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75年的风，是干的。
刮在脸上，像村口王大娘手里那张最糙的砂纸，磨得人脸生疼。
地里的土也是干的，开裂的口子能塞进一个拳头。
我叫林卫国，一个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了整整七年的知青。
七年前，我揣着红宝书和一腔热血，从繁华的上海来到这鸟不拉屎的黑龙江边上。
七年后，我只剩下手里磨出茧子的镰刀，和一颗同样干得快要开裂的心。
唯一能让这颗心稍微湿润点的，是苏晴。
苏晴是我的对象，我们知青点最漂亮的一朵花。
她跟我不一样，她是北京来的，说话总带着一股子京腔，清脆得像早上挂着露水的黄瓜。
她刚来的时候，不爱说话，总是抱着膝盖坐在田埂上，望着南边的方向。
我知道，她在想家。
我也是。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俩才慢慢走到了一起。
晚上开批斗会，我偷偷给她塞一个烤熟的土豆。
上山砍柴，我总把最轻的活儿分给她。
冬天冷得像冰窖，我把唯一的一件军大衣，拆了，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一半给她絮了褥子，一半给我自己。
那晚，她哭了。
在我怀里，哭得浑身发抖，她说：“卫国，你对我真好。”
我说：“傻瓜，我不对你好，对谁好？”
她抬起头，眼睛在煤油灯下亮晶晶的，像天上的星星。
“卫_国，等我们回了城，我一定嫁给你，给你生两个娃，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回城。
这两个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在每一个知青的心上。
那年头，回城比登天还难。
除非家里有大门路，或者身体出了大毛病，再或者，就是等那虚无缥缈的招工、招兵、推荐上大学的名额。
我们点里，七年了，一个走的都没有。
大家伙儿的热情，早就被日复一日的农活和看不到头的日子消磨光了。
有人开始跟村里的姑娘眉来眼去，盘算着扎根在这儿。
有人变得沉默寡言，一天说不上一句话，眼神是灰的。
只有我和苏晴，还守着那份念想。
我们约定好了，谁先有机会回城，一定要想办法把另一个人也弄回去。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那天，改变命运的消息，就是随着这阵干风，吹到我们知青点的。
大队长叼着旱烟袋，慢悠悠地走进我们那个破烂的院子，清了清嗓子。
“有个事儿，跟你们说一下。”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像一群被施了定身法的木偶。
“上面下来一个返城指标。”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连那只平时最爱叫唤的大黄狗，都闭上了嘴。
“只有一个。”
大队长的声音不大，却像一个炸雷，在每个人耳朵里轰然炸开。
一个指标。
就像在饿了三天三夜的狼群里，扔下了一块肉。
所有人的眼睛，瞬间都红了。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擂鼓一样。
我下意识地看向苏晴。
她也正看着我，那双漂亮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
那是一种混杂着渴望、激动、还有一丝……惶恐的光。
大队长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又说：“按规矩，这指标得是点里表现最好的。你们自己评，评好了报上来。”
说完，他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转身走了。
留下我们二十多个知青，在院子里，面面相觑。
表现最好？
谁表现最好？
掰着指头数，无非就那么几个人。
我，林卫国，年年都是劳动标兵，点里的农活技术员。
还有李建军，他是我们知青点的点长，跟大队干部关系好。
再就是……苏晴。
苏晴虽然农活干得一般，但她是宣传骨干，墙上的黑板报，每次都画得最好看，广播站的稿子，也都是她写的。
按理说，我跟李建军的希望最大。
但人心这东西，最经不起考验。
那天晚上，没人睡得着。
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翻来覆去。
脑子里一会儿是上海弄堂里，妈妈包的荠菜馄饨的香味。
一会儿又是苏晴在油灯下，许诺要给我生儿育女的娇羞模样。
回城，还是苏晴？
这是一个不用选择的选择题。
我爱她。
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第二天，点里开会评选。
气氛紧张得像拉满了的弓。
李建军第一个发言，当仁不让。
他列举了自己当点长以来的种种“功绩”，说得口沫横飞。
有人附和，也有人撇嘴。
轮到我的时候，我站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看到了苏晴那双紧张得攥紧了衣角的手。
我深吸一口气，说：“我……我推荐苏晴。”
满屋哗然。
李建军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林卫国，你疯了？”他吼道。
我没理他，只是看着苏晴。
“苏晴同志思想进步，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在我们知青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而且……她身体不太好，南方的同志，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一到冬天就咳嗽。”
我说得磕磕巴巴，理由蹩脚得连自己都听不下去。
但我的态度很坚决。
苏晴的眼圈，红了。
她看着我，嘴唇翕动着，说不出话。
