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冬。
风跟刀子似的,从招待所窗户的破缝里钻进来,刮在脸上,生疼。
我叫李文,十九岁,在乡下当了三年知青,黑得像块炭。

要不是恢复高考,我估计这辈子就得跟黄土坷垃打交道了。
手里那本翻烂了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是我的命。
考点设在县一中,乌泱泱全是人,年纪大的胡子拉碴,年纪小的也就我这岁数。
十年了。
整整十年,这是第一场,也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谁都把命攥在手里,攥得手心全是汗。
我走进考场,一股墨水和旧木头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
找到我的位置,第三排靠窗。
桌子上刻着一道划痕,不知道是哪一届的哪个混小子用小刀刻的,旁边还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早”字。
真讽刺,我可不是来早恋的,我是来拼命的。
开考铃响了,尖锐得像要划破人的耳膜。
两个监考老师,一前一后。
前面的那个,五十岁上下,戴着个黑框眼镜,表情严肃得像是刚从冰窖里捞出来。
后面的那个,稍微年轻点,但也不年轻了,四十多岁,瘦高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背着手,在过道里来回踱步。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第一门,语文。
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战斗?我脑子里嗡的一下,全是过去三年在乡下挑粪、割麦、修水利的场景。
汗水、泥土、牛粪味,还有夜里被窝里怎么也捂不热的冰冷。
这就是我的战斗?
我握着笔,手抖得厉害,半天写不出一个字。
那个瘦高的监考老师,踱步踱到我身边,停了下来。
我感觉一道目光落在我空白的卷子上,像根针,扎得我头皮发麻。
我埋着头,假装在构思,手心里的汗把那支英雄牌钢笔攥得又滑又腻。
他没说话,站了一会儿,又走开了。
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不轻不重,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我的心尖上。
我深吸一口气,逼着自己冷静下来。
写,必须写。
洋洋洒洒,我开始编,编我怎么带领社员战天斗地,怎么学*理论提高觉悟。
我自己都快吐了。
但没办法,得写得“正确”。
写着写着,我感觉那道目光又回来了。
又是那个瘦高个。
他怎么老盯着我?我心里犯嘀咕,难道我脸上写着“作弊”两个字?
我下意识地抬头,飞快地瞥了他一眼。
就是这一眼,我的脑子“轰”的一声,炸了。
那张脸……
瘦削,颧骨有点高,眼窝深陷,嘴唇很薄,抿成一条倔强的线。
像。
太像了。
我爹。
那个在我五岁时,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从我生命里彻底消失了的男人。
我娘只字不提他,好像他从来没存在过。
家里唯一一张他的照片,黑白的,一寸大,藏在箱子底,还是我偷翻出来的。
照片上的他,比眼前这个人年轻,但那眉眼,那轮廓,错不了。
是他?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娘说他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回不来了。
我死死地盯着卷子,可上面的字一个都看不进去了,全变成了那张脸。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比刚才更厉害。
钢笔尖在草稿纸上划出一道刺耳的难看的印子。
“咯噔、咯噔……”
他又走过来了。
我几乎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烟草味,混着阳光晒过的气息。
是一种很陌生的,又仿佛在遥远记忆里闻到过的味道。
他站在我旁边,这次站得更久。
我能感觉到全考场的目光,都若有若无地朝我这边瞟。
另一个监考老师也皱着眉看了过来。
我的脸烧得滚烫,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
“同学,身体不舒服吗?”
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种奇怪的压抑。
我猛地一颤,没敢抬头,胡乱地摇了摇头。
“专心答题。”
他又说了四个字,然后走开了。
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不是他。
声音不对。
我记忆里,爹的声音不是这样的。
也对,都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可能还记得。
再说,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我自嘲地笑了笑,觉得自己是精神太紧张,出现幻觉了。
我逼着自己把注意力拉回到卷子上。
可那张脸,就像是在我脑子里扎了根,怎么也挥不去。
我开始不受控制地去想,如果他真是我爹,他为什么不认我?
他看到我了吗?他知道我是谁吗?
还是说,他也根本不记得我了?
