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我叫陈卫国，生在七零年代初。我的名字，带着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印记。
我们家是城里最普通不过的工人家庭，住在大杂院里，烟囱挨着烟囱，一到饭点，空气里就搅和着几十户人家的饭菜香。
我爸是家里的老大，在轧钢厂当个小组长，是个一板一眼，拿汗水换粮票的实在人。
我妈是街道工厂的，每天的工作就是把碎布头缝成手套。
他们俩，就像院子里那两棵老槐树，沉默，坚韧，撑起了我们这个小家。
我们家最“出格”的，是我三叔。
三叔叫陈卫东，比我爸小了快十岁。他不像我爸，身上总有一股机油和汗水混合的味道。
三叔身上是干净的，甚至有点书卷气，虽然他其实也就读到初中毕业。
他长得也和我们家这群粗眉大眼的人不一样，眉清目秀的，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总像是看着很远的地方，而不是眼前这摊鸡零狗碎的日子。
在那个年代，像我爸那样进工厂，有个“铁饭碗”，是所有人的终极梦想。
可三叔偏不。
他从乡下“病退”回城后，街道给安排了好几个工作，什么搬运工，什么烧锅炉的，他都干不长。
不是嫌累，就是嫌脏。
我奶奶气得直拿鸡毛掸子追着他打，骂他是“陈家的败家子，眼高手低的酸秀才”。
三叔也不躲，就笑嘻嘻地任她打两下，说：“妈，那活儿没意思，真没意思。”
什么叫“有意思”，没人懂。
大家只知道，没工作就没粮票，没粮票就得饿肚子。
三叔就靠着我爸那点微薄的工资接济，还有我奶奶偷偷塞给他的几毛钱，过着一种在我们院里看来极其“堕落”的生活。
他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
什么书都看。
他有个小木箱子，里面锁着的，全是他的宝贝。
有《红楼梦》，书页都翻毛了边；有《水浒传》，里面的插图被他用铅笔描了一遍又一遍；还有几本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外国小说，书皮都掉了，用牛皮纸小心翼翼地包着。
更多的是一些旧杂志，旧报纸，甚至还有几本手抄的诗集。
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三叔的那个小木箱，就像一个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密道。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缠着三叔。
他会给我用木头刻小鸟，那小鸟的翅羽根根分明，栩栩如生。
他会给我讲书里的故事，讲孙悟空大闹天宫，讲武松打虎，讲林黛玉为什么老是哭。
他的声音很好听，不疾不徐的，像小河淌水。
他讲的故事，比电影院里放的黑白电影还要精彩。
院里的孩子们都笑话我，说我跟个“二流子”亲。
我不懂什么叫“二流子”，我只知道，三叔的房间里，有一股旧书和墨水的味道，很好闻。
我只知道，他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1977年的秋天，空气里忽然多了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院里的大喇叭，还有我爸每天带回家的报纸，都在反复说着一件事——恢复高考。
“高考”这两个字，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们这个平静的大杂院，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很多和我爸差不多大的青年，那些曾经的“知识青年”，眼睛里都重新燃起了火。
他们翻箱倒柜地找出了尘封已久的初高中课本，掸掉上面的灰，像是掸掉了自己身上多年的疲惫和迷茫。
我们院里一下子安静了不少，少了打牌吵架的声音，多了朗朗的读书声。
那是一种被压抑了太久之后的集体渴望，像久旱的土地，终于等来了第一场春雨。
那天晚饭，桌上是雷打不动的窝窝头和咸菜疙瘩，我爸喝着一盅劣质白酒，忽然对三叔说：“卫东，你也去试试吧。”
我妈正在给我夹菜的手顿了一下。
我奶奶更是直接把筷子拍在了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试什么试？他那点墨水，都喂狗了！初中课本还认得全不？别去丢人现眼了！”奶奶的声音很冲。
三叔正低头扒拉着碗里的饭，闻言，慢慢抬起头。
他扶了扶眼镜，镜片上反射着昏黄的灯光。
“哥，我想试试。”他对我爸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爸看着他，点了点头：“试试好，总是个机会。”
“机会？什么机会？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奶奶的火气更大了，“人家院里小王，小李，哪个不是正经高中毕业？哪个不是天天抱着数理化啃？他呢？他天天看的是什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考场上是考诸葛亮怎么借东风，还是考狐狸精怎么嫁人？”
奶奶的话像一把快刀，句句戳在三叔的要害上。
整个饭桌上，空气都凝固了。
我能感觉到我爸的尴尬，我妈的小心翼翼，还有我奶奶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怒。
三叔却没生气，他只是放下碗筷，很认真地看着我奶奶。