最后，在我的坚持和几个跟苏晴关系好的女生的支持下，投票结果出来了。
苏晴，险胜李建军一票。
那一票，是我投的。
结果出来的那一刻，苏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到我怀里。
“卫国，卫国……”她只会一遍遍地喊我的名字。
我拍着她的背，心里又酸又涨。
“傻瓜，哭什么，这是好事。”
“可是，卫国，这对你不公平！”
“我们之间，还分什么公平不公平？”我捧起她的脸，替她擦掉眼泪，“你先回去，等我，我很快就回去找你。我们拉过钩的。”
她用力地点头，泪水又涌了出来。
“我等你，卫国，我一定等你！我回去就给我爸妈说，让他们想办法，无论如何都要把你弄回去！”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聊我们的未来。
她说，她家在北京二环内，有个小院子。等我回去了，我们就结婚，在院子里种上葡萄藤。
她说，她爸爸是工厂的干部，肯定能帮我安排一个好工作。
她说，她再也不想吃这里的苞米面饼子了，她要带我吃遍北京城，吃烤鸭，吃涮羊肉，吃艾窝窝……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蜜糖，甜到我的心底。
为了这些蜜糖，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值了。
苏d晴走的那天，我去送她。
长途汽车站，挤满了人。
她穿着一件崭新的蓝色卡其布上衣，是她压箱底的宝贝。
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
她看起来，跟这个灰扑扑的小县城，格格不入。
她本来就属于大城市。
“卫国，我走了。”她的眼睛里，满是不舍。
“嗯，到了就来信。”我替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
“我一定会的。你……你在这边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
“我知道。”
汽车发动了，发出“突突突”的轰鸣。
她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卫国，记住我们的话！”她大声喊。
我用力地点头，朝她挥手。
汽车开动了，扬起一阵尘土。
我站在原地，一直看着，直到那辆车变成一个小黑点，再也看不见。
风吹过，我的眼角，有点湿。
但我没哭。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苏晴走了之后，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地里的活儿，好像更累了。
食堂的饭，好像更难吃了。
夜晚，好像更漫长了。
李建军看我的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
他时不时地在背后给我使绊子，不是给我多分点活，就是在开会的时候，含沙射影地讥讽我“假积极”、“思想有问题”。
我都不在乎。
支撑我的，是苏晴的信。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
信纸是带香味的，上面画着小花。
她说，她平安到家了，爸妈见到她，都哭了。
她说，北京变化真大，到处都是高楼，马路上跑着好多小汽车。
她说，她吃了烤鸭，真的好好吃，等我来了，一定带我去。
信的结尾，她写：卫国，我想你。
我把那封信，看了不下二十遍。
晚上睡觉，都放在枕头底下。
我立刻给她回了信。
我告诉她，我一切都好，让她别担心。
我告诉她，地里的小麦长高了，绿油油的一片，很好看。
我告诉她，我也想她，每天都想。
日子，就在这一来一往的信件中，有了盼头。
每个星期，去乡里邮局取信，成了我最开心的事。
苏晴的信，一开始很准时，一周一封。
她会跟我讲很多城里的新鲜事。
哪个电影院上了新片子，哪个公园的花开了，她还去烫了头发，就是有点不*惯。
字里行间，都是一个重获新生的女孩的喜悦。
我也替她高兴。
但渐渐的，我感觉到了不对劲。
她的信，开始变少了。
从一周一封，变成两周一封，后来，一个月才有一封。
信的内容，也越来越短。
不再跟我讲那些家长里短的新鲜事。
更多的是一些客套的问候。
“最近还好吗？”
“这边一切都好，勿念。”
“工作很忙，以后再聊。”
那种感觉，就像我们之间，隔了一层毛玻璃。
我能看到她，但模模糊糊，不再真切。
我开始慌了。
我在回信里，一遍遍地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是不是家里人不同意？
我跟她说，让她别怕，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
我甚至说，如果她家里需要，我可以把每个月的津贴，都寄给她。
但她的回信，总是轻描淡写地岔开话题。
她说我想多了，她只是工作太忙。
她说她爸爸正在帮我打听回城的事，让我耐心等等。
耐心。
我除了耐心，一无所有。
1975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大雪封了山，我们知青点，彻底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
那个冬天，我一封苏晴的信，都没有收到。
我每天都去问邮递员，那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从一开始的同情，到后来的不耐烦。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没有！有的话我还能扣着不成？”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沉到了冰窖里。
点里的风言风语，也多了起来。
“我就说吧，城里姑娘，能看得上咱们这穷棒子？”
“人家回了北京城，那就是凤凰飞回了枝头，林卫国还当自己是梧桐树呢？”
李建军更是幸灾乐祸。
他当着我的面，跟别人说：“有些人啊，就是傻，把心肝肺都掏给人家，结果呢？人家拿去喂了狗。”
