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在南宋学术勃兴的浪潮中，陈骙所著《文则》虽仅二卷篇幅，却堪称中国修辞学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这部成书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的典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探讨文法修辞的专著，其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修辞理论研究从零散感悟走向体系化建构。与南宋时期侧重义理阐释的理学著作不同，《文则》以先秦至汉唐经典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条分缕析的考据与归纳，构建了涵盖消极修辞、积极修辞、语法篇章、文体风格的大修辞学体系。该书的诞生，既植根于南宋崇文兴教的时代土壤，也与作者陈骙深耕馆阁、博览群书的学术积淀密不可分。要真正读懂《文则》，需回溯其所处的时代语境与作者的编撰动因，深入其理论肌理，挖掘藏于修辞规范背后的文学智慧、文化传承与经世精神。
《文则》的编撰，恰逢南宋孝宗朝（1162-1189年），这一时期虽仍处于宋金对峙的格局，但经过“隆兴和议”的斡旋，南宋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期。孝宗赵昚素有“中兴之主”之称，他励精图治，重视文化教育，大力扶持馆阁建设与学术研究，使得南宋的文化事业进入鼎盛阶段。当时的临安（今杭州）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重镇，馆阁藏书日益丰富，为学者们从事文献考据与理论建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一时期，学术思潮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理学虽逐渐兴起，但尚未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考据学、文献学与文学批评并行发展，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
陈骙的人生轨迹与这一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据史料记载，陈骙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博览群书，勤奋好学，成年后凭借优异的学识步入仕途，长期任职于南宋馆阁机构。馆阁作为宋代国家藏书与学术研究的核心机构，汇聚了当时最丰富的文献资源，陈骙在此期间历任秘书省正字、著作郎、吏部侍郎等职，参与编撰《中兴馆阁录》《中兴馆阁书目》等重要典籍。这段馆阁经历让他得以系统研读先秦至汉唐的经典文献，积累了深厚的文献考据功底。据《宋史·艺文志》记载，陈骙“朝温夕诵，沉浸古籍，勤于札记”，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文则》的编撰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则》的编撰动因，既源于陈骙对当时文风弊病的深刻反思，也蕴含着他传承文道的学术担当。南宋初期，由于战乱频仍，文风一度趋于浮华浅陋，部分文人为追求辞藻华丽而忽视了表达的准确性与逻辑性，甚至出现“文辞堆砌、义理不明”的现象。陈骙认为，这种文风不仅违背了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也不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他在《文则》自序中明确指出，编撰此书的目的在于“明其文则，以正其弊”，即通过梳理经典文献中的修辞规范，为文人提供可遵循的写作准则。同时，陈骙深感此前的文学批评多侧重于作品赏析与义理阐释，缺乏对修辞规律的系统总结，于是立志“采经传之成文，辨其字句之得失，析其体例之异同”，构建一套系统的修辞理论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陈骙的修辞研究并非脱离现实的纯学术探讨，而是与南宋的经世思想紧密结合。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普遍怀有经世致用的情怀，陈骙也不例外。他认为，良好的修辞不仅能够使文辞更加准确、生动，更能够让儒家义理得到更好的传播与践行。在他看来，“文者，道之器也”，修辞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承载与传播道统。因此，《文则》的编撰既体现了陈骙对文学形式的重视，也彰显了他对儒家道统的坚守。这种将修辞研究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理念，使得《文则》超越了单纯的技巧总结，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关于《文则》的成书过程，虽无详细史料记载，但从书中广泛征引《诗》《书》《礼》《易》《春秋》等先秦经典及《左传》《国语》《孟子》《庄子》等诸子文献来看，陈骙的编撰工作耗费了大量心血。他在编撰过程中，不仅对经典文献进行了细致的研读与梳理，还注重对不同文献的修辞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体现了严谨的实证精神。清代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文则》：“虽以事出创造，不无瑕疵，然其剖析毫厘，穷极微妙，实于文家有裨实用。”这一评价精准地指出了《文则》的学术价值与局限性，也从侧面印证了陈骙编撰工作的严谨与细致。
《文则》采用“分条立论、引经证理”的体例，共二卷，收录条目一百余则，内容排布看似零散，实则条理清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修辞理论体系。与南宋时期常见的语录体、笔记体著作不同，《文则》具有鲜明的理论建构意识，其内容体系以修辞为核心，辐射语法、句法、篇章结构、文体风格等多个领域，初步建立了现代修辞学界所倡导的广义修辞观。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以经为据”，即所有修辞理论均以先秦经典文献为佐证，体现了陈骙严谨的治学态度。
