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书法杂志 2019-12-30
李廷华撰写的《高二适评传》问世之后，引起书法学术界关注。2019年10月12日，南京求雨山文化名人纪念馆举办“《高二适评传》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中国书协学术委员姜寿田主持研讨，兹将记录稿摘要发表（按发言先后次序）。
尹树人
文化学者、高二适女婿
今天是李廷华先生《高二适评传》首发式，我代表家属向廷华表示祝贺和感谢！
对高二适先生的认识和理解，章士钊先生可说是最清楚的。一九六五年的兰亭论辨中，章士钊先生坚定地支持高先生，并写信向毛泽东主席推荐介绍了高先生和他的“驳议”一文，信中说高先生是“巍然一硕书”，意思就是当今一位顶级的书法家。
章先生与高先生有四十余年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他了解高先生这个特点、这个精神，所以才会对其极力推重。而今《高二适评传》的著者——廷华，正是理解与把握了高老的这种精神，他才能以二十年的酝酿、一年半的奋笔疾书，写下这四十余万字的评传。我愿重复廷华曾在文章中用过的话——永远的高二适，其意在此！
李廷华
《高二适评传》作者
我写《高二适评传》的动机，萌发于1996年，那时候我在《中国书法》杂志作外聘记者，第一次有机会到了南京。重提写评传之事，是2014年在台湾和庄希祖兄重逢。我们两个都去出席两岸草书论坛，他问我：“你写了很多传记，怎么不写高老呢？”我说这么多年了，现在如果来写的话，大概要用30万字。二十年间，可见材料及想法都丰富许多。回到内地之后，我收到希祖兄寄来《高二适手札·典藏版》，“兰亭论辨”里头的细节，高老和章士钊来往的信札里头透露的心态的变化，巨大的压力和他的兴奋，到了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兰亭论辨”实际上是半途消杀下去了。高二适先生种种的心态都在这里头表现出来。我看了这个《典藏》以后，十分敬佩可可大姐和树人兄，他们把高老当年的手札里头的十分真实的一些表现，全部完整地贡献给学术界。我感觉到，如果要写《高二适评传》，最重要的一环有了。高老最重要的事功和人格表现，是在兰亭论辨前后。这个如果不写透，《高二适评传》就将是浮光掠影。前头的内容是他的精神成长，在一百年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之中，他和章士钊先生的接触，也影响到他作为一个文化形态的产生。以后这个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的跌宕变化当中，遭遇的各种困境、挣扎、冲决、奋斗以及以后被世人所理解，这个过程应该表述清楚，但是焦点还在兰亭论辨。
另外就是从高老的诗集中得到了一个什么认识呢？我们对现代的旧体诗的研究，在这一二十年之内，有长足的进展，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了聂绀弩的诗的出版，就很好，是别开生面的。以后有了钱锺书的，陈寅恪的，沈祖棻的，以及其他一些。当我读了高老诗集以后，有一个感觉，相比这些大名家，毫不逊色，而且他对杜甫的深研，对陈后山的寑馈，比其他那些诗人们，有更加深入幽邃之处。这就更加增加了我的一种信心和兴趣。在我写作生涯中，写高老这件事情，是我十分愿意做的一件事情。我今年68岁，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了，有欣慰之感。
姜寿田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
我觉得通过李老师这本书，实际上是给高二适先生写了一部传世之作。我们对高二适既熟悉，又陌生。我们从一般书法史上，或者把他作为一般书家的这个认识的情况下，大家都能说两句，对他的书法都有一般性的感性的认识。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从学术史的高度，用理论和史学的方式，塑造了另一个意义上的高二适。那么它的价值是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更高的史学的立场上，来认识高二适的人格意义，他不光是书法。我看了这本书最深的一种感觉就是，高二适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法家，他在中国文化处于一个最低谷，甚至说大部分文人已经丧失信心的情况下，还是抱着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
