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原创 秦时月 天门山文学
人生恰似一场充满奇遇的旅程，其间邂逅的趣事犹如繁星般数不胜数。然而，岁月的长河虽悠悠流淌，洗尽铅华，在遵义县茅坡中学工作时的几件趣事，却如璀璨明珠，在记忆的深海中熠熠生辉，至今仍清晰如昨。
引子
时光回溯到1977年12月14、15日，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两天，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高考的考场。彼时，高考实行文理分科，考试科目涵盖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化合考，每卷满分100分，总计400分。考罢，我满心期待，却不知自己究竟考了多少分。
我报考的是文科，考场上，政治和史地两门科目答题颇为顺畅，自我感觉良好，估摸着每科都能在80分以上。填报志愿时，年少轻狂的我自作主张，第一志愿毅然填报了云南大学地球物理系。然而，命运弄人，最终自然是落选了。好在分数还算可观，我被贵阳师范学院遵义师范大专班中文专业录取。在当时，这可是我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意味着我端上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两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遵义县茅坡中学教书，自此开启了一段充满趣味与回忆的工作之旅。
买肉
初到茅坡中学，除了我读高中时的班主任、数学老师肖宗仁，副校长兼语文教师尚文科是大学生外，我便是第三个大学生。年轻气盛的我，自信满满，走起路来都带着一股轻快劲儿，仿佛脚下生风。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粮食、猪肉、菜油等生活物资都是按计划按月供应。国家干部、教师等每人每月可分配到粮食30斤、猪肉1斤、菜油1斤。工作半月后，学校后勤主任发给我一张一斤的肉票。那一刻，我兴奋得像个孩子，又蹦又跳，满心欢喜。毕竟，几个月未曾沾过荤腥，馋虫早已在肚子里蠢蠢欲动。
我拿着肉票，满心盘算着这1斤肉的吃法。是炒着吃，还是炖着吃？是分5次细细品尝，还是3次大快朵颐？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当天上完初三（1）班的语文课、高一（1）班的政治和历史课，我便兴冲冲地沿着下坡路，跨过小河，又爬上坡，前往茅坡街上的区食品站买肉。食品站的摊位前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耐心等待着，好不容易轮到我。我小心翼翼地从洗得发白的的卡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掏出肉票，双手捧着，笑眯眯、恭敬且虔诚地递给一位龚姓工作人员。那时，食品站的工作人员很是吃香，大家都不敢称他们为屠夫，而是尊称为站长或同志。只见这位龚姓工作人员，吃得油光水滑，满脸横肉，浑身散发着酒气，双手沾满油污。他接过肉票，随意瞟了一眼，便丢进纸盒里，然后操起明晃晃的杀猪刀，手起刀落，“哗啦”一声，一块猪肉被分开。他将肉往秤上一放，冷冷地说道：“6角8分，交钱！”我定睛一看，这块肉大半是骨头，估摸有6两多，肉却只有4两。我鼓起勇气说道：“骨头太大了，能不能换一块？”龚姓工作人员听后，不耐烦地将肉重重地甩在案板边上，大声喝道：“要不要？不要就下一位！”我见此情形，知道再争辩也无济于事，只好无奈地付了钱，灰溜溜地提着那块肉回到学校。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工作、地位、职位乃至时代，都在无形中决定着人的待遇。
回到学校，那6两骨头4两肉的处理方式，至今我仍大致记得。4两肉分成两次，用糟辣椒炒了吃，吃得那叫一个满足。至于那骨头是怎么处理的，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骨头也是好东西，不可能扔掉。即使到了今天，骨头依然很精贵，排骨的价格甚至超过了肉价。只是如今，我们天天都能在市场上买到肉，而那时，一个月才只有一斤的配额。
炸鱼
1979年9月1日，我正式踏上了教书的岗位。由于工作分配计划是当年10月1日下达的，所以我的工龄便从这一天算起。那时的我，刚过22岁，青春年少，尚未有女朋友，每天除了认真教学，便是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去读书的路上。
学校图书室里的几千册图书，几乎被我读了个遍。鲁迅全集里犀利的文字、郭沫若文集里澎湃的激情、巴金《家》《春》《秋》中对封建家庭的批判、老舍《骆驼祥子》里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悯、契诃夫小说选中精巧的构思、列夫·托尔斯泰《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中宏大的叙事、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里的成长历程、《诺贝尔奖金获得的作家作品选》中多元的文学风格，还有《十万个为什么》《飞机的制造原理》等科普书籍，都成了我精神的食粮。
一天，上完课的我，身着美式黄色将军服，腋下夹着一本阿·托尔斯泰的《两姊妹》，打算到河边找个清净的地方好好品读。当我走过跳墩，寻得一块大石头坐下时，突然发现靠河边一块巨石下的水中，几条鲤鱼正悠然游动。我心中一动，想钓吧，没有鱼具；想捉吧，鱼又会跑。思索再三，炸鱼似乎成了最好的办法。
那个时候，法律还不健全，尚未禁止炸鱼。我的二哥在生产队挖煤，存有一些炸药、雷管。我找到二哥讨要，二哥十分慷慨，给了我一小包炸药、三支雷管和一段引线。这些东西恰好被我藏在了寝室里。
我兴奋得像只敏捷的羚羊，飞也似地跑回寝室，找来一只墨水瓶，小心翼翼地填好炸药，插好雷管，安好引线，准备大干一场。平日里，我总是牛皮哄哄的，但真到了要动手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炸着手。于是，我约上住在隔壁的李析良老师一起去炸鱼。李老师曾是上海知青，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