我一拳砸了过去。
我们在雪地里，扭打在一起。
最后，被人拉开。
我脸上挂了彩，嘴角流着血。
但我不觉得疼。
真正疼的地方，在心里。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很烈很呛的烧刀子。
我把自己灌得烂醉，一遍遍地喊着苏晴的名字。
我还是不相信。
我不相信那个在我怀里哭，说要等我一辈子的女孩，会就这么消失了。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一定是。
转过年来，春天来了。
冰雪融化，万物复苏。
我的心，却还冻在那个冬天里。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终于收到了苏晴的信。
时隔三个月。
我拿着那封信，手都在抖。
信封很薄，里面只有一张纸。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
信纸上，不再是她那熟悉的娟秀字迹。
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潦草而冷漠的笔迹。
“林卫国同志：
见信好。
很抱歉，这么久才给你回信。
有些话，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说清楚。
我们……还是分手吧。
回到北京之后，我才发现，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你无法想象城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也无法再回到你身边，去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感谢你曾经为我做的一切，尤其是那个回城指标，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
但感动不是爱情。
我已经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和我们厂王副厂长的儿子在处对象。他对我很好，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祝好。
苏晴。
1976年3月5日。”
信，从我手里滑落。
飘飘悠悠的，像一片枯叶。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分手。
两个世界的人。
王副厂长的儿子。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进我的心脏，然后用力的搅动。
疼。
疼得我无法呼吸。
我蹲在地上，想哭，却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
胸口像堵了一块大石头，闷得我快要炸开。
原来，那些风言风语，都是真的。
原来，李建军的嘲讽，都是对的。
原来，我才是那个最大的傻子。
我掏心掏肺地对她，把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机会，拱手相让。
我以为我是在成全我们的爱情。
结果，我只是给她做了一块，让她跳出苦海，奔向高枝的踏脚石。
她回到城里，第一件事，不是想办法把我弄回去。
而是，和我分手。
多么可笑。
多么讽刺。
我像个疯子一样，冲出知青点，在田野里狂奔。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只想逃离。
逃离这个让我恶心的地方，逃离这段让我作呕的回忆。
我跑了多久，我不知道。
最后，我摔倒在一条干涸的河床上。
我躺在冰冷的沙石上，看着灰蒙蒙的天。
天空中，一只孤雁哀鸣着飞过。
我的眼泪，终于决了堤。
我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哭我那死去的爱情。
哭我那可悲的青春。
那一天，我明白了。
有些誓言，只是风中的承诺，吹过，就散了。
有些人心，比这北方的冬天，还要冷。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热情、单纯的林卫国。
我变得沉默，冷漠。
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农活里。
我没日没夜地干，把自己累到筋疲力尽，倒头就睡。
只有这样，我才能暂时忘记那蚀骨的痛。
点里的人，都说我疯了。
李建军看我的眼神，也从嘲讽，变成了怜悯。
他或许觉得，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我不在乎。
别人的看法，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像一具行尸走肉，在这个叫“青春”的坟墓里，苟延残喘。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直到1977年的冬天。
那个冬天，又下了一场大雪。
但这一次，大雪带来的，不是封锁，而是希望。
广播里，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昂语调，宣布了一个消息：
恢复高考。
这四个字，像一声春雷，炸醒了沉睡的大地。
也炸醒了我那颗死去的心。
高考。
回城。
这两个词，再一次，在我脑海里，联系在了一起。
但这一次，不再是为了一个女人。
而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被践踏的尊严。
为了我被辜负的青春。
我要回去。
我一定要回去。
我要堂堂正正地，靠我自己的本事，走回那座我魂牵梦萦的城市。
我要让她看看，我林卫国，不是一个离了她就活不成的。
我要让她知道，她当初的背叛，是多么的愚蠢。
