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第一章：烫金的通知书
一九八一年，夏天。
我们县师范学校的毕业分配通知书，下来了。
那张纸，在当年，比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分量轻不了多少。
尤其对我，王卫国来说。
我爹是老鞋匠，我娘没工作，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是我们王家几代人里，出的第一个正经读书人。
这张通知书，就是我们全家从土里刨食，看到的第一缕金光。
我拿到了全校最好的名额。
县一中。
我们县最好的中学。
这意味着，我，王卫国，二十一岁，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高中老师。
端上铁饭碗，吃上商品粮。
从此，我不再是那个鞋匠的儿子，而是“王老师”。
我的名字，卫国，保家卫国，是我爹对我最大的期盼。
他说，当老师，教书育人，就是在给国家培养栋梁，也是在卫国。
我拿着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纸，手都是抖的。
纸上墨香混着油墨味，是我闻过最好闻的味道。
我冲出学校，一路往家跑。
太阳烫得柏油路都快化了，我的心比太阳还热。
巷子口，邻居张大妈看见我，扯着嗓子喊：“卫国，成了？”
我把通知书举得高高的，像举着一面旗。
“成了！张大妈！县一中！”
“哎哟！状元郎！老王家祖坟冒青烟了！”
整条巷子都轰动了。
我爹正在鞋摊上，埋头用锥子给一只旧皮鞋扎孔。
他听见了，手里的活没停，但腰杆一下子挺直了。
我跑到他面前，把通知书递过去。
“爹。”
他没接，把手在满是黑油的围裙上使劲擦了擦，才小心翼翼地接过去。
他凑得很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看着看着，他那张被生活压得没一丝表情的脸，嘴角咧开了。
他笑了，眼睛里全是光。
“好，好，好！”
他连说了三个好。
我娘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抢过通知书，看了又看，然后抱着我就开始抹眼泪。
“我儿有出息了，我儿有出息了……”
那天晚上，我们家吃了顿饺子。
白面猪肉大葱馅的。
我爹拿出了藏了大半年的酒，给我倒了一杯。
他说：“卫国，从今往后，你就是吃公家饭的人了，是文化人了。”
“走到哪，腰杆都要挺直。”
“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良心。”
我端着酒杯，重重地点头。
“爹，我记住了。”
那几天，是我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
走在街上，谁见了我都喊一声“王老师”。
我女朋友张秀英，在县纺织厂上班，她来看我，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
她把我的手攥得紧紧的。
“卫国，我就知道你行。”
秀英长得好看，两个大辫子又黑又亮。
我们俩是初中同学，她成绩也好，家里条件不行，初中毕业就去顶了她妈的岗。
我们说好了，等我工作稳定了，就结婚。
她把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塞到我手里。
“给你的，当老师了，得有块表看时间。”
我摸着那块亮闪闪的手表，心里又甜又酸。
我知道，这是她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太贵了，我不能要。”
“你必须得要。”她瞪着我，“你是我男人，你体面，我脸上也有光。”
我们俩在县城的小河边，规划着未来。
我说，等我第一个月发了工资，就去她家提亲。
我说，学校会分宿舍，我们结婚了，就能有自己的小家。
我说，以后我们的孩子，我亲自教，一定能考上大学。
秀英靠在我肩膀上，听着，笑着。
晚风吹过来，都是甜的。
那时候的我，以为全世界都在我手里。
我以为，只要你凭本事，肯努力，生活就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金光灿烂的大门。
我不知道，有的人，根本不用敲门。
他们可以直接拆了你的墙。
第二章：墙上的红纸
按照学校的通知，我们这些毕业生，要等县教育局的最终调配名单公示。
这只是个流程。
大家的名额在学校毕业鉴定的时候，基本就定了。
尤其是像我这样，专业课和实*成绩都是第一的。
县一中的名额，板上钉钉。
我们每天都往县教育局门口跑，去看墙上的公告栏。
一天，两天，三天。
说好的一周内公示，迟迟没有动静。
我心里开始有点发慌。
一起毕业的同学刘军，他分到了县二中，他爹是二中的副校长。
他悄悄把我拉到一边。
“卫國，你听说了吗？”
“听说啥？”
“好像……好像有点变动。”
刘军欲言又止。
我的心，咯噔一下。
“什么变动？我的事？”
刘军叹了口气：“我就是听我爸跟人打电话，提了一句，好像有人也在争一中的名额。”
“谁？”我急了。
“好像是……李文杰。”
李文杰。
这个名字我当然知道。
我们一个年级的，不同班。
他爹是县工商局的李副局长。
李文杰在学校的成绩，中等偏下，吊儿郎当的，毕业鉴定也就是个“合格”。
按规定，他最好的分配就是去乡里的初中。
怎么可能跟我争县一中？
我不信。
“不可能！”我斩钉截铁地说，“学校推荐名单上，一中只有我一个！这是按成绩排的！”
刘军拍了拍我的肩膀。
