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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高考,监考老师竟是我失散多年的父亲,他给我递了答案

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冬。

风跟刀子似的,从招待所窗户的破缝里钻进来,刮在脸上,生疼。

我叫李文,十九岁,在乡下当了三年知青,黑得像块炭。

77年高考,监考老师竟是我失散多年的父亲,他给我递了答案

要不是恢复高考,我估计这辈子就得跟黄土坷垃打交道了。

手里那本翻烂了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是我的命。

考点设在县一中,乌泱泱全是人,年纪大的胡子拉碴,年纪小的也就我这岁数。

十年了。

整整十年,这是第一场,也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谁都把命攥在手里,攥得手心全是汗。

我走进考场,一股墨水和旧木头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

找到我的位置,第三排靠窗。

桌子上刻着一道划痕,不知道是哪一届的哪个混小子用小刀刻的,旁边还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早”字。

真讽刺,我可不是来早恋的,我是来拼命的。

开考铃响了,尖锐得像要划破人的耳膜。

两个监考老师,一前一后。

前面的那个,五十岁上下,戴着个黑框眼镜,表情严肃得像是刚从冰窖里捞出来。

后面的那个,稍微年轻点,但也不年轻了,四十多岁,瘦高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背着手,在过道里来回踱步。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第一门,语文。

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战斗?我脑子里嗡的一下,全是过去三年在乡下挑粪、割麦、修水利的场景。

汗水、泥土、牛粪味,还有夜里被窝里怎么也捂不热的冰冷。

这就是我的战斗?

我握着笔,手抖得厉害,半天写不出一个字。

那个瘦高的监考老师,踱步踱到我身边,停了下来。

我感觉一道目光落在我空白的卷子上,像根针,扎得我头皮发麻。

我埋着头,假装在构思,手心里的汗把那支英雄牌钢笔攥得又滑又腻。

他没说话,站了一会儿,又走开了。

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不轻不重,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我的心尖上。

我深吸一口气,逼着自己冷静下来。

写,必须写。

洋洋洒洒,我开始编,编我怎么带领社员战天斗地,怎么学*理论提高觉悟。

我自己都快吐了。

但没办法,得写得“正确”。

写着写着,我感觉那道目光又回来了。

又是那个瘦高个。

他怎么老盯着我?我心里犯嘀咕,难道我脸上写着“作弊”两个字?

我下意识地抬头,飞快地瞥了他一眼。

就是这一眼,我的脑子“轰”的一声,炸了。

那张脸……

瘦削,颧骨有点高,眼窝深陷,嘴唇很薄,抿成一条倔强的线。

像。

太像了。

我爹。

那个在我五岁时,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从我生命里彻底消失了的男人。

我娘只字不提他,好像他从来没存在过。

家里唯一一张他的照片,黑白的,一寸大,藏在箱子底,还是我偷翻出来的。

照片上的他,比眼前这个人年轻,但那眉眼,那轮廓,错不了。

是他?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娘说他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回不来了。

我死死地盯着卷子,可上面的字一个都看不进去了,全变成了那张脸。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比刚才更厉害。

钢笔尖在草稿纸上划出一道刺耳的难看的印子。

“咯噔、咯噔……”

他又走过来了。

我几乎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烟草味,混着阳光晒过的气息。

是一种很陌生的,又仿佛在遥远记忆里闻到过的味道。

他站在我旁边,这次站得更久。

我能感觉到全考场的目光,都若有若无地朝我这边瞟。

另一个监考老师也皱着眉看了过来。

我的脸烧得滚烫,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

“同学,身体不舒服吗?”

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种奇怪的压抑。

我猛地一颤,没敢抬头,胡乱地摇了摇头。

“专心答题。”

他又说了四个字,然后走开了。

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不是他。

声音不对。

我记忆里,爹的声音不是这样的。

也对,都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可能还记得。

再说,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我自嘲地笑了笑,觉得自己是精神太紧张,出现幻觉了。

我逼着自己把注意力拉回到卷子上。

可那张脸,就像是在我脑子里扎了根,怎么也挥不去。

我开始不受控制地去想,如果他真是我爹,他为什么不认我?

他看到我了吗?他知道我是谁吗?

还是说,他也根本不记得我了?

