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我的初中学校是辽宁省阜新市第五中学，1968年9月13日在学校的组织下，阜新平安煤矿派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了乡下。我们下乡地址是辽宁省阜蒙县知足山公社青山大队第九生产队（又称水泉）。这是一个很小的自然屯，只有19户人家。地处阜新、义县、北票三县交界的大青山脚下东侧，大青山是阜新的最高峰，海拔819.17米。水泉屯距离知足山公社25华里，距离清河门镇和清河i门火车站分别是25和30华里，就是到青山大队所在地的丹官营子屯也要走8华里的山路。没有公交车，想回阜新的家或到清河门赶集都要步行，有时坐生产队去清河门办事的马车就算是很奢嗜的了。水泉自然屯就坐落在大青山脚下的山沟沟里，房前是关山、房后大青山，地处偏僻，真可谓是开门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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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青年点一共6男2女8位同学，年龄最大的19岁，我最小还不满17岁。按年龄为序排列：董国权、乔贵忠、毛忠国、王永福、赵佳秀、薛玉环、王希华、祝玉学，点长董国权。下乡第一天是生产队长崔嵩山带着车老板陶守义赶着马车走了25里山路到知足山公社把我们接了回来，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在队长崔嵩山家吃的晚饭，小米水饭、秋白菜炖地瓜、大葱蘸酱，吃的我们津津有味。第二天我们才看到了青山真面目，知青岁月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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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农村时青年点还没有住房，队长把我们男同学安排在老乡于长生家的厢房住，两位女生安排在李俊家里。晚上照明点煤油灯，取暖靠热炕头，冬季睡觉戴棉帽子，吃水全屯共用一个水井，厕所和房东共用一个旱厕，晚上在屋里备一个尿盆子，生活条件之差可想而知。于长生家一共6个孩子8口人，只有他一个劳动力，日子过的很清贫，我们称他夫妻二人大叔大婶。老两口忠厚老实，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在安排好自家生活的情况下，还热心的关心我们。指导我们做饭，给我们送大酱、咸菜、葱叶等，还有70多岁的程大爷、大妈，老党员陶守云大叔大婶等很多老乡都热情的关心我们，给我们送一些生活用品。慢慢的我们大家都学会了做饭，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下乡第三天，我们开始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队长帮我们买来了镰刀、锄头、铁锹、镐头等农具，手把手的教我们安装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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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水泉生产队干部有队长崔嵩山、会计郭海廷、组长李忠，我还曾经担任过小队记工员。后来李星、李俊也先后担任过生产队长。大队干部有党支部**曹玉堂、队长石国廷等人。本屯的老乡们有李氏家族李俊、李青、李星、李忠、李星学，崔氏家族崔嵩山、崔老大和崔老四，陶氏家族有陶老五、陶守云、陶守义、陶守信，小伙伴有陶国栋、陶国良、郭海山、郭海云等，稍小点的还有刚上初中读书的崔文成、李志成、于纯如、于纯和等。上个世纪末期，崔文成同学当选为阜新市政协专职副主席，一直到2020年按正市地级退休，他是青山村水泉屯成长起来的市地级领导干部，属于土生土长的名人，是水泉屯的骄傲，也是大青山的骄傲！52年过去了，不知道这些大、小队干部和当年的老乡们是否还健在，衷心的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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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正值秋收季节，一些杂粮作物开始收割。打羊草也是秋收的一个主项，就是把田间地头的青草割下来晒干后打上捆以备冬天做牲畜饲料。每年秋天还有饲草商上门收购羊草，所以打羊草也是老乡创收补贴生活的重要渠道。我也和老乡学会了打羊草，下乡第一年秋天我一共打了240斤羊草，3元钱100斤，一共卖了7.2元钱，这是我有生以来收获的第一桶“金”，特别高兴。一位同学要回家，临走时问我有事嘛，我拿出卖羊草的5元钱叫他捎给我妈妈，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孝敬父母。我妈收到后捧着钱掉眼泪，妈妈觉得孩子下乡远离父母，生活那么苦还记得给家里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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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4年我学会了所有的农活，成为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当时我最拿手的农活就是春天种地时滤粪和秋收时割谷子。