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靳老师既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戴着一副老式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温和而有神，说话慢条斯理，却总带着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那年一个下午的劳动课，阳光斜照，操场上树影斑驳，他卷起袖子，挽起裤腿，带头领着我们搬石头、和泥，热火朝天地动手垒兔舍。
我们用的是河滩捡来的青石，一块块搬来，用泥浆砌牢。
兔舍设计讲究：下层架空，便于粪便自然漏下，避免潮湿积污；中间一层铺上削好的树枝，横竖排齐，留出均匀缝隙，既透气又承重；最上层则是兔子的活动与喂养空间，干爽通风，便于清扫，还搭了个小斜顶，防雨遮阳。
这不仅是劳动实践，更是当时大力推行的“勤工俭学”政策在乡村校园的生动体现——既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又为学校创收添砖加瓦。
全班分成六个小组，每组负责建一个兔舍。我们用石块垒基，和泥砌缝，有人递石头，有人搅泥浆，有人扶木架，忙得满头大汗，却干劲十足，像在建造自己的小家园。
完工那天，每组还分到一只毛茸茸的半大兔子，雪白蓬松，耳朵微微抖动，眼睛红得像两粒玛瑙，听说是大队支书特意从公社统一采购送来的。
那时节，政府正大力推广养殖长毛兔，希望以副业带动农村经济，村头巷尾的土墙上，刷着醒目的大字标语：“大力发展长毛兔，支援国家能致富！”我奶奶也养了四只，每隔三十多天就能薅一次兔毛——不能用剪刀剪，剪下来的毛收购站不收，说“不完整”，只有手工一撮撮薅下来的才值钱，一等品能卖到三十多元一斤。
一只成年兔一次（30多天）能薅一两左右，就是三块钱的收入。养十只兔子，一个月就能卖三十块。（公办老师工资不到40元。民办教师中学的工资16元，小学的12元。每月8元交到生产队换工分）。对农户来说，已是不小的补贴，甚至成了不少家庭的“活存折”。
自从班里养了兔子，课余时间便多了项固定任务：拔野菜。中午休息时间长，教室空荡荡的，大家便三五成群，提着竹篮或布袋，奔向田埂、河岸、山坡，摘取兔子爱吃的车前草、蒲公英、狗尾草、苜蓿芽。
大多数同学家里都养，自然清楚哪些草嫩、哪些草老，动手就来，毫不费力，像一种本能。我当了组长，负责照看本组那只兔子，每日登记喂食、排泄、精神状态，还和组员轮流值日打扫兔舍，连下雨天也要去检查舍顶漏不漏。
靳老师的女儿，叫靳晓云，和我同桌，也分在我们组。
星期天轮到她值日，她家住学校旁边那间青瓦小屋，每天清晨都能看见她提着水桶去井边打水。她留着齐耳短发，皮肤白皙，眼睛清亮，个子高挑，比我高出一大截，站在一起时，我得仰头才能与她对视。她举止沉稳，说话轻声细语，已有些小大人的模样。
她成绩一般，数学常不及格，语文也勉强及格，作业本上总留着红笔批改的痕迹，可她从不气馁，常悄悄翻看我的作业本，低声问：“这道题你怎么写的？”我便把解法讲一遍，她认真记下。
可一说起喂兔子，她却格外积极，抢着去拔草、换水、清理粪便，连下雨天也要撑伞去看兔舍漏不漏，生怕兔子受潮生病。
靳老师为人和善，待学生如子女，常叫我到他家去。一次上午放学，他站在讲台边喊住我：“李子，别走，去我家吃饭吧。”我一愣，他笑着说：“师母煎了鱼，刚从河里捞的，鲜着呢。”
我跟着他走到校旁那间青瓦小屋，桌上果然摆着一盘金黄酥脆的煎鱼，还有一碗豆腐汤，热气腾腾。师母热情招呼我坐下，靳老师则对女儿说：“晓云，多向你同桌学*学*，人家作文写得好，数学也稳。”我低头扒饭，心头一热，感动良久。后来一次语文考试，我写了一篇关于母亲的记叙文，情真意切，写了她如何在灯下缝补、在田里劳作，靳老师竟给我打了满分，还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一字一句地分析，说我“用细节打动人心，有真情，有文气”。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晓云在座位上悄悄朝我笑了笑，眼神亮得像星子。
初二下学期的一天，放学时突遇暴雨，电闪雷鸣，天空像被撕开一道口子，雨点砸在教室瓦片上噼啪作响，走廊积水已漫过鞋底。靳老师留下我，说有急用讲义，得立刻刻钢版油印。我坐在讲台边的小木桌前，铺开蜡纸，拿起铁笔，开始一笔一画地抄写。
