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第一章 绿皮火车上的夏天
1988年的夏天，好像比哪一年都长。
我坐在绿皮火车上，窗外是北方大地上无尽的玉米地，一排排地向后倒去，像是永远翻不完的绿色书页。
车厢里混杂着汗味、方便面味，还有孩子尖锐的哭闹声。
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搅动的全是热风。
我的白衬衫早就被汗浸透了，黏糊糊地贴在背上。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
从北京到她那个叫“安平”的小县城，要晃悠整整一天一夜。
我兜里揣着一张信纸，薄薄的一张，却重得像块石头。
是林静的信。
高考成绩下来的第三天，我收到的。
信上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只有短短一行字。
“我落榜了。”
那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写出来的。
我能想象得到，她写下这行字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那个总是在我面前笑得像向日葵一样的姑娘，那个说好要和我一起考到北京的姑娘，现在一个人躲在安平县那个小小的家里，被巨大的失败和迷茫包裹着。
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电线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喘不过气。
我们是高中同桌。
林静聪明，爱笑，扎着高高的马尾，阳光一照，发梢都是金色的。
她喜欢在我的课本上画小猪，画完了就一脸得意地看着我。
我那时候闷，不爱说话，就用笔把她画的小猪圈起来，旁边写上她的名字。
她也不生气，反而笑得更开心了，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
高三那年，我们约定好，一起考北京的大学。
她想去广播学院，当个主持人。
我想学建筑，以后盖高楼大厦。
我们在学校后山那棵大槐树下，一遍遍地说着未来的事。
好像只要我们说了，就一定能实现。
高考前，我把存了很久的零花钱拿出来，买了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送给她。
她回送我一个亲手缝的布沙包，上面歪歪扭扭地绣着“金榜题名”四个字。
她说：“张磊，到了北京，你可不许忘了我。”
我说：“忘不了。”
我考上了。
她落榜了。
命运像个蛮不讲理的孩子，在我们说好的那条路上，挖了一道又深又宽的沟。
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高兴不起来。
那红色的纸，烫得我手心疼。
我给林静打过一次长途电话，在学校的传达室里，旁边围着一圈等着打电话的人。
电话接通了，我喂了好几声，那边才传来她低低的声音。
“张磊？”
“是我，”我赶紧说，“林静，你……还好吗？”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我只能听到电流的滋滋声，像是有无数只小虫子在啃食着我的耐心。
“我没事。”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
“你别难过，落榜没什么，可以复读的。”我说得又快又急，生怕她挂掉电话。
“嗯。”她只是轻轻地应了一声。
“我……”我还想说点什么安慰她的话，可那些话到了嘴边，又觉得苍白无力。
“我爸妈叫我吃饭了，先挂了。”她匆匆地说。
然后就是一阵忙音。
我握着冰凉的话筒，站在原地，心里空落落的。
我觉得我必须去见她一面。
我跟家里撒了谎，说学校要提前组织入学教育，然后揣着我爸妈给我的大学生活费，跳上了这趟南下的绿皮火车。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像是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催眠曲。
我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来，又一点点亮起来。
我想象着见到林静的样子。
她是会哭，还是会像打电话时那样，对我冷冷淡淡的？
我该说些什么？
是说“没关系，我们还年轻”，还是说“我等你，明年我们一起在北京”？
这些话，在心里盘算了无数遍，可没有一句让我觉得有分量。
火车终于在第二天中午，慢吞吞地驶进了安平县火车站。
一股热浪夹杂着煤灰的味道扑面而来。
车站很小，站台上稀稀拉拉地站着几个人。
我背着一个帆布包，站在陌生的站台上，一瞬间有些茫然。
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我七拐八拐地找到了她家住的那片家属区。
红砖的筒子楼，墙皮剥落，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和饭菜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找到了她家的门牌号，那扇绿色的木门紧紧关着。
我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心脏怦怦直跳。
我抬起手，又放下。
再抬起，终于敲响了那扇门。
“咚，咚，咚。”
第二章 一碗凉透的绿豆汤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应该是林静的妈妈。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褂，头发用一根黑色的发卡别在耳后。
