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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他已向美国的许多大学发了信，威胁要终止联邦政府的资金，要求学校根据政府当局的指示更改其学校管理政策，并与学校中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演讲监督和审查。此前，特朗普当局威胁要削减4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后，哥伦比亚大学屈服于当局。最近，特朗普当局将哈佛大学作为下一个目标，发了一封信，要求学校妥协，并威胁要削减9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哈佛大学已决定暂时冻结学校中所有教职员工的招聘，以应对未来的金融危机。 4月14日，哈佛大学总统艾伦·加伯（Alan M. Garber）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一封公开的信“美国高等教育的承诺”，并向学校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显然拒绝了政府的要求。哈佛大学校长对联邦政府拒绝的那一刻，常春藤联盟学校表明了一所真正的大学应该具有的特征。面对联邦政府的意识形态审查要求受到财政拨款的威胁，哈佛选择遵守学术独立性和思想自由的底线。 1949年，麦卡锡主义肆虐时，哈佛坚持在“红色大学”的污名上保留奥本海默的主席。在1969年反战运动的高潮时，当时的总统普西（Pusey）在军事和警察围困的情况下与学生进行了72小时的对话。这些记忆刻在艾默生建筑的石墙上，构成了哈佛对政治干预的抵抗的遗传图。哈佛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争议绝不是孤立的事件。从佛罗里达州对公立大学的禁令从提供批判种族理论的课程到得克萨斯州的立法，限制了对性别研究的教学，对大学的政治干预已成为一种趋势。这些干预措施通常是在“保护学生免受有害思想免受有害思想”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它们建立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审查机制。这种干预正在侵蚀大学的核心价值。芝加哥大学的“加尔文报告”建立的学术中立性原则受到公然侵犯，教授开始自我审查敏感的话题，并且该课程被迫满足政治趋势。当大学放弃意识形态的自主权以换取资金时，真理探索就成为权力的附庸，这是哈佛的声明中“永不放弃独立”的深刻警告。关于反犹太主义的问题，哈佛的立场表明了原则和妥协之间的微妙平衡。学校承认“与反犹太主义作斗争的道德责任”，但拒绝使用意识形态审查制度作为解决方案。这种区别至关重要，反对仇恨言论是大学的道德义务，但是使用行政手段来抑制特定的观点是对学术自由的背叛。历史反复证明，以“安全”的名义抑制语音只会造成更多问题。麦卡锡时代的“非美国活动”清单破坏了无数学者的职业，但并没有增强国家安全。目前的一些抗议活动确实有过多的言论，但是解决方案应该比强迫沉默更多的对话。正如哈佛大学的声明所强调的那样，大学需要“发展建设性交流的工具”，而不是建立意识形态警察。真正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哈佛事件启发了我们重建三个支柱：首先，遵守知识探索的超级利权性质。量子计算或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可能在短期内没有有效，但是这种纯粹的知识自由催生了改变人类命运的创新。其次，为意识形态对抗建立“安全空间”，言论自由和校园安全自由不是零游戏。第三，最重要的是保护大学的“自治权”。哈佛大学的声明“应由我们的社区进行这项工作”重申了大学自治的传统。

在真理与权力之间的永恒斗争中，大学必须保持其“不安”的精神品质，这既不应该成为政治议程的配乐，也不应该沦为孤立的象牙塔。哈佛大学的选择提醒我们：当政府越界时，大学有责任绘制红线。当社会失去时，大学应该成为指导的光明。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大学精神不仅是教育者的使命，而且是珍惜自由思想的每个人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