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那通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在给一张清代的紫檀木琴桌做最后的髹漆。南方的梅雨季，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来，这种天气对大漆来说却是最好的温床。我屏着呼吸，手里的漆刷薄如蝉翼，蘸着调好的朱砂漆，一点点地在木纹上游走。作坊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和我的呼吸声，木头和生漆混合的独特气味，是我这十年来最熟悉的味道。
手机在木屑和工具堆里震动起来，像一条被困的鱼。我皱了皱眉，放下漆刷，用干净的布仔细擦了手，才接起电话。屏幕上跳动着“妈”这个字，我的心也跟着猛地一沉。
“喂，妈。”
“浩然啊……”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嘶哑，带着刻意压抑的疲惫，“你……你忙不忙？”
我们之间总是这样，客气得像隔着千山万水。我说：“还好，怎么了？”
“你爸，他住院了。”妈的声音顿了一下，像是为了积攒力气，“老毛病，肺上的。医生说……这次有点凶。”
我的手下意识地攥紧了。那张刚刚还在我手下温润如玉的琴桌，此刻摸上去竟有些冰凉。我听见自己用一种异常平静的声音问：“哪个医院？什么科？”
“还是市里的人民医院，呼吸科三病区。”妈在那头叹了口气，那口气息穿过几千公里的电话线，带着一股子尘土和无奈的味道，“你哥忙着厂里的事，走不开。我想着，跟你说一声……你要是实在忙，就……”
“我明天就回去。”我打断了她的话。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我听到妈带着浓重鼻音的一声“哎”。这一声里，有埋怨，有委屈，但更多的是一种松了口气的无力。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连绵的雨幕，感觉那潮气顺着我的毛孔钻了进来，一直凉到了骨头里。十年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座南方小城扎下了根，可老家的一通电话，轻易就把我连根拔起。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闷热的夏天，父亲指着我的鼻子，眼睛里是烧得通红的失望和愤怒，那句“老二就是靠不住”，像一把淬了冰的刀，插在我心口，十年了，一碰，还是会疼。
01
时间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们小城的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焦灼又亢奋的气息。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家的门槛快被邻居和亲戚们踏平了。我的分数高出重点线一大截，在我们这个常年只有一个两个能考上好大学的厂区大院里，算得上是石破天惊。
父亲孙启明那天破天荒地没有去厂里加班，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手里那把用了多年的蒲扇摇得虎虎生风，脸上的褶子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花。母亲赵秀英则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来回穿梭，端出西瓜、汽水和各种零食，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孩子，就是随他爸，脑子灵！”
哥哥孙浩宇也特地从单位赶了回来，他比我大四岁，大学毕业后就通过父亲的关系进了厂里的技术科，是父母眼中的骄傲和样板。他拍着我的肩膀，一脸“与有荣焉”的表情：“行啊，浩然，给咱们老孙家争光了！想好报哪个学校了没？就报省城的理工大学，那个学校的机械工程全国有名，毕业了直接进设计院，比我在车间里有出息！”
父亲在一旁用力地点头，蒲扇也停了：“对！就报理工大！离家近，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周末都能回来。我跟你妈都打听好了，你这分数，报他们的王牌专业，稳稳的。”
母亲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走过来，插话道：“可不是嘛！将来毕业了，工作就在本地找，离家近，我们也能照顾你。你哥不就是最好的例子？现在对象也谈好了，就等单位分房子结婚了。一家人，就得待在一块儿，热热闹热闹的。”
他们三个人一唱一和，已经把我未来几十年的路都铺好了，平坦、安稳，一眼就能望到头。客厅里充满了亲戚邻居的恭维声和父母爽朗的笑声，西瓜的甜味和汗水的咸味混杂在一起，闷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我看着他们兴奋的脸，感觉自己像一个提线木偶，所有的动作和表情，都已经被预先设定好了。
我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沙发上的一个线头，心里像揣着一只兔子，七上八下的。那本被我翻得起了毛边的招生指南，还压在我的枕头底下，上面被我用红笔圈出来的那个学校，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水乡，专业更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文物修复与鉴定。
