我考进了年级前五。高三上学期，我稳定在前三。班主任说，只要高考正常发挥,985大学有希望。
而大姐的婚期，从1991年推到1992年，又从1992年推到1993年。张建国从没有怨言，他也开始给我寄钱，虽然每次只有二十块，但对我来说已经是雪中送炭。
1993年夏天，我参加了高考。考场上，我的笔从没有停过。每写一道题，我眼前就浮现出大姐的脸——她趴在缝纫机上打盹的脸，她晕倒在车间里苍白的脸，她在医院病床上笑着说"没事"的脸。
成绩出来那天，我考了598分，超过重点线52分，被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跑回家，大姐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猛地扔下手里的衣服，跑过来一把抱住我。
"考上了？"她的声音在颤抖。
"考上了，姐。"我哭着说，"重点大学。"
大姐没说话，只是紧紧抱着我，肩膀剧烈地颤抖。我感觉到她的眼泪打湿了我的肩膀，温热的液体透过衣服渗进来，烫得我心口发疼。
那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父亲破天荒买了二两白酒，张建国也来了。大姐从里屋拿出一个布包，颤抖着打开，里面是一沓钱，大概有三千多块。
"浩弟，这是姐给你准备的学费。"大姐说，"上海花销大,这钱你拿着。"
我知道这三千块意味着什么。这是大姐三年来，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每一分钱。这本该是她的嫁妆，是她对婚姻生活的全部期待，现在全都摆在了我面前。
"姐……"
"拿着。"大姐把钱塞进我手里，"姐就这点本事了。你到了上海,好好读书，别给家里丢人。"
那年九月，我背着行李去上海读大学。临走前，大姐和张建国一起送我到车站。大姐给我塞了一包煮鸡蛋，叮嘱我路上吃。
"浩弟，"她红着眼睛说，"到了那边，每个月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就行。钱不够了就说，姐再给你寄。"
"姐，你的婚礼……"
"不着急。"大姐笑了，"等你大学毕业了，回来喝姐的喜酒。"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趴在窗口，看见大姐和张建国站在月台上挥手。大姐一直在笑，可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知道，那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她的弟弟,终于要去看她永远看不到的世界了。
四年后，我大学毕业，留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我给自己留了五百块生活费，剩下的两千五全部寄回家。
大姐和张建国在我毕业那年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镇上办了几桌酒席。我请了假回去，给大姐包了一个大红包，里面是我工作以来攒的一万块钱。
"姐，这些年你为我花的钱，我慢慢还。"我说。
大姐却把红包推了回来："傻弟弟，姐不要你还。姐就要你过得好，比姐好。"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上海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公司。大姐和姐夫退休后，我把他们接到上海住。每次家庭聚会，我都会给大姐最好的位置，因为我知道,没有她当年那一拍桌子，就没有今天的我。
前几天，大姐翻出了一个旧铁盒，里面是我当年写给她的信，还有那张泛黄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她抚摸着那些信纸，眼睛又红了。
"姐从不后悔，"她说，"那年要是没让你读高中，姐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我握着大姐的手，那双曾经在缝纫机前劳作了几十年、为我撑起一片天的手，现在已经布满老茧和皱纹。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真正报答她。因为她给我的，不仅仅是钱，而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是相信和希望的力量。
那张在1990年夏天拍在桌上的钱，早已花完。可那一拍的声音，在我心里回响了一辈子。
你们的人生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个人，在你最无助的时候，用自己的肩膀为你撑起了一片天？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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