她上下打量着我，一脸的疑惑。
“阿姨您好，我叫张磊，是林静的高中同学。”我赶紧自我介绍，声音有点发紧。
“张磊？”林妈妈念叨着这个名字，好像在努力回忆。
“妈，谁啊？”屋里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沙哑声音。
林静从里屋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宽大的旧T恤，头发随意地挽着，脸色蜡黄，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
她瘦了好多，下巴都尖了。
看到我，她愣住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又黯淡下去。
“你怎么来了？”她问。
“我……我来看看你。”我看着她憔ăpadă样子，心里一阵阵地疼。
林妈妈总算反应过来了，连忙把我让进屋里。
“哎呀，是小张啊，快进来，快进来！这大老远跑过来，路上得累坏了吧？”
她热情地把我按在了一张掉漆的木椅子上。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的格局，摆设很简单，但收拾得很干净。
客厅的墙上，还贴着一张林静的奖状，上面写着“三好学生”。
林妈妈给我倒了一杯水，又忙着要去厨房。
“静静，你陪同学说说话，妈去给你们做碗绿豆汤解解暑。”
林静没说话，只是低着头，坐在离我最远的一张小板凳上，两只手不停地绞着衣角。
客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气氛尴尬得让人窒管。
“你……最近怎么样？”我打破了沉默。
“就那样。”她头也不抬。
“复读的事，想好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带着一股倔强的光。
“谁说我要复读？”
我被她问得一愣。
“不复读，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爸给我联系了县里的纺织厂，让我去当个挡车工。”她说完，自嘲地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纺织厂，挡车工。
我想象着林静站在轰鸣的机器旁边，被棉絮包裹着的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一样。
那个想去当主持人的林静，那个应该站在聚光灯下的林静，怎么能去那种地方？
“不行！”我几乎是脱口而出，“你不能去！”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委屈，有不甘，还有一丝我说不出的东西。
“我不去，能去哪儿？”
就在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两条鱼。
他穿着一身蓝色的工装，脸上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神情。
他看到我，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爸。”林静站了起来，声音低低的。
这应该就是她爸爸，林建国了。
林妈妈从厨房里迎了出来，接过他手里的东西，笑着说：“老林，你看谁来了？静静的同学，从北京来看她了。”
林建国“嗯”了一声，算是打过招呼。
他脱下工装，露出里面的白背心，然后自顾自地坐到桌子边，倒了杯水，一口气喝完。
整个过程，他都没再看我一眼。
那是一种彻底的无视，比直接的呵斥更让人难受。
晚饭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饭桌上，林妈妈不停地给我夹菜，嘴里说着：“小张，多吃点，看你瘦的。”
林建国一言不发，只是闷头喝酒。
他每喝一口，就重重地把杯子顿在桌上，发出“当”的一声。
那声音，一下一下，都像是敲在我的心上。
终于，他喝了半杯白酒后，脸颊泛红，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小张是吧？”他开口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是，林叔叔。”我赶紧放下碗筷。
“听我们家静静说，你考上北京的大学了？”
“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好学校啊，”他点点头，话锋一转，“那你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前途无量。”
我听出他话里的刺，不知道该怎么接。
“我们家静静，没那个福气，”他继续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她不是读书的料，以后就在这小县城，安安分分找个工作，嫁个人，也就这样了。”
他说着，看了一眼林静。
林静的头埋得更低了，肩膀微微地颤抖。
“叔叔，林静很聪明，她只是一次没考好，她可以复读的。”我忍不住辩解。
“复读？”林建国冷笑一声，“说得轻巧！复读不要钱啊？再考不上怎么办？女孩子家家的，耗上一年又一年，年纪大了，工作不好找，人家都挑剩下的了！”
“可是她的梦想是……”
“梦想？”他打断我，声音陡然拔高，“梦想能当饭吃吗？年轻人，你现在是在大学里，不知道柴米油盐贵！我跟她妈，在厂里辛辛苦苦一个月，才挣几个钱？你们这些学生，嘴上说的是天上的云，脚底下踩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老林，你少说两句，孩子大老远来的。”林妈妈在一旁小声劝着。