晚饭桌上，父亲高兴，特地开了一瓶白酒，给我哥和自己都倒上了。他喝得满脸通红，话也多了起来。“浩然，”他夹了一筷子红烧肉放进我碗里，这是他表达父爱的最高形式，“你这回考得好，是咱们家的头等大事。爸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在厂里当个钳工，修修补补。我就盼着你们兄弟俩能有出息，别像我，干一辈子体力活，一身的机油味。”
哥哥在一旁附和：“爸，您这叫技术，厂里那几台德国进口的老机器，离了您就得趴窝。不过话说回来，浩然确实得选个好专业，将来坐办公室，当工程师，那才叫体面。”
母亲也笑着说：“等你上了大学，找个好姑娘，毕业了回来，你爸托托关系，进个好单位，这辈子就稳当了。”
我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规划着我的“稳当人生”，终于鼓足了勇气，放下了筷子。我说：“爸，妈，哥，我……我不想报省城的理工大学。”
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父亲脸上的醉意褪去了一半，他眯着眼睛看我：“你说啥？”
“我想报南方的锦城大学，”我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我想学文物修复。”
02
“文物修复？那是个啥玩意儿？”父亲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手里的酒杯重重地放在了桌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
“就是……修补一些古代留下来的东西，比如瓷器、书画、青铜器之类的。”我努力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解释着，心里却越来越没底。
“修东西？”父亲冷笑一声，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和鄙夷，“咱家祖上八代都是手艺人，到我这儿，好不容易盼着你们能读书跳出去，你倒好，绕了一大圈，又回去当个修修补补的匠人？还是修那些没用的老古董？这书不是白读了吗？”
母亲也急了，筷子一放，凑过来说：“浩然，你别犯糊涂啊！那什么锦城，离咱们这儿几千里远，人生地不熟的，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趟。你听妈的话，就报省城的大学，好歹在一个省里，有啥事我们也能照应。”
哥哥孙浩宇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长兄如父的架势：“浩然，我知道你从小就喜欢看那些历史书，摆弄那些瓶瓶罐罐。但兴趣是兴趣，工作是工作。你选的这个专业，听着就不靠谱，将来毕业了能干啥？去博物馆扫地吗？现实一点，学个热门技术，将来好找工作，这才是正经事。”
他们的话像一堵墙，密不透风地把我围了起来。我感觉自己所有的热情和梦想，在他们“为你好”的现实逻辑面前，都显得那么可笑和不自量体。
我的声音不由得大了一些：“那不是没用的老古董，那是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也不是普通的修补，那需要历史、化学、美术很多知识。我觉得这个专业很有意义！”
“有意义？意义能当饭吃吗？”父亲的火气彻底上来了，他一拍桌子，桌上的盘子都跟着跳了一下，“我辛辛苦苦供你读书，不是让你去追求那些虚头巴脑的‘意义’的！我是让你学个本事，将来能安身立命，能娶妻生子，能让我们老两口脸上有光！你看看你哥，一步一个脚印，多踏实！你再看看你，从小就主意大，不听话！老二就是靠不住！”
“靠不住”这三个字，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我心里最软的地方。从小到大，哥哥浩宇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他听话、稳重、成绩好，是父母的骄傲。而我，喜欢看些“闲书”，喜欢捣鼓些“没用的玩意儿”，在他们眼里，我总是那个不着调、需要被时时敲打的“老二”。
我的倔脾气也上来了，梗着脖子说：“我的人生，我想自己做主。我已经十八岁了，是个成年人了。报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我自己能决定。”
“你决定？你拿什么决定？”父亲气得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手指都在发抖，“你吃的穿的，哪一样不是我给你的？翅膀硬了是不是？想飞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孙浩然，只要你还姓孙，还认我这个爹，你就得给我老老实实地报理工大学！不然，我一分钱学费都不会给你出！”
母亲在一旁急得直抹眼泪，拉着父亲的胳膊：“老孙，你少说两句，孩子还小……”又转过头来劝我，“浩然，快给你爸道个歉，别犟了，你爸也是为你好啊。”
我看着父亲因愤怒而扭曲的脸，看着母亲焦急的泪眼，再看看哥哥那一副“你看你多不懂事”的表情，一股巨大的悲哀和无力感席卷了我。我忽然明白，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几千公里的地理距离，而是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们永远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对那些沉默的器物充满敬畏和热爱，就像我永远无法认同他们那种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人生。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夜没睡。窗外是熟悉的蝉鸣和邻居家的狗叫，这些构成了我十八年全部生活的背景音，在那个晚上却显得格外刺耳。我偷偷填好了志愿卡，第一志愿，锦城大学，文物修复与鉴定。第二天一早，趁着父母还没起床，我把志愿卡交到了学校。
