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留学

十年后，当我站在母校捐赠仪式的主席台上，看着操场上密密麻麻、崭新得在阳光下泛着光的一万张课桌椅时，我还能清晰地感觉到，当年王建民老师那句话砸在我脸上时，火辣辣的疼。

那句话像一颗钉子，穿过十年光阴，牢牢地钉在我记忆的墙上。他说：“陈阳，就你这全班倒数第六的成绩，还想考大学？我把话放这儿，你要是能考上，我王字倒着写。”

我最终确实没有考上大学，王老师的姓也安然无恙。我只是用十年时间，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这里，不是为了证明他错了，而是想告诉过去那个蜷缩在教室角落里、被断言了未来的自己：人生的考卷，不止一张。

现在，让我们回到十年前那个闷热的下午，故事，从那里开始。

第1章 被宣判的未来

高三的教室像一个密不透风的蒸笼，头顶上那台老旧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搅动的不是风，而是混杂着汗味、粉笔灰和廉价纸张味的燥热空气。阳光从布满灰尘的窗户斜射进来，切割出无数道光柱，光柱里，亿万颗尘埃在漫无目的地飞舞，像极了我们这群即将面临高考，却同样迷茫的学生。

我的座位在倒数第二排的角落，一个被遗忘的、几乎晒不到太阳的角落。这个位置很好，既方便打瞌D，也方便在老师滔滔不绝时，偷偷看几页从同学那里借来的武侠小说。我的成绩，就像我的座位一样，常年稳定在班级的下游区域。全班六十个人，我考第五十五名，也就是倒数第六，这已经是我超常发挥后的“荣誉”。

那天的数学课，讲的是解析几何。王建民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一个四十多岁、头发微秃、镜片厚得像瓶底的男人，正唾沫横飞地在黑板上画着辅助线。他讲课很有激情，但这种激情对我来说，无异于催眠曲。我的眼皮越来越重，手里转动的笔终于“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课堂里却格外刺耳。

全班的目光“唰”地一下集中到了我身上。我瞬间清醒，脸颊发烫，赶紧弯腰去捡。

王老师停下了讲课，扶了扶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锐利地盯着我。“陈阳。”他叫我的名字，声音里带着一种惯有的、对我这种“差生”的失望和不耐烦。

“到。”我低着头，小声应道。

“你来说说，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是什么？”他用粉笔头指着黑板上一道复杂的题目。

我站起来，大脑一片空白。黑板上那些交错的线条和陌生的符号，在我眼里就像天书。我支支吾吾，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教室里开始响起一阵压抑的、细碎的窃笑声。

“不会？”王老师的音调提高了八度，“上课睡觉，你当然不会！你脑子里除了浆糊还装着什么？一天到晚魂不守舍，你以为大学的门是为你家开的？”

他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低着头，用沉默对抗着这公开的羞辱。我知道，我应该*惯的，对于我们这些成绩差的学生，这样的训斥是家常便饭。

可那天，王老师似乎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也许是临近高考的压力让他也变得焦躁，也许是我的沉默激怒了他。他放下粉笔，在讲台上踱了两步，然后停下来，目光扫过全班同学，最后落在我身上，一字一句地说道：“同学们，你们要引以为戒。学*不是请客吃饭，是要下苦功夫的。像陈阳这样，整天吊儿郎当，全班倒数第六，还想着考大学？简直是痴人说梦！”

他顿了顿，似乎觉得这还不够，又加了一句更狠的。

“我把话放这儿，陈阳，你要是能考上大学，我王字倒着写！”

这句话如同一声炸雷，在教室里轰然炸响。这一次，不再是窃笑，而是清晰可闻的哄堂大笑。那些笑声像无数根针，扎进我的耳朵，扎进我的心脏。我能感觉到，班里学*最好的李雪，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怜悯；我的同桌，李凯，拍了拍我的胳膊，却什么也没说。

我的脸烫得能烙熟一个鸡蛋。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被剥光了衣服，扔在全班同学面前，任人围观和嘲笑。我没有哭，也没有反驳，只是死死地咬着嘴唇，直到尝到了一丝血腥味。

“坐下吧。”王老师似乎终于满意了，挥了挥手，像驱赶一只苍蝇，“别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机械地坐下，整个后背都僵硬了。接下来的半节课，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窗外的蝉鸣声变得异常聒噪，阳光下的尘埃似乎都在嘲笑着我的不自量力。王老师那句“我王字倒着写”的断言，像一个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放学的铃声响起时，我几乎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的。我不想看到任何同学的眼睛，不想听到任何关于我的议论。我背着沉重的书包，像一个战败的士兵，在夕阳的余晖中，拖着长长的、孤独的影子，往家的方向走去。