从内容体系来看，《文则》的内容可分为五大类：其一为消极修辞论，重点探讨文辞的准确性、简洁性与连贯性，提出了“明、通、切”的修辞标准；其二为积极修辞论，系统梳理了比喻、比拟、夸张、排比、对偶等多种辞格的特点与用法；其三为语法与句法论，对词性、句式结构、句子成分等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总结；其四为篇章修辞论，探讨了文章的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等技巧；其五为文体风格论，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修辞特点与写作要求。这五大板块相互关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文则》的大修辞学体系。
《文则》的文风兼具严谨性与可读性。陈骙摒弃了晦涩难懂的学术语言，采用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表述方式阐述复杂的修辞理论，同时善于运用经典案例进行佐证，让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具体。例如，在探讨比喻辞格时，他引用《诗经》中的大量诗句作为案例，使读者能够直观地理解不同比喻类型的特点与用法。这种文风既保证了著作的学术性，又增强了其可读性，使其既能为专业学者提供参考，也能让普通文人受益。
此外，《文则》还具有“辩证务实”的学术特色。陈骙在探讨修辞理论时，并非机械地制定规则，而是强调灵活运用。他认为，修辞的核心在于“得体”，即根据不同的语境、文体与表达目的，选择合适的修辞方式。例如，他在探讨简洁性原则时，指出“简而不失其要，详而不害其明”，反对一味追求简洁而忽视内容的完整性，也反对过度铺陈而导致文辞繁琐。这种辩证的修辞观，体现了陈骙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把握。
消极修辞是《文则》修辞理论体系的基础，陈骙将其视为“立文之本”，重点探讨了文辞表达的准确性、简洁性与连贯性。他在书中提出了“明、通、切”三大修辞标准，其中“明”指文辞清晰明白，不晦涩难懂；“通”指文辞通顺流畅，无逻辑混乱；“切”指文辞切合主旨，不偏离题意。这三大标准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消极修辞的核心准则。
在准确性方面，陈骙强调文辞必须准确传达作者的意图，避免歧义与误解。他以《春秋》为例，指出《春秋》的叙事“一字寓褒贬”，其准确性体现在对词语的精准选用上。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用“克”字而非“杀”字，既准确地表现了郑庄公与共叔段之间的敌对关系，也暗含了对郑庄公的批判。陈骙认为，这种精准的用词方式是消极修辞的典范，值得后世文人学*。他还批判了当时部分文人“滥用典故、堆砌辞藻”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会导致文辞晦涩，影响表达的准确性。
在简洁性方面，陈骙提出“简而有法”的原则，强调文辞应简洁凝练，去除冗余成分，但同时也要保证内容的完整性。他引用《周易》中的“言不尽意，书不尽言”，指出简洁并非简单的字数减少，而是要在有限的文字中传达丰富的内涵。例如，《左传·庄公十年》中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仅用十二个字就生动地描绘了作战过程中士气的变化，既简洁又富有表现力。陈骙认为，这种简洁的表达方式能够增强文辞的感染力，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与接受。
在连贯性方面，陈骙强调文辞之间的逻辑联系与过渡自然。他认为，一篇好的文章不仅要单个句子准确无误，还要整体脉络清晰，段落之间过渡顺畅。他以《论语》为例，指出《论语》的语录虽然看似零散，但实际上围绕“仁”“礼”等核心思想展开，具有内在的逻辑连贯性。他还提出了“承上启下”“首尾呼应”等具体的连贯技巧，为文人的写作提供了可遵循的准则。
积极修辞是《文则》修辞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陈骙在书中系统梳理了先秦经典文献中的多种辞格，对其特点、用法与表达效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总结。据统计，《文则》中共探讨了比喻、比拟、夸张、排比、对偶、设问、反问、引用等二十余种辞格，其中对比喻辞格的探讨最为深入细致。
关于比喻辞格，陈骙将其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十种类型，这是中国古代修辞学史上首次对比喻辞格进行如此细致的分类。他以《诗经》中的诗句为案例，对每种比喻类型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例如，对于直喻，他引用《诗经·卫风·硕人》中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指出直喻的特点是“明喻其事，直言其状”，通过“如”“若”等比喻词将本体与喻体直接联系起来；对于隐喻，他引用《诗经·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指出隐喻的特点是“不直言喻，而隐其喻意”，通过对其他事物的描写来暗示本体的特点。陈骙认为，不同类型的比喻具有不同的表达效果，文人应根据表达目的与语境灵活选用。
除比喻外，陈骙对排比辞格的探讨也颇具见地。他将排比分为“句子排比”“段落排比”“词语排比”三种类型，引用《孟子·告子上》中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作为句子排比的典范，指出排比辞格能够增强文辞的气势与节奏感，使表达更具说服力。他还强调，排比的运用应“适度而为”，避免过度排比导致文辞繁琐。
