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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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12日，深夜的武汉同济医院冷得像个冰窖。
六楼的病房里静悄悄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值班护士前脚刚查完房，并未察觉异样，可就在她转身离开后不久，“砰”的一声闷响，把冬夜的死寂砸了个粉碎。
82岁的徐迟，那个翻译过《瓦尔登湖》、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的大文豪，竟然从窗口纵身一跃，把自己摔得粉碎。
病床的床头柜上，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字：“走意已坚”。
谁能想到，这位曾经点燃过无数青年科学梦想的老人，最后竟会选这么一条决绝的死路？
要说这悲剧的根源，还得往回倒两年。
1994年，80岁的徐迟居然闹起了离婚，手里拿着的不是荣誉证书，而是一纸离婚协议书。
那场只维持了两年的婚姻，简直把他一辈子的脸面都丢光了。
那个让他急于摆脱的女人叫陈彬彬，比他小了整整一轮。
当初这两人凑一对，外人看来是时髦的“黄昏恋”，可实际上呢？
那是徐迟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1989年，前妻陈松走了四年，那栋空荡荡的大房子里，除了书还是书，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时候陈彬彬出现了，她像一束刺眼的光，硬生生照进了徐迟灰暗的生活。
她热情、主动，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嘘寒问暖的架势让这位寂寞的老人产生了错觉：生活似乎又能重新热气腾腾起来了。
1992年，徐迟不顾儿女反对，硬是执意迎娶了陈彬彬。
婚礼办得挺热闹，大家都以为这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终于找到了晚年的拐杖。
谁知道，噩梦恰恰是从这张结婚证开始的。
婚后的生活压根没有红袖添香，反而变成了一场生活*惯与价值观的激烈碰撞。
陈彬彬不是陈松。
陈松是什么人？
那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旧式女子，懂文学，更懂徐迟，她能为了让徐迟安心搞创作，一个人扛下所有家务，五十年如一日地营造出一个安静的避风港。
而陈彬彬恰恰相反，她性格张扬，热衷社交，更重要的是，她太清楚“徐迟”这两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
对于徐迟来说，文学是生命，是安静的朝圣；但对于陈彬彬来说，徐迟是一块金字招牌，是一张通往名利场的入场券。
婚后不久，徐迟就惊恐地发现，家里再也没了往日的宁静。
陈彬彬频繁组织聚会，拉着他到处应酬，恨不得拿个大喇叭喊“我是大作家徐迟的夫人”。
她利用这个身份四处活动、办事、求人，把徐迟的名望当成了可以变现的筹码。
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徐迟想要书房的清净，陈彬彬想要客厅的热闹；徐迟一生节俭清高，陈彬彬却花钱大手大脚，追求排场。
那个曾经儒雅温和的老人，被生活琐事逼得焦头烂额。
他终于痛苦地意识到，这个女人爱的不是他徐迟这个人，而是“著名作家”这层光鲜的皮。
这种被利用、被算计的感觉，对于视清誉为生命的知识分子来说，比孤独更难以忍受。
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迅速击垮了徐迟的身体。
仅仅两年，他便从那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变成了一个满腹怨气、日渐枯槁的病号。
1994年的离婚，虽然斩断了这段荒唐的关系，却也在徐迟的心上划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口子。
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在古稀之年上演了一出闹剧，让世人看尽了笑话。
这种羞耻感，混合着对前妻陈松的深切怀念，成了压垮他的第一根稻草。
每当夜深人静，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他总会不可抑制地想起陈松。
那是1936年，他在南浔中学第一次见到陈松，那时她是灵动的女学生，他是才华横溢的小先生。
那是怎样的一段岁月啊？
抗战爆发，他们流亡辗转，日子苦得能拧出水来，可心是热的。
他记得自己翻译《荷马史诗》时，为了推敲一个词句在屋里转圈，陈松就静静地坐在一旁缝补衣物，茶杯里的水永远是温热的。
他记得自己写《哥德巴赫猜想》时，激动得彻夜难眠，是陈松听他一遍遍朗读稿子，眼里闪着崇拜的光。