李老师点燃引线后，迅速将自制的“炸药包”扔到鲤鱼游动的石崖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顿时溅起约1丈高的水柱。那些鱼儿，无论大小，瞬间全都漂浮在水面上。我和李老师迫不及待地跳入浅水中，像两个勇猛的猎手，一个不剩地将鱼捞起。其中有两条大的，每条约2斤，小的还有10多条。
我们将鱼拿回学校，认真地剖开洗净，然后或煎或煮，美美地饱餐了一顿，那滋味别提有多惬意了。剩下的4斤多鱼，我们吃了将近一周。不过，我们没敢请别的老师或学生一起吃，因为那个时候粮食是定量供应的，他们吃了，我们就没吃的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们真是有趣又好笑，就像俗话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卖表
有一回放假，我到遵义市去游玩。在丁字口的手表店，我看到了一只塑料机芯的瑞士表，价格仅需25元。要知道，我当时的月工资才37元，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花光了，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店经理见我对这只表爱不释手，便极力劝说我买下。我犹豫再三，最终一横心，还是把表买了下来。
开学后，生活的开销让我囊中羞涩，钱不够用了。于是，我萌生了把这只手表卖掉的想法。我决定到骊龙街上去试试运气，还约上了区供销社的一位杨姓朋友。一方面是想让他作伴，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能给我壮壮胆。我清楚地记得，他结婚时，我还凑了2元的份子钱。可别小看这2元人民币，在当时，这可是我10天的伙食费，那时粮站的大米1斤才1角4分人民币。
杨姓朋友没有推辞，陪着我步行前往骊龙街。到了市场，我开始卖力地吹嘘这只表，说它是瑞士产的进口表，走时精准，外观美观大方又大气。我开出了60元的价格。一位顾客看了又看，和我讨价还价，最终以59元成交。我拿到钱后，兴奋不已，和杨姓朋友连一碗水饺都没来得及吃，就迅速离开了市场。
然而，我们刚走出几里路，那位顾客就追了上来，要求退货退钱。我心里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但当时我实在太需要钱了，便硬着头皮说道：“生意买卖，说定了就不能反悔。你买得才买，我卖得才卖。现在货在你手里，钱在我包里，毁约是不行的。”于是，我们之间开始了一番交涉，有争吵，有推搡，旁人也在一旁劝说。最后，我大摇大摆、理直气壮地离开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还真有点经商的天赋。要是当初不选择教书，而是下海经商，说不定要么家财亿万，成为商业巨擘；要么生活平平，过着普通的日子；要么穷愁潦倒，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但庆幸的是，我选择了教书这条路，而且走对了。这么多年来，我走得稳稳当当，日子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就像春天里绽放的鲜花，绚烂而美好。
骑车
茅坡中学坐落在茅官河边的一个斜坡上。在那个年代，学校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照明靠点油灯，用水靠人工端，出行只能靠双脚走。我每天早上6时就准时起床，沿着崎岖的道路跑步锻炼，来回一趟就是14公里。日复一日，跑的时间长了，我的身体也变得强壮起来，跑步时仿佛腾云驾雾一般，轻快得如同一阵风。
为了方便出行，我咬咬牙，花了4个月的工资，也就是180多元，买了一辆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然而，我却不会骑车。每次放学后，我要么叫同事，要么叫学生在后面拉着推着自行车的货架，帮助我练*骑车。也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日夜的练*，我居然奇迹般地学会了骑车。
从那以后，自行车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我骑车的范围越来越广，上街、下乡，水沟边、田埂上，山坡上、树林中，到处都留下了我骑车的身影。其中，最让我感到乐趣的是在雪地上和冰道上骑车。洁白的雪地、光滑的冰面，每一次骑行都仿佛是一场刺激的冒险。更多的时候，我会在一块由稻田改造的黄泥巴操场上骑车。有时候，为了炫耀自己的骑车技术，我会在操场加速，然后猛地向操场边的陡坡上冲去。然而，这样的冒险常常会把自行车的链子踩断。但我丝毫不气馁，修好链子后又继续冲，冲断了再修，乐此不疲。只要是有道路的地方，都有我骑车的足迹。
1984年8月，因为工作需要，我调往遵义县新舟中学教书。在茅坡中学，我读了2年高中，教了5年书，前后7年的时光，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对这里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在这里，我读了很多书，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成长，为我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我获得了全国模范教师、贵州省优秀教师、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成为贵州省首批中学正高级教师，还荣获了省部级劳模的称号。从遵义市南白中学退休后，我笔耕不辍，写了5000多首诗，出版了10部诗文集。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我在茅坡中学的学*和教书经历密不可分。
我曾写过词《喝火令·永乐行十四首》，还有一百句五十韵700字的七言排律《永乐行吟》，但惟独没有写到母校茅坡中学。今日得闲，便用这篇小文，作为对母校的回忆与想念，让那些美好的时光，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2026年1月10日于贵阳兰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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