“妈，我知道我底子薄。可报个名，也不费什么事。就当是……去见识见识。”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点恳求。
“就是碰碰运气。”他最后补充了一句，像是在自我解嘲。
“碰运气？”奶奶冷笑一声，“运气要是能当饭吃，你早就是状元了！”
那顿饭，不欢而散。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气氛就变得很奇怪。
三*叔真的报名了。*
他没有像院里其他人那样，到处找课本，到处找老师补课。
他还是守着他的那个小木箱。
只是，他看书的时间更长了。
每天晚上，我们都睡了，他房间那盏15瓦的小灯泡还亮着。
昏黄的光从门缝里透出来，像一条细细的金线，把黑夜割开了一道小口子。
我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会看见他伏在桌前，背影瘦削，像一棵沉默的竹子。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专注。
那种专注，和他给我刻小鸟时一模一样。
我爸偷偷给他弄来了一套皱巴巴的复*资料，是厂里一个老师傅孩子的，油印的，字迹都模糊了。
三叔收下了，说了声“谢谢哥”。
但我看见，他只是把那套资料压在了箱子底，一次也没翻开过。
他依旧在读他的“闲书”。
家里人对此都心照不宣。
我爸叹气，我妈摇头，我奶奶则是彻底放弃了，见了他就把头扭到一边，连骂都懒得骂了。
院里的人更是把他当成了一个笑话。
大家下了班，聚在槐树下乘凉，话题总会绕到他身上。
“老陈家那个老三，也报名高考了？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可不是嘛，我听说他连报名费都是他哥给的。”
“就他？还不如让我去呢，我好歹还认识几个阿拉伯数字。”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在我们家周围飞。
我听了很难受，想去跟他们吵，但被我妈拉住了。
“别去，让人家说去，你三叔自己都不在乎。”我妈小声对我说。
我回头看了一眼三叔的房间，窗户关着，灯亮着。
他好像真的不在乎。
他把自己关在那个小世界里，与外界的喧嚣隔绝。
他就像一个潜水的人，独自沉浸在深海里，外界的波涛汹涌，与他无关。
考试前一天晚上，我奶奶破天荒地没骂三叔。
她煮了两个鸡蛋，剥好了壳，光溜溜的，像两颗白色的珍珠。
她把碗重重地放在三叔面前，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进了自己房间。
三叔看着那两个鸡蛋，愣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一个，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吃掉了。
另一个，他留给了我。
那天晚上，我看见三叔在灯下，把他那些宝贝书，一本一本地拿出来，用一块干净的布，仔仔細細地擦拭着。
他的动作很轻，很柔，像是在抚摸情人的脸。
最后，他拿出了一本很旧的《古文观止》，翻开了其中一页。
我悄悄凑过去看，不认识上面的字，只看到他用红笔在一段话下面，画了重重的一道线。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句话是苏轼的《前赤壁赋》里的一句：“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那时候的我，自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觉得，灯光下的三叔，和平时那个笑嘻嘻，有点懒散的三叔，判若两人。
他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神圣的平静。
考试那天，是个大晴天。
冬日的阳光，没什么温度，但很亮，照得人睁不开眼。
三叔穿了一件我爸的蓝色卡其布外套，有点大，显得他更瘦了。
他没让我们送。
临出门前，他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
“卫国，等三叔回来，给你刻个更好的。”
我点了点头。
他站起身，对我爸妈和奶奶笑了笑，那笑容和往常一样，有点无奈，又有点坦然。
然后，他推开门，走进了那片刺眼的阳光里。
他的背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我看着他消失在胡同的拐角，心里忽然有点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
我只觉得，他这一走，好像要走进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
那两天，我们家的气氛，比任何时候都要凝重。
我奶奶嘴上说着“死马当活马医”，却一趟一趟地往院门口跑，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
我爸上班也心不在焉的，回来得特别早。
我妈做饭的时候，盐都放多了好几次。
三叔是踩着晚霞回来的。
他看上去很疲惫，脸色有点苍白，但眼睛却异常地亮。
“怎么样？”我爸迎上去，急切地问。
三叔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
我们全家人都糊涂了。
“到底怎么样？是会还是不会？”我奶奶也忍不住了。