那五十年，是琴瑟和鸣的五十年，是灵魂契合的五十年。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前妻的深情厚谊，与后妻的功利算计，在徐迟的脑海里反复交织、冲撞。
悔恨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内心：如果当初耐得住寂寞，如果不贪恋那一点虚假的温暖，是不是就能保住晚年的清净？
是不是就对得起九泉之下的陈松？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离婚后的徐迟，身体机能呈断崖式下跌。
高血压让他时刻处于眩晕之中，支气管炎引发的剧烈咳嗽让他整夜无法安睡，肠胃病更是让他对食物失去了所有的兴趣。
但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肉体上的痛苦，而是那个名为“老年躁动症”的精神恶魔。
1995年开始，朋友们发现徐迟变了。
那个总是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的徐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神情恍惚、焦躁不安的病人。
他开始频繁地失眠，整夜整夜睁着眼睛盯天花板，脑子里像是有无数只苍蝇在嗡嗡乱叫。
白天，他坐立难安，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嘴里喃喃自语，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
子女们心急如焚，将他送进了医院。
医生开了大量的药物：安眠药、抗抑郁药、镇静剂。
药片一把一把地吃下去，副作用随之而来。
他感到恶心、头重脚轻，整个人像踩在棉花上，思维变得迟钝，记忆力开始混乱。
但即便如此，睡眠依然是个奢侈品。
每当夜幕降临，那种深入骨髓的绝望感就会准时来袭。
在医院的最后日子里，徐迟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座孤岛。
虽然有子女的探视，有医护的照料，但没有人能替他分担那种灵魂被撕裂的痛苦。
他开始频繁地提到死亡。
对着探望的老友，他会突然冒出一句：“活够了，没意思了。”
或者流着泪说：“太累了，我想去找陈松。”
起初，大家都以为这只是病人惯有的悲观情绪，毕竟他才82岁，在那个医疗条件下，活到90岁并不是奢望。
谁也没想到，他的“走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96年12月10日，也就是他自杀前两天，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那四个字：“走意已坚”。
这时候的他，已经彻底被病痛和精神折磨击穿了防线。
活着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刑罚。
吃饭是受罪，呼吸是受罪，清醒更是最大的受罪。
他不需要治疗，他需要解脱。
那一夜，医院的走廊静得可怕。
徐迟从病床上艰难地爬起来。
药物让他四肢无力，但死志让他爆发出了最后的力量。
他一步步挪到窗边，推开了那扇通往虚无的窗户。
寒风灌进来，吹乱了他稀疏的白发。
站在窗台上的那一刻，他脑海里闪过的是什么？
是南浔古镇的流水？
是燕京大学的钟声？
是第一次牵起陈松手时的悸动？
还是那场荒唐婚姻留下的满地鸡毛？
或许都有，或许都没有。
对于一个被躁郁症和孤独感折磨得体无完肤的老人来说，眼前这黑洞洞的夜空，比身后那张冰冷的病床更像归宿。
他没有犹豫，纵身一跃。
徐迟的死，震动了整个文坛。
人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写出“科学的春天”的人，这样一个翻译出梭罗隐逸哲学的人，最后竟然无法与这个世界和解。
有人说他是被病痛逼死的，有人说他是被失败的婚姻气死的，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太思念亡妻。
其实，这些原因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徐迟一辈子追求完美，追求纯粹。
在陈松构筑的象牙塔里，他躲避了半个世纪的风雨。
当保护伞消失，当他赤裸裸地面对人性的丑陋、衰老的残忍和病痛的折磨时，他发现自己手中的笔，根本无力对抗这沉重的现实。
他选择离开，或许并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文人最后的倔强。
他不愿在病榻上苟延残喘，不愿在精神错乱中丧失尊严，更不愿带着那段失败婚姻的阴影度过余生。
那一跃，是他为自己的一生画上的最后一个句号，虽然惨烈，却也彻底。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徐迟的悲剧不仅仅属于他个人，更像是一声沉重的叹息，提醒着我们：在光环与名望背后，那些老去的灵魂，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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