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整个高中阶段，是我内心极度动荡的时期。煎熬、苦恼、焦躁、惊惧交织在一起，再叠加上青春期特有的烦闷与抑郁，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牢牢地将我困住。所有的问题，我羞与人言，也无处可诉，唯有一头扎进课外书的世界，才能在字里行间求得片刻的内心安宁。
高一学年落幕，1995年下半年我升入高二，学校也随之开启文理分科与班级重编。按当时的规则，选读文科需主动提交申请，未申请者则默认划入理科班，全校文理比例大致维持在1:2的样子，因为当时我们一个年级8个班，选文科的有2个还是3个班。那时的我，心里揣着一份朴素的理想，固执地认为理工科才是助力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便没有多想，默认了读理科的安排。
可事实上，我对文史类的热爱早已藏不住——那时我读的所有课外书，几乎全是这类题材，事实上，我对文学跟历史一直抱有很深的热爱。后来回望那段时光总忍不住想，若当时能果断申请文科，或许我的人生轨迹又会截然不同。但那时的我孤立无援，父母压根不知道什么是文科，什么是理科，也根本不懂文理分科背后的门道，学校里也没有老师主动为我指引方向、解答困惑，只能被动跟着既定安排走。
就这样，我被分到了理科班，可那时我的心思完全被课外书勾走了，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应对理科繁重的学*。成绩一路下滑，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我彻底沉溺在书籍构筑的平行世界里，只有在那里，才能暂时挣脱现实的纷乱与烦恼。性格也渐渐变得偏执敏感，容易激动，遇事总爱“钻牛角尖”。我的内心筑起高高的壁垒，没人能走进来，我也走不出去，更无人能为我解围。
那段日子，我从课外读到一则有关“高分低能”现象的探讨，也接触到“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利弊争辩。这些文字像一把钥匙，解开了我心底的困惑，也让我对当时刻板的教育形态生出强烈的反感、反叛与鄙夷，更顺理成章地为自己逃避学校教育找到了心理支撑与理论借口。
真正让我产生强烈共鸣的，是台湾作家三毛的散文集。在其中作为《背影》这一册开篇代序言的《逃学为读书》里，她写道自己当年逃学，只为能安心读“真正的书”——这句话像一道惊雷瞬间击中我，也更坚定了我的想法：我正是为了读这些有温度、有灵魂的“真正的书”，才无法认同学校里刻板的教育模式。到读完《撒哈拉的故事》，我彻底迷上了三毛，省吃俭用忍饥挨饿攒下钱买书，一点点集齐了她的整套散文集。
我近乎狂热地迷恋上了这个女人，她成了我灰暗青春期里唯一的精神灯塔。我总是一边读着她的文章，一边泪流不止，尤其是当我得知她最终用一条丝袜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一不幸结局的时候，我恨不能立刻随她而去。我难过了许久许久，像失去了一位最懂自己的至亲知己。
她的文字里满是自由与真诚，像一束温柔的光，穿透我内心的阴霾。读她在撒哈拉与荷西的烟火日常，看她亲手打理简陋小屋、和当地居民嬉笑相处，我仿佛也置身于那个辽阔又温暖的世界，暂时忘却了学业的重压与经济的窘迫。她的散文集被我翻得页边发毛，那些戳中心事的句子，我都细细划了横线，在有些页面的空白处还写了评注。
深夜难眠时，我总抱着她的书躺在床上，仿佛她就坐在我身边，轻声诉说着人生的起落与温暖。她在她的一本《随笔》集里说到，她的文章刚发表时，有许多年轻人写信向她倾诉心事，我当时便是那般模样——她的文字写尽了我的迷茫，也给了我对抗困境的微弱却坚定的力量。
那时的我，正承受着学*与经济的双重重压。高一统考的时候，我成绩在班上的排名都还算靠前，全班六十多人，我能考十多名。我并非不想搞好学*、提高成绩，也曾积极努力过。可此前的种种牵绊干扰，让我始终无法进入学*状态，到了高二，进而完全跟不上课程进度。现实的挫败感像一块巨石，把我越推越远，我只能愈发沉溺于课外书的世界，在他人的文字里寻求慰藉。
让人倍感煎熬的是，学校隔三差五地收费，大多是层出不穷的考试试卷费、练*册费等等。为了收缴，上面催班主任老师，然后老师就来逼学生。一方面，我打心底反感这种近乎“掠夺”的收费模式，觉得这是教育里的阴暗面；另一方面，贫困家境实在难以承受这般频繁的开支。
每次回到家，看着家里拮据的模样，开口要钱都让我满心愧疚与不安；可要是不说，到了学校又无法交差。这种两难的处境，让我的内心长期处于躁动与纷乱之中，整个身心弄得很疲惫，学*状态愈发糟糕，却又找不到任何的出路，只能在迷茫里苦苦挣扎。
至今记得，高二的班主任刘老师教我们语文。有一次写作文，我再也忍不住，趁机把对学校频繁收费的不满全宣泄了出来，字里行间还藏着不少对主张收费校长的讥讽。老师看到作文后，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面对办公室的众多老师，我情绪激动，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翻看我那篇作文的评语，他写到“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如今再回想，这句话里，或许一半是对我的鼓励，希望我能挺过难关；另一半则是对现实的无奈揶揄，就像人们常说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多少也暗含着对我当时处境的理解、体谅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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