无数个问题像马蜂一样在我脑子里乱撞。

第一场考试,就在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下结束了。

交卷的时候,我几乎是逃出考场的。

中午没吃饭,就在考点外面的墙根底下坐着,脑子里一团乱麻。

下午考数学。

数学是我的强项,那本《数理化自-学丛书》我翻了不下二十遍。

可走进考场,再次看到那张脸,我的心又乱了。

他还是那样,背着手,踱着步,像一根标杆,立在我的世界里,也立在我的考卷和我之间。

拿到卷子,我懵了。

好几道大题,都超出了复*资料的范围。

完了。

我心里一凉。

准备了这么久,难道要折在这儿?

我不甘心,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抠题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额头渗出了冷汗。

“咯噔、咯噔……”

他又过来了。

我攥紧了笔,强迫自己不去理会。

他停在我身边,弯下腰,好像是要捡什么东西。

我的余光看见,他的手在我桌子底下非常快地动了一下。

然后,他直起身,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我愣住了。

什么情况?

我低头,假装系鞋带,往桌子底下一看。

一个很小的纸团,揉得皱巴巴的,就静静地躺在我的脚边。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这是什么?

是陷阱吗?

是有人要害我?

还是……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飞快地抬头,看了一眼那个瘦高的男人。

他正站在讲台上,背对着我,好像在看窗外的风景。

另一个监考老师在考场那头打盹。

我的心脏狂跳,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捡,还是不捡?

这是一个足以决定我命运的问题。

如果捡了,被发现,我这辈子就彻底完了,不仅是高考,连做人都抬不起头。

如果不捡,万一……万一那是我唯一的机会呢?

理智和情感在激烈地搏斗。

我看到他放在讲台上的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

那双手,会是我爹的手吗?

会是那双曾经把我高高举过头顶的手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快要疯了。

时间还在流逝,考卷上的空白越来越刺眼。

我咬了咬牙,心一横。

妈的,赌了!

我再次弯下腰,用最快的速度,把那个小纸团捡起来,攥进了手心。

纸团被我的汗浸得有点湿,软软的。

我不敢立刻打开。

我假装挠痒,把头埋得很低,用身体挡住视线,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展开了那个纸团。

不是答案。

上面只有一行字,字迹潦草,但很有力。

“最后一题,用辅助线,从A点到BC中点。”

就这一句话。

我愣住了。

最后一题,那道20分的解析几何,我连思路都没有。

辅助线?

我猛地抬头,看向黑板上的挂钟。

还有十五分钟。

来不及多想了。

我按照纸条上的提示,在草稿纸上画了图,添上了那条辅助线。

瞬间,豁然开朗。

所有的已知条件,一下子全都盘活了!

原来是这样!

我激动得手都在抖,赶紧把解题步骤往卷子上誊。

写完最后一个字,收卷铃声刚好响起。

我瘫在椅子上,浑身都被汗湿透了。

交卷的时候,我跟在他身后,距离很近。

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后颈上的一颗小小的黑痣。

我的心又是一抽。

我记得,照片上,他同样的位置,也有一颗痣。

走出考场,我没有像其他考生一样去对答案,也没有回招待所。

我就站在考点门口那棵大槐树下,等着。

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或者说,在等谁。

我只是有个直觉,我必须等。

天色渐渐暗下来,考生都走光了。

冷风吹过来,我裹紧了身上那件薄薄的棉袄。

他会出来吗?

他会认我吗?

如果他出来了,我该说什么?

叫他“老师”?还是……叫“爹”?

我不敢想。

就在我快要冻僵,准备放弃的时候,他从校门里走了出来。

他换下了那件中山装,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旧大衣,显得更瘦了。

他没有看我,径直朝马路对面走去。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是我自作多情了。

他可能只是一个好心的老师,看我可怜,随手帮了我一把。

仅此而已。

我苦笑了一下,拖着沉重的步子,准备离开。

“李文。”

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还是那种沙哑的,压抑的,但又带着一丝不易察arc的颤抖。

我猛地回头。

他站在马路对面,隔着一条不宽的土路,静静地看着我。

路灯昏黄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就这么隔着马路,遥遥相望。

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他和我。

过了很久,他才朝我这边走过来。

一步,一步,像是踩着十四年的时光。

他走到我面前,站定。

他比我高一个头,我必须仰视他。

他的眼睛里,闪着我看不懂的光,有愧疚,有痛苦,有挣扎,还有一丝……温柔。

“你……”他张了张嘴,喉结滚动了一下,却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为什么不认我?”我开口,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

他浑身一震,嘴唇哆嗦着,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不能认你。”

“为什么?”我追问,眼泪模糊了视线。

“对你不好。”

“对我不好?”我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十四年,你对我不管不问,现在跟我说对我不好?你觉得我过得很好吗?”

