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史记》的第一篇《五帝本纪》以这样看似平实的句子开篇：“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当我们翻开这部煌煌巨著，期待看到华夏文明跌宕起伏的完整史诗时，首先遇到的却是一个笼罩在传说与迷雾中的时代——五帝时代。
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随之浮现：为什么司马迁要将看似虚实难辨的“五帝传说”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篇？这位严谨的史学家，是在记录真实的历史，还是在建构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
一、司马迁的历史抉择：在神话与信史之间
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关于上古的记载远比今天丰富，也更混乱。他曾坦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面对堆积如山的材料，他做出了两个关键决定：
1、切断神话：他没有从更古老、更缥缈的“三皇”（如伏羲、女娲）时代写起，而是将历史叙事的上限明确划在“黄帝”这里。
2、筛选传说：他亲身游历各地，考察传说遗迹，将“不离古文者近是”的文献（如《尚书》《春秋》）与实地见闻互证，摒弃了大量荒诞不经的说法。
这并非全然的客观记录，而是一次精心的历史建构。黄帝，从众多上古传说人物中被“选择”出来，成为了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通过黄帝战炎帝、平蚩尤、初创文明的故事，司马迁确立了一个血脉同源、文化同根的华夏共同体起点。五帝之间或为子孙，或经禅让，形成了一个德政相承、天下归一的连续谱系，这为后来秦始皇实现的、汉武帝所巩固的政治“大一统”，提供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范本。
二、五帝时代：德治与禅让的理想国
《五帝本纪》为我们勾勒了一个被后世儒家无限追忆的“黄金时代”。
黄帝：文治武功的奠基者。他不仅是用武力统一各部的战神（阪泉之战败炎帝，涿鹿之战擒蚩尤），更是文明的创造者。他“治五气，艺五种”，发展农业；“官名皆以云命”，初创制度。在他身上，武功与文治得到了完美结合。 尧与舜：禅让政治的典范。尧的时代是儒家理想政治的巅峰。他自身“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生活简朴而心系万民。在选择继承人时，他摒弃了不肖的儿子，而是通过长期考察，将权力禅让给了以孝德闻名、能力出众的平民——舜。舜则不负众望，任用大禹治水，天下大治。这个故事树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原则：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司马迁笔下，这个时代的权力转移充满了温情与智慧。尧在禅让前，对舜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全方位考验：“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这是一种基于德性与能力的严格选拔，与后世血腥的宫廷政变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司马迁的深意：为历史确立“道统”
司马迁如此开篇，蕴含着深刻的个人情怀与时代使命。
1、确立评判历史的“德性”标尺：
他将五帝塑造为“修德振兵”、以德服人的圣王。这为整部《史记》奠定了一个核心价值基调：一个政权或个人的成败，根本在于其“德”行。这既是对先秦以来“以德配天”思想的继承，也隐含了对汉武帝时代严刑峻法、穷兵黩武政策的潜在反思。
2、寄托对理想政治的追求：
司马迁亲身遭遇宫刑巨祸，对专制皇权的残酷有着切肤之痛。他在《五帝本纪》中浓墨重彩地描绘“禅让”，实质上是在歌颂一种权力和平、有序、公天下的转移方式。这成为贯穿《史记》的一种政治理想，与后世诸多“家天下”的乱政形成对照。
3、构建民族的共同记忆：
在汉朝国力鼎盛、民族认同亟需巩固的时代，司马迁通过《五帝本纪》，为散布在广阔疆域内的不同族群，编织了一个共同的血缘与文化起源故事。从此，“炎黄子孙”成为凝聚亿万人的精神纽带。
四、现代视角：传说与信史之间
从现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角度看，“五帝”显然并非确切的王朝世系，而是一个漫长部落联盟时代的象征性概括。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或许能与传说时代相互映照，但难以一一对应。
然而，这丝毫不减《五帝本纪》的价值。司马迁的工作，不是提供一份精准的年表，而是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文化叙事。他基于所能掌握的材料，进行理性筛选与逻辑编排，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个光辉的起点和一套核心的价值体系。
结语
因此，《史记》从黄帝写起，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文化创造”事件。司马迁以史学家的审慎与文学家的情怀，在神话的废墟上，为我们建立了一座精神的殿堂。他告诉我们：历史从哪里开始，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与价值追求就从哪里开始。
当我们读起“黄帝者，少典之子……”时，我们不仅是在回溯一个遥远的开端，更是在重申一种对德行、统一与公天下理想的古老信仰。这正是《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唱”开篇的磅礴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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