“我说的不是实话吗？”林建国一瞪眼，“小张同学，我不管你跟我们家静静以前是什么关系，现在你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你是要往高处走的，我们静静，就在这泥地里了。你以后，别再来找她了，这对她好，对你也公平。”
这番话，像是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浇到脚底。
我看着林建，她死死地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让它掉下来。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攥住了。
那顿饭，我再也吃不下去一口。
桌上那碗林妈妈特意为我做的绿豆汤，从头到尾都没人动过。
汤里的冰糖大概已经化尽了，可我看着它，只觉得一阵阵地发凉。
凉透了。
第三章 你敢带我走吗
吃完那顿令人窒息的晚饭，我站了起来。
“叔叔，阿姨，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我说的是“回去”，而不是“回旅馆”。
我想，林建国应该能听懂我的意思。
果然，他脸上紧绷的线条缓和了一些。
“嗯，路上注意安全。”他点点头，没有挽留。
林妈妈想说点什么，看了看丈夫的脸色，又把话咽了回去。
“静静，去送送小张。”她说。
林静默默地站起来，跟着我走出了家门。
楼道里没有灯，黑漆漆的。
我们一前一后地往下走，谁也没有说话。
只能听到彼此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显得特别孤独。
外面的空气比屋里更闷热。
天已经完全黑了，只有远处几户人家的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
空气里到处都是不知名的虫子在叫，一声接着一声，叫得人心烦意乱。
我们走到楼下那棵大槐树下。
就是那种每个老家属院都会有的大槐树。
白天能遮阳，晚上能纳凉。
此刻，它巨大的树冠像一把黑色的巨伞，把我们笼罩在下面。
“我走了。”我说。
声音干巴巴的，我自己都觉得难听。
林静站在我对面，隐在黑暗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张磊。”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是一阵风。
“嗯？”
“我爸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我没有。”我急忙说。
其实我放在心上了。
林建国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刻在了我心里。
又是一阵沉默。
我感觉我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比从北京到安平的距离还要遥远。
我说好要来看她，安慰她。
可我来了，却什么都做不了。
我甚至连一句有力的反驳都说不出口。
在林建国那种绝对的、属于成年人的现实面前，我所有关于梦想和未来的承诺，都显得那么可笑和苍白。
我是个懦夫。
“那我……真的走了。”我转过身，准备走向那条通往家属区大门的路。
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张磊！”
她又叫住了我。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我怕一回头，就看到她哭的样子。
我怕自己会控制不住。
我听到她一步步向我走来的声音。
她走到了我的身后。
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温热的，带着一丝颤抖，就在我的耳边。
我以为她会说“你多保重”，或者“以后常联系”。
可她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她靠得很近，几乎是贴着我的后背，用一种混合着绝望、乞求和最后一丝希望的、蚊子一样细微的声音问我：
“你敢带我走吗？”
那一瞬间，整个夏夜的蝉鸣都消失了。
我只能听到自己心脏疯狂跳动的声音，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
敢吗？
我问自己。
带她走？
带她去哪里？
回北京？
我住的是八人一间的宿舍，吃的是最便宜的食堂。
我连自己的下一顿饭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拿什么带她走？
带她去住天桥底下吗？
带她去跟我一起啃冰冷的馒头吗？
我是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学生。
我没有任何能力，给她一个哪怕最最简陋的“家”。
林建国说得对，我嘴上说的是天上的云，脚底下踩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浪漫和冲动在这一刻，被现实砸得粉碎。
我的身体僵住了，像**石像。
我能感觉到她在我身后的期待，那期待像一团火，几乎要灼伤我的后背。
可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的沉默，就是答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感觉她在我身后的那团火，一点一点地熄灭了。
最后，只剩下一片冰冷的灰烬。
我听到一声极轻极轻的抽泣，像是小猫的呜咽。
然后，是她后退的脚步声。
她退开了一步。
又退了一步。
“你回去吧。”她说。