我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积压了十四年的委屈和愤怒。

他沉默了,只是看着我,眼神里的痛苦更深了。

“跟我来。”

他转身,朝一条漆黑的小巷子走去。

我擦了擦眼泪,跟了上去。

巷子很深,没有灯,脚下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谁也不说话。

只有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他带我进了一个小院子,院子里只有一间低矮的平房。

他推开门,一股煤烟和潮湿的味道涌了出来。

屋里很暗,他摸索着,点亮了一盏煤油灯。

豆大的火光,照亮了这间小屋。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煤炉,这就是全部的家当。

桌子上,放着半瓶二锅头,一碟花生米。

“坐吧。”他说。

我没动,就站在门口,看着他。

“当年,我……”他似乎想解释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他给我倒了杯水,热水,放在桌上。

“先暖暖身子。”

水汽氤氲,模糊了他的脸。

“你为什么要帮我?”我问了一个最想知道的问题。

“我……”他顿了顿,说,“我希望你能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地方。”

“然后呢?考上大学,我就能当你的过去不存在吗?”我冷笑。

“小文,”他叫了我的名字,声音里带着哀求,“别这么跟你爹说话。”

“爹?”我重复着这个词,觉得无比讽刺,“我没有爹。”

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

他颓然地坐回到椅子上,拿起桌上的酒瓶,给自己灌了一大口。

辛辣的酒气,一下子在小屋里弥漫开来。

“是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娘。”他喃喃地说。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知道没用,”他抬起头,眼睛通红,“可我能怎么办?小文,有些事,你不懂。”

“我不懂?那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你当年为什么要走?你告诉我,你这些年都在哪?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明明看到我了,却不敢认我!”

我一口气把所有的问题都吼了出来。

他被我吼得愣住了,半晌,才苦笑一声。

“告诉你?告诉你,然后让你跟我一起背上这个黑锅吗?”

“什么黑锅?”我心里一紧。

他没说话,只是又喝了一大口酒。

“你走吧。”他摆了摆手,“就当今天没见过我。考完试,就回你该去的地方,忘了我。”

“忘了你?”我上前一步,逼视着他,“你让我怎么忘?你是我爹!是我亲爹!”

“我不是!”他突然站起来,冲我咆哮,“我不是你爹!你爹早就死了!”

小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我看着他,看着他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看着他通红的眼睛。

我们僵持着。

许久,他身上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缓缓地坐了下去,把脸埋在手掌里。

我听到了压抑的,痛苦的呜咽声。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我的面前,像个孩子一样哭了。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揪住了,疼得我无法呼吸。

我走过去,站在他身边,手足无措。

“对不起……”过了很久,他抬起头,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爹刚才,吓到你了。”

那一声“爹”,他说得那么自然,又那么艰难。

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蹲下身,轻声问。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眼神复杂得像一张网。

“你真的想知道?”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叹了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十四年前,我在县里的文化馆工作,那时候,运动刚开始……”

他的叙述很慢,很零碎,但我还是拼凑出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故事。

当年,他因为写了一首被认为是“有毒”的诗,被打成了“右派”。

为了不连累我和我娘,他选择了一个最极端的方式——“自我了断”。

当然,他没有真的死。

他被一个好心的朋友救了,从此隐姓埋名,在一个偏远的山区林场当工人。

这些年,他不是不想回来,是不敢。

他的“身份”,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一旦他回来,一旦他“复活”,那么当年包庇他的朋友,还有我和我娘,都会被牵连。

“那你娘……她知道吗?”