“卫国，这不是光看成绩的事。”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秀英送我的那块上海手表，在枕头边滴答作响，像在敲我的心。
第二天，我找到我们师范的校长。
校长姓赵，是个老知识分子，平时最器重我。
我冲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用毛笔写字。
看见我，他愣了一下，放下了笔。
“卫国啊，什么事这么火急火燎的？”
“赵校长，我听说，我县一中的名额，有变动？”
赵校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复杂。
他沉默了，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大口浓茶。
那茶叶末子都粘在了他的嘴边。
“卫国啊，”他慢悠悠地说，“有些事，不是学校能决定的。”
“不是学校决定，那是谁决定？”
“是……是上面的意思。”
“上面是哪上面？”我追问。
赵校长叹了口气，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
“李文杰的父亲，李局长，前天来学校了。”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
“他来干什么？我的名额是学校凭成绩推荐的，这是规矩！”
“规矩……”赵校长苦笑了一下，“卫国，你还年轻。”
“有时候，人情比规矩大。”
我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所以，我的名额，真的要给李文杰？”
赵校长没回头，声音很低。
“教育局那边，还没最后定。你……你再等等。”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天是灰的。
我像个游魂一样走在街上。
我不甘心。
我寒窗苦读这么多年，熬了多少个通宵，写了多少作业，才换来这个机会。
凭什么？
凭什么他李文杰有个当局长的爹，就能把我的一切都抢走？
我不服！
我要去教育局问个明白！
我跑到教育局大院，门卫拦着不让我进。
我说我是师范的毕业生，来问分配的事。
门卫上下打量我，一脸不耐烦。
“等着！墙上贴出来，不就知道了？”
我就守在教育局门口。
从中午，一直守到太阳下山。
期间，我看到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开了进去。
车窗摇下来，我看见了李文杰他爹，李局长。
他满面红光，跟门卫点点头，车直接开进了院子深处。
我的手，攥成了拳头，指甲都陷进了肉里。
又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李局长出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
他旁边陪着笑的，是教育局的周局长。
两个人勾肩搭背，看起来关系好得很。
我躲在一棵大槐树后面，听着他们的对话。
“老周，多的话不说了，哥哥我记在心里了。”李局长拍着周局长的肩膀。
“哎，老李，你这就见外了。文杰也是咱们看着长大的孩子，去一中好好锻炼，将来也是国家的栋梁嘛！”
“那是，那是！改天，‘悦宾楼’，我做东！”
“一定，一定！”
他们笑着，走远了。
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塌了。
我靠着槐树，慢慢滑坐在地上。
天，彻底黑了。
蚊子在我耳边嗡嗡叫，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脑子里，全是那句“国家的栋梁”。
原来，谁是栋梁，是他们一顿饭，一句话就能决定的。
我不是。
我只是那块被他们随手扔掉的废料。
第二天，教育局门口的公告栏上，贴出了一张崭新的红纸。
红纸黑字，刺得我眼睛生疼。
一九八一届师范毕业生分配名单。
我从人群后面挤进去，从下往上，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找。
没有我。
名单上，没有王卫国的名字。
我疯了一样，又从头看。
我看到了。
县一中，语文教师岗。
后面跟着的名字，不是王卫国。
是，李文杰。
人群里有人在议论。
“这李文杰是谁啊？没听说过成绩有多好啊？”
“你不知道？人家爹是工商局的李局长！”
“哦……原来是这样。”
“那原来定的那个王卫国呢？分哪去了？”
“谁知道呢，估计给调到乡下去了吧。”
“可惜了，听说那小伙子是那届的状元。”
我站在那里，听着那些议论声，像一把把刀子，扎在我的心上。
我死死地盯着那张红纸。
我想把它撕下来，撕得粉碎。
可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我的状元，我的铁饭碗，我的未来，我的尊严。
就在那张薄薄的红纸上，被别人轻飘飘地夺走了。
而我的名字，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第三章：一包大前门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
我爹在门口等我，看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什么都明白了。
他没问，只是递给我一根烟。
“进屋吧。”
我娘坐在炕上，已经哭红了眼睛。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我们这条巷子，都知道我王卫国的名额被人顶了。
那些天还追着我喊“王老师”的邻居，现在看见我，眼神都躲躲闪闪的。