徐利明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1998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第86卷，集中研究四位江苏的书法大家——萧蜕庵、吕凤子、胡小石、高二适，按年龄排序，高老年龄最小排在第四位。其中有我一篇文章，是一万五千字的一篇专论，题目叫《“适吾所适”的高二适》，当时有人评说这个可以算是研究高老的真正能够说得上是学术论文的第一篇。今天又出版了李廷华先生的这本评传。评传的社会功能就是有利于在大众当中传播。用评传的形式，它和纯学术的不一样，纯学术的属于小众的研究，不可能有很多人来读论文。而评传里面有很多故事，它可以立体地反映高老的学术、高老的艺术、高老的生平以及他的人品、性格、个性等等，对他的各方面作立体的反映，更有趣味性，也反映他的情怀。高老的影响到现在还没有达到他应有的高度，他去世很早是其中一个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关注度越来越高，那么我想对他的研究和他在历史当中的名望、影响是必然会达到应有的高度的，这是埋没不了的。今天我们研究高二适，通过这本评传的出版，必然会推动他的宣传研究和他的影响的提升，以及我们对高老书法的认识也在不断走向深入。所以通过读这本评传，也会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很多启示。
姜寿田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
徐利明老师应该也是最早研究高二适的专家，同时他应该说也是年轻的时候亲炙于包括林散之包括高二适等老一辈，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传脉，他的发言有更多感性的认识，特别是两点：一个是判断高二适的研究还没达到一种高度，但是说李廷华先生这本书的出版已经是在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上达到了一个高度，因此更为广泛地研究可能以此展开；再一个就是谈到书法的学问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代所面临的一个瓶颈的问题，就是当代书法的走向应该是超越性的发展，可能要返回头来重新认识书法精神性的问题，这也是高二适先生他自身的创作和追求所带给当代书法的启示。
孙稼阜
《书法》杂志副主编
这本书写作的整个过程我基本上是了解的。当时一听李老师要写这本书，我从心里边特别兴奋，我说这个是值得写的一本书！因为这个之前李老师还写过几本传记，有一本是为他特别好的朋友马世晓老师的。但是我觉得高二适老这本书，更是值得写的。他写完之后，我见到书粗读一过，发了个微信，和刚才寿田兄说的一样，我微信上按了一段话说：这是一本传世之书，是可传世之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一本书传不传世基于他的内容，一定这样的，就是这个书的定位。我自己觉得高老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大家，是一个有忧患之心的大家，李廷华老师这本书也是一本继往开来的评传，是一本有忧患意识的评传。
这本书里面有两点我觉得是特别有价值的， 一个就是“兰亭论辨”事件写透了，高老和章士钊老的往来书信，李老师分析得很透，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有价值的。“兰亭论辨”是20世纪里面一个书法大事件，它延伸的、综合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书法全面貌。从书法本身到书法人的人格，到各种人的表现，勾画出了众多书法家的学术专业高度，勾勒出了人的高度，而且是汇集了一群人的表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便可以永远立得住。
第二个是相关《急就章》部分写透了。高老研究《急就章》，我觉得这个价值也很大。为什么呢？高老他自己研究《急就章》，不仅是为了供出版吧，应该是首在＂自用＂。他的学术的来路就呈现出来了。看着好像费力气，但是后来能产生大作用，对个人的作用，包括对一个时代一个专业的作用，20世纪里面能做这种功夫的，还有一本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千字文》。它看着好像是为了一个草书普及，但这个过程中他自己的受用，我觉得是巨大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成就了他自己作为一个专业的书法大家！他把历史上相关《千字文》的每个字几乎都过过，这种扎实的功底对他后来的那种大成就是一个基础的必须，完成这个基础准备的必须。他们是精确到字、点画！高老这边也是同样的。这本传记我觉得对书法研究专业的人来说，对学书法的人来说，它这个里面暗藏着一个学书的途径在，我觉得是有很大价值的。