在积极修辞的运用原则上，陈骙提出“适度、得体、自然”三大准则。他认为，积极修辞是为了增强文辞的表现力，而不是为了炫耀技巧，因此必须适度运用，避免“华而不实”；同时，要根据不同的文体与语境选用合适的辞格，做到得体自然；此外，积极修辞还应与消极修辞相结合，以保证文辞的准确性与流畅性。这种将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相结合的观点，体现了陈骙辩证的修辞观。
语法与句法分析是《文则》修辞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骙在书中对先秦经典文献中的句式结构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总结，提出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语法观点。虽然这些观点与现代语法理论相比还不够系统完善，但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词性分析方面，陈骙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现代词性概念，但他通过对经典文献中词语用法的分析，初步区分了不同词语的功能。例如，他指出“之”“乎”“者”“也”等虚词具有“辅助语气”“连接语句”的功能，而“山”“水”“人”“事”等实词则具有“指称事物”“表达概念”的功能。他还探讨了虚词的用法，强调虚词的运用应“恰到好处”，既要保证语气的顺畅，又要避免滥用虚词导致文辞晦涩。
在句式结构方面，陈骙梳理了先秦经典文献中的多种句式，如判断句、叙述句、描写句、疑问句等，并对每种句式的特点与用法进行了分析。他重点探讨了判断句的表达方式，指出先秦时期的判断句主要通过“……者，……也”的句式来表达，如《史记·陈涉世家》中的“陈胜者，阳城人也”。他还分析了倒装句的用法，认为倒装句的运用能够突出表达重点，增强文辞的表现力，如《论语·先进》中的“贤哉，回也！”通过主谓倒装，突出了对颜回的赞美之情。
陈骙的语法句法研究，不仅为后世的语法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文人的写作提供了实用的指导。他认为，掌握正确的句式结构是保证文辞通顺流畅的关键，因此文人在写作过程中应注重对句式的锤炼与运用。他还强调，句式的运用应“灵活多变”，根据表达目的与语境选用合适的句式，以增强文辞的表现力。
篇章修辞是《文则》修辞理论体系的重要延伸，陈骙在书中探讨了文章的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等技巧，强调文章的整体协调性与逻辑性。他认为，一篇好的文章不仅要有准确生动的语言，还要有合理的篇章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传达作者的意图。
在谋篇布局方面，陈骙提出“立意为先，布局为次”的原则，强调文章的立意是谋篇布局的基础。他认为，文人在写作之前应先明确文章的主旨，然后根据主旨来安排文章的结构与内容。他以《左传》为例，指出《左传》的叙事之所以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关键在于其立意明确，布局合理。他还提出了“总分总”“总分”“分总”等常见的篇章结构模式，为文人的写作提供了可遵循的范式。
在起承转合方面，陈骙强调文章的开头、过渡、主体与结尾应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认为，文章的开头应“开门见山，点明主旨”，如《论语·学而》中的“学而时*之，不亦说乎？”开篇即点明了学*的乐趣，简洁明了；过渡应“自然顺畅，承上启下”，如《孟子·梁惠王上》中的“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通过对“权”“度”的论述，自然过渡到对“心”的探讨；主体应“条理清晰，论据充分”，能够有力地支撑主旨；结尾应“简洁有力，余味无穷”，如《荀子·劝学》中的“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结尾点明主旨，发人深省。
陈骙还探讨了文章的详略安排技巧，强调详略安排应“根据主旨，有所侧重”。他认为，对于能够突出主旨的内容，应详细描写；对于与主旨关系不大的内容，则应简略交代。他以《史记》为例，指出《史记》在叙事过程中，对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描写详细生动，而对次要内容则简略带过，这种详略得当的安排使得文章重点突出，主次分明。
文体风格论是《文则》修辞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骙在书中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修辞特点与写作要求，强调文体与修辞的适配性。他认为，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功能与特点，因此应采用不同的修辞方式，以保证文体风格的统一性与协调性。
陈骙将先秦至汉唐的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并分别探讨了各类文体的修辞特点。在经书文体方面，他认为经书的修辞特点是“简洁庄重，义理精深”，如《诗经》的语言简洁凝练，富有韵律感，能够传达深刻的道德内涵；《尚书》的语言庄重典雅，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在史书文体方面，他认为史书的修辞特点是“客观真实，条理清晰”，如《左传》的叙事客观公正，条理清晰，能够准确地记录历史事件与人物；《史记》的语言生动形象，兼具史学性与文学性。在子书文体方面，他认为子书的修辞特点是“逻辑严密，说服力强”，如《孟子》的语言雄辩有力，逻辑严密，能够有效地传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庄子》的语言富有想象力，善于运用比喻与夸张，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集部文体方面，他认为集部文体的修辞特点是“生动形象，富有情感”，如屈原的《离骚》语言华丽，情感真挚，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陈骙还强调，文人在写作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文体要求选用合适的修辞方式，避免“文体与修辞脱节”。