我滤的粪非常均匀准确，可以和老农蓖美；割谷子是五人一组，中间一人，左右各二人，中间的人打头叫开趟子，要求必须速度快，我就可以和老农比快，承担开趟子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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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克服了逐多困难，掌握了干各种农活的技巧。我使用的农具是青年点同学里最好使的。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长的老乡李星就主动和我交换过一把锄头，这也成为我在当时最为自豪的一件小事。
2000年9月13日回青年点看望老房东
在农村这几年我坚持出满勤，平时舍不得随便休一个工，只要人在青年点就坚持出勤劳动。我们吃的口粮每个月至少要加工一次，附近又没有粮米加工点，必须去清河门镇。每次轮到我去加工粮食时，我都是起早到生产队牵一头毛驴驮100斤粮食步行25里路，半天打来回，中午赶回青年点吃饭，下午继续出勤。我每月一次回家也是这样，上午出勤劳动，下午出发到清河门车站坐火车回家，晚上到家住一宿，第二天起早坐火车中午赶回青年点吃午饭，下午继续出勤。我们生产队在全大队12个小队里是最穷的一个，下乡第一年分值2角钱（10个工分），到年末干了三个半月挣了10元钱。第二年分值4.5角钱，由于我坚持出满勤，全年共挣了3600多个工分，全队24个劳动力我排第二位（房东于大叔排第一3700多分）。 到年末扣除各种款项可以开160多元钱，因资金不足分二次开，我第一次开了120元钱，是全队最多的，引得老乡们的羡慕。把钱拿回家交給妈妈，妈妈没收，说家里没有钱给你买手表，你自己去买一块手表吧，就这样我用自己赚来的钱买了一块“东风”牌手表，别提我有多开心了，我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就连爸爸都非常“妒忌”，新表买到手以后爸爸“借”带了一周。因为那个年代家里非常穷，爸爸也舍不得自己换一块新手表，一直是带着那块上个世纪50年代买的苏联产两个半针的老式手表，我能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买一块“东风”牌新手表就已经非常奢嗜了！
2008年9月13日再次回青年点看望老房东
艰苦和劳累都可以克服，最难忍受的就是远离父母的孤独、寂寞和饥饿。17岁的年龄现在看来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下乡后住在深山沟里，回一次家往返要走60里的山路，除了干农活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连听收音机也成为一种奢望（毛忠国用二极管装了一个简易收音机供大家收听）。实在太寂寞了有时吃完晚饭就到老乡家去串门，老乡对我们很热情，冬天会把热炕头让给我们，并把取暖用的火盆和装旱烟的烟笸箩推到我们面前，还给我们倒上一碗用高粮米炒熟后充当茶叶沏成的“茶水”，就这样慢慢我们都学会了吸烟以消除寂寞。
原青年点老同学小聚
1968年的阜新是大旱之年，我们刚到农村所看到的是一片旱像，满眼的大山、沟壑，没有一条像样的路，高粮玉米只有一人高，最好的谷子还没有膝盖高。一位同学的父亲到青年点去看望儿子，回去后到我家把所见所闻告诉了我的妈妈，为此我妈妈耽心我在农村吃苦而大病一场，被邻居送到医院抢救。几年后我返城当了工人才知道妈妈因为惦记我害了一场大病。
下乡之前留影，前右一是本文作者
艰苦的农村生活考验着每个人的意志。我们青年点一共6男2女8位同学，不到半年时间就有二男一女办理了还乡手续，回到了亲人身边。另一名女同学被大队安排去了“七二一”部队（阜新县战备飞机场建筑工地，又称8191工地）。 1970年又有二名同学分别去了师范学校读书和公社粮库上班，青年点只剩下我和毛忠国同学，而且毛忠国同学在大队葡萄园干活，不在生产队劳动，在生产队上班的只剩下我自己。1971年9月阜新煤矿招工，大队只给我们一个招工名额，因毛忠国家里比我家还困难，父亲患胃癌去世，4个妹妹1个弟弟都小，母亲年龄大又没有工作，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就让他先回了城（1985年中秋节毛忠国因公遇难于五龙煤矿）。就这样三年时间青年点只剩下我自己。大队领导石国廷同志看我一个人很孤单就找我谈话安慰我，这时我哭了，这也是我下乡以后第一次落泪。不久大队也把我安排到“七二一”部队。好景不长，仅半年时间，飞机场工程结束，部队宣布解散，人员哪来哪去。后来有关部门又把我们在“七二一”的知青安排到了市建一公司等单位做合同工，半年后的72年11月我才正式回城当上了煤矿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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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生活最刻骨铭心的就属挨饿了。那是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入冬前，老乡们很善意的提醒我们，冬季天短活少还不太累，家家都吃两顿饭，目的是节约一些口粮留着开春忙种时不饿肚子。我们这些没有一点社会经验的小青年很听话，接受了老乡的建议，大家一商量都同意节约粮食，并规定每天每人一斤粮，也吃二顿饭，早上6两吃干，晚上4两吃稀。