“我不敢让她知道,”他摇了摇头,满脸苦涩,“长痛不如短痛。让她以为我死了,她或许还能找个好人家,重新开始。要是她知道我还活着,却不能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折磨。”

我的心,疼得像被刀割。

原来,这么多年,我娘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她一个人,拉扯我长大,心里该有多苦。

“这次恢复高考,教育系统缺人,我托了当年的那个朋友,走了很多关系,才弄到这个临时监考的资格。”

“你想见我?”

他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我想见你,又怕见你。我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又怕你过得不好。更怕……你认出我。”

“那你为什么……”我指了指那张写着提示的纸条。

“我站在你旁边,看你对着那道题,急得满头大汗,那样子……那样子跟我当年一模一样。”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怀念。

“我当时脑子一热,就……我就是想帮你,小文。爹没本事,给不了你别的,就想让你能有个出息,别像我一样,窝窝囊囊地活一辈子。”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

所有的愤怒,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只剩下心疼。

铺天盖地的心疼。

“那你以后……怎么办?”我问。

“等高考结束,我就回林场去。”他说,“这次出来,是冒了风险的。以后,可能就再也……”

他没说下去,但我们都懂。

这一面,或许就是最后一面。

小屋里,又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煤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拉长,变形。

“爹。”

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他浑身一颤,猛地抬头看我。

“你叫我什么?”

“爹。”我又叫了一声,声音清晰而坚定。

他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哎。”

他应了一声,声音里,是十四年的沧桑。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

他问我在乡下的生活,问我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

我问他在林场的日子,问他苦不苦,累不累。

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个最敏感的人——我娘。

天快亮的时候,他把我送回了招待所。

临走前,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拿着。”

“这是什么?”

“爹没钱,这是我攒了半年的工资,你留着上大学用。”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几张被捏得皱巴巴的“大团结”,还有一些毛票,加起来,大概有五十多块钱。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我不能要。”我把钱推回去。

“拿着!”他把我的手攥得很紧,“听爹的话。”

他的手,很粗糙,布满了老茧,但很温暖。

“好好考试,别想太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考上了,就给爹来封信,地址……就写黑龙江红旗林场,李建国收。”

李建国。

这应该就是他现在的名字。

我点了点头,把地址默默记在心里。

“快进去吧,天冷。”

他转身,很快就消失在了黎明前的薄雾里。

我捏着那包钱,站在原地,泪流满面。

接下来的两场考试,我考得异常顺利。

我不再紧张,不再焦虑。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考试结束,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邮局。

我给我爹写了一封信。

信里,我没有提我娘,也没有问他未来的打算。

我只是告诉他,我考得很好,让他放心。

我还告诉他,我会好好上大学,会成为他的骄傲。

回到村里,我把那五十多块钱,藏在了箱子底,跟我爹那张黑白照片放在一起。

等成绩的日子,是漫长的煎熬。

终于,录取通知书来了。

我被北京的一所大学录取了。

全村都轰动了。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

我娘抱着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知道,她为我高兴,也为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找到了一个出口。

我把考上大学的消息,又写信告诉了我爹。

我没有告诉他我娘的反应,我怕他难过。

开学前,我把那五十多块钱取了出来,给我娘买了一件新棉袄。

剩下的,我当成了去北京的路费。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看着我娘越来越小的身影,心里五味杂陈。

我要去一个新的世界了。

而我的父亲,那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男人,却还在那个遥远寒冷的林场里,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大学的生活,是新奇的,也是艰苦的。

我靠着助学金和勤工俭学,勉强维持着生活。

我每个月都会给我爹写信。

他回信回得很慢,有时候两三个月才有一封。

信里的内容,也总是那几句:注意身体,好好学*,别惦记家里。

我们也从不提我娘。

这成了我们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大二那年,我娘突然病了。

我接到电报,连夜赶回了家。

我娘躺在炕上,脸色蜡黄,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是胃癌,晚期。

医生说,没多少日子了。

我守在她身边,心如刀绞。

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张照片。

是我爹那张黑白照片。

照片已经被摩挲得边角都卷了起来。

“小文,”她看着我,气若游丝,“娘这辈子,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爹。”

我鼻子一酸,说不出话。

“你爹……是个好人。”她说,“他当年,是为了我们……”

我愣住了。

“娘,你……都知道?”

