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苏轼《归安丘园帖》
在中国传统的古典目录学体系当中，史部的出现和定型，有一个历史过程。不仅并非同传统目录学相伴随，与生俱来，而且在史部产生之后，其内部的门目划分，还一直不断调整。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上古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虽然“言”与“事”都随时会成为历史，但是后来目录学中的史部，或者是它的前身，却都是以记事的内容为主。包括诏令奏议之类的“言论”，也是因其所言属朝政世事而编入史部；至于谈思想、讲理论，或阐释某种技艺的言论，则或入经部，或入子部，均与史部无涉。
“记事”看起来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学有些相似，实际上却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譬如职官、政书等类中多含有目录著录当时正在行用的制度，就算不得历史。从本质上来说，传统目录学中的史部书籍，虽然是以与现代历史学大致相当的历史书籍为主，但应当说是更为侧重反映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和活动，即与其时间属性相比，其社会属性要更为重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四部分类的史部当中，为什么会有许多并不属于历史的内容，如地理、时令，即因属于反映人类社会活动的时空环境或是规律而列入史部。虽然这种图书分类，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学科分类，但它毕竟是建立在学科分类基础上的一种进一步概括，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反映出史部书籍内部具有上述共同的本质特征。
当然，个别书籍不应当入史部而入史部和应入史部而未入史部的情况总是有的；另外，书籍本身，从学科属性上看，也往往兼跨不同部类，既可入此亦可入彼的情况，总是不可完全避免。所以，任何一种分类的合理性，都不是绝对的，只能做到相对比较合理。再说从史部目录本身的发展历程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对于同一类书籍，人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它的性质，往往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一点使得史部目录的部类演变和划分，变得更为复杂。
一、《七略》与史部的萌芽
从四部内容上看，史部是四部分类当中最晚出现的一个部。现在所知我国古代最早的图书目录，是西汉末年成帝时人刘向等编纂、由刘向的儿子刘歆在汉哀帝时最后纂辑成书的《七略》。
《七略》原书久已佚失，但东汉班固编著的《汉书》，在《艺文志》中，完全采用了《七略》的分类方法，并且沿承了《七略》诸略的名称。《七略》中的一略，大致与后来四部分类中的一部相当。但是，《七略》并不是把所有书籍划分为七个部类，亦即所谓七部分类法；而是总共分为六个部类，是六部分类法。这是因为《七略》中首列有“辑略”一略，用来总叙诸书之旨要。其余六略亦即六部，分别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
班固自己叙述说，《汉书·艺文志》是删简刘歆《七略》而成书，故除了把“术数”一略改称为“数术”之外，其余完全是按《七略》的六部，来著录当时所知古今书籍。其中六艺略相当于后世的经部，诗赋略相当于后世的集部，另外诸子等四略合起来相当于后世的子部。可以说除了史部之外，后世四部分类中的其余三部，在刘向、歆父子《七略》创立的六部分类法中，均已成为一个或几个独立的部类，唯有史部，还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
《汉书·艺文志》中明显属于后世史部的书籍并不很多，主要是附在六艺略“春秋”类中的《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记》等十一种共486篇卷（其中《太史公书》还有十篇是“有录无书”）。从现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春秋》本来是地地道道的史书，所以，把《国语》和《世本》等后世的史部书籍，附在“春秋”类下面，自然比较合理。只是由于《春秋》被尊崇为经书，后来才没有能同其它史书一道，被划入史部。
在《七略》及《汉书·艺文志》中，没有单独列出“史略”一部，主要是由于当时这类著述还相对较少，不足以自成一部。但是，我们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所附列的史书中可以看出，后世史部的萌芽，已经在这时出现。
二、《中经新簿》与史部的创立
《汉书·艺文志》之后，直到唐初纂修《隋书》之前，正史中均再未设立艺文志。曹魏时人郑默，编著有一部名为《中经》的目录书籍。至西晋，荀勖在此基础上，撰著了一部新的典籍目录，名为《晋中经》或《晋中经簿》，为与郑默的《中经》相区别，史称《中经新簿》。
