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整理旧物时，一个泛黄的火柴盒从角落滑出。边角早已磨圆，盒面上的印花淡得几乎看不清。我捏在手里，怔了好一会儿——那些以为已经远去的日子，忽然间全都涌了回来。
那是八十年代末的农村，一个“穷”字就能概括所有。可奇怪的是，记忆滤掉了苦的底色，留下的竟是一层暖黄的光晕。
那时，一盒火柴五分钱，也得省着用。灶膛里的火要是灭了，母亲从不轻易划一根新的。她总小跑去邻居家，用铁夹子小心翼翼夹回几块带火星的木炭，埋进自家灶膛的草木灰里，再铺上干树叶，俯身去吹。
浓烟常呛得她眼泪直流，咳嗽连连，可看着火苗重新蹿起来，她眼里就亮起松口气的光。省下一根火柴，就像赢了一小仗。
更常“借”的，是米。青黄不接时，米缸见了底，母亲就拿着一个褪色的木升子，去隔壁大婶家。
回来时，升子里装着浅浅一层米，脸上带着赧然的笑。那点米得掺上大半锅红薯干，煮成一锅糊糊的饭。盛饭时，母亲总是用饭勺在锅底小心一兜，把仅有的白米饭盛进我们碗里，自己碗里全是红薯干，却吃得格外“香甜”，仿佛那是天底下最好的东西。
吃肉是件大事。村里谁家杀猪，半个村子都跟着动。母亲会牵着我去，在弥漫着特殊气味的现场，小声和杀猪的叔伯商量，赊上半斤肉。
账本上用红色圆珠笔记下父亲的名字，那笔债务，要等我家猪出栏才能抹去。那半斤肉，通常被母亲切成薄片，和满锅萝卜一起炖。
肉香霸道地钻出锅盖，飘满巷子，我们兄妹几个围着灶台转，那是记忆中顶级的人间至味。
还有学费。一年级学费十块五，对靠卖猪崽攒钱的家庭来说，是一笔需要精密计算的巨款。
开学时，父亲领着我到老师办公室，搓着手，赔着笑，商量“等猪卖了立刻补上”。若猪没能及时出栏，老师在班上念到“尚未交费”的名字时，我总把头埋得低低的，脸上烧得发烫。
那不是羞愧，是一种孩子还无法理解的、关于生活的重量。
如今，老家早已变了样。火柴成了怀旧物件，米肉充盈，学费全免。可每当生活里遇到什么便捷到理所当然的东西，我总会蓦地想起那个借火的午后、那升借来的米、那本记着红字的账本、那些等待猪崽长大的春天。
原来，岁月带走了贫瘠，却把那些在贫瘠中滋长出来的东西，悄悄留在了生命里——是邻居夹来的那块炭，是大婶匀出的那勺米，是杀猪大叔爽快画下的那笔红账，是老师宽容点头的那一瞬间。
这些藏在困窘里的信任、体谅与温情，比任何东西都耐得住时间打磨，在往后几十年里，默默暖着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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