她虚弱地点了点头。

“他走之前,给我留了封信。”

原来,我爹当年并没有真的想“自我了断”。

那只是一个演给外人看的戏码。

他把所有的计划,都写在了信里,告诉了我娘。

他让我娘等他,等运动结束,等风平浪静,他就会回来。

我娘,就靠着这个信念,等了十四年。

“那……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哽咽着问。

“你爹不让。”我娘的眼角,滑下一滴泪,“他说,你年纪小,怕你藏不住事,说漏了嘴,会害了所有人。”

“他让我告诉你,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回不来了。让你恨他,忘了-他。这样,你才能好好活下去。”

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我恨了他十四年,怨了他十四年。

到头来,却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深沉而悲壮的谎言。

“小文,”我娘抓住我的手,力气小得像一片羽毛,“别怪你爹。他……苦啊。”

“我不怪他,”我摇着头,泪水滴在她干枯的手背上,“我谁也不怪。”

“那就好,那就好……”

她像是松了最后一口气,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脸上,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娘走了。

我按照她的遗愿,把她和我爹那张唯一的合影,一起火化了。

处理完我娘的后事,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去找我爹。

我跟学校请了长假,揣着这些年攒下的所有钱,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黑龙江,红旗林场。

那是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偏僻,更荒凉的地方。

下了火车,还要坐一天的长途汽车,然后再搭林场的拉木头的卡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走半天。

当我终于站在林场场部门口的时候,我几乎成了一个泥人。

我打听李建国。

一个看门的大爷告诉我,老李啊,住在那边最东头那排“干打垒”(一种简易土房)里。

我找到了那间屋子。

门没锁,我推门进去。

屋子里的陈设,和当年那个小旅馆的房间,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更旧,更破。

他不在。

桌子上,放着一封信,是我写来的。

旁边,还有几张摊开的信纸,上面写着字,看样子,是给我写的回信,还没写完。

“小文:来信收到。北京已经很冷了吧,要多穿衣服,别冻着。你娘的病……”

看到“你娘”两个字,我的心又是一紧。

看来,他已经知道我娘病重的事了。

我把信放下,在屋里静静地等着。

一直等到天黑,他才回来。

他肩上扛着一把斧子,满身的木屑和汗味,一脸疲惫。

看到我,他愣在了门口,像是看到一个幻影。

“小文?你怎么来了?”

“我娘……走了。”我说。

他手里的斧子,“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缓缓地走到桌边,坐下,拿起那瓶没喝完的二锅头,一口气,灌下去了半瓶。

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惊天动地,撕心裂肺。

我走过去,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他咳完,抬起头,眼睛红得吓人。

“她走的时候……痛苦吗?”

“不痛苦。”我摇了摇头,“她走得很安详。”

他点了点头,又沉默了。

那一晚,我们爷儿俩,谁也没睡。

我们就着一碟咸菜,喝光了一整瓶二锅头。

他跟我讲我娘,讲他们年轻时候的事。

讲他怎么追的我娘,讲我娘笑起来有多好看。

他的话不多,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里掏出来的。

我才知道,原来,他每年都会偷偷跑回老家,在远处,悄悄地看我们一眼。

他知道我上了哪个小学,哪个中学。

他知道我下乡去了哪个公社。

他甚至知道,我跟邻居家的二狗子打过一架。

“爹都知道。”他说,“爹只是,不能出现。”

我的心,碎成了一片一片。

“爹,跟我回去吧。”我说。

他摇了摇头。

“我的问题,还没解决。”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急切地说,“很多人都平反了!我们可以去申诉!”

“没用的。”他苦笑,“我当年的案子,牵扯的人太多。一旦翻案,会有很多人跟着倒霉。”

“那我们就一辈子这样吗?”

他没说话,只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我在林场住了下来。

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陪着他。

他不同意,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不能就这么荒废了。

他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我,必须要有出息。

我们大吵了一架。

最后,我妥协了。

我答应他,回学校去,好好读书。

但我有一个条件。

每年寒暑假,我都要来这里陪他。

他拗不过我,只好答应。

就这样,接下来的两年,我像一只候鸟,在北京和那个偏远的林场之间,来回迁徙。

我陪他砍树,拉木头,喝酒,聊天。

我们的关系,从最初的小心翼翼,变得越来越亲密。

我开始叫他“老李”,他会笑骂我“没大没小”。

林场的人,都知道老李有一个在北京上大学的“侄子”,每年都来看他。

大家都羡慕老李。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是叔侄,是父子。

一九八二年,我大学毕业。

我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一个研究所工作。

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商店,买了一台收音机。

我把收音机寄给了我爹。

他在信里说,他很高兴,现在每天都能听新闻了。

他说,他觉得,天,好像快亮了。

是的,天快亮了。

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都开始得到解决。

我开始着手,为我爹申诉。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我跑了很多部门,找了很多人,写了无数份材料。