《中经新簿》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即由此初步创立了四部分类法。它是把所有典籍划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大略相当于后世的经、子、史、集，另外把佛经附录于四部之外。当时，是把相当于后世史部的书籍，列入丙部，排在乙部子书的后面。
至东晋李充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才开始把后世的史部书列为乙部，子部书列为丙部，由此确立了经、史、子、集的排列次序。与李充约略同时的葛洪，在《抱朴子外篇》的自序中，谈到各类书籍时，其排列次序，为“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杂技”，也是把史部书籍，列在子部之前。这说明经、史、子、集的排列次序，在东晋时已经成为普遍定制。在这之后，至迟在梁元帝校定秘阁图书时，已经采用了经、史、子、集的名称。
由荀勖创立并经李充排定次序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此后各种书目特别是官修书目的主流，一直沿袭到清末。
四部分类法虽然已经确立，但是，四部各部中所含的具体类目，却还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李充以后至南北朝期间，还编纂过许多按四部分类的官藏书目，但遗憾的是都没有能够留传下来。在现存官修书目中，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距两晋南北朝时期最近，其类目划分，已经与后世没有太大出入。可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在史部的一些重要类目上，却与《隋书·经籍志》还有较大差距。
首先是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荀勖《中经新簿》中的丙部，亦即史部书籍，“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其中除“皇览簿”外，其它几项内容均是上承《七略》“春秋”所附史书，下接《隋书·经籍志》之史部，前后一脉相袭。
“皇览簿”是指《皇览》，它是曹魏时编纂的一部类书，为我国类书之祖。在荀勖编纂《中经新簿》的时候，也只有这一部类书。类书在后世比较成熟的四部分类中，是归属于子部，这是着眼于它的工具性、技艺性功用。由于这种体裁的著述，在当时刚刚出现，人们对于其属性的认识，自然还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类书是分类汇编旧言故事，与史传本有相通之处，所以，荀勖把它归入史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类书至齐梁间因骈偶文的风行而兴盛，人们自然也就会更为准确地认识其部类归属。所以，稍后在梁元帝萧绎自己的著述书目当中，就已经把它归入子书类中。
梁元帝萧绎本人的著述书目，是目前仅存的一份两晋南北朝期间的四部分类书目，见于萧绎著《金楼子·著书篇》。这份书目，是按照李充的排列次序，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著录后世的经、史、子、集书籍。从这份书目中可以看出，当时四部分类中的乙部，亦即史书，与以《隋书·经籍志》为代表的成熟四部分类中的史部相比，有两点很显著的区别，这就是谱牒和地理两类书籍，当时并没有隶属于史书所在的乙部，而是划在子书所在的丙部。
谱牒类书籍，是在魏晋时期，随着门阀制度的发展始日趋繁多的。但是，最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著录有两部这类书籍。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书·艺文志》中，这两部书籍（《帝王诸侯世谱》和《古来帝王年谱》）就没有与其它史书一道，附在六艺略“春秋”类下，而是列在数术略“历谱”类中，与历法算术书相并列。与此相似，地理书在《汉书·艺文志》中也不在六艺略“春秋”类下，而是列在数术略“形法”类中（有《山海经》）。“数术”或书作“术数”，如前文所述，《七略》与《汉书·艺文志》即互用二者。据《隋书·经籍志》所述，在荀勖的《中经新簿》中，是把“术数”类书籍划在乙部子书内，所以，以梁元帝著述书目为代表的早期四部分类，把谱牒和地理两类书籍放在子书所在的丙部，显然是直接承自《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这一点，可以说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还不够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表明四部分类格局中的史部还没有定型。
三、《隋书·经籍志》与史部格局的基本定型
今传世《隋书》里面的《经籍志》，本来是记述梁、陈、周、齐、隋五代制度的《五代史志》中的一篇，均为唐初官修。因《隋书》无志，而《五代史志》的最后一代为隋代，后人遂取以附入《隋书》，以求便利。