三叔这才开口，声音有点沙哑：“题……挺有意思的。”
说完，他就不再多说一个字，回到自己房间，倒头就睡。
“有意思？”我奶奶气得直跺脚，“这是去考试，还是去看戏了？”
后来，我们才从别人口中，断断续续地知道了那场考试的一些情况。
据说，那年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据说，历史题里，有一道大题，考的是“焚书坑儒”。
据说，语文题里，有好多古文翻译。
院里那些参加考试的青年，一个个唉声叹气，都说题太偏，太难，根本没复*到。
只有我三*叔，从考完试那天起，就恢复了原样。*
他又开始给我刻小木鸟，又开始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他的“闲书”。
仿佛那场搅动了整个城市风云的考试，对他来说，只是一场普通的经历。
他越是这样平静，家里人就越是焦虑。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漫长而煎熬的。
每一天，都像在油锅里滚。
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成了整个大杂院最牵动人心的声音。
每天两次，当那清脆的“叮铃铃”声由远及近时，院里所有有考生的人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冲出家门，眼巴巴地望着那个穿着绿色制服的身影。
一开始，大家还抱有希望。
渐渐地，希望变成了失望，失望又变成了绝望。
院里的小王，落榜了。他是我们院学*最好的，高中毕业，根正苗红。拿到成绩单那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整天。
接着，小李也落榜了。
一个又一个坏消息传来，我们院里那股因为恢复高考而燃起的火，一点一点地熄灭了。
大家看我们家的眼神，也从最初的嘲笑，变成了后来的同情，甚至有点幸灾乐祸。
“我就说嘛，老陈家老三就是去凑热闹的。”
“人家正经高材生都没考上，他一个初中毕业的，能行？”
我奶奶的背，一天比一天驼。
她不再去门口等邮递员了，也不再骂三叔了。
她只是沉默地做饭，沉默地吃饭，沉默地坐在小马扎上发呆。
我们家的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家已经彻底没希望的时候，奇迹，或者说，我三叔口中的“运气”，来了。
那是一个下午，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
我正在院子里跟邻居家的小胖玩弹珠。
那个熟悉的“叮铃铃”声又响了。
这一次，没人再冲出去了。
大家都已经麻木了。
邮递员骑着车，停在了我们家门口。
“陈卫东！陈卫东的信！”他扯着嗓子喊。
我愣住了。
院子里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妈第一个从屋里冲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是……是俺们家的？”
“陈卫东，没错吧？录取通知书！”邮递员从绿色的邮包里，掏出一个*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鲜红的字。
“录取通知书”这五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院子里炸响了。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伸长了脖子，像是要看什么西洋景。
我妈哆哆嗦嗦地接过那个信封，薄薄的一张纸，她却觉得有千斤重。
她不敢拆。
这时候，三叔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扶了扶眼镜，走到我妈面前。
他从我妈手里接过信封，很平静地，撕开了封口。
里面，是一张红色的，印着烫金大字的纸。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这几个字，在阴沉的天色下，闪着金光，刺得人眼睛生疼。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法，张着嘴，瞪着眼，一脸的难以置信。
“嗡”的一声，人群炸开了锅。
“天哪！北师大！那可是北京的大学啊！”
“老陈家老三……考上了？”
“这……这怎么可能？”
我爸也从屋里出来了，他抢过那张通知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三遍，然后，他这个在厂里挨了领导批评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硬汉，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他一把搂住三叔的肩膀，用力地捶了两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好小子……好小子……”
我奶奶，那个一直骂三叔是“败家子”的我奶奶，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了过来。
她浑浊的老眼里，噙满了泪水。
她伸出干枯的手，想要摸一摸那张通知书，却又不敢，仿佛那是什么神圣的东西。
“老三……”她开口，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你没骗娘吧？”
