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83年，我出生在四川一个偏远的农村，记忆里的童年，被“穷”字填满。
爷爷奶奶走得早，为了撑起这个家，爸爸在我和弟弟还很小的时候，就背起行囊外出打工。妈妈一个人扛起了所有——操持家务、下地干农活，还要拉扯两个孩子长大。日子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她实在忙不过来，只好把我送到外婆家寄养，直到上小学，我才回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
可生活的重担压垮了妈妈的好脾气，她变得格外暴躁，常常因为一件小事就大发雷霆。那时候的我不懂她的苦，只觉得委屈又压抑，甚至悄悄生出恨意，盼着快点长大，快点离开这个总是充满争吵的家。
1999年，我初中毕业。那个年代的农村，“打工”是比读书更流行的选择，身边好多同学连初中都没读完，就跟着大人南下闯荡。我们年级初一还有三个班，到了初三，就因为辍学的人太多，硬生生合并成了一个班。那时候的农村孩子，没人觉得读书有多重要，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长大了去打工挣钱，能填饱肚子、养活自己，就够了。
初中毕业后，我没多犹豫，立马去了当地的缝纫培训班学手艺。第二年正月，我跟着舅舅舅妈，挤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成了制衣厂里一名年轻的打工妹。
制衣厂的日子，哪有什么岁月静好。订单多的时候，我们要连着几天熬通宵，累得睁不开眼，也只能趴在缝纫机上眯一两个小时；订单少的时候，又要连着两三天没事做，几十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空气里全是汗味和迷茫。
那一年，我才17岁，还是个本该在校园里嬉笑打闹的孩子。因为年纪小、技术不精湛，我没少遭人白眼。高强度的工作、颠三倒四的作息，还有寄人篱下的委屈，压得我喘不过气。熬了一年多，我实在撑不下去了，鼓起勇气给姑姑打了个电话。
姑姑在广州一家贝壳工艺品厂干了十几年，那家厂子待遇好、管理规范，老板是本地人，招工只认亲戚和同乡，想进去比登天还难。现在想来，我大概是幸运的。电话那头，姑姑说厂里正好缺人，就这样，我踩着运气的尾巴，进了那个梦寐以求的地方。
新的工作和制衣厂天差地别：每天准时上下班，周末还能休息一天，厂里有好多同龄的年轻人，大家一起干活、一起说笑，我第一次在异乡尝到了“快乐”的滋味。
日子安稳了，可心里的某个角落，却开始隐隐发痒。工艺品厂隔壁是一家电子厂，那里招工的门槛是“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很高的学历了。每次路过电子厂，看到那些穿着干净工装、脸上洋溢着朝气的年轻人，我心里就涌起一股说不清的羡慕。
也是从那时起，“读书”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发了芽。我开始后悔当初放弃学业的决定，也第一次明白，原来读书真的能给人不一样的人生。
我写信回家，说想重新读书。果不其然，妈妈并不同意，在她眼里，女孩子早点挣钱、早点嫁人，才是正途。但她也没有完全掐灭我的希望，没有阻止我想学*的热情。
后来，我偷偷报了一个电脑培训班。每天下午6点下班，我就揣着馒头挤公交车去上课，学两个小时，再摸着黑坐公交回宿舍。那时候的广州，夜晚的风有点凉，公交车摇摇晃晃，可我心里却热乎乎的，一点也不觉得苦。
农村的女孩，好像总是逃不过“被催婚”的命运。我个子不高，性格又内向，妈妈生怕我嫁不出去，更怕我远嫁他乡，她总说，那样就等于白养了一个女儿。
19岁那年，姨妈在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幼儿园。她喊我回去帮忙，我没多想，收拾行李就回了家。可真正上岗才知道，没有专业知识，想当好一名幼师有多难。我管不住调皮的孩子，也得不到家长的认可，每天都过得手忙脚乱。
半年后，姨妈看着焦头烂额的我，认真地说：“你去读幼师吧，有了专业知识，才能真正做好这份工作。”
这一次，妈妈没有反对。
20岁的我，褪去打工妹的工装，重新背上书包，踏进了校园的大门。坐在教室里的那一刻，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课本上，我忽然红了眼眶。
那些在工厂熬夜加班的日子，那些挤在公交车上啃馒头的夜晚，那些藏在心底的不甘与渴望，在这一刻，都有了归宿。
重返校园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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