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另一场暴风雨。因为今天，是发月考成绩单的日子。那张印着鲜红的“55”名次的成绩单，正静静地躺在我的书包里，像一张对我的未来下了判决的文书。

第2章 一地鸡毛的晚餐

我家的晚饭桌，向来是我一天中最具考验的时刻，尤其是在考试成绩公布的日子里。那张老旧的四方木桌，桌面被岁月磨得油光发亮，此刻在我眼里，却像一个审判席。

父亲陈卫国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了半辈子钳工，手上全是厚厚的老茧。他的爱和失望，从不轻易说出口，全都藏在他紧锁的眉头和偶尔瞥向我的严厉眼神里。母亲刘素娟则恰恰相反，她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善良、唠叨，对我的爱满得几乎要溢出来，但也正因如此，我的每一次失败都让她焦虑万分。

我推开家门时，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碌，抽油烟机发出轰隆隆的响声，饭菜的香气弥漫在不大的客厅里。父亲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份《晚报》，却半天没有翻一页，显然是在等我。

“回来了？”他头也没抬，声音从报纸后面传来，沉闷得像块石头。

“嗯。”我换了鞋，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尽量让自己的动作看起来和平时一样。

“成绩单呢？”他终于放下了报纸，目光如炬。

我知道躲不过去。我慢吞吞地从书包里掏出那张被我捏得有些发皱的成绩单，递了过去。父亲接过，只扫了一眼那个刺眼的排名，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没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把成绩单扔在茶几上，然后又拿起了报纸，仿佛多看我一眼都觉得心烦。

这种沉默比任何责骂都让我难受。

母亲端着菜从厨房出来，看到茶几上的成绩单和父亲的脸色，脸上的笑容立刻僵住了。她擦了擦手，拿起成绩单看了看，小心翼翼地对父亲说：“卫国，孩子也尽力了，别老绷着个脸。”

“尽力了？尽力了就考个倒数第六？”父亲的火气终于压不住了，他把报纸往沙发上一摔，“我们厂里老李的儿子，跟陈阳一个班，人家这次考了全班前十！你说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人跟人能一样吗？咱家阳阳就是开窍晚。”母亲总是这样为我辩解，虽然连她自己都说得没什么底气。

“开窍晚？我看他是根本就没长那个窍！”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大，“今天下午我碰到你们王老师了，你知道他怎么说？”

我的心猛地一沉，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父亲站起身，指着我的鼻子，几乎是吼出来的：“王老师说，就他这个样子，考大学是白日做梦！人家当老师的都给他下定论了！你说说，你让我这张脸往哪儿搁！”

父亲把“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在他们那一代人朴素的价值观里，孩子有出息，考上大学，是父母在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面前最大的荣耀。而我，显然成了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

母亲见状，赶紧把我拉到饭桌前，把一碗米饭塞到我手里：“好了好了，先吃饭，天大的事也得吃完饭再说。”她又转向父亲，“你也少说两句，孩子压力也大。”

那顿饭，我吃得味同嚼蜡。父亲的怒火、母亲的叹息、饭菜的热气，混合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我埋着头，拼命地往嘴里扒着饭，不敢看他们任何一个人的眼睛。我能感觉到父亲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我身上刮来刮去。

“我告诉你，陈阳。”父亲突然开口，声音冷得像冰，“从明天开始，手机没收，电视不准看。这两个月，你要是再考不出个样子来，高中毕业就给我去厂里当学徒工，别在这儿浪费时间浪费钱！”

我扒饭的动作停住了。学徒工，那是父亲给我划定的最后一条退路，也是他对我彻底失望的证明。

“爸……”我刚想开口辩解，哪怕只是说一句“我会努力的”。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他猛地一拍桌子，碗筷都跟着跳了一下。汤汁溅了出来，洒在桌上，像一滩狼藉的眼泪。

母亲的眼圈红了，她一边收拾桌子，一边哽咽着说：“你这是干什么？跟孩子发这么大火干什么？逼死他你就高兴了？”

“我逼他？我是为他好！现在这个社会，没文凭寸步难行！他现在不吃苦，将来有他吃不完的苦！”父亲吼了回去。

夫妻俩的争吵，因为我而起，却又似乎与我无关。我像一个局外人，坐在风暴的中心，看着他们彼此伤害。那一刻，王老师在课堂上的羞辱，同学们的嘲笑，父亲的怒火，母亲的眼泪，所有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牢牢地困在中间，动弹不得。

我再也吃不下去了。我放下碗筷，站起身，低声说了一句“我吃饱了”，然后逃也似的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反锁了房门。