当我把录取通知书拿到手的时候，家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战争。那封烫金的通知书，在我父亲眼里，仿佛不是通往未来的钥匙，而是一纸与家庭决裂的战书。他气得把通知书撕得粉碎，指着门对我吼：“你给我滚！就当我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
03
父亲孙启明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父亲。他爱我，但他的爱是沉默的、笨拙的，并且带着不容置喙的权威。他是厂里数一数二的高级钳工，一双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和细小的伤疤，能把那些精密的德国机器零件打磨得分毫不差。他以自己的手艺为傲，却又深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希望我们兄弟俩能摆脱他这种“工匠”的命运，成为他所理解的“文化人”。
可他不懂，我对他那双手的崇拜，远胜于对办公室里那些报表和图纸的向往。小时候，我最喜欢待在他的工作台边，看他用锉刀、卡尺和各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工具，把一块块冰冷的钢铁变成有用的零件。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金属屑的味道，那在我闻来，是世界上最迷人的气息。他工作的时候异常专注，眉头紧锁，眼神像鹰一样锐利。那时候，我觉得我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我曾试探着跟他说，我想学他的手艺。他却把脸一沉，把我从工作台边赶开：“小孩子家家，不好好读书，学这个干啥？没出息！”
他越是这样说，我心里那颗种子就越是生根发芽。我开始对一切需要动手和耐心的东西着迷。我把邻居家扔掉的旧闹钟拆开，再一个个零件装回去；我用泥巴捏出各种小动物，放在窗台上晒干；我还跟着大院里的丁爷爷学木工，用废木料做了个小书架。丁爷爷是厂里退休的老木匠，他说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手稳、心静。
我的书架上，除了课本，摆满了各种“闲书”：《中国古代建筑史》、《陶瓷之路》、《明式家具研究》。这些书，是我用省下来的早饭钱从旧书摊上淘来的。在那些泛黄的书页里，我看到了一个与父母口中“安稳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为那些历经千年依然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器物而着迷，为那些创造了它们的无名工匠而感动。我觉得，能用自己的双手，让这些沉默的历史“开口说话”，是一件无比神圣和有意义的事情。
父亲无法理解我的这些“怪癖”。他每次看到我埋头在那些瓶瓶罐罐和木头块里，都会皱着眉头呵斥：“有这个功夫，多做两道数学题！”他认为，我是在不务正业，是“玩物丧志”。
哥哥浩宇则完美地继承了父母的价值观。他按部就班地学*、考试、上大学、进工厂，每一步都走在父母为他铺设的康庄大道上。他是父母的骄傲，也是用来教育我的参照物。“你看看你哥！”这句话，我从小说到大，耳朵都听出了茧子。
所以，当我选择文物修复这个专业时，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这是对我十八年来所受教育的“背叛”，是对他们价值观的公然挑战，更是对我父亲“工匠宿命”的轮回。他拼尽全力想把我推出去，我却一头又要扎回来。这种失望和挫败感，最终转化成了滔天的愤怒。
那场争吵之后，家里陷入了长久的冰冷。父亲不再跟我说一句话，看到我就把头扭到一边，或者干脆“哼”一声回自己房间。母亲则整日以泪洗面，一边偷偷给我塞钱，一边唉声叹气：“浩然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服个软，给你爸认个错，事情不就过去了吗？”
我不是不想服软，可我不知道这个“错”该怎么认。难道热爱一件事情是错吗？难道想走自己的路是错吗？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在这个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家里，我像一个异类。唯一能给我些许安慰的，是丁爷爷。他听说了我的事，拄着拐杖来找我，把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孩子，别听他们的。人这一辈子，能找到一件自己真心喜欢做的事，不容易。这个，你拿着。”
我打开一看，是一套小巧精致的木工工具，刨子、凿子、刻刀，每一件都泛着温润的光泽，显然是被人精心使用和保养过的。“这是我年轻时候吃饭的家伙，现在老了，用不动了。你带上，到那边好好学。记住，手艺人的心，得跟手一样，正。”
我握着那套冰凉的工具，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04
离家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家里的气氛也一天比一天压抑。那种沉默，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让人窒息。我就像一个活在真空里的人，听不到声音，也发不出声音。