同情，惋惜，还有一丝看笑话的意味。
我觉得自己像个被人扒光了衣服，扔在街上的小丑。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没出门。
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下。
我就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那块上海手表，被我扔在角落里，滴答，滴答，像在嘲笑我。
秀英来了。
她端着一碗鸡汤面。
“卫国，你起来，吃点东西。”
我没动，也没看她。
“你走吧，让我一个人待着。”
秀英把碗放在桌上，坐到我床边。
“我不走。”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卫国，我知道你难受。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你别这样折磨自己。”
我猛地坐起来，眼睛通红。
“我能怎么样？我去找他们拼命吗？我拿什么拼？人家是局长，我爹是修鞋的！我就是个屁！”
我吼了出来，积攒了三天的屈辱和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我把桌上的东西，一股脑全扫到了地上。
碗碎了，鸡汤洒了一地。
秀英吓得一哆嗦，但她没躲。
她上来，一把抱住我。
“卫国，你别这样，我害怕。”
我闻着她头发上的香味，听着她的哭声，心像被撕裂了一样疼。
我抱着她，像个无助的孩子，嚎啕大哭。
哭声里，全是不甘。
秀.英陪了我一下午。
她没说太多安慰的话，就是默默地帮我收拾屋子，把地上的碎片扫干净。
临走时，她把那块手表捡起来，重新戴在我手腕上。
“卫国，这事儿没完。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还能怎么样？”我苦笑。
“我听厂里人说，可以去市里，去省里告他们！”
告他们？
我心里燃起一丝希望，但很快又熄灭了。
我们拿什么告？谁会听我们的？
但秀英的眼神很坚定。
她说：“我们有理，我们怕什么？”
在秀英的鼓励下，我决定再去争一争。
我开始写申诉信。
我把我的成绩单，学校的推荐信，所有能证明我的材料都附上。
我写我如何品学兼优，写县一中的名额本该属于我，写李文杰是如何通过不正当手段顶替我的。
我写了整整一夜，写了十几页。
第二天，我揣着信，去了县邮局。
我把信，分别寄给了市教育局，省教育厅。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石沉大海。
没有一丁点回音。
我的心，彻底凉了。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赵校长托人给我带了个信，让我去他家一趟。
我去了。
赵校长看起来老了好几岁。
他递给我一份文件。
“卫国，这是教育局新下的调配单。”
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王卫国，分配至，红旗乡中学。
红旗乡，是我们县最偏远的一个乡，离县城要坐三个小时的班车，路全是土路。
那里的中学，是全县条件最差的。
这根本不是调配。
这是发配。
“赵校长，我不去！”我把文件拍在桌上。
赵校长叹气：“卫国，这是周局长亲自定的。他说，你要是再闹，连这个名额都没有了。”
“这是在威胁我！”
“是。”赵校长点头，“他说，要么去红旗乡报到，要么，你的档案就一直压在教育局，你哪也去不了。”
我明白了。
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
他们不光要抢走我的东西，还要让我闭嘴，让我认命。
我拿着那份发配令，走在回家的路上，像个行尸走肉。
走到县一中的门口，我鬼使神差地停住了。
学校已经开学了。
我听见里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那是我想了多少年的声音。
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校门口走了出来。
是李文杰。
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胳膊下夹着教案，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他看见了我。
他愣了一下，然后朝我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一种胜利者的，虚伪的笑容。
“哟，这不是王卫国同学吗？”他开口了，语气轻飘飘的。
我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他好像一点也不尴尬，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
是“大前门”。
他抽出一根，递到我面前。
“来，抽一根。听说你分到红旗乡了？那地方是苦了点，就当是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山区教育了嘛。”
他的话，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他在炫耀。
他在我这个失败者面前，炫耀他的胜利。
他看我没接烟，自己点上了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把烟雾吐在我脸上。