我靠在门上，听着外面父母压低了声音却依然清晰可闻的争吵，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不是不难过，不是不委屈，只是在外面，我*惯了用坚硬的外壳把自己包裹起来。只有在这个狭小的、属于我自己的空间里，我才敢卸下所有的伪装。

书桌的台灯下，摊开的还是那本解析几何的*题册。上面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图形，像一张张嘲讽的鬼脸。我拿起笔，想做一道题，可脑子里全是王老师那句“我王字倒着写”，和父亲那句“我没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

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长长的、杂乱无章的痕迹。我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无力。所有人都告诉我，高考是唯一的出路，考上大学才是人生的成功。可这条路，对我来说，为什么就这么难？难道，我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吗？

那个夜晚，我失眠了。窗外是沉沉的夜色，偶尔有几声犬吠。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除了考大学，我的人生，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第3章 篮球场上的岔路口

被父亲和老师双重“宣判”后的日子，过得格外压抑。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父亲几乎不和我说话，母亲则总是唉声叹气，变着法子给我做各种“补脑”的汤，那汤里的关爱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在学校，我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名人”，走到哪里似乎都能感觉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

我开始变得更加沉默，像一只缩进壳里的蜗牛。唯一能让我感到一丝喘息的，就是下午放学后的那一个小时。我会和我的死党李凯，跑到学校那片破旧的篮球场上，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球。

李凯是我的同桌，也是我唯一的朋友。他个子不高，有点微胖，成绩中等，但人特别仗义。在王老师当众羞辱我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拍我胳膊安慰我的人。

这天下午，我们照例在篮球场上单挑。汗水浸透了我们的T恤，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篮球撞击地面的声音，和我们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暂时隔绝了外界所有的烦恼。

一个漂亮的转身过人，我晃过李凯，起跳，投篮，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空心入网。

“好球！”李凯气喘吁吁地喊道，一边擦着汗一边走过来。

我们在篮下的台阶上坐下，各自拧开一瓶矿泉水，猛灌了几口。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阳子，你最近怎么了？跟丢了魂似的。”李凯用胳膊肘捅了捅我。

我苦笑了一下，没说话。

“还在想王老头那句话？”他猜到了，“别往心里去，他就是个更年期老古董，见谁都喷。再说了，成绩好就一定有出息吗？我看未必。”

“我爸也这么说。”我把瓶子里的水一饮而尽，将空瓶子捏得咯吱作响，“他说，我要是考不上大学，就让我去厂里当学徒。”

“学徒？学什么？”

“钳工，跟我爸一样。”

李凯沉默了。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小城市里，进工厂当工人，几乎就等于看到了未来三十年一成不变的人生。

“那你……怎么想的？”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摇了摇头，把头埋进膝盖里：“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废物，什么都做不好。读书读不进，打架又不敢，我还能干什么？”

那种深深的自我怀疑，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让我几乎窒息。

李凯看着我，忽然说：“谁说你什么都做不好的？你忘了？上次我家那个旧收音机，都准备当废品卖了，不是你三两下就给修好了吗？还有我那辆破自行车，链条老掉，车行老板都说没救了，你捣鼓了半天，现在骑着比新的还顺溜。”

我愣了一下，抬起头。这些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自己都快忘了。

“还有，”李凯继续说，“你忘了你初中时候做的那些木头模型了？那个小帆船，还有那个小房子，做得多精致啊，我们班主任还拿到办公室去炫耀呢。你说你对那些公式定理没感觉，但你对那些零件、木头，有感觉啊！”

李凯的话，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我心中最黑暗的角落。是啊，我好像一直都喜欢这些东西。我喜欢拆卸，喜欢组装，喜欢把一堆看似无用的零件，变成一个可以运转的物件。我喜欢木头的纹理和气味，喜欢用刨子把粗糙的木料变得光滑，那种创造和修复的过程，能给我带来一种做数学题时从未有过的、巨大的满足感。

只是，在“唯有读书高”的氛围里，这些“不务正业”的爱好，早就被我刻意地压抑和遗忘了。

“那又怎么样？”我还是有些泄气，“这些能当饭吃吗？能让我爸在外面有面子吗？”

“怎么就不能？”李凯把矿泉水瓶往地上一扔，激动地站了起来，“阳子，你听我说。现在这个社会，路子多的是。考大学是条路，但不是唯一的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要是真喜欢捣鼓那些东西，为什么不去学一门手艺呢？学好了，当个高级技工，不比那些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强？”