声音平静得可怕，没有任何情绪。
“路上小心。”
我终于鼓起勇气，回过头。
她就站在不远处，靠着那扇破旧的单元门框。
昏暗的路灯从很远的地方照过来，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看不到她的眼泪。
我只看到她脸上所有的光，都消失了。
那双曾经像有星星在闪烁的眼睛，变成了一口望不见底的深井。
她就那样靠着门框，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那一刻，我明白。
有些东西，在我迟疑的那几十秒里，已经永远地碎掉了。
我狼狈地转过身，几乎是逃跑一样地，冲进了安平县城的夜色里。
第四章 等我
回到北京的绿皮火车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一动不动。
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就像我迫不及待想要甩掉的那个夜晚。
可林静靠着门框的样子，她问“你敢带我走吗”的声音，却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怎么都挥不去。
我恨我自己。
恨我为什么那么没用。
恨我为什么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给了她沉默。
那句“等我”，我终究还是没能说出口。
因为我知道，在那个瞬间，任何承诺都像是一个笑话。
回到学校，大学生活正式开始了。
周围的一切都是新鲜的。
宏伟的教学楼，巨大的图书馆，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还有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
可我的心里，像是破了一个大洞，不停地漏着风。
我开始给林静写信。
一封接一封。
我在信里，把我那天晚上没能说出口的话，全都写了下来。
我说对不起。
我说我不是不想带你走，是我没有能力。
我说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说你千万不要去纺织厂。
我说你等我。
信寄出去，就像石沉大海，一封回信都没有。
我跑去邮局，给她打长途电话。
电话是林妈妈接的。
她说：“小张啊，静静她……她不在家。”
我问她去哪了。
林妈妈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半天说不清楚。
最后，她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你是个好孩子。但是，你们……算了吧。静静她，已经进纺织厂上班了。”
“砰”的一声。
我感觉心里的什么东西，彻底断了。
她还是去了。
她没有等我。
或者说，她从来就不相信我那句虚无缥缈的“等我”。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只知道读书的闷葫芦。
我像疯了一样，开始挣钱。
我们学校的建筑系，有很多跟外面工地合作的机会。
画图，做模型，测绘。
以前这些活儿，同学们都嫌累，给的钱也少，没人愿意干。
我去干。
我白天上课，晚上就趴在宿舍的桌子上画图，画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
周末，别人都去看电影、逛公园了，我就跑到学校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去扛水泥，搬砖头。
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换来的就是几块钱的报酬。
宿舍的同学都觉得我疯了。
我的室友王海，一个北京本地的哥们，拍着我的肩膀说：“磊子，你至于吗？你家里又不困难，干嘛把自己搞得跟个苦行僧一样？”
我只是摇摇头，不说话。
我没法跟他说。
我心里憋着一股劲。
这股劲，是对林建国的，也是对自己的。
他不是说我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吗？
他不是说我嘴上说的是天上的云吗？
那我就要让他看看，我不仅能踩在地上，我还能在泥地里，用我自己的双手，刨出一条路来。
我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小心翼翼地存起来。
我不再买新衣服，一件衬衫穿到领子都磨破了还在穿。
我每天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白菜豆腐。
有时候实在饿得不行，就买两个馒头，就着开水往下咽。
那几年，我过得像个孤魂野鬼。
我和林静彻底断了联系。
我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她在纺织厂里，是不是每天都要忍受机器的轰鸣？
她的手，是不是已经被粗糙的棉纱磨出了老茧？
她会不会，已经听从了她父亲的安排，嫁给了县城里某个“安安分分”的男人？
我不敢去想。
我怕一想，我心里憋着的那股劲，就泄了。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就到了1992年。
小平南巡讲话，像一阵春风，吹遍了整个中国。
报纸上，电视里，天天都在说一个地方——深圳。
说那里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创造奇迹的地方。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王海的舅舅，第一批南下深圳，搞电子产品，几年时间就发了家。