一次又一次地碰壁,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但我没有放弃。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为我一个人努力。

我是在为我爹,为我娘,为我们这个破碎的家,讨一个公道。

终于,在我毕业后的第三年,我爹的案子,有了转机。

上面派了调查组,重新核实当年的情况。

又过了半年,一份红头文件,送到了我的手上。

平反了。

彻底平反了。

我拿着那份文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到了林场。

我把文件递给他。

他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看着看着,他的手,开始发抖。

看完,他把文件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胸口的口袋里,拍了拍。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屋外,看着远处连绵的雪山,一句话也没说。

我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地抽动。

那天,他喝了很多酒,醉得一塌糊涂。

在梦里,他不停地叫着我娘的名字。

“秀英,我回来了……秀英,我对不起你……”

我爹回来了。

回到了这个他离开了近二十年的家乡。

县里给他补发了工资,安排了工作,在县文化馆,还是他当年的职位。

只是,物是人非。

当年的同事,走的走,退的退,剩下的,也都是满头白发了。

我给他收拾出一个房间,就在我隔壁。

我们爷儿俩,终于,像一个正常的家庭一样,生活在了一起。

但是,二十年的隔阂,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

我们之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

他会小心翼翼地问我,工作顺不顺心,有没有处对象。

我也会尽量找一些话题,跟他聊单位里的事,聊国家大事。

但我们都觉得,很别扭。

直到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他正在厨房里忙活。

桌子上,摆着几道菜,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

“回来了?”他冲我笑了笑,笑容有些不自然,“洗手,吃饭。”

我坐到桌边,拿起筷子,夹了一口。

味道,很陌生,甚至,有点难吃。

“怎么样?”他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好吃。”我说。

“好吃就行,”他松了口气,给我夹了一大筷子,“多吃点,看你瘦的。”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父亲”的符号。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想努力对儿子好的,笨拙的父亲。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爹,”我说,“以后,我来做饭吧。”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行,你做,我给你打下手。”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厨房,就成了我们交流最多的地方。

我们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刷碗。

在油盐酱醋的烟火气里,我们之间的那层冰,终于,慢慢融化了。

我开始给他讲我女朋友的事。

她是我大学同学,一个善良开朗的北京姑娘。

我把她的照片给他看。

他拿着照片,看了半天,说:“好,好姑娘,眼睛会笑。”

后来,我带她回了家。

他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一个劲地给人家夹菜。

她一点也不嫌弃我们家小,也不嫌弃我爹的笨拙。

她陪我爹聊天,听他讲过去的故事,笑得前仰后合。

我爹看她的眼神,越来越慈爱。

我知道,他是真的喜欢这个“儿媳妇”。

一九八八年,我们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就在单位的食堂,摆了几桌。

我爹穿着我给他买的新衣服,满面红光,挨个给我的同事和朋友敬酒。

他说,他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今天。

婚后,我们在北京安了家。

我本来想把他接过来一起住,他不愿意。

他说,他离不开老家那片地,也*惯了那里的生活。

他说,只要我们过得好,他就放心了。

每年过年,我们都会回去陪他。

孙子出生后,他更高兴了,整天抱着不撒手。

他说,他要把这辈子亏欠我的,都补在孙子身上。

日子,就像一条平静的河,缓缓地流淌。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想起一九七七年的那个冬天。

想起那个昏暗的考场,那个瘦高的监考老师。

想起那张决定了我命运的,小小的纸条。

如果,当年他没有出现。

如果,他没有递给我那张纸条。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敢想。

我只知道,是我的父亲,用他那深沉而笨拙的爱,为我的人生,画了一条最重要的辅助线。

他让我,在那个绝望的冬天,看到了春天。

也让我,在以后漫长的人生里,懂得了什么是父爱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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