“卫国啊，人呢，得认命。有些东西，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动作，像是在安抚一只可怜的流浪狗。
“行了，我得去备课了。以后有空，来一中找我玩啊。”
他转身，哼着小曲，走进了那扇我梦寐以求的大门。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份去红旗乡的调配单。
我低头看了看他塞给我的那包“大前门”。
那一刻，所有的愤怒，不甘，屈辱，全都涌了上来。
我没有冲上去跟他拼命。
我只是，慢慢地，把那包烟，连同那份调配单，一起撕了个粉碎。
纸屑，像雪花一样，从我指缝里飘落。
去他妈的红旗乡。
去他妈的教师编制。
去他妈的认命。
我王卫国，就算去要饭，也不会要你们嗟来之食的施舍。
我转身，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脚步，从未有过的坚定。
这个地方，我不待了。
第四章：南下的绿皮车
我回家，跟我爹娘说了我的决定。
我不去红旗乡报到。
我要去南方。
去深圳。
报纸上说，那里是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年轻人的新世界。
我爹听完，一言不发，抽了半袋烟。
我娘哭着说：“儿啊，你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干啥啊？人生地不熟的。”
“娘，那不是我的铁饭碗，那是别人嘴里掉下来的饭渣。”
我说，“在这里，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我要出去闯一闯，我不信，凭我的本事，会饿死。”
我爹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让他去。”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
“我王家的种，不能让人把脊梁骨戳断了还趴在地上。”
“卫国，你记住，走到哪，别忘了你是个读书人。”
“脑子，比力气管用。”
我爹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我去跟秀英告别。
我没想带她走。
前途未卜，我不能拖累她。
“秀英，你等我。等我混出个样来，我就回来娶你。”
秀英看着我，没说话。
第二天，我收拾好一个简单的包袱，准备走。
我娘给我煮了十个鸡蛋。
我爹把他攒的几十块钱，都塞给了我。
我走到巷子口，回头看。
他们站在门口，身影被拉得很长。
我鼻子一酸，不敢再看，扭头就走。
走到长途汽车站，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秀英。
她也背着一个包袱，旁边还放着一个大皮箱。
“你来送我啊？”我走过去。
她摇摇头。
“我跟你一起走。”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胡话？你厂里的工作呢？”
“我辞了。”
“你爹娘呢？”
“我跟他们说了，他们不同意，骂我了。可我还是要走。”
我看着她，眼眶湿了。
“秀英，你傻不傻？我前边是什么路都不知道，你跟着我受苦干嘛？”
秀英的眼圈也红了。
“卫国，我们说好的，要在一起。你去哪，我就去哪。”
“有福我们一起享，有难我们一起当。”
“我不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我也不想一个人在这里等你。”
她拉着我的手，攥得紧紧的。
“我们走吧。我不怕吃苦。”
汽车的喇叭响了。
我看着她坚定的眼神，再也说不出一句拒绝的话。
我拉起她，拎起皮箱，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我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里混着汗味，泡面味，脚臭味。
我和秀英挤在一个角落里，靠在一起。
火车哐当哐当，一路向南。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一丝迷茫。
深圳，会是什么样？
一九八一年的深圳，还不是后来的高楼林立。
到处是工地，是黄土，是轰鸣的机器。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而又躁动的气息。
我们下了火车，看着眼前的一切，都懵了。
我们俩，加起来不到一百块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像两片飘零的叶子。
我们租了最便宜的房子，在郊区的一个临时工棚里。
一个月十五块钱。
那是一间用木板和油毡搭起来的小屋，下雨天漏雨，夏天像蒸笼。
但好歹，我们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找工作。
现实，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我一个师范毕业生，在这里，文凭一文不值。
人家要的是力气，是技术。
我去找工地说要干活，工头看我文弱，直接摆手。
“你这身板，能挑得动水泥吗？”
秀英在纺织厂干过，有点技术，但深圳的工厂，要的是更熟练的工人。
我们跑了几天，处处碰壁。
钱，一天比一天少。
那天晚上，我们俩分吃一个馒头。
秀英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心里难受得像刀割。
我抱着她。
“秀英，对不起，让你跟我受苦了。”