铁笔划过蜡纸，发出“嗞滋”的轻响，笔尖所到之处，蜡层被刮去，露出钢板的纹路，这便是油印机的母版。
这活儿极考验耐心与专注，不能出错，一旦写偏或抄错行，整张蜡纸就废了，只得换新的重来，既浪费材料，又耗时间。
同学们早已走光，教室空荡，只剩我埋头苦干，晓云没走，搬了张凳子坐在我旁边，托着腮帮默默看着，偶尔递来一杯热水，轻声说：“别急，慢慢写。”
天色渐暗，窗外雨声未歇，我还有八里路要走，心里焦急，手下一慌，果真抄错了一行，把“第三段”写到了“第二段”的位置。
“这下完了，得重来。”我懊恼地低语，把蜡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
晓云也跟着着急，咬着嘴唇，眼睛盯着我手里的铁笔。我瞥见她眼神里满是关切，便说：“你来试试？只要拿稳笔，横平竖直，顺着钢板的纹路写就行。”
我起身让座，把一张废蜡纸推给她练手。其实并不难，钢板上有细密的横竖网格，像无形的格子，顺着纹路写，字迹自然整齐。
她试探着下笔，铁笔在蜡纸上划出轻微的“沙沙”声，起初手抖，字歪歪扭扭，可写了几行后，竟渐渐稳了，字也像模像样。我站在一旁，轻声指点：“慢一点，别急，这一行写得好。”
我走到门口望雨，只见雨幕如织，天地一片灰白，屋檐下的水线连成珠帘，哗哗啦啦，没有停歇的迹象。远处山峦隐在雨雾中，像一幅被水浸湿的水墨画。
这时，教室门被推开，靳老师披着蓑衣，撑着一把油纸伞进来了，蓑衣上水珠滚落，裤脚已湿了大半。
“弄完了吗？”他抖了抖伞上的水珠，声音沉稳。
“没呢，”我低头，“我写错了行，这张废了。”
他走进来，看见女儿正认真刻字，笔尖缓缓移动，神情专注，不由得一愣，随即皱眉：“别让她刻，她哪会这个？刻坏了更麻烦。”
“没事，”我赶紧解释，“这是张废纸，我让她练练手，放松一下。”
老师沉默片刻，叹了口气：“不刻了，收拾一下，明天再说吧。这雨一时停不了，别累坏眼睛。”
我们便收了工具，把钢板、铁笔、蜡纸包好，放进木箱。靳老师提着箱子，走在前头。晓云撑着伞，紧紧挨着我，伞面不大，她悄悄往我这边倾斜，自己半边肩膀淋在雨里，一路无言。雨点打在伞上，像在敲打我的心。
到了他家，师母已热好饭菜，还特意多炒了个鸡蛋，端上一碗姜汤让我们驱寒。
我们吃了饭，又坐在小桌旁聊了几句课文和作业。
夜里，我和他儿子挤在一张木板床上睡觉，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心里却格外踏实。
那晚，我梦见晓云站在兔舍前，手里捧着一只小兔，回头对我笑，发丝在风中轻扬。
后来回想，那晚她坐在我身旁时，眼神安静，像一泓深水，脸颊泛红，不知是因屋内炉火，还是别的什么，呼吸轻促，仿佛藏着什么说不清的情绪。
她递给我一杯热茶时，手指微颤，茶水晃了晃，却没洒。那瞬间，我忽然觉得，她不再是那个抄我作业的小女孩了。
从那以后，我总觉得她一天比一天好看，眉眼间多了几分温柔，尽管成绩依旧没有起色，可她开始主动问问题，作业也整洁了许多，甚至在一次劳动课上，她主动教其他同学如何编草垫给兔子取暖。
升高中后，我去了公社中学，初中同学大部分入了高中。
初中同学都陆续见面，可我期待的想要见的人最终没有出现。
从此也没见她的身影。
后来听同学说，她没被推荐上高中，不知是名额有限，还是家里有难处，总之，她再没出现在校园里。
后来听人说，她去了天津，投奔奶奶，在一家纺织厂做女工，后来嫁了人，再无音讯。
我曾写过一封信，寄到她家老家，可被退了回来，信封上盖着“地址不明确”的红章。
许多年过去，我仍会在出神时，忽然看见她的影子浮现在眼前：乌黑油亮的发丝轻轻飘动，夹着淡淡的花香，像是雨后青草混着野菊的气息，沁入心脾，挥之不去。那把倾斜的油纸伞，那双递茶的手，那夜安静的灯火，都成了记忆里最柔软的一角，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藏在心底最深的抽屉里。
（1980年以后，随着商贩增多，兔毛掺假成风，短斤缺两，以次充好，市场信誉受损，收购站逐渐关闭，贸易受限，长毛兔产业由盛转衰，曾经热闹的“致富梦”，终成一段尘封的乡村记忆，只在老一辈人的闲谈中，偶尔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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