无数个问题像马蜂一样在我脑子里乱撞。
第一场考试,就在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下结束了。
交卷的时候,我几乎是逃出考场的。
中午没吃饭,就在考点外面的墙根底下坐着,脑子里一团乱麻。
下午考数学。
数学是我的强项,那本《数理化自-学丛书》我翻了不下二十遍。
可走进考场,再次看到那张脸,我的心又乱了。
他还是那样,背着手,踱着步,像一根标杆,立在我的世界里,也立在我的考卷和我之间。
拿到卷子,我懵了。
好几道大题,都超出了复*资料的范围。
完了。
我心里一凉。
准备了这么久,难道要折在这儿?
我不甘心,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抠题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额头渗出了冷汗。
“咯噔、咯噔……”
他又过来了。
我攥紧了笔,强迫自己不去理会。
他停在我身边,弯下腰,好像是要捡什么东西。
我的余光看见,他的手在我桌子底下非常快地动了一下。
然后,他直起身,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我愣住了。
什么情况?
我低头,假装系鞋带,往桌子底下一看。
一个很小的纸团,揉得皱巴巴的,就静静地躺在我的脚边。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这是什么?
是陷阱吗?
是有人要害我?
还是……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飞快地抬头,看了一眼那个瘦高的男人。
他正站在讲台上,背对着我,好像在看窗外的风景。
另一个监考老师在考场那头打盹。
我的心脏狂跳,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捡,还是不捡?
这是一个足以决定我命运的问题。
如果捡了,被发现,我这辈子就彻底完了,不仅是高考,连做人都抬不起头。
如果不捡,万一……万一那是我唯一的机会呢?
理智和情感在激烈地搏斗。
我看到他放在讲台上的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
那双手,会是我爹的手吗?
会是那双曾经把我高高举过头顶的手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快要疯了。
时间还在流逝,考卷上的空白越来越刺眼。
我咬了咬牙,心一横。
妈的,赌了!
我再次弯下腰,用最快的速度,把那个小纸团捡起来,攥进了手心。
纸团被我的汗浸得有点湿,软软的。
我不敢立刻打开。
我假装挠痒,把头埋得很低,用身体挡住视线,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展开了那个纸团。
不是答案。
上面只有一行字,字迹潦草,但很有力。
“最后一题,用辅助线,从A点到BC中点。”
就这一句话。
我愣住了。
最后一题,那道20分的解析几何,我连思路都没有。
辅助线?
我猛地抬头,看向黑板上的挂钟。
还有十五分钟。
来不及多想了。
我按照纸条上的提示,在草稿纸上画了图,添上了那条辅助线。
瞬间,豁然开朗。
所有的已知条件,一下子全都盘活了!
原来是这样!
我激动得手都在抖,赶紧把解题步骤往卷子上誊。
写完最后一个字,收卷铃声刚好响起。
我瘫在椅子上,浑身都被汗湿透了。
交卷的时候,我跟在他身后,距离很近。
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后颈上的一颗小小的黑痣。
我的心又是一抽。
我记得,照片上,他同样的位置,也有一颗痣。
走出考场,我没有像其他考生一样去对答案,也没有回招待所。
我就站在考点门口那棵大槐树下,等着。
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或者说,在等谁。
我只是有个直觉,我必须等。
天色渐渐暗下来,考生都走光了。
冷风吹过来,我裹紧了身上那件薄薄的棉袄。
他会出来吗?
他会认我吗?
如果他出来了,我该说什么?
叫他“老师”?还是……叫“爹”?
我不敢想。
就在我快要冻僵,准备放弃的时候,他从校门里走了出来。
他换下了那件中山装,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旧大衣,显得更瘦了。
他没有看我,径直朝马路对面走去。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是我自作多情了。
他可能只是一个好心的老师,看我可怜,随手帮了我一把。
仅此而已。
我苦笑了一下,拖着沉重的步子,准备离开。
“李文。”
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还是那种沙哑的,压抑的,但又带着一丝不易察arc的颤抖。
我猛地回头。
他站在马路对面,隔着一条不宽的土路,静静地看着我。
路灯昏黄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就这么隔着马路,遥遥相望。
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他和我。
过了很久,他才朝我这边走过来。
一步,一步,像是踩着十四年的时光。
他走到我面前,站定。
他比我高一个头,我必须仰视他。
他的眼睛里,闪着我看不懂的光,有愧疚,有痛苦,有挣扎,还有一丝……温柔。
“你……”他张了张嘴,喉结滚动了一下,却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为什么不认我?”我开口,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
他浑身一震,嘴唇哆嗦着,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不能认你。”
“为什么?”我追问,眼泪模糊了视线。
“对你不好。”
“对我不好?”我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十四年,你对我不管不问,现在跟我说对我不好?你觉得我过得很好吗?”