父亲彻底把我当成了空气。饭桌上，他只跟哥哥和母亲说话，讨论厂里的八卦，邻居的婚丧嫁娶，仿佛我坐的那个位置是空的。有时候我给他夹菜，他会面无表情地把菜拨到一边，或者干脆把碗推开。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向我传递一个信息：你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人了。
母亲的爱则变得小心翼翼，甚至有些卑微。她不敢在父亲面前公然对我好，只能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给我做我爱吃的菜，或者把洗干净的水果悄悄放在我房间门口。她不再劝我，只是常常看着我发呆，然后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她的眼泪像一根根细密的针，扎得我心里又疼又愧疚。
哥哥找我谈过一次。他把我叫到阳台上，递给我一根烟。我摇了摇头，说我不会。他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模糊了他那张与我有着七分相似的脸。
“浩然，你是不是觉得爸妈太专制，不理解你？”他开口了，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沧桑。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
“其实他们也是为你好。”他继续说，“这个社会有多现实，你以后就知道了。你现在觉得理想、情怀很重要，等你毕了业，找不到工作，交不起房租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份稳定的收入有多重要。爸这一辈子，苦够了，他只是不想让你再走他的老路。”
“哥，我知道。但我真的不喜欢机械工程，我也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小城里。”我试图解释。
“不喜欢？”他笑了，烟灰掉在了栏杆上，“谁的工作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就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你就会明白，喜欢不能当饭吃。你现在就是太年轻，太理想化了。”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有些陌生。曾经那个会带着我掏鸟窝、下河摸鱼的哥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父亲的翻版，满口都是现实和责任。我们的谈话，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我开始默默地收拾行李。一个老旧的帆布行李箱，是父亲年轻时出差用的，上面还有厂里的白色喷漆字样。我把几件换洗的衣服叠好放进去，然后是丁爷爷送给我的那套工具，我用一块柔软的布把它们小心地包了一层又一层。最后，我把那些被父亲撕碎的录取通知书，用透明胶带一点一点地粘好，压在了箱底。
临走前一晚，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父母的争吵声。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哭腔：“你就不能去送送孩子吗？他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父亲的声音暴躁而固执：“我没这个儿子！他自己选的路，让他自己走！死在外面都别回来！”
我把头埋进被子里，死死地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我知道，这一走，回家的路，可能就变得很长很长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红着眼睛，把一个布包塞进我怀里，沉甸甸的。“里面是煮好的鸡蛋和几个馒头，路上吃。还有……还有一点钱，你省着点花。”她顿了顿，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塞进我手里，“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记得按时吃饭，别冻着……”她絮絮叨叨地说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我点了点头，不敢看她的眼睛。我怕一看，就再也迈不开腿了。
哥哥开车送我到火车站，一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直到检票的广播响起，他才拍了拍我的肩膀，从钱包里抽出几张一百的，硬塞进我的口袋：“到了给我来个电话。跟爸别犟了，他就是那个脾气。等过年回来，好好跟他认个错。”
我嗯了一声，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没有回头，我怕一回头，所有的决心都会在母亲的眼泪和哥哥的嘱咐中土崩瓦解。
0.5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窗外的站台缓缓向后退去。我拼命地在送行的人群中寻找，希望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可是没有，没有父亲，甚至没有母亲和哥哥。我的心，随着火车“哐当哐当”的节奏，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外面飞速掠过的田野和村庄。这个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正在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被我抛在身后。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必须一个人走了。