“我爸不会同意的。”我想到了父亲那张失望的脸。

“你得自己想明白！”李凯的语气很严肃，“这是你的人生，不是你爸的人生，也不是王老头的人生。你总不能让他们一句话，就给你判了死刑吧？你得为你自己活一次！”

“为你自己活一次……”我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

是啊，从小到大，我好像一直在为别人活着。为了让父母高兴，我逼着自己去看那些天书一样的课本；为了不被老师责骂，我假装在认真听讲。我努力地想挤上高考那座独木桥，不是因为我向往桥那边的风景，而是因为所有人都告诉我，只有那座桥才能通向未来。

可现在，李凯的话让我看到了另一条路，一条布满荆棘、不被看好，但或许更适合我的路。

那天，我们在篮球场上坐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学校保安过来赶人。回去的路上，我一句话也没说，但我的内心却在进行着一场天人交战。

一边是父母的期望，社会的标准，那条看似光明平坦的康庄大道。

另一边是自己的兴趣，内心的渴望，一条充满未知和挑战的羊肠小道。

我该怎么选？我第一次发现，人生的选择题，远比试卷上的要难得多。但是，一个念头的种子，已经在我的心里悄悄地埋下了。它开始生根、发芽，带着一种叛逆的、蓬勃的生命力，准备冲破包裹着我的那层坚硬的泥土。

第4章 阁楼里的旧时光

那个周末，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找李凯玩，而是把自己关在了家里。父亲以为我终于“开窍”，准备发奋图强了，看我的眼神都缓和了不少。他不知道，我并非在复*功课，而是在进行一场对过去的秘密探索。

我们家住的是顶楼，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平时用来堆放杂物。那里又热又闷，布满了灰尘，是我儿时的秘密基地，也是我那些“不务正业”的爱好的安身之所。我已经很久没有上去了。

我跟母亲说要找几本旧的参考书，拿到了阁楼的钥匙。拧开那把生锈的锁，推开沉重的木门，一股混杂着尘土和旧木头味道的空气扑面而来。阳光从屋顶唯一一个小小的天窗透进来，在空中形成一根清晰的光柱，无数的尘埃在光柱中翻飞。

阁楼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旧东西：我小时候的玩具、父母年轻时的旧衣服、几件破损的旧家具。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去，尽量不扬起太多的灰尘。我径直走向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那里放着一个*的樟木箱子。

打开箱子，里面是我初中时期的所有“杰作”。那个被李凯提起的小帆船静静地躺在里面，船帆已经有些泛黄，但船身的线条依旧流畅。旁边是一个小木屋，屋顶的瓦片是我用小刀一片片刻出来的，连窗户都可以打开。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比如一个可以用橡皮筋做动力的木头小车，一个结构精巧的鲁班锁。

我把它们一件件拿出来，用袖子小心地擦去上面的灰尘。抚摸着这些作品光滑的表面和精巧的接榫，一种久违的、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我记起了制作它们时的每一个细节：为了找到一块合适的木料，我跑遍了家附近所有的工地；为了磨出一个完美的弧度，我的手指被砂纸磨破了好几次；为了攻克一个复杂的结构，我常常会对着图纸研究到深夜。

那个时候的我，是快乐的，是专注的，是充满创造力的。那种废寝忘食的投入，是我在学*上从未体验过的。

在箱子的最底层，我翻出了一样东西，让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那是一个小小的木制板凳，做工有些粗糙，凳子腿一长一短，放在地上会微微摇晃。但就是这个小板凳，承载着我童年最温暖的一段回忆。

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的工厂效益好，周末偶尔能休息。他不像别的父亲那样会带孩子去公园，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他那个小小的工具间里敲敲打打。那个夏天，他说要教我做木工，给我做一张属于我自己的小板凳。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父亲的工具间里，各种工具挂在墙上，擦得锃亮。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松木香气。父亲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背心，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使用刨子，如何拉锯，如何画线。他的手很大，很粗糙，但握着我的小手时，却异常地温柔和有力。

“阳阳，你看，”他指着木料上的墨线，对我说，“做木工，跟做人一个道理，得横平竖直，不能走歪了。心要正，手才稳。”

我学着他的样子，笨拙地拉着锯子。锯子很重，我拉得歪歪扭扭。父亲没有责备我，只是笑着揉了揉我的头，重新帮我扶正。我们一起刨平木板，一起凿出卯榫，一起用锤子将它们敲打组合。最后，当我亲手将最后一根钉子敲进凳面时，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虽然那个板凳歪歪扭扭，但父亲却把它举过头顶，像举着一个奖杯，大声地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母亲喊：“素娟，你快看！咱儿子做的板凳！这手艺，随我！”