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从我的心底，喷涌而出。
我不再是行尸走肉。
我活过来了。
从那天起，我白天拼命干活，挣工分。
晚上，我就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
我把七年前带来的高中课本，翻了出来。
那些曾经熟悉无比的公式和定理，如今变得陌生而遥远。
但我没有放弃。
我像一头饥饿的狼，贪婪地啃食着每一个知识点。
煤油灯下，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点里的人，都觉得我魔怔了。
“林卫国，别白费力气了，都丢了快十年了，哪还捡的起来？”
“就是，听说这次考试，几百万人抢几万个名额，比登天还难。”
李建军也来“劝”我。
“卫国，想开点，别跟自己过不去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找个农村姑娘，结婚生子，也挺好。”
我看着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把头，更深地埋进了书本里。
你们不懂。
你们不懂那种被全世界抛弃，又在绝望中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感觉。
那不是白费力气。
那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考试那天，县城里人山人海。
考场里，坐满了人。
有跟我一样，满脸沧桑的知青。
有拖家带口，孩子都好几岁的中年人。
甚至还有头发花白的大叔。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样的两个字：渴望。
我走进考场，心如止水。
该做的，我都做了。
剩下的，就交给命运。
考完试，走出考场。
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对得起我自己了。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煎熬的。
比等待苏晴的回信，还要煎熬。
那段时间，我整夜整夜地失眠。
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出现考试的题目。
我生怕自己，哪里写错了，哪里漏掉了。
终于，榜单下来了。
那天，整个公社的人，都涌到了公社大院。
红榜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
我从头开始找，一个一个地看。
我的手心，全是汗。
心，提到了嗓子眼。
没有。
第一排，没有。
第二排，还是没有。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难道……真的失败了？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在榜单的末尾，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林卫国。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
我愣住了。
我反复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林-卫-国。
真的是我！
我考上了！
我考上了！
那一刻，我所有的情绪，都爆发了出来。
我像个孩子一样，又哭又笑。
周围的人，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李建军也挤了过来，拍着我的肩膀，一脸复杂。
“卫国，你……你真行！”
我看着他，笑了。
那是时隔一年多，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
我回过头，望向南边。
北京。
苏晴。
你看到了吗？
我，林卫国，回来了。
不是靠你的施舍，不是靠你父亲的关系。
是靠我自己的拳头，一拳一拳，打回来的！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办了手续，离开了这个我待了整整九年的地方。
走的时候，没有欢送，也没有不舍。
我只是平静地，收拾好我那简单的行李，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车。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片黑土地，依旧广袤，依旧贫瘠。
它埋葬了我的青春，也重塑了我的灵魂。
再见了。
我永远的北大荒。
回到上海，恍如隔世。
弄堂还是那条弄堂，但房子，好像更破了。
邻居还是那些邻居，但眼神，却多了几分探究和疏离。
爸妈见到我，老泪纵横。
九年了，他们的儿子，终于回来了。
但他们看着我，眼神里，除了喜悦，还有心疼。
我知道，我变了。
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我的脸上，刻着风霜。
我的眼神，藏着故事。
在上海休整了半个月，我便踏上了去大学报到的路。
同济大学。
建筑系。
这是一个我从未想过的专业，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开学那天，校园里到处都是人。
每个人都洋溢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
我们是天之骄子。
是这个国家，重新起航的希望。
我很快就融入了大学生活。
我像一块干瘪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
画图，建模，看书，上课。
我的生活，被填得满满当当。
我很少想起过去。
不是忘了，而是刻意地，把它封存起来。
我知道，那道疤，还在。
只是，我学会了，不去看它。