我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积压了十四年的委屈和愤怒。
他沉默了,只是看着我,眼神里的痛苦更深了。
“跟我来。”
他转身,朝一条漆黑的小巷子走去。
我擦了擦眼泪,跟了上去。
巷子很深,没有灯,脚下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谁也不说话。
只有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他带我进了一个小院子,院子里只有一间低矮的平房。
他推开门,一股煤烟和潮湿的味道涌了出来。
屋里很暗,他摸索着,点亮了一盏煤油灯。
豆大的火光,照亮了这间小屋。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煤炉,这就是全部的家当。
桌子上,放着半瓶二锅头,一碟花生米。
“坐吧。”他说。
我没动,就站在门口,看着他。
“当年,我……”他似乎想解释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他给我倒了杯水,热水,放在桌上。
“先暖暖身子。”
水汽氤氲,模糊了他的脸。
“你为什么要帮我?”我问了一个最想知道的问题。
“我……”他顿了顿,说,“我希望你能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地方。”
“然后呢?考上大学,我就能当你的过去不存在吗?”我冷笑。
“小文,”他叫了我的名字,声音里带着哀求,“别这么跟你爹说话。”
“爹?”我重复着这个词,觉得无比讽刺,“我没有爹。”
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
他颓然地坐回到椅子上,拿起桌上的酒瓶,给自己灌了一大口。
辛辣的酒气,一下子在小屋里弥漫开来。
“是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娘。”他喃喃地说。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知道没用,”他抬起头,眼睛通红,“可我能怎么办?小文,有些事,你不懂。”
“我不懂?那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你当年为什么要走?你告诉我,你这些年都在哪?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明明看到我了,却不敢认我!”
我一口气把所有的问题都吼了出来。
他被我吼得愣住了,半晌,才苦笑一声。
“告诉你?告诉你,然后让你跟我一起背上这个黑锅吗?”
“什么黑锅?”我心里一紧。
他没说话,只是又喝了一大口酒。
“你走吧。”他摆了摆手,“就当今天没见过我。考完试,就回你该去的地方,忘了我。”
“忘了你?”我上前一步,逼视着他,“你让我怎么忘?你是我爹!是我亲爹!”
“我不是!”他突然站起来,冲我咆哮,“我不是你爹!你爹早就死了!”
小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我看着他,看着他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看着他通红的眼睛。
我们僵持着。
许久,他身上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缓缓地坐了下去,把脸埋在手掌里。
我听到了压抑的,痛苦的呜咽声。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我的面前,像个孩子一样哭了。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揪住了,疼得我无法呼吸。
我走过去,站在他身边,手足无措。
“对不起……”过了很久,他抬起头,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爹刚才,吓到你了。”
那一声“爹”,他说得那么自然,又那么艰难。
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蹲下身,轻声问。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眼神复杂得像一张网。
“你真的想知道?”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叹了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十四年前,我在县里的文化馆工作,那时候,运动刚开始……”
他的叙述很慢,很零碎,但我还是拼凑出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故事。
当年,他因为写了一首被认为是“有毒”的诗,被打成了“右派”。
为了不连累我和我娘,他选择了一个最极端的方式——“自我了断”。
当然,他没有真的死。
他被一个好心的朋友救了,从此隐姓埋名,在一个偏远的山区林场当工人。
这些年,他不是不想回来,是不敢。
他的“身份”,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一旦他回来,一旦他“复活”,那么当年包庇他的朋友,还有我和我娘,都会被牵连。
“那你娘……她知道吗?”
“我不敢让她知道,”他摇了摇头,满脸苦涩,“长痛不如短痛。让她以为我死了,她或许还能找个好人家,重新开始。要是她知道我还活着,却不能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折磨。”
我的心,疼得像被刀割。
原来,这么多年,我娘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她一个人,拉扯我长大,心里该有多苦。
“这次恢复高考,教育系统缺人,我托了当年的那个朋友,走了很多关系,才弄到这个临时监考的资格。”
“你想见我?”