那一刻，父亲脸上的骄傲，是我在后来无数张优异的奖状上都未曾见过的。他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在院子里转圈，我的笑声和他的笑声混在一起，回荡在那个夏日的午后。

从那以后，我就迷上了木工。父亲也乐于教我，那个小小的工具间，成了我们父子俩交流最多的地方。他会给我讲各种木材的特性，讲榫卯结构的精妙。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自己动手做各种小玩意儿。

可是，这一切从我上了初中后，就悄然改变了。学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的成绩始终不见起色。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眉头越皱越紧。他开始没收我的工具，把我的木料扔掉，告诉我：“别整天不务正业！把心思都用在学*上！”

工具间被锁上了，我们父子之间那扇沟通的门，似乎也随之关闭了。他不再是那个会为我做一个小板凳而骄傲的父亲，而变成了一个只关心分数和排名的严厉监工。

我捧着那个小板凳，坐在阁楼的地板上，眼泪不知不觉地滑落，滴在积满灰尘的木板上，洇开一个个小小的、深色的圆点。

我明白了。父亲并非不爱我，也并非看不到我的优点。只是在现实的压力下，在他朴素的认知里，他认为只有考上大学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用他认为对的方式，笨拙地、甚至有些粗暴地爱着我。

而我，也因为成绩的自卑，因为他的不理解，关上了自己的心门，忘记了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快乐时光，忘记了自己曾经是那么地热爱创造，并且拥有天赋。

李凯的话，阁楼里的这些旧物，还有这段被尘封的温暖回忆，像三把钥匙，同时打开了我心中的三把锁。

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和坚定。

或许，我真的不适合走高考那条路。或许，我应该回到最初的地方，捡起我曾经热爱并擅长的东西。我不想再做一个在教室里昏昏欲睡、在父母面前垂头丧气的失败者。我想做回那个能从一堆木头里创造出快乐的少年。

我深吸一口气，用手背擦干眼泪。我把小板凳小心翼翼地放回箱子里，然后站起身，推开了阁楼的门。

外面的世界，阳光灿烂。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可能会让我的人生拐向一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决定。

第5章 摊牌与离别

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我一夜没睡。我在脑子里反复演练着该如何跟父母摊牌，设想了无数种他们可能有的反应，以及我该如何应对。我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役。

第二天是周日，吃早饭的时候，我鼓起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

“爸，妈，我有件事想跟你们说。”我放下筷子，声音有些发干。

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父亲抬起头，警惕地看着我。母亲则是一脸紧张，手里的筷子都停住了。

“说。”父亲的语气简短而冰冷。

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坚定：“我……不想参加高考了。”

“你说什么？”父亲的眼睛猛地瞪大了，手里的馒头“啪”地一声掉在桌上。母亲也惊得张大了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想过了，我的成绩你们也知道，就算再复读一年，也未必能考上好大学。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我迎着父亲几乎要喷出火的目光，继续说道，“我想去学一门手艺。”

“手艺？”父亲冷笑一声，“什么手艺？去厂里当学徒，我早就给你安排好了，还用你现在说？”

“不，”我摇了摇头，“我不想当钳工。我想去学木工，学做家具。”

“做家具？”父亲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你疯了？一个高中生，去当个木匠？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你知不知道人家会怎么笑话我们家？”

“面子就那么重要吗？”我终于忍不住反驳道，“为了你的面子，就让我去做一件我根本不喜欢、也不擅长的事情吗？爸，你忘了小时候你是怎么教我做木工的吗？你忘了我做出第一个小板凳时，你有多高兴吗？”

我提起了那段往事，父亲的脸色变了变，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很快就被更深的愤怒所取代。

“那是小时候闹着玩！现在能一样吗？现在是决定你一辈子的大事！”他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吼道，“我告诉你，陈阳！这件事，没得商量！你老老实实给我参加高考，考成什么样是你的本事。考不上，就去我给你找的厂里上班！当木匠，你想都别想！”

“卫国！”母亲终于反应过来，一把拉住父亲的胳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你别这样，有话好好说。阳阳，你也是，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是不是王老师说的话刺激到你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咱好好学，总会有希望的……”

“妈，这跟王老师没关系。”我打断了她，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自己想了很久才决定的。我在学*上找不到任何乐趣和成就感，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但是，当我在做木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有用的，是快乐的。妈，我想做一件让自己快乐，也让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

我的这番话，让母亲愣住了。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心疼和茫然。她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她的儿子在学校里承受着这样的内心煎熬。

“我不同意！”父亲的态度依旧强硬，“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本分人，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已经是够丢人了，现在还要去当个匠人？我丢不起这个人！”