火车一路向南，窗外的景色渐渐变了。北方的粗犷和灰黄，被南方的秀气和葱绿所取代。空气变得湿润而温暖，带着草木和水的味道。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对未知的兴奋和憧憬，但更多的是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漂泊感。
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火车终于抵达了锦城。走出车站，一股湿热的空气迎面扑来，让我这个在干燥北方长大的孩子有些不适应。城市里到处是高大的香樟树，人们说话的口音软糯动听，像唱歌一样。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熟悉的世界截然不同。
我按照通知书上的地址，找到了学校。校园里古木参天，建筑古朴典雅，充满了历史的沉淀感。我拖着行李箱，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路上，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孔，心中的那份孤独和不安，才稍微被冲淡了一些。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文物修复这个专业，比我想象的还要迷人。我们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古代美术史，也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材料。我们不仅要懂得历史和艺术，还要懂得科学和技术。我们的课堂，一半在教室，一半在实验室和修复室里。
我第一次亲手触摸到一块宋代的瓷片时，指尖都在微微颤抖。那温润的釉面下，仿佛沉睡着千年的时光。我的老师，一位头发花白的教授，告诉我们：“我们修复的，不仅仅是一件器物，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明。我们是历史的医生，要怀着敬畏和谦卑之心。”
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我整天泡在图书馆和修复室里，看书、做实验、练*各种修复技术。丁爷爷送我的那套工具，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我用它们练*木雕，练*榫卯结构，我的手艺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飞速进步。
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每次拿起电话，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母亲总是问我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我知道，电话那头，父亲肯定就在旁边听着，但他从不肯接过电话跟我说一句话。我偶尔会提起我的学业，我说我修复了一件明代的青花碗，我说我参与了学校博物馆一件战国青铜器的保护项目，电话那头，只有母亲一声不明所以的“哦”。
我知道，他们不懂，也不想懂。在他们眼里，我依然是那个不听话、走了歪路的“不孝子”。大一的寒假，我没有回家。我给家里写信，说学校有项目，走不开。其实，是我不敢回。我怕面对父亲冰冷的脸，怕面对母亲担忧的眼神，更怕面对那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家。
我用兼职和奖学金挣来的钱，给家里寄了回去。但没过多久，钱又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是母亲的字迹：“家里不缺钱，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那一刻，我蹲在邮局门口，哭得像个孩子。
06
时间就像修复室里那些缓慢风干的漆层，在不经意间一层层地叠加，改变着一切的样貌。四年大学时光，转瞬即逝。
毕业后，我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去考博物馆或者考古所的编制，而是选择留在了锦城。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凑钱开了一间小小的文物修复作坊，取名“格物斋”。
创业的日子是清苦的。我们的作坊藏在一条老街的深处，租金便宜，但也意味着没什么名气。一开始，我们接到的都是些零散的活儿，帮人修补一下家里祖传的旧家具，或者粘合一下不小心打碎的瓷器。收入微薄，常常连下个月的房租都凑不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天只吃一顿饭，就着白开水啃两个馒头。
但我们都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是真心热爱这一行。每当一件残破的器物，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努力，重新恢复了它原有的神采，那种成就感，是任何金钱都无法衡量的。我们把每一件经手的器物都当成艺术品来对待，用心、用情。渐渐地，“格物斋”在圈子里有了些小名气。一些私人收藏家和古玩店老板开始找上门来，我们的生意也慢慢走上了正轨。
这些年，我和家里的联系，依然不咸不淡。电话还是一个月一次，内容也还是那几句干巴巴的问候。钱，我照样寄，他们也照样退。我从不主动提我的工作，他们也从不问。我们之间，仿佛达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根脆弱的亲情纽带，谁也不去触碰那个最核心的伤疤。
