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留学

一、历史书籍记载的丝绸之路起点：动态演变与多元叙事

据本人粗浅的知识，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历代呈现出时空流动性，与王朝政治中心的迁移及对外战略密切相关。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的官方记录明确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汉书·张骞传》记载其两次出使均从长安出发，沟通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络，铺垫了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若论“起点”一词的本义内涵，长安不容置疑是起点。东汉定都洛阳后，《后汉书·西域传》显示班超、甘英等使者的活动以洛阳为起始点，西域诸国朝贡路线亦以洛阳为终点，形成“洛阳—罗马”的官方通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中心多元化，洛阳、长安、平城（今大同）、邺城（今临漳）等城市均承担过丝路起点的功能。如北魏都城洛阳，西域商胡云集，《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成为国际商贸中心。隋唐时期，长安恢复核心地位，而洛阳作为东都承担辅助功能。唐代《通典》将长安列为丝路东端最重要的贸易枢纽，称其与敦煌、酒泉并称“都会”。北宋时期，开封因政治中心地位成为新起点，南宋临安（今杭州）则成为海上丝路重要节点。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丝绸之路”概念时，明确将西汉长安至中亚的路线作为核心，并得到国际学界广泛认可。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列入世界遗产，进一步确认长安（西安）的历史地位，同时包含洛阳汉魏故城等遗址，体现出历史事实。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附近出土的公元前2世纪遗址中，汉简与波斯银器共存，揭示了张骞通西域前中原与波斯的交流。这一发现引发国际学术界对“长安起点论”的讨论，部分学者提出“去中心化”的丝路历史新范式，认为中亚枢纽地位应被重新评估。中国学者则强调，丝路本质是多元文明互动网络，起点之争应严肃遵守历史顺序，同时关注其作为文化走廊的整体价值。

二、实际运行的丝绸之路起点：多节点网络与功能互补

从实际贸易活动看，丝绸之路的起点不仅限于政治中心，更包括经济枢纽和交通节点。长安和洛阳作为汉唐都城，因政治资源集中，成为官方贸易起点。例如，西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的“西域都护”封泥，证明长安是汉朝管理西域事务的行政中心。东汉洛阳的商队通过河西走廊与中亚保持联系，仓慈任敦煌太守时，曾为西域胡商提供通关便利，确保其顺利抵达洛阳。同时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城市在实际贸易中扮演起点角色。武威在东汉被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成为中原与西域商品集散地；敦煌作为中西交通总枢，出土的汉简显示商队需在此领取“过所”（通关文书）才能西行。考古证据进一步证实：西安东郊隋唐丝绸之路遗迹（如开远门遗址）印证长安作为起点的实际功能；洛阳汉魏故城遗址出土的粟特商人墓葬，表明其是中亚商人重要目的地。与此同时，西南道路通过“蜀身毒道”连接南亚，三星堆出土的印度洋海贝证明早于长安的对外交流。

三、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再审视：超越经济功能的文明对话

传统观点认为，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黄金通道”，促进了丝绸、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瓷器等40大类100个重大发明传播。如中国造纸术主要通过怛罗斯战役传入阿拉伯，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经此路传入中国。然而，近年来研究对其实际作用提出争议，主要是贸易规模的争议，计量史学研究表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以奢侈品为主，对普通民众影响较小。唐代丝绸贸易量虽达每年200万匹以上，但主要流向贵族阶层。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显示，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期，丝路贸易因战乱频繁而时断时续。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和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元朝与西域汗国敌视甚深、争战不断，明朝大部分时间中外“华夷”严防，丝路并不畅通，于是陆上丝路逐渐衰落，海上贸易取而代之。《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明显夸大溢美，此后两千多年的朝朝代代并非全都如此。丝路更多的是间接性的文化交流传播，如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本土化改造；敦煌莫高窟壁画西域与中原风格并存；阿拉伯数字通过中亚传入中国，而非直接来自印度。尽管贸易规模有限，丝路在促进欧亚大陆文明互动方面起了作用。如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蒙扎铁佩遗址出土的汉代五铢钱及丝绸残片，证明中原与中亚的长期联系；蒙扎铁佩墓葬中疑似拜火教建筑的发现，揭示了波斯宗教与中原文化的共存。

四、西安与洛阳之争的反思：超越地域的文明协同

西安与洛阳关于丝绸之路起点的争议，本质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竞争。本作者认为：从“起点”一词的本义内涵讲、从历史顺序讲、从先来后到论资排辈讲，长安作为起点是正确的，符合国家的文化利益，符合国家和国际认定。但是从历史文献看，两城在不同时期均承担过起点功能：西汉与唐中期以长安为主，东汉与北魏时期洛阳地位凸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长安—天山廊道与洛阳相关遗址共同列入世界遗产，认可其阶段性和多元性。然而，这种争论忽视了丝绸之路作为整体网络的历史价值。丝绸之路并非单一线路，而是由多条主干道和支线构成的交通系统，起点的多元化反映了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隋唐时期的洛阳因大运河的开通，成为南北物资转运的枢纽，与长安形成互补。因此两城争“唯一”，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陕西和河南同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现实看，应摒弃狭隘的“唯一”地域观念，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加强合作，联合打造丝路文化旅游品牌，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2025年下半年，一支“东天山来的骆驼队”，起草原、越沙碛、穿戈壁、走绿洲、翻山岭、跨黄河、进秦豫，栉风沐雨、顶霜冒雪、帐篷为床、星空为盖，克服种种困难，尝试古人的艰辛，重现丝路商队场景，促进文化交流活动，他们的行动是壮举，西安应该大开城门欢迎，延伸到洛阳也应敞开城门欢迎。

五、驳斥韩国“丝绸之路起点”说：恬不知耻的可耻丑恶行为

近年来，韩国部分教材和媒体宣称丝绸之路起点为庆州，并通过立碑、拍摄纪录片等方式进行国际宣传。如2013年庆州世界文化博览会纪念碑称庆州为丝路起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终点。韩国的丑恶“学者”引用所谓中世纪阿拉伯地图和波斯史料，声称新罗是丝路东方起终点。对此，简要驳斥如下：一是时间错位，丝绸之路形成于西汉（公元前2世纪），而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是在公元7世纪，此时陆上丝路已运行了近1000年。二是地理与功能不符，丝绸之路核心是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商道，韩国地处东亚边缘，既非贸易中转地，也未出土早期丝绸贸易直接证据；庆州古坟出土的罗马玻璃珠实为通过中国转口贸易所得。三是国际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将丝绸之路东方起点定为长安（西安）（包含洛阳有关遗址），韩国庆州未被纳入相关遗产名录。韩棒子国在其纪录片中，刻意省略中国境内路线，虚构新罗直通欧洲的路线。中国学界应通过权威文献和考古证据，坚定捍卫和巩固学术话语权，连篇累牍坚决进行驳斥和打击。蕞尔韩棒子国盗窃中华古遗产、古文化、古文明，已到了丧心病狂无所不用其极，其恬不知耻的可耻嘴脸和行为令人一万分厌恶。

“东天山来的骆驼队”途经酒泉市肃州区。

李希霍芬说：“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文明之桥。”唯有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历史，才能真正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