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一名大一新生对着手机屏幕上的通知苦笑，犹豫着是否要拨通父母的电话。电话那头，父母可能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全然不知孩子在大学的第一次高数考试，已经触发了家校联动的“警报”。
一则来自南京理工大学致知书院的通知，在网络上激起了不小的波澜。通知提到，对高等数学成绩排名后30%的同学，年级将组织帮扶，“必要时会向家长通报，或建议到校陪读”。
虽然校方随后回应称，此举以“激励和学业督促”为主，极少真的建议陪读，但“建议到校陪读”这几个字，依然精准地戳中了许多人的神经：当大学生还需要用“找家长”来督促学*，我们的大学教育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争议的源头，是一则面向计算机与自动化学院大一学生的官方群通知。
通知不仅公布了高数期中考试成绩的详细排名分布，还明确将后30%的学生列为重点关注和帮扶对象，并首次将“向家长通报”和“建议到校陪读”作为潜在的后续措施。
这一管理方式，瞬间点燃了舆论。支持者认为，这体现了学校对学生学业的高度负责，尤其是高数这类对后续专业学*至关重要的基础课程，严管是必要的。反对的声音则更为响亮，直指这是典型的 “大学高中化”管理。
在公众认知里，大学是学生迈向独立成人的关键阶段。当学校的管理之手，仍然*惯性地伸向学生背后的家庭时，人们不禁质疑：我们培养的究竟是独立的大学生，还是无法“断奶”的巨型高中生？
面对质疑，校方的解释试图在“负责任”与“尊重独立性”之间寻找平衡。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工作人员澄清，通知家长成绩主要是为了“提醒和督促”，更普遍的做法是在学生挂科时通报。
致知书院的负责人进一步说明，与家长沟通主要针对几类情况：学科基础薄弱学*困难的学生、因沉迷游戏等导致学业荒废的学生，以及无故缺课欠交作业的学生。
校方强调，所有沟通会在征得学生本人同意后进行，而“建议陪读”仅是针对极个别拒绝沟通、情况特殊的学生的最后选项，且需经严格审批，目前从未实际执行。
这一系列解释描绘出一个“精准帮扶、家校协同”的图景。但其核心矛盾并未化解：当学校将“通知家长”作为管理工具箱里的常备选项时，是否在无形中将本应由高校承担的教育引导责任，部分转移给了家庭？
这场争议，远非一所学校的个别做法，它折射出当前高等教育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焦虑。这种焦虑，同时来自家庭和学校两端。
在家庭一端，是“不愿放手”的家长。许多父母对子女的成长轨迹有着深度的介入惯性，从高考志愿填报到大学日常生活，都希望保持掌控。发达的通讯工具，使得这种“远程监督”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
在学校一端，则是面对复杂生源和管理压力时的“压力传导”。有观点认为，高校扩招后学生基础和自律能力差异变大。面对部分入学后出现懈怠、沉迷网络的学生，一些高校管理者倾向于采取更直接、也更熟悉的高中阶段“家校共管”模式，以求稳妥。
双方的需求在此形成合流：部分家长主动寻求与校方的紧密联系，甚至建立家长群；一些学校则顺应或主动采用了这种管理方式。然而，这种“合谋”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方——作为成年个体的学生本人的意愿和成长规律。
争论“该不该通知家长”是表面，其核心触及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大学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什么？
是确保每一门课都不挂科，顺利拿到毕业证？还是培养学生独立学*、自我管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后者，才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基础教育的灵魂所在。
高等数学固然重要，它不仅是学分关键，更是计算机等专业深造的基石。但解决高数学*困难，方法有很多：更有效的课堂教学、个性化的课后辅导、学长学姐的结对帮扶。这些都属于大学教育应提供的内在支持系统。
动辄诉诸“通知家长”这一外部压力，看似高效，实则可能是一种教育上的“偷懒”。它用最简单的方式施加了压力，却可能剥夺了学生面对挫折、自我调试、寻求校内资源解决问题的宝贵成长机会。一位网友的质问很尖锐：“以后走上社会，工作做不好也让家长去陪吗？”
当然，完全否定家校沟通的必要性也是偏颇的。对于出现严重学业危机、心理问题或行为偏差的学生，学校在必要时与家庭建立联系，共同支持学生，是负责任的表现。
关键在于 “度”与“方式”。理想的边界应是：学校首先尽最大努力，通过其内部的教育、管理和服务系统来解决学生问题。只有当问题超出学校常规处理范围，或涉及学生重大利益时，才启动与家庭的正式沟通，且应充分尊重学生的知情权和人格尊严。
沟通的目的不应是“告状”或施压，而是 “信息共享”与“支持协作” 。家长的角色，不应是校方管理的延伸执行者（如监督做题），而应是情感上的后盾和人生经验的提供者。
要打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需要学校、学生和家长三方共同转变观念。
对高校而言，需要超越简单化的“严管”思维，将工作重心从“管理学生”转向“成就学生”。这意味着投入更多资源建设优质的学术支持中心、心理咨询体系和生涯规划指导，用更专业、更尊重的方式，吸引和帮助学生主动走出困境。
对学生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大学赋予的自由，对应的是自我负责的重量。主动规划学业、勇敢面对困难、善用学校资源，是成年礼的一部分。
对家长而言，最难也最重要的一课是 “学会放手” 。将关注点从具体的分数排名，转向孩子的心理状态、适应能力和长远规划，信任孩子和学校的处理能力，完成从“监工”到“顾问”的角色转变。
南京理工大学这则通知引发的讨论，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在学生“成年”与“独立”问题上的集体纠结。我们期待孩子一进大学就成熟懂事，却又常常用对待未成年人的方式去管理他们。
大学的围墙，隔开的应不仅是空间，更是人生不同的发展阶段。高校作为这堵墙内的守护者和引导者，其最大的责任，不是永远扶着学生走路，而是创造环境，教会他们如何自己走稳，哪怕中途会踉跄甚至摔倒。
也许，当我们不再为“高数不好要不要找家长”而争论时，才意味着我们的大学、学生和家长，都真正做好了迎接“成年”的准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出能够脱离襁褓、直面风浪的独立个体，而不是一群永远需要背后有双眼睛盯着的“优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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