“当匠人怎么了？”我的倔脾气也上来了，“凭手艺吃饭，不偷不抢，有什么丢人的？爸，在你眼里，是不是只有考上大学才算有出息？”

“对！”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在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我们父子俩，像两头犟牛一样对峙着，谁也不肯退让。家里的空气紧张得仿佛一根随时会绷断的弦。

最后，是母亲的哭声打破了僵局。她坐在椅子上，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地哭了起来：“你们俩……一个两个都要逼死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母亲的眼泪，像一盆冷水，浇熄了我和父亲的怒火。父亲看着母亲，脸上的怒气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奈。他颓然地坐回椅子上，摆了摆手，说：“算了，算了……你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管不了你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以后，是好是坏，都别来找我。”

说完，他站起身，走进了房间，重重地关上了门。

我知道，这并非他的真心话，而是一个父亲在无能为力时，最伤人的气话。我也知道，他所谓的“同意”，是带着多大的失望和不甘。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她还在低声地哭泣。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轻轻地拍着她的背。

“妈，对不起。”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握住我的手：“阳阳，你真的想好了吗？这条路，可不好走啊。”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妈，我想好了。也许会很苦，但我愿意去试。总比现在这样，每天活在痛苦里要好。”

母亲看着我眼睛里的坚定，沉默了良久，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罢了。只要你觉得是对的，妈就支持你。只是……你爸那里，你别怪他。他也是为你好。”

“我知道。”

高考那天，我还是走进了考场。这是我对自己十二年学生生涯的一个交代，也是给父母的一个交代。我认真地答完了每一张卷子，至于结果，我已经不在乎了。

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或兴奋地讨论答案，或失落地抱头痛哭。我只是平静地抬头看了看天，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我知道，我人生的另一场大考，才刚刚开始。

拿到成绩单，毫无意外，我落榜了。父亲拿到成绩单时，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了一整夜的烟。

几天后，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告别了母亲，也告别了那个对我只有失望的父亲。我没有接受他安排的工厂，而是拿着自己攒下的几百块钱，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在火车启动的汽笛声中，我看着站台上母亲不断挥手、越来越小的身影，也看到了躲在柱子后面，偷偷抹眼泪的父亲。我的眼眶湿润了，在心里默默地说：爸，妈，等我。总有一天，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成为你们的骄傲。

第6章 十年磨一剑

南方的城市，潮湿、闷热，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挑战。对于一个只有高中学历、身无分文的年轻人来说，生活的第一课就是残酷。

我住过最便宜的群租房，吃过最廉价的盒饭，干过工地上的小工，也当过餐厅里的服务员。那段日子很苦，但我从未后悔过。因为我知道，这些都只是暂时的，我的目标很明确——学木工。

我把打工攒下的第一笔钱，全部用来拜师。我的师父，姓李，是个六十多岁、不苟言笑的广东老师傅。他在城中村开了一家小小的家具作坊，专做一些传统的中式实木家具。

一开始，师父并不愿意收我。他说：“后生仔，做木工好辛苦的，又脏又累，赚不到大钱。你一个读过书的，何必来吃这个苦？”

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拿起扫帚，把他作坊里堆积如山的刨花和木屑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我拿出我从家里带来的那个小帆船模型，递给了他。

老师傅拿起那个已经有些年头的模型，仔仔细细地看了半天，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他用粗糙的手指抚摸着船身的接缝，点了点头，说：“有点意思。好吧，你就留下来，先从打杂开始。”

就这样，我成了李师傅的关门弟子。

学艺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劈柴、磨刀、搬运木料。师父的要求极其严格，一个最简单的刨平动作，他让我练了整整三个月。我的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又变成厚厚的老茧。夏天，作坊里像个蒸笼，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滴在木料上，很快又被蒸发。冬天，南方没有暖气，我的手脚常常被冻得失去知觉。

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苦。相反，我乐在其中。当我的刨子能推出薄如蝉翼的刨花时，当我能用墨斗弹出一条笔直的墨线时，当我的凿子能开出严丝合缝的卯榫时，那种巨大的成就感，是任何分数都无法带给我的。

我像一块干燥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关于木工的一切知识。我学*辨认各种木材，学*传统的榫卯结构，学*家具的设计和打磨。我把我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方寸之间的木头世界里。

师父虽然严厉，但也是真心教我。他把毕生的手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三年后，我出师了。我没有选择留在师父的作坊，我有着更大的野心。

我用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积蓄，加上跟师父借的一些钱，在郊区租了一个小厂房，成立了自己的家具工作室，名字就叫“陈阳木作”。