三叔笑了。
他握住我奶奶的手，把那张通知书，塞进了她的手心。
“妈，是真的。我考上了。”
我奶奶再也忍不住了，她抱着那张纸，像抱着一个失而复得的宝贝，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那哭声里，有委屈，有辛酸，有不信，但更多的，是无法言说的骄傲和喜悦。
我们家，出了一个大学生！
而且是北京的大学生！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传遍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工人区。
我们家，从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笑话，一下子变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
那些曾经嘲笑过三叔的人，都换上了一副笑脸，提着点心，拎着罐头，上门来道喜。
“哎呀，我就知道卫东这孩子有出息，从小就聪明！”
“老陈嫂子，你可真有福气啊！”
我爸妈应付着这些突如其来的热情，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容。
我奶奶也挺直了腰杆，坐在院子里，跟人讲我三叔小时候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只有三叔，还是和以前一样。
他把那张改变了我们全家命运的通知书，随手夹在了他那本《古文观止》里。
然后，继续给我刻他的小木鸟。
我忍不住问他：“三叔，他们都说你运气好，是真的吗？”
三叔停下手里的刻刀，看着我，笑了。
“是啊，运气好。”他说。
“那……高考考了什么啊？你不是都没复*数理化吗？”
三叔想了想，说：“作文题，我写了这些年我看书的感受，写了书是怎么陪我度过那些难熬的日子的。”
“历史题，有一道大题，正好是我最喜欢的那段。”
“语文，考的那些古文，我都能背下来。”
他说得很轻松，很淡然。
可我当时还小，听不懂。
我只觉得，三叔说的那些，好像都藏在他那个小木箱里。
他不是在复*，他只是在和他那些老朋友们聊天。
而那场决定命运的考试，恰好，问到了他和他朋友们聊天的内容。
这，算不算是运气呢？
后来，我爸妈专门请了一次客，把家里最亲的亲戚都请来了。
饭桌上，三叔成了绝对的主角。
大家轮流给他敬酒，说着各种各样的祝贺词。
三叔不怎么会喝酒，喝了几杯，脸就红了。
酒过三巡，我那个平时最看不起三叔的大伯，一个在机关里当小干部的半大领导，端着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到三叔面前。
他拍着三叔的肩膀，大着舌头说：“卫东啊，你可真是……真是我们陈家的状元！以后出去了，可别忘了拉扯拉扯你这些哥哥们。”
三叔只是笑着，没说话。
我知道，他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他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个崭新的，已经刻好的小木鸟。
比之前所有的都精致。
翅膀上甚至刻出了细细的羽毛纹路。
“卫国，三叔要去很远的地方了。以后，不能天天陪你玩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 ઉ的伤感。
“北京很远吗？”我问。
“嗯，很远。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两天两夜，那得是多远的地方啊。
“那你还回来吗？”我抓着他的衣角，快要哭了。
“回，当然回。放假了就回来看你。”他揉了揉我的头，“你要好好听话，好好念书。书是个好东西，真的。”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三叔要去北京上大学了。
这成了我们家，乃至我们整个大杂院的头等大事。
我妈开始忙着给他准备行李。
那个年代，没什么好东西。
我妈翻出了家里所有积攒下来的布票，棉花票，给三叔做了一床崭新的被褥，两身新衣服。
那棉花，是我奶奶在太阳底下，一朵一朵，絮了整整三天才絮好的，又松又软。
那布料，是我妈跑了好几个供销社才买到的，最结实的蓝色的确良。
我爸，那个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的男人，为了给三叔凑够去北京的路费和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挨家挨户地去敲了几个老战友的门，低声下气地借钱。
我知道，那些天，我爸把家里所有能当的东西，都拿去委托商店了。
包括他最宝贝的那块上海牌手表。
家里所有人都铆足了劲，想让三叔走得体面一点，风光一点。
三叔看着大家为他忙碌，好几次，欲言又止。
他想说，不用这么麻烦。
可他看着我奶奶花白的头发，看着我妈熬红的双眼，看着我爸日渐消瘦的脸颊，什么也说不出口。
他只能默默地，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
走的那天，是个阴天。
我们全家，还有院里好多邻居，都去火车站送他。
那是我第一次去火车站。
巨大的蒸汽机车，喷着白色的浓烟，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站台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送别和叮嘱的声音。