通纪梁、陈、周、齐、隋五代制度的《五代史志》，与断代记述有隋一朝人物纪传的《隋书》合在一起，本来显得不伦不类，不过，《经籍志》这部分相对来说，倒是没有多大关系。这是因为断代的正史自从《汉书·艺文志》开始，所著录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断代的书籍，而是通纪某一朝代官府贮藏的古今书籍。《隋书·经籍志》在这一点上，仍是沿袭了《汉书·艺文志》的传统，所著录的书籍，也不只限于梁、陈、周、齐，而是一直上溯到远古。
如前所述，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四部分类中的史部，虽然其中个别类目也有所调整，如类书由史部调到子部，但是，还有地理和谱牒两大类目，仍旧沿袭着《汉书·艺文志》的格局而留在子部。然而，在《隋书·经籍志》中，这两类书籍却都已归入史部。
至此，四部分类中的史部可以说已经基本定型。那么，《隋书·经籍志》史部划分的渊源，除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之外还有哪些呢？对此，《隋书·经籍志》在序论中曾有所交待，即除了利用沿袭四部分类的“旧录”之外，还“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所谓“离其疏远，合其近密”，显然是指参据刘宋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对于各部的类目设置，做了较大调整。
《七志》和《七录》，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仅见的两部没有采用四部分类的书目。《七志》除沿承《七略》六部之外，另立有“图谱”一志。《隋书·经籍志》说，《七志》中的“图谱志”，是用来著录“纪地域及图书”，可见《七志》图谱志的“图”字，主要是指著录讲地域的地理书。当时的地理书，往往附有地图与文字并行，所以，这里也连类而附录了其它有图的书籍。图谱志中的“谱”字，阮孝绪《七录》序谓“谱即记注之类，宜与史体相参”，说明就是指谱牒。《七志》以“图谱”并称，实际上，是王俭已经注意到，地理书和谱牒书，与其它四部分类中的子书，在性质上具有明显区别，从而将其从子书中独立出来，单列为一部，而其它带图书籍，不过是个附庸。
梁阮孝绪的《七录》分内、外篇。外篇实际上属附录，共有两录，分别为道、释两教典籍；而其正录，则只有内篇的五录。所以，确切地说，《七录》应该属五部分类法。《隋书·经籍志》说《七录》内篇五录中“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除了术数书被单列为一录外，其它四录，完全是在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成规。
阮孝绪在《七录》序言中自称，“今所撰《七录》，斟酌王（俭）、刘（歆）”，实际上，他在大的部类划分上，较多地师承了稍前梁刘孝标在天监四年编修的《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所做变动是把术数由四部之外的附录上升为与四部并列的正录），只是在类目的设置上，较多地借鉴了王俭《七志》的经验，这一点在地理、谱牒两类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阮孝绪在王俭把这两类书籍从子书中独立出来的基础上，又前进一步，把它们划归史书所在的“记传录”下，一名“土地部”，一名“谱状部”。
通过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隋书·经籍志》确立史部基本格局的过程中，是较多地吸收和借鉴了《七志》、《七录》这些非四部分类法处理具体类目的经验。《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设类目，分别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四、《四库总目》与史部格局的完善
《隋书·经籍志》以后，史部在既有格局的基础上，又有一些调整；至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总目》），吸收这些调整的合理内容，使得传统四部分类中的史部，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
继《隋书·经籍志》之后的《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基本上完全沿袭了《隋书·经籍志》的各个类目，只是对个别类目的名称，做了一些调整。其中有的改得比较合理，如改“古史”为“编年”；有的不尽合理，如改“霸史”为“伪史”；有的改不改并没有多大差别，如改“旧事”为“故事”，改“谱系”为“谱牒”，改“簿录”为“目录”。就史部而言，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对于《隋书·经籍志》最大的改进，是把钱谱、竹谱之类的器物谱，从史部谱牒类中剔除，划归子部；此外，《新唐书·艺文志》还在史部起居注类下，附列有“诏令”小类，成为后世“诏令奏议”类的萌芽。