大学四年，一晃而过。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一家建筑设计院。
当我再次踏上北京这片土地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平静。
这里，是苏晴所在的城市。
但我来，不是为了她。
是为了我自己的事业，我自己的未来。
设计院的工作，很忙，很累。
但我乐在其中。
我喜欢看着一栋栋高楼，在我的图纸上，拔地而起。
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
几年后，我成了设计院最年轻的工程师。
我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不大，但很温馨。
我有了自己的积蓄，虽然不多，但很踏实。
我有了自己的生活，平静，而充实。
我以为，我跟苏晴，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会这样，一直走下去。
直到那天。
那天，我陪院里的领导，去参加一个项目奠基仪式。
仪式现场，冠盖云集。
我看到了很多电视上才能看到的大人物。
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穿着一身得体的套装，化着精致的妆，正端着酒杯，和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谈笑风生。
是苏晴。
我的心，猛地一跳。
时隔十年，她变了。
不再是那个扎着麻花辫的清纯少女。
她的眉眼间，多了几分成熟和精明。
但那熟悉的轮廓，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
她好像也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
她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一丝慌乱，还有一丝……尴尬。
我看着她，内心，一片平静。
没有想象中的恨，也没有想象中的激动。
就像在看一个，很久不见的，陌生人。
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似乎察觉到了她的异样。
“小晴，怎么了？这位是？”
苏晴回过神来，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哦，没什么，王局长。这位……是我的一个老乡。”
她顿了顿，对我伸出手。
“你好，林工。我是华美集团的苏晴。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她的声音，客气，而疏离。
我伸出手，和她那只保养得很好的手，轻轻一握。
“你好，苏经理。”
她的手，很凉。
那个叫王局长的男人，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便找了个借口，走开了。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站在原地。
气氛，有些尴尬。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她先开了口。
“78年。”
“哦，78年……”她算了算，“那也有十年了。你……过得好吗？”
“挺好的。”我说。
“那就好，那就好。”她干笑了两声，“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都成大工程师了。”
“你也不错，华美集团，很有名。”
“哪里哪里，就是混口饭吃。”
我们像两个初次见面的生意伙伴，说着不咸不淡的客套话。
谁也没有提过去。
仿佛那段在北大荒的日子，只是一场梦。
“卫……林工，”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改了口，“当年的事……”
“都过去了。”我打断了她。
我看着她，很平静地说：“我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还在北大荒，修地球。”
她愣住了。
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她的脸上，闪过一丝愧疚。
“对不起。”她低下了头，声音很小。
“你没有对不起我。”我说，“你只是做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你最有利的选择。换做是我，可能也会那么做。”
这话，我说得很真诚。
这些年，我想了很多。
我不再恨她了。
我只是觉得，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她渴望逃离苦海，她选择了走捷径。
我被她抛弃，我选择了靠自己。
我们都没有错。
错的是那个时代。
“我……我丈夫，就是当年跟你说的，王副厂长的儿子。”她低声说，“我们结婚十年了，有个女儿，八岁了。”
“挺好的。”我说。
“你呢？结婚了吗？”
“还没。”
“为什么？”她抬起头，看着我。
“没遇到合适的。”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
不远处，那个王局长，在朝她招手。
“我……我该过去了。”她说。
“嗯。”
她转身，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她回过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卫国，”她又叫回了我以前的名字，“你……保重。”
“你也是。”
她走了，没有再回头。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
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像是放下了什么，又像是，永远地失去了什么。
奠基仪式结束，我回到了设计院。