为确保不超定量还专门准备了一杆秤，同学们轮流值周做饭，大家都很遵守规定，谁值班做饭也不超定量。17、8岁的年龄正是吃饭长身体的时候，而且每天还要参加生产劳动，说活不累那是假话，只是没有春秋两季忙而已，一斤粮食一顿就可以吃掉。为了节约粮食硬着头皮挨饿，早上6两每人可以分到二个玉米面大饼子，刚开始时早饭二个饼子全吃掉，干了半天活中午没有任何吃的，饿的不行，后来我就改为早饭吃一个半大饼子，留半个中午充饥。每次回家妈妈都给我蒸一大锅豆馅馒头带到青年点以备急需。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却也可以缓解一时的饥饿。晚上4两就只能喝粥了，煮了满满一大头号泥盆的玉米面稀粥被大家全部喝掉，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地上满满一大盆尿。老乡家为了充饥可以搞瓜菜代，且中午可以给主要劳动力弄一点吃的，青年点却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一次实在饿急了，我就把生产队分给的谷糠掺到玉米面里贴饼子吃，这回倒是可以吃饱了，却导致大便严重干燥排不出便来，又跑了8里山路到大队卫生所去做灌肠手术，简直是太遭罪了。就这样我们坚持克服了三个多月，一共节约了400多斤粮食，一直到开春种地时终于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了。有了这次挨饿的教训，以后我们再也不傻乎乎的饿肚皮“节约”粮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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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头能填饱肚子已经实属不易，再想吃好就是一种奢望。长年见不到一点油腥，能用小米米汤炖菜就是最好的副食，有大葱蘸酱、咸菜就不错了。有一次我做饭又是清水煮酸菜，我把好久没装豆油的空油瓶子用热水涮了又涮倒在了菜锅里，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吃饭时我告诉了大家引来一阵苦笑。在农村搭炕、抹房是家家农户每年必干的活，我们就主动给老乡家帮工，一来可以增进联系、沟通感情，二来也能在老乡家吃一顿饱饭，鸡蛋糕、花生米、白菜炖豆腐就足以为我们改善生活了，其实后者才是真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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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的农村（特别是我下乡的村屯）的文化生活可以用零享受来形容，每天除了干农活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自娱自乐就成了我们调节生活的一种方式。刚到农村时我们把在学校开展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带到了青年点，墙上挂一幅毛主席画像，每天吃饭前先向毛主席表忠心，否则不许吃饭。晚饭后跳“忠字舞”，引来老乡趴窗围观看热闹。生产队开群众大会先让我们跳“忠字舞”，很多社员也主动向我们学跳“忠字舞”。学唱“样板戏”选段也成为一种乐趣，高兴了就唱上两段。这些活动虽然有点“左”，但对调节生活气氛也起到了娱乐作用。
2000年9月13日回青年点看望老房东
4年的知青生活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学会了所有的农活，成为队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当过记工员、干活可以打头阵、秋后收入全队最多，队里分给青年点的自留地也被我侍弄得像模像样，土豆、地瓜、茄子、辣椒、豆角、大葱、大蒜、白菜、西葫芦、玉米等应有尽有，秋收后青年点的墙上也像农户一样挂满了玉米棒子，丰收的喜悦充满心头。有艰辛痛苦、有寂寞孤独，也有成就和快乐。体会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苦，农民群众的勤劳、朴实和善良，品味到了 “谁知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内含，锻炼了独立生活的坚强意志，懂得了怎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我的人生进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自2000年以后，我和几位同学相约三次回青年点去看望房东于大叔、老队长崔嵩山和乡亲們。4年的知青经历使我终生难忘。为此我编了一副对联以似纪念：
忆往昔峥嵘岁月苦中有乐，
看今朝小康生活苦尽甘来。
2018年9月13日是我们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我们部分同学相聚在一起回忆那一难忘的岁月，我即兴作诗一首：
上山下乡五十秋，
接受教育在田头；
战天斗地初心志，
劳筋饿肤父母忧；
人生之路第一站，
少年壮志不言愁；
落实政策回家转，
千尺井下胜封侯；
改革开放幸福路，
全民小康在招手！
（2014年9月下乡46周年原创于北京，2020年3月修改于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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