王海天天在我耳边念叨：“磊子，毕业了别留北京了，咱们去深圳！那里才是咱们年轻人的天下！”
深圳。
我在宿舍的地图上，找到了那个南海边上的小渔村。
它离北京很远，离安平县更远。
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跟过去所有规则都不同的世界。
一个，或许可以让我把林静“带走”的地方。
我的心里，那颗早已熄灭的火种，好像又重新燃起了一点微弱的火星。
毕业设计，我做了一个关于深圳未来城市规划的模型。
我的导师看了，拍案叫绝，说我非常有想法，推荐我留校。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接受。
留校，北京户口，铁饭碗。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路。
我拒绝了。
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里，我拿着我的毕业证，和我那几年靠着画图、搬砖攒下来的几千块钱，买了一张南下的火车票。
这一次，不是去安平的绿皮慢车。
是去深圳的特快。
第五章 南下的车票
1993年的春天，我再次踏上了安平县的土地。
五年了。
这个小县城好像没什么变化，还是老样子。
街道两旁是低矮的楼房，偶尔有几辆自行车叮铃铃地骑过。
空气里，依然是那股熟悉的煤灰味。
可我已经不是五年前那个穿着白衬衫的毛头小子了。
我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脚上是一双磨得有些旧的皮鞋。
风吹日晒，让我的皮肤变得黝黑，眼神也比以前坚定了很多。
我没有直接去林静家。
我先去了她工作的纺织厂。
隔着老远，就能听到厂房里传来的“嗡嗡”的机器轰鸣声。
正是下班的时候。
穿着蓝色工装的女工们，三三两两地从大门口涌出来，脸上都带着疲惫。
我站在马路对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人群。
然后，我看到了她。
她也穿着和其他人一样的工装，头上包着头巾。
她瘦了很多，脸色有些苍白，眼角的笑意和那对浅浅的酒窝，都不见了。
她不再是那个阳光下的向日葵了。
她低着头走路，和身边的同事说着什么，表情很平淡。
我的心，又一次被狠狠地揪住了。
这五年，她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走过去，叫了她一声。
“林静。”
她抬起头，看到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就像五年前，她在自家门口看到我时一样。
只是这一次，她的眼神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片茫然和疏离。
“你怎么……来了？”她过了好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来找你。”我说。
我们之间，又陷入了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周围下班的女工们，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
“找个地方，我们聊聊吧。”我提议。
她点点头。
我们去了县城里唯一的一家咖啡馆。
其实就是个小餐馆，摆了几张桌子，卖一些速溶咖啡。
我们要了两杯咖啡。
她用小勺子一下一下地搅着杯子里的褐色液体，就是不喝。
“你……过得好吗？”还是我先开口。
“挺好的。”她淡淡地说，“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你结婚了？”我问出了我最想问，也最怕问的问题。
她搅动勺子的手停了一下。
“没有。”
我心里那块一直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你呢？”她反问我，“在北京当大干部了吧？”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我能听出来的讽刺。
“我没留在北京。”我说，“我毕业后，就去了深圳。”
“深圳？”她有些意外。
“嗯，”我点点头，“我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
我从我的帆布包里，拿出了一个信封，推到她面前。
她疑惑地看着我。
“这是什么？”
“你打开看看。”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信封。
信封里，是两张去深圳的火车票。
还有一本银行存折。
她拿出存折，翻开。
当她看到上面那一串数字的时候，她的手开始发抖。
那是我这几年，不吃不喝，不眠不休，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攒下来的。
一万三千六百块。
在1993年，这笔钱，对一个刚毕业两年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笔巨款。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抬起头，眼睛红了。
“五年前，你问我，敢不敢带你走。”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那时候，我不敢。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给不了你任何东西，除了空话。”
“这五年，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做，才算是把你‘带走’。”