他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我想见你,又怕见你。我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又怕你过得不好。更怕……你认出我。”
“那你为什么……”我指了指那张写着提示的纸条。
“我站在你旁边,看你对着那道题,急得满头大汗,那样子……那样子跟我当年一模一样。”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怀念。
“我当时脑子一热,就……我就是想帮你,小文。爹没本事,给不了你别的,就想让你能有个出息,别像我一样,窝窝囊囊地活一辈子。”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
所有的愤怒,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只剩下心疼。
铺天盖地的心疼。
“那你以后……怎么办?”我问。
“等高考结束,我就回林场去。”他说,“这次出来,是冒了风险的。以后,可能就再也……”
他没说下去,但我们都懂。
这一面,或许就是最后一面。
小屋里,又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煤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拉长,变形。
“爹。”
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他浑身一颤,猛地抬头看我。
“你叫我什么?”
“爹。”我又叫了一声,声音清晰而坚定。
他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哎。”
他应了一声,声音里,是十四年的沧桑。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
他问我在乡下的生活,问我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
我问他在林场的日子,问他苦不苦,累不累。
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个最敏感的人——我娘。
天快亮的时候,他把我送回了招待所。
临走前,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拿着。”
“这是什么?”
“爹没钱,这是我攒了半年的工资,你留着上大学用。”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几张被捏得皱巴巴的“大团结”,还有一些毛票,加起来,大概有五十多块钱。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我不能要。”我把钱推回去。
“拿着!”他把我的手攥得很紧,“听爹的话。”
他的手,很粗糙,布满了老茧,但很温暖。
“好好考试,别想太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考上了,就给爹来封信,地址……就写黑龙江红旗林场,李建国收。”
李建国。
这应该就是他现在的名字。
我点了点头,把地址默默记在心里。
“快进去吧,天冷。”
他转身,很快就消失在了黎明前的薄雾里。
我捏着那包钱,站在原地,泪流满面。
接下来的两场考试,我考得异常顺利。
我不再紧张,不再焦虑。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考试结束,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邮局。
我给我爹写了一封信。
信里,我没有提我娘,也没有问他未来的打算。
我只是告诉他,我考得很好,让他放心。
我还告诉他,我会好好上大学,会成为他的骄傲。
回到村里,我把那五十多块钱,藏在了箱子底,跟我爹那张黑白照片放在一起。
等成绩的日子,是漫长的煎熬。
终于,录取通知书来了。
我被北京的一所大学录取了。
全村都轰动了。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
我娘抱着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知道,她为我高兴,也为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找到了一个出口。
我把考上大学的消息,又写信告诉了我爹。
我没有告诉他我娘的反应,我怕他难过。
开学前,我把那五十多块钱取了出来,给我娘买了一件新棉袄。
剩下的,我当成了去北京的路费。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看着我娘越来越小的身影,心里五味杂陈。
我要去一个新的世界了。
而我的父亲,那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男人,却还在那个遥远寒冷的林场里,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大学的生活,是新奇的,也是艰苦的。
我靠着助学金和勤工俭学,勉强维持着生活。
我每个月都会给我爹写信。
他回信回得很慢,有时候两三个月才有一封。
信里的内容,也总是那几句:注意身体,好好学*,别惦记家里。
我们也从不提我娘。
这成了我们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大二那年,我娘突然病了。
我接到电报,连夜赶回了家。
我娘躺在炕上,脸色蜡黄,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是胃癌,晚期。
医生说,没多少日子了。
我守在她身边,心如刀绞。
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张照片。
是我爹那张黑白照片。
照片已经被摩挲得边角都卷了起来。
“小文,”她看着我,气若游丝,“娘这辈子,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爹。”
我鼻子一酸,说不出话。
“你爹……是个好人。”她说,“他当年,是为了我们……”
我愣住了。
“娘,你……都知道?”