创业的艰难，远超学艺。一开始，没有名气，没有客户。我只能接一些家具维修的零活，或者给大厂做代工。为了拉订单，我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跑遍了整个城市的建材市场。为了省钱，我既是老板，又是设计师，还是木工和搬运工。

最难的时候，我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出来，每天只敢吃两个馒头。有好几次，我都想过放弃。但每当夜深人静，我坐在堆满木料的厂房里，闻着那熟悉的木香，抚摸着那些亲手制作的家具，我又会重新燃起斗志。

转机出现在一次家具展销会上。我用最好的一块花梨木，花了两个月时间，精心打造了一套明式书房家具。在那个充满了现代、欧式风格的展会上，我这套古朴典雅的中式家具，像一股清流，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一位做外贸生意的香港老板，当场就买下了我所有的展品，并且给了我一张大额的订单。

那是我的第一桶金。

从那以后，“陈阳木作”的名声渐渐打了出去。我的订单越来越多，厂房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我开始招聘工人，引进更先进的设备，但对于核心的榫卯工艺和手工打磨，我始终坚持着师父教给我的传统。

我不再仅仅是一个木匠，我成了一个企业家。我开始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如何让传统手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

十年，弹指一挥间。

我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变成了一家拥有几百名员工、产品远销海外的家具公司的老板。我买了车，买了房，把父母也接到了这个繁华的南方城市。

父亲第一次走进我那宽敞明亮的工厂时，他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看着那些现代化的机器，看着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工作，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成品家具，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他走到一堆上好的红木原料前，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木头的纹理，就像抚摸一件稀世珍宝。他回头看着我，眼眶红了，声音沙哑地说：“阳阳，爸……爸当年错了。”

我摇了摇头，走过去，给了他一个*的拥抱，就像小时候他把我扛在肩上那样。

“爸，你没说错。”我说，“你只是希望我走一条更稳妥的路。现在，我用自己的方式，也走出了一条路。”

那一刻，我们父子之间长达十年的隔阂，终于烟消云散。

我成功了。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结没有解开。那个结，关于我的母校，关于王建民老师，关于那个被宣判了未来的下午。

第7章 一万张课桌椅的重量

当我的事业稳定下来后，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我应该为母校做点什么。

我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报复。我只是单纯地想回去看看，想为那些和我一样，曾经或正在迷茫中的学弟学妹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我通过一些老同学，联系上了现在学校的张校长。我表达了我的意愿，我想为学校捐赠一批新的课桌椅。

张校长在电话里非常热情和惊讶。当他得知我是十年前那个成绩倒数的陈阳时，更是感慨万千。他告诉我，学校的硬件设施确实陈旧了，很多课桌椅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修修补补又用了十年，早就该换了。

我们很快敲定了捐赠的细节。我决定，捐赠一万套。这个数字，不仅仅是覆盖全校学生，我希望它能作为一个标志，让每一届新生都能用上最好的学*工具。

这些课桌椅，我没有从市场上采购，而是交给了我自己的工厂来生产。我亲自参与了设计，选用了最好的环保实木材料，结构上采用了最坚固的传统榫卯工艺。我希望它们不仅耐用，而且能传递一种匠人的精神。

捐赠仪式定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我提前一天回到了这个阔别了十年的小城。城市变化很大，高楼林立，但我记忆中的那条老街还在，学校门口那家卖文具的小店也还在。

第二天，我开车来到母校门口。看着那熟悉的、有些斑驳的校门，我百感交集。张校长和几位学校领导在门口迎接我，场面很隆重。

操场上，一万张崭新的课桌椅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个巨大的方阵，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全校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主席台上拉着“热烈欢迎优秀校友陈阳先生回校捐赠”的横幅。

我被请上了主席台。看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而稚嫩的脸庞，我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我没有准备讲稿，只是即兴地说了几句。

我说：“……我曾经是这个学校里最不起眼的学生，成绩不好，也不讨老师喜欢。我甚至被断言，考不上大学。事实证明，那位老师说对了，我的确没有考上大学。但是，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想说读书无用。恰恰相反，知识非常重要。只是我想告诉大家，通往未来的路，不止一条。考上好大学，是一条康庄大道。但如果你们暂时走不上那条路，也请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找到你真正热爱并擅长的事情，把它做到极致，同样可以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你们现在坐的这些桌椅，就是由一个当年全班倒数第六的学长，用他热爱的木工手艺，为你们打造的……”

我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掌声，热烈而真诚。

捐赠仪式结束后，张校长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喝茶。在走廊里，我们遇到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头发已经全白了，背也有些佝偻，正拄着拐杖，慢慢地走着。

我的心跳，在那一瞬间漏了一拍。

“王老师。”张校长热情地打了个招呼，“您今天也来了。”