再一个，这本评传我觉得它是忧患之书，是继往开来的。高老自言为人处世治学治艺有三宝：司马迁、王羲之和杜甫，他这种取向是他的一生的志向，也就是说他的历史自我定位早就自觉的定了。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映在他的字里，他的字看似铁冷，但细品里边是火热的！这种热就像太阳出来以后那种，是漫天地推过来的热，是无孔不入地推过来的，深沉热烈。所以被当代暂时不完全认知是次要的，就像喜马拉雅山，你认识不认识它都是最高的山！我们在观赏他的一幅草书时，它扑面而来的那种气息，一种让你能感觉到的充盈饱满的气息，这种气息是真实存在的，这便是艺术的能量。20世纪里面能有几个人，你一看到他的字就把你震慑，于右任是这样的，他的气象弘大；弘一是这样的吧，他让你感觉到一种静能浸到你心里边去；高老也是这样的一类，他的字有铁马冰河之意象！像他们这样的人并不多，但是那么多书家，为什么不能让人心太触动呢？这百年里边有数位巨人也足够了。这些人都是＂大人物＂。大人物有两种：一种是大家看着是有社会地位的，但过了＂当代＂社会地位就会下去的，不影响历史；另一种是个人自觉的寻求历史坐标自我定位的大人物，我觉得高老是这样的大人物。即使过了50年、100年，甚至上千年之后，他也是像在眼前一样地清晰可见。李老师这种传记，就是知己写的传记，虽未谋面却心相知的人写的传记，我觉得是能把传主本色还原得比较准确的。不一定里边完全周到，但有几点就够了：第一个是高老的成长经历呈献清楚；第二个带有故事性的《兰亭论辨》这种关键点写得透，高老的人格如突然间把蒙着的面纱揭掉了，一下还原了历史本来面目；第三点是作者的专业，因为李老师是诗人，所以传记对高老的这种诗性人格的深入解读，直入高老之心，理解呈献高老精神世界的线索很明确。就书法本身而言，我觉得《评传》把高老的书法之路呈献也很清楚。
姜寿田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
稼阜先生特别提出了高二适先生的这个忧患意识，确实贯穿他的后半生，他无论是参与兰亭论辩，还是他的书法创作，实际上他是都融为一体了。对于《兰亭序》的关怀，实际上也透露出他对书法的关怀，所以他这种忧患意识当然首先是文化的，然后是书法的，那么稼阜先生也谈到他在书法史上的这个地位，确实如稼阜先生所说，《急就章》就是他的帖学功底，他对《兰亭序》的维护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就是对广义的帖学的维护。但是就他个人创作来说，他也没有延续《兰亭序》的这种创作倾向，而是通过《急就章》，通过宋克，这种更具表现性的，甚至说和清代碑学加以融合，因为这个《流沙坠简》就是清代后期发现的，所以说他也是将经典的东西、小传统的东西加以结合，实际上是追寻帖学的一种维护。
冯亦同
南京市文联干部，诗人
我是一个诗歌作者，也写过人物传记，读到《高二适评传》这样的书家大传，深感评传作者所面对的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李先生本来就在书法界做了很多历史研究，而现在面对的是南京，是江苏孕育出来的书法大家，也是经典诗人。传主生于清末，从民国到解放后，有坎坷的历程，有辉煌的成就，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此巨大的一部著述，不仅达到专业方面的水准，而且文情并茂，可读性很强。它不是一个书法家的单纯传记，它展现的是一幅历史的画卷，通过与传主关联的众多人物与事件，把民国历史、文化、书法、美术、文学很多方面汇成了一个个大的活动场景，不是窗口，而是画廊，是一个鸿篇巨制。它的群像意义，超出了对一个人的描绘，不是单独的高先生的行止足迹，而是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风云与文化变迁，他所接触的丰富多彩、甚至波澜壮阔的社会人生。我想，这是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评传作者的过人之处。
姜寿田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
老先生的谈话表达了一种明确的意念，一来是向这座山，向高二适先生致敬，同时也对写出了这部评传的李先生致意，实际上你们是同行，都是传记作家也是诗人。
徐纯原
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学生
看到《高二适评传》出版，很高兴。高先生从1977年过世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没有埋没掉，他的诗文、书法陆续出来。但是离名至实归，还有很大距离。高先生过世较早，引起人们的重视还不够。尤其我感觉中国书协对高先生的重视是不够的。那次在北京举办高二适书法展，听吴为山先生讲，他到中国书协去发请帖，居然中国书协的人都不知道高二适。我觉得这不是高先生的悲哀，这是中国书协的悲哀，作为中国书协，这种事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这说明对高先生，还要加强宣传。对我们来讲也是继承发扬、学*他书法的很重要的方面。认识高先生的书学，是有一个过程的，能不能认识到高先生书法的高度，对我们来讲，这是有没有眼光，懂不懂书法的问题啊！