她摇摇头，把眼泪擦干。
“我不苦。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就不苦。”
她看着我，“卫国，我们明天再去。总会有活干的。”
后来，我终于在码头上找到了一个扛包的活。
一天五块钱。
那是我这辈子干过最累的活。
一麻袋一麻袋的大米，水泥，压在肩膀上，像一座山。
一天下来，我的肩膀又红又肿，火辣辣地疼。
晚上回到工棚，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秀英心疼得直掉眼泪，每天晚上给我用热毛巾敷，给我按摩。
她也找到了活，在一个小饭馆里洗盘子。
我们的生活，总算暂时稳定了下来。
虽然苦，虽然累，但我们俩在一起，心里是踏实的。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们最开心的事，就是去路边摊吃一碗云吞面。
那是我吃过最香的面。
我没有忘记我爹的话。
脑子，比力气管用。
我知道，我不能一辈子扛大包。
机会，是在一次偶然中出现的。
那天，工友的一台旧收音机坏了。
大家都很沮丧，那是工棚里唯一的娱乐。
我从小就喜欢琢磨这些东西，看过一些无线电的书。
我把它拆开，对着里面的电路板，研究了半天。
凭着记忆里的知识，我找到了一根烧断的保险丝，用一根锡纸代替，又焊好了一个脱落的接头。
收音机，竟然又响了。
整个工棚都欢呼起来。
工友们看我的眼神，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卫国，你他妈的还是个文化人啊！”
这件事，传到了我们工地的包工头耳朵里。
他叫老黄，广东本地人。
他把我叫了过去。
“阿国，听说你会修电器？”
我点点头。
“以前在学校里看过一些书。”
老黄从他屋里搬出来一台日本产的录放机。
“这个，坏了很久了，你看看，能不能修好？”
那年头，录放机是稀罕玩意儿。
我没修过，但我没说不会。
我说：“我试试。”
我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把那台复杂的机器拆了又装，装了又拆。
我画了无数的电路图。
我把我在师范图书馆里看过的所有电子学知识都用上了。
终于，在第三天晚上，我把磁头清洗干净，更换了一个磨损的齿轮后。
录放机里，传出了邓丽君的歌声。
老黄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
“阿国！你真是个天才！”
从那天起，我不用再去码头扛包了。
老黄让我跟着他，专门负责维修工地上的各种电器设备。
后来，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开始兴起。
老黄看我有技术，有头脑，就出钱让我去华强北开了个小柜台。
专门帮人维修从香港那边弄过来的各种“水货”电器。
录音机，电视机，录像机。
我的技术，我的文化，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不仅会修，我还能看懂那些英文日文的说明书。
我能把很多别人修不好的“洋玩意”给救活。
我的名气，在华强北慢慢传开了。
“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
我踩在了时代的风口上。
从维修，到自己组装，再到倒卖电子元器件。
我的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
我和秀英，从工棚搬进了出租屋，又从出租屋，买下了我们自己的商品房。
我们结了婚，有了儿子。
一晃，十年过去了。
一九九一年。
我不再是那个扛大包的王卫国。
我有了自己的公司，华强电子贸易公司。
办公室在深圳国贸大厦，能俯瞰半个深圳。
员工们都叫我，王总。
秀英送我的那块上海手表，我一直戴着。
它见证了我所有的屈辱和奋斗。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还会想起十年前的那个夏天。
想起那张红纸，和李文杰吐在我脸上的那口烟。
我以为，那些事，那些人，已经离我很远了。
我没想到，我们还会有再见面的一天。
而且，是以那样一种方式。
第五章：不一样的茶香
一九九一年的秋天，深圳已经有了几分凉意。
我的秘书小陈敲门进来。
“王总，有几位客人，说是从您老家来的，县教育局的，想见您。”
老家？县教育局？
这几个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里那个尘封的锁。
我的心，莫名地跳了一下。
“让他们进来吧。”
我坐在我的大班台后面。
红木的，很气派。
我面前的茶海上，正煮着上好的铁观音。
茶香，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弥漫。
门开了。
进来了三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头发微秃的男人。
另外两个，跟在后面，看起来拘谨而局促。
我的目光，落在了走在中间的那个男人身上。
他大概三十出头的年纪，穿着一身不太合体的西装，领带歪着。
他的脸上，堆着讨好的笑。
可那笑容，掩盖不住他眉宇间的疲惫和一丝挥之不去的落魄。
是他。
李文杰。
十年了。
他胖了，也老了。
当年的那点轻狂，被岁月磨得只剩下油滑。
他一进门，目光就在办公室里搜索。
当他的视线和我的相遇时，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他张了张嘴，像是见了鬼一样。
“你……你是……王卫国？”
