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地球上人还在往上涨，地铁、商场挤得人喘不过气，很多人以为真正的麻烦是“人太多”。联合国2024年人口展望给出的图景却反过来——到2100年前后，总人口在大约102亿附近停住，然后掉头往下。问题突然变成：不是挤不下，而是干活的群体越来越空。
更扎眼的，是人口焦虑开始和性别矛盾绑在一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在2023年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于2025年的多篇论文与演讲中抛出一句狠话：生育率一路塌，主要责任在男性，而不是在“生不动”的女性。
戈尔丁研究女性劳动力市场已经四十年，从《二战对女性就业的作用》到《已婚女性一生中的劳动参与》，一层层把女性从家庭走向职场的轨迹拆开来看。新论文《生育的负面影响》中，戈尔丁给出的结论很直白：男性在家务、育儿上投入越多，总和生育率越不容易跌穿底线，长期让女性承担绝大部分无偿劳动的社会，普遍掉进低生育陷阱。
先看人口盘子：1950年前后，全球平均每名女性生大约5个孩子，如今只剩2。3，联合国最新数据还显示，全球新生儿数量在2020年前后已经见顶，之后年年减少，预计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死亡人数开始超过新生儿，人口出现持续“净流出”，到2100年，总人口约在102亿至103亿之间，高于现在却不再扩张。
表面上数字依旧庞大，细看国家结构就没那么乐观。维护人口稳定需要大约2。1的总和生育率，而不少发达经济体长期徘徊在1。3上下，远低于替代水平。联合国预测，到本世纪末，全球97%左右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2。1，63个国家已经越过人口峰值，未来三十年总人口再缩减一成多，另有四十多个在2025年至2054年之间触顶。北美、欧洲、东亚的部分社会，很可能在几十年内缩小20%到50%，一整代人“凭空消失”的感觉，会有多震撼！
老龄化速度已经在日本演示过一遍。高龄人口占比超过三成，街头到处是银发，劳动力市场常年贴着“缺人”的招牌，社保支出压力越来越像滚下山坡的雪团。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长期维持1。3左右的生育水平，同样在向类似的结构靠近：老人堆积在金字塔顶端，底部年轻人层变得单薄。谁来缴税，谁来支付养老金，谁来照顾病床边的老人，这一串问号都扎在公共财政上。
面对当前局面，政府开始疯狂撒招。现金补贴、生育津贴、育儿税收减免、免费托幼名额，一轮接一轮推出；东欧某些国家宣布为第三胎发放巨额奖励，地中海小镇靠一欧元卖房吸引年轻家庭搬入。钱花出去，婴儿车并没有明显多起来，现实像在提醒决策者：少生并不是纯粹的钱的问题。
舆论常见的解释有一整串：房价高、教育焦虑重、就业不稳定、生活成本抬头。戈尔丁承认上述压力存在，但认为只算到一半。深层矛盾藏在家庭内部——女性受教育水平、收入和职业选择迅速抬升，家庭角色却仍被默认为“主要照护者”，男性角色调整远远落后。结果就是经济发展推动女性走出家庭，家庭结构没有同步改造，怀孕、生育和育儿被打包成巨额隐性成本，越来越多女性选了推迟、少生，甚至完全不生。
历史数据给出鲜明对比。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丹麦、法国、英国、美国等国生育水平普遍在2。5以上，那时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三成多；后来女性大量走进职场，比例抬到五成甚至更高，总和生育率一路滑落。美国1960年女性就业率大约37%，生育率在3。7上下，到1980年就业率升到51%，生育率压到1。8。工作日从早到晚连轴转，回家之后又要完成照护老人、陪伴孩子、家务清单，男性只在边角“搭把手”，这一整套安排，很难让人放心添加额外的生命。
东亚后起的工业强国走出了类似轨迹。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腾飞时期，家庭里三个孩子并不罕见，收入上来以后，生育意愿急剧下降。韩国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跌到0。78（几乎接近“没人想生”的直觉水平），创下新低。南欧的希腊、葡萄牙同样经历过贫困年代人口反而旺盛、经济增长阶段生育又掉到1。5以下的反转。经济繁荣没有把婴儿车推上街头，倒更像一块放大镜，把女性“机会成本”的上涨照得更清楚。
戈尔丁在2025年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讨会上，把视角拉回战后几十年的结构性变化。很多战后被战争拖累的经济体，在长期停滞后突然迎来高增长，企业岗位井喷，把课堂里刚毕业的女性直接吸走；家庭领域却维持旧脚本，“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稳稳占据主流。男性不主动分担照护，政策又缺乏系统托幼支持，代价自然落在女性身上。要事业，就牺牲生育；要孩子，就退出职场；夹在中间的那批人，不少干脆转向不婚或丁克，既拒绝传统安排，也看不见制度替代方案。
人口结构的转折不会只停留在统计公报上，而是直接进入宏观经济。年轻劳动力的池子收缩，税基跟着瘦身，经济增速被拖住脚，企业发现招人越来越难，政府面对护理、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无处后退。人口学家画出的倒三角形年龄结构，其实更像经济的“血压图”：顶端老人越重，底端越细，系统承压越高。
戈尔丁通过跨国数据对比得出另一组耐人寻味的结论：女性无偿家务时间越长，生育率往往越低；男性在照护中投入时间越接近女性，总和生育率越稳。北欧国家给出一个反常识样本，高就业、高税负、生活成本不低，却依然保持在1。7至1。9左右的生育水平。关键在于，产假、陪产假、公共托育、灵活工时等制度连成整套体系，父亲被硬性要求参与育儿，社会也把带娃的男性当成正常角色，而不是偶尔“帮忙”的好人。
与此相对，东亚若干经济体更*惯直接塞现金，各级政府轮番推出“生一胎发多少钱”“生三胎奖励多少”的短期政策，效果寥寥。戈尔丁给出的建议并不花哨：一边减轻家庭整体的结构性负担，一边重新塑造父亲形象，让男性把育儿当作严肃的社会角色，而不是下班后的业余活动。当街头推婴儿车、做家务的男性不再被过度称赞“真难得”，而被视作天经地义的日常时刻，生育意愿往往会跟着回暖。
兰开夏大学研究团队基于联合国数据做过推演，估计到2100年，全球大约97%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也在其中。中国在性别平等上推进较快，越来越多男性加入家务、分担照护，但城市住房价格、教育投入、工作强度叠加在一起，让不少年轻人一想到养育成本就望而却步。一边面对“35岁危机”和超长工时，一边被告知多生才能扭转结构，现实感受远比政策口号尖锐。
有人寄望于自动化、人工智能、移民流入来填补劳动力缺口，短期看似灵活，长期仍难替代完整的人口结构。护理院里陪伴失智老人的机器人，或许能端茶递水，却难以处理情绪崩溃；大量引进外来劳工，也会把住房、文化融合、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等问题一并推高。人手不足缺的不是“手”，而是一整代有稳定期待、有消费和纳税能力的中青年。
戈尔丁的观点刺痛不少人，却戳中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角落：低生育并不是女性“自私”，而是经济与制度升级没带上男性角色，一半社会奔向现代，一半停留在传统脚本，扯裂了整套生育决策。接下来几十年，各国要么接受更老、更小的社会，要么把家庭与职场重新设计，让父亲真正走进厨房和育儿现场。等现在的男孩长到三四十岁时，会愿意把哪一种生活方式当成常态？答案也许就藏在下一代的选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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