《宋史·艺文志》史部与其它各部之间，基本再没有调整，只是对史部内部各类目做了一些变更，包括取消“起居注”类附入“编年”；取消“杂史”，将其一分为二，新设“别史”和“史抄”两个类目；另外又把“杂传”类更名为“传记”。除了完全取消“杂史”一类，从后来史书的发展情况来看，做法有些过头之外，总的来说，所做更改，还是比较合理。
辽、金、元三史没有设经籍艺文志。清官修《明史·艺文志》，则一改过去的正史通纪古今书籍的做法，仅著录有明一代的著述。因此，其各类书籍的多寡，与前此诸史有所区别。于是，编修者便根据具体情况，对史部各类目做了适当调整，包括“编年”附入“正史”；取消“目录”；取消《宋史·艺文志》的“别史”，恢复隋唐《志》的“杂史”。由于此书性质独特，它对史部各具体类目的处理方法，并没有多大普遍意义。
正史经籍艺文志之外，宋代还有几部重要书目，对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首先是著录北宋崇文院官藏书籍的《崇文总目》。《崇文总目》对《隋书·经籍志》以来的史部目录，有一个重大改进，即新设了“岁时”这一类目。此外，《崇文总目》还删除了《隋书·经籍志》以来的“旧事”或“故事”这一类目。
“岁时”类是指根据年中时令所安排的社会活动或与不同时令相对应的社会风俗。在《隋书·经籍志》和两《唐书》经籍艺文志中，这类书籍一般是放在子部。如隋杜台卿《玉烛宝典》、王氏《四时录》等。从前述史部书籍的本质特征亦即其社会属性来看，《崇文总目》把这类书籍从子部划归史部，并设置专门的类目，显然值得肯定。后来南宋编纂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明代焦竑编纂的《国史经籍志》等，都沿袭了这一合理做法。只是《中兴馆阁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题》以下诸书目，都把“岁时”改称为“时令”。其实，改叫“时令”，也未必比叫“岁时”更好。
南宋初晁公武的私家藏书目录《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简称《郡斋读书志》），对史部目录，又做了一点改动，这就是新增一个“史评”类目。当时还没有“史抄”这样的类目，所以《郡斋读书志》的“史评”类中，含有许多属于后来之《宋史·艺文志》中“史抄”类的内容；而《宋史·艺文志》有“史抄”无“史评”，同样在“史抄”类中含有一些属于史评的书籍。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南宋后期的另一部重要私家藏书目录。这部书对于史部目录的改进有两项。一是借鉴南宋初《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的做法，同时设立“杂史”和“别史”两个类目，使“别史”从“杂史”中分离出来，而不是像前此南宋官修《中兴馆阁书目》等书目那样，仅仅把“杂史”易名为“别史”（《宋史·艺文志》等沿袭了这种做法）。二是在《新唐书·艺文志》起居注类下附列“诏令”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第一次把“诏令”单独列为史部的一个类目。
《四库全书总目》充分吸收上述书目对《隋书·经籍志》的合理改进，对史部分类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其中比《隋书·经籍志》增出有“纪事本末”、“别史”、“诏令奏议”、“时令”、“史评”、“史抄”和“政书”七个类目。
“别史”、“时令”、“史评”和“史抄”都有成法可以袭用，上文均已叙述。只是前此诸书目或单有“史评”，或单有“史抄”，二者从未出现于同一书目当中，所以在内容上，往往互有纠葛。
“诏令奏议”是在《直斋书录解题》“诏令”类的基础上，取则于《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春秋”类下载有“奏事”二十篇的做法，加入关系国计民生比较密切的臣僚奏议。“纪事本末”这一类目，为《四库总目》所创立。“政书”是擷取“旧事”或“故事”类中关系国家大政这部分内容和“仪注”、“刑法”两个类目合并而成。
《四库全书总目》比《隋书·经籍志》减少的类目，有“起居注”、“旧事”、“谱牒”、“仪注”和“刑法”。删除“起居注”和“旧事”有前人成规可循，上文已经讲过；而去掉“谱牒”、“仪注”和“刑法”，则是《四库总目》自创。此外，《四库总目》还用“载记”，取代了“霸史”或“伪史”的名称。
这样，《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共有如下十五个类目，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总的来说，类目的设置比较合理，它标志着传统四部分类中的史部，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图书分类，都是根据存世书籍的具体情况而做出的归纳划分。清代去今未远，当时所见书籍，与今天大致相近，这也是《四库总目》的史部分类，还大致能够与我们现在的看法相契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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