例如，在写作经书类文体时，应注重语言的简洁庄重，避免使用过于华丽的辞藻与夸张的修辞；在写作集部类文体时，则可以适当运用生动形象的修辞方式，以增强文章的艺术感染力。这种强调文体与修辞适配性的观点，对于后世的文学创作与文体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则》的一大特色的是“以经证理”，即通过引用先秦经典文献中的案例来佐证自己的修辞理论。这些经典案例不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学智慧与历史文化内涵。深入分析这些案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则》的修辞理论，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先秦经典文献的文学魅力。
在比喻辞格的案例解析中，陈骙引用了《诗经·小雅·天保》中的“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这几句诗运用了博喻的修辞方式，将君主的福寿比作“月之恒”“日之升”“南山之寿”“松柏之茂”，通过多个喻体的叠加，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君主福寿绵长、基业稳固的美好祝愿。陈骙认为，这种博喻的运用能够增强文辞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使表达更加生动形象。从历史背景来看，《小雅·天保》创作于西周初期，当时周王朝刚刚建立，社会相对稳定，这首诗通过对君主的祝福，表达了人们对和平稳定生活的向往。
在排比辞格的案例解析中，陈骙引用了《荀子·劝学》中的“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段文字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方式，通过“青出于蓝”“冰寒于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等多个排比句的叠加，层层递进地阐述了学*的重要性。陈骙认为，这种排比的运用能够增强文辞的气势与逻辑性，使表达更具说服力。从文学内涵来看，这段文字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与排比，将抽象的学*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便于读者理解与接受。
在句式结构的案例解析中，陈骙引用了《论语·为政》中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文字采用了并列句式，通过“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等一系列句式的并列，简洁明了地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学*与成长历程。陈骙认为，这种并列句式的运用能够使文辞简洁凝练，条理清晰，便于读者记忆与理解。从文化内涵来看，这段文字不仅展现了孔子的治学精神与人生境界，也蕴含着儒家“修身养性”的文化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篇章结构的案例解析中，陈骙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年》中的“曹刿论战”。这篇文章以“论战”为核心，通过“战前准备”“战中指挥”“战后总结”三个部分的叙述，条理清晰地展现了曹刿的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陈骙认为，这篇文章的篇章结构严谨，起承转合自然顺畅，是篇章修辞的典范。从历史背景来看，“曹刿论战”发生于春秋时期，当时齐国与鲁国之间爆发了长勺之战，鲁国在曹刿的指挥下，以弱胜强，打败了齐国。这篇文章通过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展现了春秋时期的军事思想与战争艺术。
《文则》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专著，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还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学术传承与社会回响。该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修辞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后世的修辞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学术传承方面，《文则》继承了汉代考据学的传统，发扬了北宋欧阳修、司马光等学者的实证精神，其“以经证理”的研究方法与系统的修辞理论体系，对后世的修辞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的王构在《修辞鉴衡》中，大量借鉴了《文则》的修辞理论与研究方法，对历代诗文的修辞特点进行了分析与总结；明代的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也借鉴了《文则》的修辞理论，对唐代诗歌的修辞艺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清代乾嘉学派的学者如钱大昕、纪昀等，在编撰《四库全书》与开展考据研究时，也多次引用《文则》的研究成果，称赞其“考据详明，有资经史”。此外，《文则》的体例与文风也对后世的修辞学著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的许多修辞学著作都借鉴了《文则》“分条立论、引经证理”的体例，形成了中国古代修辞学著作的独特风格。