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了看张校长，又转向我。他似乎在努力地辨认着我。

“王老师，您还记得他吗？陈阳，您以前教过的学生。”张校长介绍道。

王建民老师。他老了，老得让我几乎不敢相认。他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声色俱厉、精力旺盛的中年男人，岁月磨平了他所有的棱角，只留下一个普通而孱弱的老人。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眼神里充满了困惑和茫然。显然，他已经不记得我了。在他漫长的教学生涯里，像我这样平庸的“差生”，大概有成百上千个，我只是其中一个模糊的影子。

“陈阳……”他喃喃地念着我的名字，似乎想从记忆的深处打捞起什么，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哦……哦，你好，你好。出息了，为学校做贡献，好，好啊。”

他的反应，让我准备了十年的、所有复杂的情绪，瞬间都落了空。我曾幻想过无数次重逢的场景：他会震惊，会愧疚，会向我道歉。或者，他会固执地坚持自己当年的看法。

但现实是，他根本就不记得我，不记得那个下午，不记得那句“我王字倒着写”的断言。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点失落，又有点释然。

我伸出手，握住了他那双布满老年斑、微微颤抖的手，说：“王老师，您好。谢谢您当年的教导。”

我的声音很平静。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我回来，不是为了向他证明什么。那个一直与我较劲的，不是他，而是我自己，是那个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不肯与自己和解的陈阳。

他忘了，但我还记得。这就够了。记得，是为了提醒自己从哪里来，而不是为了记恨。

王老师被他的家人扶着，慢慢地走远了。我看着他蹒跚的背影，那个曾经压在我心头十年的巨大阴影，在这一刻，终于烟消云散。

第8章 没有写完的答卷

和张校长告别后，我没有立刻离开学校。我一个人，在空无一人的校园里慢慢地走着。

我走过那条我们曾经追逐打闹的林荫道，走过那个我们挥洒汗水的篮球场，最后，我走回了那栋熟悉的教学楼。

我找到了我高三时的那间教室。教室的门没有锁，我推门走了进去。里面已经换上了我捐赠的新桌椅，窗明几净，和我记忆中那个拥挤、昏暗的形象判若两人。

我走到我曾经的那个角落，在崭新的座位上坐了下来。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暖暖地洒在我身上，不再有那些飞舞的尘埃。

我仿佛能看到，十年前的那个少年，正趴在这张课桌上，在数学老师的催眠曲中昏昏欲睡。我仿佛能听到，那个中年班主任严厉的训斥，和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

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能抚平最深的伤痛，也能改变最顽固的执念。

如果十年前，有人告诉我，我今天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这里，我一定不会相信。如果当年，王老师没有说那句伤人的话，父亲没有那么决绝，我的人生又会是怎样？

也许，我会听从安排，在高考中再次失败，然后去工厂当一名钳工，结婚生子，过着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我不会有自己的事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但或许，也不会有那些背井离乡的苦楚和创业初期的艰难。

人生没有如果。每一条路，都有它独特的风景。我只是在那个岔路口，选择了一条更少人走的路。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上是母亲发来的微信，是几张她和父亲在新家里养的花的照片，开得正艳。父亲退休后，迷上了侍弄花草，性情也变得温和了许多。他现在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向老邻居们炫耀我给他买的那些名贵木材做的花架。

我笑了笑，给他俩回了个视频电话。

“阳阳，仪式结束啦？”视频那头，是母亲关切的脸。

“嗯，结束了，很顺利。”

“你爸非要看直播，刚才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母亲笑着说，把镜头转向了一旁假装在看报纸的父亲。

父亲清了清嗓子，对着镜头，有些不自然地说：“干得不错。没给咱老陈家丢人。”

“爸，妈，我过几天就回去了。”

“好好好，妈给你做好吃的。”

挂了电话，我站起身，最后环视了一眼这间教室。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了整个房间，温暖而宁静。

我终于明白，我这次回来，捐赠这一万张课桌椅，既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也不是为了寻求一种迟到的和解。

我是来与过去的自己，做一个正式的告别。

告别那个自卑、敏感、在别人的评价中迷失方向的少年。

我的人生答卷，在高考那一年，确实没有写完，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但是，在走出考场后的这十年里，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我手上的刻刀和刨子，一笔一划地，在另一张名为“人生”的考卷上，写下了属于我自己的答案。

这份答卷，或许并不完美，但它真实、厚重，充满了汗水和坚持的味道。

我轻轻地带上教室的门，转身离开。身后，是我的青春，是我的起点。身前，是更广阔的天地，和那份我将用一生去继续书写的、未完待续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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