三叔背着一个*的帆布行李卷，胸前挂着一个军绿色的挎包。
那是他全部的家当。
他站在车厢门口，回头望着我们。
我奶奶拉着他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嘱咐：“到了北京，要好好吃饭，别冻着，钱不够了，就给家里来信……”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妈也在旁边抹眼泪。
我爸则用力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到了学校，好好学*，别辜负了……”
他没说别辜负了谁，但我们都懂。
三叔的眼睛也红了。
他挨个拥抱了我们。
抱我的时候，他把我举得很高很高。
“卫国，再见。”
“三叔，再见。”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汽笛长鸣。
火车要开了。
三叔跳上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对我们用力地挥手。
火车缓缓开动，越来越快。
我们跟在火车旁边跑，一边跑，一边挥手。
三叔的身影，在我们的视线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和那节绿色的车厢一起，消失在了远方。
我爸妈和奶奶，都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
寒风吹过站台，空荡荡的。
我忽然觉得，三叔这一走，把我们家某种最重要的东西，也一起带走了。
三叔走了以后，我们家的生活，好像又恢复了平静，但又有什么东西，彻底不一样了。
我们家成了院里的“先进家庭”。
我爸在厂里的地位，都好像高了一点。
大家见到他，都会客气地叫一声“陈师傅”，然后羡慕地问一句：“卫东来信了吗？在北京还*惯吧？”
三叔的信，成了我们家最期盼的东西。
差不多半个月一封。
信是从北京寄来的，信封上贴着漂亮的邮票。
每次信一到，我爸就会戴上老花镜，把我们全家人召集起来，一字一句地，大声地念。
三叔在信里说，北京很大，楼很高，马路很宽。
他说，学校的图书馆更大，里面的书，像山一样多，他一辈子都看不完。
他说，他的老师们，都是学问很高深的人，讲课特别有意思。
他说，他认识了很多新同学，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他从不提学*的苦，也从不提生活的难。
每一封信，都充满了新奇，喜悦和对未来的希望。
他在信的最后，总会问我们好不好，让我好好学*。
每次读完信，我爸都会把信纸仔仔细細地叠好，放进一个铁盒子里。
那个铁盒子，很快就装满了。
我们靠着这些信，想象着三*叔在那个遥远的大城市里的生活。*
我们觉得，他过得很好，很充实。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过得有多苦。
那几年，国家还不富裕，大学生的助学金很少。
我爸妈每个月省吃俭用，给他寄去的十块钱，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根本不够花。
为了省钱，他每天只吃两顿饭，顿顿都是馒头咸菜。
为了买书，他去给学校的食堂扛过大包，去建筑工地上搬过砖。
冬天的北京，零下十几度，他没有钱买厚棉衣，就把所有的薄衣服都套在身上，晚上睡觉，冷得直哆嗦。
这些事，他从来没在信里提过一个字。
是后来，他大学毕业那年，他的一个同学来我们家玩，才无意中说起的。
我奶奶听了，当场就哭了。
我爸沉默了半晌，一个人走到院子里，抽了一晚上的烟。
我们都觉得亏欠了他。
可三叔自己，却好像从不觉得苦。
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中学当历史老师。
我们都以为，他会在北京安家落户，娶一个北京姑娘，从此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
可他没有。
工作了两年后，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他要继续考研究生。
那个年代，大学生已经是凤毛麟角，研究生，那简直就是天上的星星，想都不敢想。
家里人又开始反对。
我爸说：“卫东，你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安安稳稳的不好吗？还折腾什么？”
我奶奶也说：“你都快三十了，该成家了，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这一次，三叔没有像当年考大学时那样，去征求大家的同意。
他只是很平静地告诉我们，他已经决定了。
“哥，妈，我觉得，我的学问还不够。我想跟着那些真正的大家，做点真正的研究。”
他的眼神，还是和当年一样，清澈，坚定。
我们知道，我们拦不住他。
这个看上去文弱，甚至有点懒散的男人，骨子里，却比谁都执拗。
他认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又一次，把自己关进了书堆里。
这一次，比考大学时更苦。
他一边要给学生上课，一边要备考。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去。
我们看着心疼，却又无能为力。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再多给他寄五块钱。