“不是把你从安平县带到北京的宿舍里，跟我一起挨饿受冻。而是要把你带到一个，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可以有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
“林静，我现在来接你了。去深圳。我们在那里，可以租个房子，你可以不用再去纺织厂，你可以去读夜校，学你想学的东西。钱，我这里有。工作，我也有了。虽然现在还很辛苦，但我们……可以有一个家。”
我的话说完了。
咖啡馆里很安静。
她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了那杯早就凉透了的咖啡里。
溅起小小的，无声的涟fefe。
那天晚上，我跟着林静回了她家。
还是那间屋子，还是那张饭桌。
林建国老了许多，头发白了大半。
看到我，他愣住了，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我没等他开口，就把那两张火车票和那本存折，放在了桌子上。
放在了五年前，那碗凉透的绿豆汤曾经待过的位置。
“叔叔，”我看着他，平静地说，“五年前，您说得对。我那时候，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穷学生。”
“这五年，我去过工地，搬过砖，画过几百张图纸，也去了深圳，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我现在，还是个穷小子。但是，我已经知道怎么用自己的手，去挣饭吃，去养家了。”
“我想带林静走。去深圳。”
“我向您保证，我不会让她再过一天在纺织厂的日子。我会让她过上好日子。”
林建国看着桌上的东西，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半天没说出话来。
他的眼神里，有震惊，有怀疑，但更多的是一种，被一个年轻人用最直接、最笨拙的方式所撼动的动容。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
最后，他拿起桌上的那本存折，翻了又翻，像是要看清上面的每一个数字。
他抬起头，看着满脸是泪的林静。
又看看我。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像是把这五年积攒的所有固执和担忧，都吐了出来。
“我女儿，就交给你了。”
第六章 我们自己的家
林静走的那天，是个晴天。
林妈妈给她收拾了一个巨大的包裹，里面塞满了衣服、床单，还有从家里带的各种土特产。
她一边收拾，一边抹眼泪。
“静静啊，到了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跟小张吵架，听见没？”
林静抱着她妈妈，哭得像个孩子。
“妈，我会的。”
林建国站在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眼睛红红的，却还是一副硬邦邦的样子。
“哭什么哭！多大的人了！是去过好日子的，又不是去受罪！”他吼着，声音却有些发颤。
他把一个信封塞到林静手里。
“这里面是家里所有的积蓄，没多少，你们到了那边，租房子、买东西，都要花钱，先拿着应急。”
林静捏着那个信封，哭得更凶了。
火车站台上，我们即将上车。
林建国拍了拍我的肩膀，用了很大的力气。
“小子，我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女儿。”他说。
“叔叔，您放心。”我郑重地点头。
火车缓缓开动。
林静的父母站在站台上，拼命地向我们挥手。
他们的身影，在我们的视线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直到变成两个小小的黑点，再也看不见。
林静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终于停止了哭泣。
火车向南，一路飞驰。
窗外的风景，不再是单调的玉米地。
是连绵的丘陵，是纵横的河网，是越来越繁茂的绿色。
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话。
这五年的空白，不是几句话就能填满的。
我们只是静静地坐着，手握在一起。
她的手，有些粗糙，上面有细细的裂口。
是我这辈子，握过的最珍贵的东西。
火车进入广东境内的时候，天亮了。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金色的光芒穿透云层，洒在我们身上。
“张磊，”林静轻声说，“我有点害怕。”
我知道她在怕什么。
怕那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怕那个不确定的未来。
我握紧了她的手。
“我也怕。”我说，“但是，我们在一起。”
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
那笑容，像是一朵在废墟里，重新绽放的花。
带着泪痕，却无比动人。
那对消失了五年的浅浅的酒窝，又回到了她的脸上。
1988年的那个夏天，她靠着门框问我：“你敢带我走吗？”
我用沉默回答了她。
1993年的这个春天，我带着她，坐上了这趟南下的列车。
我想，这才是我的答案。
爱不是一句冲动的“我敢”。
爱是，我想给你一个家。
一个我们自己的家。
火车发出一声长长的鸣笛，驶向了那个名叫“深圳”的，充满着阳光和未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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