在社会回响方面，《文则》中所蕴含的修辞智慧与文化理念，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所总结的修辞规范与写作技巧，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可遵循的写作准则，许多文人在写作过程中都自觉运用《文则》中的修辞理论，提高了文辞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例如，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就借鉴了《文则》中的消极修辞理论，强调文辞的准确性与简洁性，反对浮华浅陋的文风；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文人，在诗词创作中也借鉴了《文则》中的积极修辞理论，善于运用比喻、排比等辞格，增强了诗词的艺术感染力。此外，《文则》中所蕴含的儒家“文以载道”的文化理念，也对后世的文化传承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文则》中的内容还与南宋的学术思潮形成了深刻的呼应。南宋时期，理学兴起与考据学发展并行，学者们既注重义理阐释，也注重实证考据。陈骙的《文则》正是这一学术思潮的产物，它既体现了对儒家经典义理的追求，也彰显了实证考据的重要性。该书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南宋学术的内涵，也推动了理学与考据学的融合发展。例如，朱熹在编撰《四书章句集注》时，就借鉴了《文则》的考据成果与修辞理论，注重对四书文本的校勘与辨伪，使义理阐释建立在坚实的文本基础之上。
《文则》作为南宋学术的重要代表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修辞学领域，该书首次建立了系统的修辞理论体系，对消极修辞、积极修辞、语法句法、篇章结构、文体风格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以经证理”的研究方法，体现了严谨的实证精神，对后世的修辞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学领域，该书所总结的修辞规范与写作技巧，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实用的指导，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其对先秦经典文献的解读与分析，也深化了人们对古典文学的理解与认识。在文化领域，该书所蕴含的儒家“文以载道”的文化理念，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则》的当代启示，不仅在于其学术成果，更在于其蕴含的治学精神与修辞智慧。陈骙严谨求实、不盲从权威的治学态度，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注重实证、精益求精，避免主观臆断与盲目跟风。他将修辞研究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方式，启示我们在研究传统文化时，要关注其中蕴含的实用价值，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增强文化自信。此外，《文则》中所总结的修辞规范与写作技巧，对当代的写作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准确、清晰、生动的表达显得尤为重要，《文则》中的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思想与观点。
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中，《文则》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古代修辞学、文学批评、文化史时，仍需借鉴其学术成果；普通读者在阅读古典文献、学*写作技巧时，也可通过该书深入理解相关的修辞知识与文化内涵。例如，在解读先秦经典文献时，通过《文则》的修辞理论，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文本的含义与艺术特色；在学*写作时，借鉴《文则》中的篇章结构与修辞技巧，能够提高写作水平。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与研究，《文则》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发掘，成为连接古代与现代的文化桥梁。
回望陈骙的治学人生与《文则》的流传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部优秀的学术典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精神的传承。陈骙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深厚的学识，为后世留下了这部“剖析毫厘，穷极微妙”的经典之作；而《文则》中蕴含的修辞智慧、治学精神与文化理念，也将跨越时空，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提供不竭的智慧与力量。在当代文化自信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与解读《文则》，不仅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古代学术的深厚底蕴，也能够为当代的文化建设与学术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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