那五块钱，是我妈每天加班加点，多缝几百只手套换来的。
结果出来的那天，三*叔给我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
那时候，电话还是个稀罕物，只有我们街道办事处才有。
是街道主任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们家，喊我爸去接电话的。
我爸一路小跑着过去，我们全家人都跟在后面，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爸拿起那个黑色的，沉甸甸的话筒，手都在抖。
“喂？是……是卫东吗？”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
我只看见我爸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考上了？真的？……好，好！太好了！”
他挂了电话，转身看着我们，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狂喜。
“卫东，考上北大的研究生了！公费的！每个月还有补助！”
我们全家人，都愣在了原地。
然后，就是震天的欢呼。
我奶奶双手合十，一个劲儿地念叨：“老天开眼，祖宗保佑……”
从那以后，三叔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
他读完硕士，又读博士。
毕业后，他留在了北大，成了一名大学老师。
再后来，他评上了副教授，教授，成了博士生导师。
他出的书，一本一本地寄回家里，摆满了整个书柜。
他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名字前面，总是带着一长串的头衔。
他成了我们陈家，乃至我们整个家族，最耀眼的骄傲。
他不再是当年那个被人看不起的“二流子”，而是人人敬仰的“陈教授”。
他把我爸妈和我奶奶，都接到了北京。
给他们买了宽敞明亮的房子，让他们安度晚年。
他也给我，这个他从小带大的侄子，在北京安排了工作，帮我成了家。
我们家的命运，因为他一个人，被彻底地改写了。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想起1977年的那个秋天。
想起三叔在所有人的反对和嘲笑中，坚持要去“碰碰运气”。
很多人都说，三叔是时代的幸运儿。
他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好时候。
他的知识结构，恰好契合了那张特殊的考卷。
人各有命，他就是那个好命的人。
我也曾一度这么认为。
直到有一年，我帮他搬家，整理他那些旧书。
在他那个当年从家里带去北京的小木箱底，我发现了一摞厚厚的，已经泛黄的笔记本。
我好奇地翻开。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用各种颜色的笔做的读书笔记。
从《史记》到《资治通鉴》，从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
每一本“闲书”，他都读得那么深，那么透。
很多段落的旁边，都写着他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那些字迹，工整，清秀，充满了力量。
笔记本的最后，是他报名高考前写下的一段话：
“十年动荡，文脉断绝，此身如飘萍，无所依傍。幸有古人书，可慰寂寥。今朝廷重开科举，天下士子，莫不翘首。我知我才疏学浅，数理化更是一窍不通。然，丈夫处世，遇此大争之世，岂可不发一声？纵然失败，亦不枉此生。就以我这十数年所读之书，所思之道，去会一会这个时代。成败，在天；无愧，在我。”
看到这段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终于明白，三叔的成功，从来都不是什么狗屎运。
在那个所有人都随波逐流，为了一个“铁饭碗”而奔波的年代，他选择了守住自己内心的那片净土。
别人在打牌，他在看书。
别人在说闲话，他在看书。
别人在为了几毛钱而争吵，他还在看书。
他把那些最孤独，最不被人理解的时光，都用来和那些千百年前的灵魂对话。
那些“无用”的知识，那些“不合时宜”的思考，像一颗颗种子，在他心里，悄悄地生根，发芽。
他不是在等待一个机会。
他只是在做他自己。
而当那个机会，那个为他量身定做的机会，终于来临的时候，他已经准备了太久太久。
所以，他才能那么从容，那么淡定。
因为他知道，他要去考的，不是什么数理化，而是他整个的青春，他全部的灵魂。
人各有命。
或许，所谓的好命，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而是，当你用尽全力，去守护你内心最珍贵的东西时，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是当你坚持做最真实的自己时，命运，终将给你一个最温柔的拥抱。
如今，三叔也老了。
他的头发白了，背也有些驼了，戴着一副更厚的老花镜。
但他看书的样子，还是和几十年前一样，那么专注，那么平静。
他依旧是那个，能从书里，看到整个世界的三叔。
那个用自己的坚持，对抗了整个时代的，我们家永远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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