他的声音，充满了难以置信。
我没有站起来。
我只是靠在我的老板椅上，淡淡地看着他。
“李文杰同学，好久不见。”
我特意在“同学”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他身边的那个老同志，应该是这次带队的领导，他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
他快步上前，热情地伸出双手。
“哎呀！您就是王总吧？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是县教育局的，我姓张。没想到，王总和我们文杰还是老同学！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我没有伸手。
我只是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
“张局长，坐吧。”
他们三个人，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李文杰显得坐立不安，屁股在真皮沙发上挪来挪去，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当年的那个胜利者，现在，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我的秘书小陈给他们倒了茶。
“几位，请用茶。”
张局长端起茶杯，闻了闻。
“好茶，好茶！王总真是好品味啊！”
他放下茶杯，搓了搓手，切入了正题。
“王总，我们这次来深圳，是专程来拜访您的。我们知道，您是咱们县里走出去的最成功的企业家。是咱们全县人民的骄傲啊！”
我笑了笑，没说话。
“是这样，”张局长继续说，“咱们县里，响应国家‘希望工程’的号召，准备筹建一所新的希望小学。但是呢，县里财政紧张，资金缺口很大。我们听说王总您，一直热心公益事业，所以……所以就厚着脸皮，上门来，想请王总您，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贡献一份力量。”
他说完，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李文杰也抬起头，紧张地看着我。
他的职务，我大概猜到了。
刚才张局长介绍自己的时候，并没有介绍李文杰。
但从座位和姿态来看，李文杰应该是他的副手。
十年了。
他从一个普通老师，爬到了副科级。
在他和他的家族看来，这应该算是不错的进步了。
我端起我的茶杯，轻轻吹了吹。
茶雾缭绕，模糊了我的表情。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
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
那声音，和我枕边那块上海手表的声音，一模一样。
张局长和另一个人，额头上都见了汗。
李文杰的脸，已经白了。
他大概以为，我要当场发难，把十年前的旧事翻出来，让他们下不来台。
我确实想过。
我想问他，李副局长，你还记得十年前，你在县一中门口，递给我一包大前门烟吗？
我想问他，你还记得你说过，人要认命吗？
我想问他，你顶着我的名字，在讲台上教书育人，晚上睡得着觉吗？
但看着他那副惶恐的样子，我忽然觉得，没意思了。
把他按在地上，再踩上一万只脚，又能怎么样？
那并不能让我找回失去的十年。
我放下茶杯。
“张局长，”我开口了，声音很平静，“捐资助学，是好事，我当然支持。”
张局长和李文杰的脸上，同时露出了惊喜和如释重负的表情。
“太好了！太好了！我代表县里几十万父老乡亲，感谢王总！”张局长激动地站了起来。
我摆了摆手，让他坐下。
“但是，我有个条件。”
“王总您说！别说一个，十个我们都答应！”
我的目光，越过张局长，直直地看向李文杰。
“李同学，”我说，“十年了。”
李文杰的身体，猛地一颤。
“我得谢谢你。”
他懵了。
张局长也懵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这座繁华的城市。
“当年，你拿走了我的粉笔，我才不得不扔掉它，捡起了电烙铁。”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粉笔，能写字育人，是好事。”
“电烙铁，能连接电路，连接世界，也能创造价值。”
“路不一样，但都能走到头。”
我转过身，重新看向李文杰，他的脸，已经由白转红，再由红转青。
“只是，路，得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才踏实。”
“李副局长，你说对吗？”
我终于，叫出了他的官衔。
李文杰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端起面前的茶杯，想喝口水掩饰，手抖得太厉害，茶水洒了出来，烫得他一哆嗦，杯子掉在地上。
啪！
一声脆响。
像十年前，秀英端给我的那碗鸡汤面。
张局长尴尬地打圆场：“文杰，文杰你怎么搞的！在王总面前这么失态！”
我笑了笑。
“没关系，碎碎平安嘛。”
我走回办公桌，拿起笔，在一张支票上，写下了一个数字。
五十万。
然后，我签上了我的名字。
王卫国。
我把支票递给张局长。
“这五十万，捐给希望小学。”
张局长接过来，看到上面的数字，手都抖了。
“王总，您……您真是我们县的大恩人啊！”
“别急，”我说，“我的条件还没说呢。”
“我的这笔钱，有两个要求。”
“第一，这所小学的选址，施工，和财务，必须由我的公司派人全程监督。我要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身上。”