当然，现在有些年轻人往往不关注老一辈人，尤其是已经过世了的。只注重自己，如何更快地把自己的名声炒出去，到处搞关系，走门路，以便得到最大，最快的经济利益。也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水平最高了，哪个最好？我最好。这种人挺多。现在似乎好一点，书画不像以前那么好炒了，好卖钱了。以前动辄几万、十几万一方尺。那高二适先生的字卖多少钱啊，生前从未卖过钱，现在也可能卖不过年轻人哦！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当今社会，会写字的人多，但是有学问的人少，更不要说有大学问了。高老不仅字写得好，更有大学问。苏渊雷教授称高先生是“草圣诗豪”“美誉东南”，林散之先生称高先生“江南文豪”。是不是这样，当然是的。我们只要说一件事：章士钊先生是研究柳文的，《柳文指要》是章先生穷一生之力的研究成果，也是文化大革命唯一出的一本研究古代文化的巨著，《柳文指要》在谈“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一篇时，章先生说，我和王荆公有同感，“不可读，恐有误字云耳”。从这里，我们知道，不光像章先生这样的今代大学问家没有读懂，就连宋代大儒王安石也没有读懂。高先生看了以后说，这里有错简，在当初刻书的时候就存在，一千多年来从没有人纠正，错简在哪里？即“北流浔水濑下”一句，应在前面，“东流入于浔水”的下面。雷山两崖皆东西的皆字是衍文，应去掉，至峨水出焉作收。“东流入于浔水句”重出，应删去，整篇文章就通了。像这样的事，还有不少，他写成《纠章二百则》寄给了章士钊先生，章先生想要在有机会再版时与以纠正。不久章病死香港，高先生也作了古人，纠错再无机会，章士钊生前盛赞高先生做学问“勇猛精进，多有发明”，我们如果学问底子好一点，好好跟他学，是能学到不少东西的，可惜我们根基太浅，未能好学，所以未能在学问上有所长进，这是我最遗憾的，惜乎！高先生一走，他的学问也全部带走了。
高先生做学问刻苦、认真、严谨。对我们晚辈既严格又慈爱，他的书法，一如他的为人，气质高古，严正刚直，脱尽尘俗。堂皇中正之气，一泻千里之势，龙腾虎扑之姿，水墨相合之妙，青草池塘之趣，扑面而来。当代草圣，名至实归，信非虚誉。
姜寿田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
徐纯原先生是前辈书家，也是高二适先生的弟子。他对高二适先生理解很深，同时他重点提出了学问对书法的重要性，当代书法的高度，应该有高二适先生这样的经典书家做为象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金丹
江苏省书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系主任
我与李廷华先生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久闻大名。《高二适评传》写得这么厚重，应该是饱含了作者的感情，同时也体现了他对高二适史料的详尽地把握。刚才听发言，实际上能看得出李廷华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如果他没有对高二适书法的喜爱，没有对高二适人格的认同和敬佩，我想他也写不出这样的书来。这里面不仅是包含了激情，实际上他也运用了大量的史料。有几段涉及与卞孝萱先生相关的内容，是我比较熟悉的。我写过一篇《论高二适的手札书风》，是卞孝萱先生邀请我写的。我注意到这些细节，这本书都有涉及。可以看出李廷华先生对资料的掌握非常扎实，只要有关高二适的蛛丝马迹的任何的信息，我相信李先生都没有放过。这本《评传》极其厚重，细节十分丰富，可能会成为我们将来研究高二适很重要的一部著作。
我再谈一点高二适先生在书法史上的意义。没有“兰亭论辨”可能就没有高二适在书法史上的重大影响。应该说我们现在看“兰亭论辨”，还是在《兰亭序》是否王羲之写的真伪问题上争论，但实际上我觉得“兰亭论辨”是在碑学兴盛的笼罩之下，帖学对于碑学的抗争。我也看到过李廷华先生在《书法报》上连载的关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很多论述，我觉得具有独到的见解，我想只有在这样对碑学深度了解的状态之下，可能更能体会高二适先生对帖学的认识。
姜寿田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
金丹先生刚才谈到高二适先生和“兰亭论辨”关系。确实，他是通过“兰亭论辨”，既捍卫传统经典的尊严，同时也是他“帖学”的一种思路，就是碑学之后帖学怎么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高二适、白蕉甚至通过毛泽东、林散之，中国的帖学已经接近了书法史的高潮，但是他们之后，我们当代的帖学又有所滑落。这种滑落原因很多，不是一个专业的技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人格、学术包括对书法史独到的原创性的理解，这方面通过高二适对帖学的研究，对我们当代帖学也是很有意义的。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