她虚弱地点了点头。
“他走之前,给我留了封信。”
原来,我爹当年并没有真的想“自我了断”。
那只是一个演给外人看的戏码。
他把所有的计划,都写在了信里,告诉了我娘。
他让我娘等他,等运动结束,等风平浪静,他就会回来。
我娘,就靠着这个信念,等了十四年。
“那……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哽咽着问。
“你爹不让。”我娘的眼角,滑下一滴泪,“他说,你年纪小,怕你藏不住事,说漏了嘴,会害了所有人。”
“他让我告诉你,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回不来了。让你恨他,忘了-他。这样,你才能好好活下去。”
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我恨了他十四年,怨了他十四年。
到头来,却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深沉而悲壮的谎言。
“小文,”我娘抓住我的手,力气小得像一片羽毛,“别怪你爹。他……苦啊。”
“我不怪他,”我摇着头,泪水滴在她干枯的手背上,“我谁也不怪。”
“那就好,那就好……”
她像是松了最后一口气,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脸上,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娘走了。
我按照她的遗愿,把她和我爹那张唯一的合影,一起火化了。
处理完我娘的后事,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去找我爹。
我跟学校请了长假,揣着这些年攒下的所有钱,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黑龙江,红旗林场。
那是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偏僻,更荒凉的地方。
下了火车,还要坐一天的长途汽车,然后再搭林场的拉木头的卡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走半天。
当我终于站在林场场部门口的时候,我几乎成了一个泥人。
我打听李建国。
一个看门的大爷告诉我,老李啊,住在那边最东头那排“干打垒”(一种简易土房)里。
我找到了那间屋子。
门没锁,我推门进去。
屋子里的陈设,和当年那个小旅馆的房间,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更旧,更破。
他不在。
桌子上,放着一封信,是我写来的。
旁边,还有几张摊开的信纸,上面写着字,看样子,是给我写的回信,还没写完。
“小文:来信收到。北京已经很冷了吧,要多穿衣服,别冻着。你娘的病……”
看到“你娘”两个字,我的心又是一紧。
看来,他已经知道我娘病重的事了。
我把信放下,在屋里静静地等着。
一直等到天黑,他才回来。
他肩上扛着一把斧子,满身的木屑和汗味,一脸疲惫。
看到我,他愣在了门口,像是看到一个幻影。
“小文?你怎么来了?”
“我娘……走了。”我说。
他手里的斧子,“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缓缓地走到桌边,坐下,拿起那瓶没喝完的二锅头,一口气,灌下去了半瓶。
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惊天动地,撕心裂肺。
我走过去,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他咳完,抬起头,眼睛红得吓人。
“她走的时候……痛苦吗?”
“不痛苦。”我摇了摇头,“她走得很安详。”
他点了点头,又沉默了。
那一晚,我们爷儿俩,谁也没睡。
我们就着一碟咸菜,喝光了一整瓶二锅头。
他跟我讲我娘,讲他们年轻时候的事。
讲他怎么追的我娘,讲我娘笑起来有多好看。
他的话不多,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里掏出来的。
我才知道,原来,他每年都会偷偷跑回老家,在远处,悄悄地看我们一眼。
他知道我上了哪个小学,哪个中学。
他知道我下乡去了哪个公社。
他甚至知道,我跟邻居家的二狗子打过一架。
“爹都知道。”他说,“爹只是,不能出现。”
我的心,碎成了一片一片。
“爹,跟我回去吧。”我说。
他摇了摇头。
“我的问题,还没解决。”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急切地说,“很多人都平反了!我们可以去申诉!”
“没用的。”他苦笑,“我当年的案子,牵扯的人太多。一旦翻案,会有很多人跟着倒霉。”
“那我们就一辈子这样吗?”