同事们都在议论，今天来的那个华美集团的苏经理，多漂亮，多有气质。
“听说她老公是市里某个局的领导，背景硬着呢！”
“怪不得，年纪轻轻就当上经理了。”
我默默地听着，没有说话。
晚上，我一个人，去了后海。
找了个小酒馆，点了一瓶二锅头，一盘花生米。
我慢慢地喝着。
酒很烈，像当年在北大荒喝的烧刀子。
我的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闪过当年的画面。
那个在油灯下，羞涩地许诺未来的女孩。
那个在火车站，哭着说要等我的女孩。
那个在信里，冷漠地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女。
还有，今天那个，穿着职业套装，对我客气地伸出手的女人。
她们，是同一个人吗？
或许是，或许不是。
时间，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
它能把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变成一个精明世故的商人。
也能把一个遍体鳞伤的青年，磨砺成一个百毒不侵的男人。
我喝了很多。
但没有醉。
我只是觉得，很累。
我掏出钱包，里面有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
男孩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笑得像个傻子。
女孩扎着两个辫子，依偎在男孩身边，笑得像花儿一样。
那是我和苏晴。
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是在她回城前，我们特意去县城照相馆拍的。
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把照片，拿了出来。
用打火机，点燃。
火苗，舔舐着照片，把它一点一点地，吞噬。
最后，只剩下一撮灰烬。
我把灰烬，撒进了后海的湖里。
风一吹，就散了。
无影无踪。
就像我那段，死去的青春。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见过苏晴。
只是偶尔，会在财经杂志上，看到她的名字。
华美集团副总裁。
商界女强人。
她成功了。
她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
我也在我的轨道上，继续前行。
我成了设计院的总工程师。
我主持设计了北京好几个地标性建筑。
我也结了婚，娶了一个我们单位的图书管理员。
她是一个很温柔，很安静的女人。
她不知道我的过去，我也不想让她知道。
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生活，平淡，而幸福。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也会偶尔想起苏晴。
想起那个，我曾用整个青春去爱的女孩。
我不知道，她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会不会，也偶尔想起，在遥远的北大荒，有一个叫林卫国的傻小子。
曾为她，掏心掏肺。
曾为她，放弃一切。
或许，会吧。
又或许，早就忘了。
不过，都无所谓了。
我们，终究是，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
2015年，我退休了。
儿子也已经成家立业。
我和老伴，商量着，要去哪儿旅旅游，安度晚年。
老伴说，想去看看天安门。
我说，好。
于是，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北京。
北京的变化，太大了。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我已经快要，不认识它了。
我们逛了故宫，爬了长城，吃了烤鸭。
老伴很开心，像个孩子。
我也很开心。
在路过一个叫“华美大厦”的写字楼时，我停下了脚步。
我看着那栋高耸入云的建筑，有些出神。
“怎么了，老林？”老伴问。
“没什么。”我笑了笑，“就是觉得，这楼，盖得真漂亮。”
“你设计的？”
“不是。”我摇了摇头，“是一个……故人。”
我们继续往前走。
走了几步，我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
大厦的旋转门里，走出来一群人。
簇拥在中间的，是一个头发花白，但依旧气质出众的老太太。
她的身边，跟着几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毕恭毕敬地，听她说着什么。
是苏晴。
她也老了。
脸上，有了皱纹。
但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还在。
她似乎也看到了我。
她停下了脚步，愣住了。
我们隔着一条马路，遥遥相望。
车流，在我们之间，穿梭不息。
就像那，流淌了四十年的，时光长河。
她对我，笑了笑。
那笑容里，有惊讶，有释然，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沧桑。
我也对她，笑了笑。
然后，我转过身，挽着我的老伴，继续往前走。
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
我的老伴，絮絮叨叨地，跟我说着，晚上想吃什么。
我的心里，一片安详。
我知道，这一次，是真的，放下了。
那段青春，那些爱恨，那些痴缠。
都随着那撮灰烬，飘散在了，后海的风里。
留下的，只有，这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这就够了。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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