我从一些老家同学的口中，零星地听到家里的消息。哥哥结婚了，娶的是厂长的女儿，生了个大胖小子，一家人其乐融融。父亲退休了，但闲不住，还在厂里当技术顾问，返聘回去指导年轻人。母亲的身体好像不太好，经常腰疼。
每当听到这些消息，我的心里都像被什么东西啃噬着，一阵阵地发酸。我多想回家看看，看看白发苍苍的父母，抱一抱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小侄子。可是，我没有回去的勇气。当年的那句“滚出去”，像一道无形的墙，横亘在我与家之间。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回去。是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还是一个在外漂泊多年、乞求原谅的“浪子”？
我似乎两者都不是。我的作坊不大，收入也只够维持体面的生活，离“功成名就”还差得远。而我的内心，也从未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又何谈“乞求原谅”？
这种矛盾和纠结，在我心里盘踞了太久，久到我自己都快忘了，我到底是在跟父亲赌气，还是在跟自己较劲。
直到我三十岁生日那天，我接到了哥哥的电话。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主动打给我。电话里，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疲惫，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浩然，生日快乐。”他先是客套了一句。
“谢谢哥。”
“在南方……还*惯吗？”
“挺好的。”
又是长久的沉默。我能听到电话那头有孩子在哭闹，还有嫂子在哄劝的声音。
“浩然，”他终于切入了正题，“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前阵子体检，肺上查出了点问题。他不让我们告诉你，怕你分心。”
我的心猛地一揪：“严重吗？”
“医生说，还好发现得早。但他那个人，你也知道，犟得很，不肯好好配合治疗。还是天天往厂里跑，说那帮小年轻不靠谱，离了他不行。”哥哥叹了口气，“我工作也忙，你嫂子要带孩子，妈一个人照顾他，有点力不从心。你有时间……就回来看看吧。”
挂了电话，我坐在作坊里，久久没有动弹。窗外，是锦城特有的、氤氲着水汽的黄昏。我看着自己这双因为常年和漆、木、土打交道而变得粗糙的手，忽然就想起了父亲那双同样布满老茧的手。我们是如此相像，一样的固执，一样的沉默，一样的，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这个家，却又在不经意间，互相伤害着。
07
哥哥的来访，比他的电话来得更突然。那是一个初夏的午后，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站在我那间充满了木屑和生漆味道的作坊门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瘦了，也黑了，眼角有了细密的皱纹，头发也微微有些稀疏，完全是一副被工作和生活磨砺过的中年人模样。
“哥，你怎么来了？”我有些措手不及，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把他迎了进来。
“来这边出差，顺路看看你。”他环顾着我的作坊，目光从那些修复了一半的家具、摆在架子上的瓶瓶罐罐，以及墙上挂着的各种工具上扫过，眼神复杂，“你这地方，还真不好找。”
我给他倒了杯茶，他拘谨地坐在一个刚刚修复好的明式圈椅上，腰背挺得笔直，像是坐在单位领导的办公室里。
“怎么样？单位里还顺利吗？”我没话找话地问。
“就那样吧。”他扯了扯领带，似乎有些不适应这里的闷热，“当了个小科长，管着几个人，看着风光，其实操不完的心。厂里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人心也散了，整天就是开会、写报告，处理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意思。”
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厌倦。这和他当年在阳台上，对我描绘的那种“稳定”生活，似乎不太一样。
“爸妈他们……还好吗？”我终于问出了口。
“老样子。”他喝了口茶，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爸还是那个臭脾气，嘴硬心软。你寄回来的东西，茶叶、补品，他嘴上说着‘谁稀罕’，转头就跟老邻居炫耀，说是我弟弟在南方当大老板，特地给他买的。”
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妈前年做了个小手术，腰椎间盘突出。她在电话里不跟你说，怕你担心。那段时间，都是爸在医院里照顾她。他那个人，一辈子没做过饭，那段时间学着煲汤，手都烫了好几个泡。”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这些我一无所知，他们把我隔绝在他们的生活之外，而我也默认了这种隔绝。
“浩然，”哥哥看着我，语气前所未有的真诚，“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怨爸。当年他对你，是太过了。但他……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他不懂怎么表达。你走以后，他经常一个人坐在你房间里发呆，看着你那些书，一坐就是一下午。有一年过年，他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他对不起你，说他不该逼你。”