“这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张局长连连点头。
“第二，”我的目光，再次落在了李文杰身上。
“这个项目，我不希望由李副局长负责。”
空气，再一次凝固。
李文杰的脸，彻底变成了死灰色。
这比当众打他一耳光，还要狠。
这是在用一种最体面的方式，告诉所有人，我不信任你的人品。
张局长愣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看着李文杰，一字一句地说：
“因为我觉得，一个连自己的位置都走得不踏实的人，盖出来的房子，我不放心让孩子们住进去。”
第六章：我的粉笔
张局长他们，是灰溜溜地离开我的办公室的。
临走时，张局长握着我的手，一再保证，一定会按我的要求办。
李文杰跟在最后面，他自始至终，没有再敢看我一眼。
他走出门口的时候，好像被门槛绊了一下，踉跄了一步。
那背影，佝偻，狼狈。
像一条夹着尾巴的狗。
我没有丝毫的快感。
只是觉得，有些可悲。
为了一个他不配拥有的位置，他扭曲了自己的一生。
十年了，他活在我当年的影子里，活在他父亲的庇护下。
当这一切都被拿走，他什么都不是。
晚上，我回到家。
秀英已经做好了饭菜。
儿子在客厅里写作业。
家里的灯光，很温暖。
秀英给我盛了一碗汤。
“今天，见到他了？”
她知道我今天有老家来的客人。
我点点头。
“见到了。”
“你……为难他了？”秀英小心地问。
我摇摇头。
“没有。我只是告诉他，我不放心他盖的房子。”
秀英看着我，笑了。
那笑容里，有心疼，有释然。
“都过去了，卫国。”
“是啊，都过去了。”
我喝了一口汤，很暖。
半个月后，我回了一趟老家。
是去参加希望小学的奠基仪式。
我拒绝了县里安排的各种接待和宴请，直接去了奠基现场。
那块地，选在了城乡结合部，能覆盖好几个村子的孩子。
奠基仪式上，我看到了赵校长。
他已经退休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
他拉着我的手，很激动。
“卫国，好样的！你比当老师，更有出息！”
我笑了笑：“赵校长，我今天，还是您的学生。”
仪式上，我看到了李文杰。
他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离主席台最远的地方。
他看到了我，立刻把头低了下去。
我听说，他已经被调离了教育局，去了一个闲职单位。
他父亲，那个李局长，去年因为经济问题，被查了。
树倒猢狲散。
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奠基仪式结束，我没有多留。
我去了我爹的鞋摊。
他还在那里，修着鞋。
巷子，还是那条巷子。
只是，更旧了。
我爹看见我，咧嘴笑了。
“回来了。”
“嗯，回来了。”
我蹲在他身边，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和黑油的手。
就是这双手，把我送出了这条巷子。
“爹，别干了，跟我去深圳吧。”
我爹摇摇头。
“不去。我这辈子，就会干这个。走了，心里不踏实。”
又是“不踏实”。
我忽然明白了，我骨子里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我没再劝。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递给他。
“爹，这是我孝敬您的。”
他打开一看，是一块崭新的手表。
比我那块上海牌，要好得多。
他摸了又摸，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乱花钱。”他嘴上这么说，眼睛里全是笑。
离开县城前，我一个人，又去了一趟县一中。
站在校门口。
里面还是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十年了，一切好像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我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那个穿着白衬衫，意气风发的少年。
也看到了十年前的李文杰，那个吐着烟圈，告诉我人要认命的青年。
十年，一个轮回。
我最终，没有成为“王老师”。
但我用我的方式，建了一所学校，能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成为“李老师”，“张老师”。
我想，我没有辜负我爹的期望。
我也对得起，“卫国”这个名字。
我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那块上海手表。
镜面已经有了划痕，不再光亮。
但它走得，依然很准。
滴答，滴答。
像是在告诉我，时间，会冲走一切，也会证明一切。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粉笔。
是我在奠基仪式上，从讲台上顺手拿的。
我走到学校对面的墙上，那面当年贴着红纸的墙。
我在上面，用力地，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两个字：
你好。
然后，我把粉笔放在墙角，转身，大步离去。
再也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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