他没说话,只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我在林场住了下来。
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陪着他。
他不同意,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不能就这么荒废了。
他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我,必须要有出息。
我们大吵了一架。
最后,我妥协了。
我答应他,回学校去,好好读书。
但我有一个条件。
每年寒暑假,我都要来这里陪他。
他拗不过我,只好答应。
就这样,接下来的两年,我像一只候鸟,在北京和那个偏远的林场之间,来回迁徙。
我陪他砍树,拉木头,喝酒,聊天。
我们的关系,从最初的小心翼翼,变得越来越亲密。
我开始叫他“老李”,他会笑骂我“没大没小”。
林场的人,都知道老李有一个在北京上大学的“侄子”,每年都来看他。
大家都羡慕老李。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是叔侄,是父子。
一九八二年,我大学毕业。
我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一个研究所工作。
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商店,买了一台收音机。
我把收音机寄给了我爹。
他在信里说,他很高兴,现在每天都能听新闻了。
他说,他觉得,天,好像快亮了。
是的,天快亮了。
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都开始得到解决。
我开始着手,为我爹申诉。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我跑了很多部门,找了很多人,写了无数份材料。
一次又一次地碰壁,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但我没有放弃。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为我一个人努力。
我是在为我爹,为我娘,为我们这个破碎的家,讨一个公道。
终于,在我毕业后的第三年,我爹的案子,有了转机。
上面派了调查组,重新核实当年的情况。
又过了半年,一份红头文件,送到了我的手上。
平反了。
彻底平反了。
我拿着那份文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到了林场。
我把文件递给他。
他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看着看着,他的手,开始发抖。
看完,他把文件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胸口的口袋里,拍了拍。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屋外,看着远处连绵的雪山,一句话也没说。
我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地抽动。
那天,他喝了很多酒,醉得一塌糊涂。
在梦里,他不停地叫着我娘的名字。
“秀英,我回来了……秀英,我对不起你……”
我爹回来了。
回到了这个他离开了近二十年的家乡。
县里给他补发了工资,安排了工作,在县文化馆,还是他当年的职位。
只是,物是人非。
当年的同事,走的走,退的退,剩下的,也都是满头白发了。
我给他收拾出一个房间,就在我隔壁。
我们爷儿俩,终于,像一个正常的家庭一样,生活在了一起。
但是,二十年的隔阂,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
我们之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
他会小心翼翼地问我,工作顺不顺心,有没有处对象。
我也会尽量找一些话题,跟他聊单位里的事,聊国家大事。
但我们都觉得,很别扭。
直到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他正在厨房里忙活。
桌子上,摆着几道菜,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
“回来了?”他冲我笑了笑,笑容有些不自然,“洗手,吃饭。”
我坐到桌边,拿起筷子,夹了一口。
味道,很陌生,甚至,有点难吃。
“怎么样?”他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好吃。”我说。
“好吃就行,”他松了口气,给我夹了一大筷子,“多吃点,看你瘦的。”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父亲”的符号。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想努力对儿子好的,笨拙的父亲。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爹,”我说,“以后,我来做饭吧。”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行,你做,我给你打下手。”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厨房,就成了我们交流最多的地方。
我们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刷碗。
在油盐酱醋的烟火气里,我们之间的那层冰,终于,慢慢融化了。
我开始给他讲我女朋友的事。
她是我大学同学,一个善良开朗的北京姑娘。
我把她的照片给他看。
他拿着照片,看了半天,说:“好,好姑娘,眼睛会笑。”
后来,我带她回了家。
他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一个劲地给人家夹菜。
她一点也不嫌弃我们家小,也不嫌弃我爹的笨拙。
她陪我爹聊天,听他讲过去的故事,笑得前仰后合。
我爹看她的眼神,越来越慈爱。
我知道,他是真的喜欢这个“儿媳妇”。
一九八八年,我们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就在单位的食堂,摆了几桌。
我爹穿着我给他买的新衣服,满面红光,挨个给我的同事和朋友敬酒。
他说,他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今天。
婚后,我们在北京安了家。
我本来想把他接过来一起住,他不愿意。
他说,他离不开老家那片地,也*惯了那里的生活。
他说,只要我们过得好,他就放心了。
每年过年,我们都会回去陪他。
孙子出生后,他更高兴了,整天抱着不撒手。
他说,他要把这辈子亏欠我的,都补在孙子身上。
日子,就像一条平静的河,缓缓地流淌。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想起一九七七年的那个冬天。
想起那个昏暗的考场,那个瘦高的监考老师。
想起那张决定了我命运的,小小的纸条。
如果,当年他没有出现。
如果,他没有递给我那张纸条。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敢想。
我只知道,是我的父亲,用他那深沉而笨拙的爱,为我的人生,画了一条最重要的辅助线。
他让我,在那个绝望的冬天,看到了春天。
也让我,在以后漫长的人生里,懂得了什么是父爱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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