哥哥的这番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心中那把锁了十年的大锁。原来，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在他那些冰冷和固执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如此深沉的父爱和悔意。而我，却因为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自尊和倔强，整整十年，没有回去看过他一眼。
“他前几天又住院了。”哥哥的声音低沉下去，“还是肺上的老毛病，这次比上次严重。医生说，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回去看看他吧。”哥哥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嘴上不说，心里其实一直盼着你回来呢。你小侄子都快上小学了，还没见过你这个二叔呢。”
临走时，哥哥走到一张工作台前，拿起一件我正在修复的紫檀笔筒。那笔筒因为年代久远，裂开了一道缝。我用传统的“锔钉”工艺，正在一点点地修复它。
“这活儿……难吗？”他看得出神。
“难。”我说，“得有耐心，还得有手感。一点差错都不能有。”
他放下笔筒，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或许是羡慕，或许是释然。“浩然，说实话，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挺好。”
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我的作坊，高大的背影消失在老街的拐角处。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残留着他肩膀的温度，心里却翻江倒海。我们兄弟俩，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十年之后，似乎都在羡慕着对方的人生。
08
从接到母亲那通电话，到我收拾好行囊，踏上回乡的火车，只用了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十年未归，近乡情怯。火车越是靠近家乡，我的心就越是慌乱。我一遍遍地在脑海里预演着和父亲见面的场景，是该先开口道歉，还是该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叫一声“爸”？
走出火车站，一股熟悉的、干燥的、夹杂着工业粉尘味道的空气扑面而来。小城的样貌变化不大，只是街道两旁的楼房更高了，店铺的招牌也更光鲜了。我打了辆车，直接去了市人民医院。
呼吸科三病区，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我找到了那间病房，门虚掩着。我深吸一口气，轻轻推开了门。
病房里很安静。母亲趴在床边睡着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背影显得那么瘦小。而病床上躺着的，就是我的父亲。他戴着氧气面罩，双眼紧闭，脸色蜡黄，整个人瘦得脱了形。曾经那个能轻松扛起半扇猪肉、声音洪亮如钟的男人，如今虚弱得像一片风中的落叶。
我的眼泪，无声地滑落。
我轻轻地走过去，脱下外套，披在母亲身上。她被惊醒了，抬起头，看到是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眼圈就红了。“浩然……你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声音哽咽：“妈，我回来了。”
她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着我，嘴里不停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瘦了，也黑了……”
我们的动静惊醒了病床上的父亲。他缓缓地睁开眼睛，浑浊的目光在我脸上一扫而过，随即又费力地扭到了一边，仿佛没看到我。我知道，他还在跟我赌气。即使是在病床上，他也要维持他那点可怜的、作为父亲的尊严。
母亲见状，赶紧打圆场：“老孙，你看谁回来了？是浩然，浩然回来看你了。”
父亲没有反应，只是胸口的起伏变得剧烈了一些。氧气面罩上，蒙上了一层白雾。
病房里的气氛，再次陷入了尴尬的沉默。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0.9
沉默中，我的目光落在了父亲床边的那个小柜子上。柜子的一条腿有些松动，每次母亲放暖水瓶上去，都会晃一下。这是一家老旧医院，设施都有些年头了。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从我随身携带的背包里，拿出了一个小工具包。这是我的*惯，无论去哪里，都会带上几样最趁手的工具，以备不时之需。我从里面找出一把小号的螺丝刀和一小块木楔。
我蹲下身，开始修理那条柜子腿。我的动作很轻，但很熟练。我先用螺丝刀将松动的螺丝拧紧，然后找到晃动的根源，是一个微小的缝隙。我用刻刀将木楔削成合适的形状，蘸了点水，小心地敲进了缝隙里。整个过程，我专注而沉默。作坊里十年的磨练，早已让这些动作融入了我的骨血。
当我站起身，轻轻推了推那个柜子，它已经稳如泰山，纹丝不动了。
我一回头，正对上父亲的目光。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转过头来，正一瞬不瞬地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审视，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类似于认可的东西。他没有戴氧气面罩，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咳嗽。
母亲赶紧给他拍背顺气，一边对我说：“你这孩子，什么时候还带着这些家伙事儿。”她的语气里，没有责备，反而带着一丝欣慰。
就在这时，哥哥提着一个保温桶走了进来。看到我，他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笑容：“你回来啦！我刚去家里给爸熬了点粥。”
一家人，十年之后，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在病房里团聚了。
那天下午，父亲的精神好了很多。他靠在床头，喝了半碗粥。虽然他还是不肯跟我说话，但当我和哥哥、母亲聊天时，他会竖着耳朵听。当听到我说起我的作坊，说起我修复过的一些珍贵文物时，我看到，他的嘴角，似乎微微向上扬了一下。
晚上，母亲和哥哥都回去了，我坚持要留下来陪夜。病房里只剩下我们父子俩。夜深人静，我能清晰地听到他有些费力的呼吸声。
我给他掖了掖被角，轻声说：“爸，对不起。”
他闭着眼睛，没有回应。
我继续说：“当年，是我太年轻，太不懂事，伤了您的心。但是，我不后悔我选的路。爸，我跟您一样，也是个手艺人。我知道，手艺人的根，是良心和责任。这些年，我一直记着您和丁爷爷的话，做事，先做人。”
病床上的父亲，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黑暗中，我看到一滴眼泪，从他紧闭的眼角，滑落下来，没入了花白的鬓角。
10
父亲出院那天，天气格外好。秋日的天空，蓝得像一块通透的宝石。我办好手续，扶着他走出医院大门。阳光照在他消瘦的脸上，他眯了眯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回家。”他开口了，声音虽然沙哑，但很有力。这是十年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回到家，一切都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只是家具的边角被岁月磨得更加圆润。我的那个小房间，被母亲打扫得一尘不染，书架上那些“闲书”，还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书桌上，我仿佛还能看到少年时的自己，坐在那里，对着一堆瓶瓶罐罐，做着一个遥远的梦。
我没有马上回锦城，而是留了下来。我每天给父亲熬粥，陪他去公园散步，听他讲厂里的陈年旧事。我们之间的话依然不多，但那种沉闷和对立的气氛，已经烟消云散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把我叫到了他那间小小的储藏室。里面堆满了他的工具和一些舍不得扔的旧物。他从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箱里，捧出了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
他一层层地打开红布，里面，是他那个用了几十年的工具箱。箱子是铁皮的，边角已经磨掉了漆，露出了里面的金属光泽。他打开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各种钳子、锉刀、卡尺……每一件工具，都被他保养得油光锃亮。
“这些，跟了我一辈子了。”他抚摸着那些工具，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我这双手，现在没力气了，拿不动它们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是我从未读懂过的复杂情感。“你……比我有出息。”他顿了顿，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你做的，是有大学问的手艺。爸……为你骄傲。”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我等这句话，等了整整十年。
我没有接过那个工具箱。我说：“爸，您留着。这是您的宝贝。我的手艺，是跟您这儿学的根。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
父亲看着我，布满皱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个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后来，我回了锦城。但从那以后，我回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我不再是那个倔强地要逃离的孩子，家，也不再是那个让我感到窒息的牢笼。
我依然在我的“格物斋”里，与那些沉默的器物为伴。只是现在，每当我拿起刻刀和漆刷，我都会想起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想起丁爷爷的话，想起那个遥远的小城里，有我永远的牵挂。
我知道，我与家之间，隔着几千公里的山水，隔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但这距离，不再是隔阂，而是一种牵挂。就像我修复的那些瓷器，虽然留下了冲线和锔钉，但它们变得更加完整，也更加珍贵。因为那些裂痕，是岁月的故事，也是我们和解的证明。阳光透过作坊的窗棂，在我布满薄茧的手背上，镀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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